《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当今中国大多左派组织的政治报，无论篇幅长短、无论更新频次都落入了一种机械的、复制主义的危机。此种复制主义并非对过去革命出版物如《火星报》和《真理报》在经验、运作模式和办报方针上的研究和在当下社会环境与物质条件内的落实。该危机将一切本应该花费在完善理论体系和办报逻辑上的时间与精力全部投入在如何让自己的政治报看上去像是《火星报》、《真理报》、《红旗》又或者是《人民日报》。为了这一目的，这些报纸的撰稿人详细地模仿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革命者如何使用“呵”、“嚯”等拟声词来丰满自己的表面工作，却忽略了对政治报具体路线和理论的学习。就像马克思这位“被复制者”曾经叙述的那样：“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必须点出的是，当今革命组织的政治报应当罢黜这类机械的复制路线，只因其天真地寄希望通过扒下几十年前刊物的名号来塑造出一种理论上的权威与厚度，好像如何产出文章、如何制成报刊、如何将政治报作为全国革命组织建设的矛头等问题也变得不再重要了。在革命的各个阶段中，报刊等出版物应当在担负着“推进共产主义革命和建设”这一总的历史使命时承担起不同的任务。如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1918年9月写道：“现在，老一套的政治鼓动，即政治空谈，占的篇幅太多了，而新生活的建设，建设中的种种事实，占的篇幅太少了”，可见当时紧迫的、无产阶级的政治报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具体的建设方针（弗·列宁《论我们报纸的性质》）。而将这一论述替换到如今政治报之任务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在各类臆造政治概念和虚假指控横飞的时代完善共产主义者的理论体系，并在中共政权的监察体系下呼吁且建设起一个有群众性质的共产主义革命党和地下联络网。

共产党人是务实的革命者，不是带着面具、穿着古板制服的红色样板戏演员，这一点在文字与笔尖的斗争中同样适用。这是所有革命的共产党人都应当认识到且贯彻到的：“假使判断人们的时候，不是看他们给自己穿上的漂亮礼服，不是看他们给自己取的动听的名字，而是看他们的行为怎样，看他们在实际上宣传的是什么”（弗·列宁《怎么办？》）。而后续本文将涉及到的问题与危机，也大多源自于机械复制者们对老台本的再演绎。

恪守“批倒批臭”和48小时的胜利

毛泽东在1967年8月做出指示，说要在批判运动中“把中国的赫鲁晓夫批倒批臭，这是关系到中国命运的前途和世界命运的前途的大事”（毛泽东 《关于大联合的指示 》）。如今，批倒批臭这一写作模式还影响着许多中国的左派政治刊物，刊物的发行者将报纸当成了一种执行“批倒批臭”口号的武器，甚至都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置之脑后了。需要强调的是，所谓恪守口号的问题本质上是思维固化的问题而非“批倒批臭”这四个字。这一问题已经逐渐演化成了一股新的危机，异化着左派组织的出版物。这一思维要求政治批判这一行为并非源于共产主义的理论，而是让共产主义理论服务于批判这一直接目的，选择性地、公式化地摘录并脱离现实地拼凑出能够执行“批倒批臭”的辞藻。在“批倒批臭”的话语体系下，被批判的对象将成为数种丑恶的叠加态，这一举措能让政治刊物获得大概48小时左右的胜利，毕竟无人能在2天内摘下报刊罗织的数项“罪名”。至于为何要恪守这一口号，又出于什么目的地投身于各类批判词汇的臆造上，我们只能猜测这48小时内的胜利对撰稿者或其所属组织来讲是相当珍贵的。

这一误区并非仅限于信息传播飞速的互联网时代 ，其伴随着现代各组织的政治出版物而生。俄国革命早期，《火星报》就被打上了“学理主义”、“教条主义”、致使“党的僵化”等标签（《工人事业》第10期）。一条一成不变的规则就是：左派组织的出版物习惯将其他路线不同的左派打成右派或者某类反革命，这在信息流通不畅的环境下以牺牲理论上的正确性为代价换得了宣传上的杀伤性。例如西班牙内战时期的各左派组织就展现出了这饱含问题的政治报生态，无论是工人社会党的《光明报》、西班牙共产党的《工人世界报》还是各类无政府主义工团派的报纸，如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土地与自由》。1933年11月10日发行的《土地与自由》就曾批判别的左派组织都是“顽固的右派”且全国“唯一的左派组织是全国劳工联合会，它是真正的革命组织”。

我们不妨看看若是继续恪守这一写作逻辑，当代中国左派组织的政治刊物会如何腐烂下去、僵化下去。本文以《工人革命报》2025年8月11日发布的特捌期为例，看看这份报刊是如何把我们组织“批倒批臭”的。在《工人革命报》特捌期中，我们是坚定不移的“法西斯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者们小资产阶级”、“叛徒”、“卖国贼”、“金日成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修正主义的大杂烩”。同时，我们组织的理论都是在“翼赞叛徒邓小平、习近平的法西斯主义”、“鼓吹南斯拉夫法西斯主义集团”、“对马斯克的尾巴主义”、“帮助资产阶级女性打拳”、“对秦朝法家封建主义的落后部分的谄媚”、“吃起林肯的人血馒头”、“极端仇视以秦始皇为首的封建主义法家的进步势力”、“妄图充当21世纪的奴隶主阶级”、更是主张所谓“刘少奇主义的‘唯生产力论’与‘阶级斗争熄灭论’、‘群众落后论’”（《工人革命报》特捌期 第二版-第二十二版）。这一份着迷于公式化用词和论战的政治出版物不具备任何对革命运动的推进作用，这类政治性刊物在左派运动中屡见不鲜。甚至由于其本身与马克思主义的脱钩和大量纯粹凭空捏造的罪名，连辩驳意义都不具备。我们不妨用实例看看这类政治报写作者仅限文章标题与封面的的“惊人”阅读量：其指控我们的《资本和权力，哪个剥削人》一文是“对马斯克的尾巴主义”，但是除了封面上有马斯克的照片外全文未提及该人；对《如何真正实现女性解放？》一文的批判则更加地虚无缥缈，在我们反复强调了“小资产阶级女性”落入的“身份政治”陷阱、资本主义“强大的阶级分化与强化机器”和唯有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上“真正的性解放和性自由才得以实现”之后，《工人革命报》的写作者们仍是在扫视了一眼标题后就扣下了我们“主张剥削有理，压迫有理”的帽子。我们必须承认，《工人革命报》还是展示了时代的进步，相比于撰写《土地与自由》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写出我们组织谄媚2232年前灭亡的政权等一系列指控后，这份当代的政治报在各类词汇的排列组合上展现了新的突破与唯心思想的新下限。如今，全中国左派组织的几十份、几百份政治报所在的就是一个如此动荡且充斥着危机的十字路口，要么迈向一个全国革命党的机关报，要么成为披着政治刊物之皮的低俗小说。

也许一些人会质疑说：难道在这个危机的十字路口我们要放弃政治批判吗？这也是一大误区。就如同先前停止机械复制的呼吁不是让当今的组织停止办报，强调放弃臆造词汇与罗织罪名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将政治批判的武器融毁。甚至可以说，先前以《工人革命报》为例的政治内容并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批判，而是通过与马克思主义相像的语言表述来包装其辱骂与歇斯底里的本质。从我们如今还在阅读百年前由列宁等革命者写就的政治批判可见，若是政治报的写手们、编辑们都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政治批判的威力与胜利会持续的比48小时更加久远。所有的政治出版物都应当明白政治批判的意义，其效益不在于直接驳倒来自各方的反动声音，而是在跳脱出两方之争辩的更大范围内消灭反动声音的可信度。简要举例，若要对某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言论做政治批判，《共产主义者》的最终目的不该是将这位经济学家以某种奇迹般的手段感化，而是在思想与意识形态的战线上争取更多的观众与摇摆者。就像俄国革命早期的《火星报》不是为了消灭《工人事业》报，中国革命中的《人民日报》不是为了击垮《中央日报》，一个成熟的共产主义报刊应当将建设革命组织与完善革命理论体系作为首要目标，至于论战中的对手的投降只是这一过程中附加的胜利。

中央机关报：党的笔锋

在上述的两类危机下，政治报不该再纵容仅靠机械复制的“政治空谈”，也不该在政治骂战中固执地消磨时间，更不该存在离散的、游离于组织框架之外的撰稿人，甚至可以说各类危机的涌现与自由撰稿人的存在离不开关系。在大部分政治报都在互联网进行组织的情况下，独立撰稿人们、投稿者们变得更加泛滥：通过今天发一封邮件、明天发一封稿子、这周其余时间休息的模式“干革命”。这样的供稿和写作是偶发性的，而非持续性的。要完善一个革命党的理论体系就不能将理论上的工作交由个体的兴趣、自负、心情和个人的目标与追求，共产主义的政治报是以推进革命运动为基本目标的，而非把某位个人打造成洞悉一切的大理论家、评论专家或是什么左派公共知识分子（注：此处论述的一贯为中央机关报，基层政治刊物见“群众路线与出版物运动”部分）。这一问题列宁已经论述的很明了了：

“党的出版物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弗·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

就让我们转向这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来做些详尽的分析。恩格斯曾写道共产主义者的斗争在于“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经济实践方面（反抗资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联系”，列宁也曾提出“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弗·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弗·列宁《怎么办？》）。但在革命进程中，各类组织却在大喊“党指挥枪”、“党领导罢工”以外总是忽略“党掌握笔”的重要性。文章应当由党的编辑部产出并由党的编辑部负责，这一条规则不应被改变或做任何替换：文章不该由独立撰稿人产出并由党的编辑部负责，这无疑是将理论斗争这一战线的控制权交由给了组织之外的写作者；文章也不该由党的编辑部产出并让任何个人负责，存在的任何问题需要在编辑部的组织层面被解决；文章更不该由独立撰稿人产出并由独立撰稿人负责，这将让政治出版物的写作成为又一个运动原子化的受害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政治报应该是明确的由集体写作、修订、发布、扩散的产物，而占主要领导地位的应当是革命党的中央机关报。

机关报的任务是用有限的文字无法述完的：一份合格、成熟的中央机关报应当传达组织的理论与革命号召、评析时事与革命态势、传达如翻墙之类的技术性内容等。但其中最重要的标准是产出活的理论，而非基于表达公式的通稿。死的理论已经被中共的“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资产阶级理论的代理人们重复了几万遍了，一个革命党的中央机关报不需要做论文综述，而是推动当下对过去的、现在的斗争的理论与认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生命力在于，革命运动和理论的发展从未止于重要理论家的逝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共产党人的斗争并没有在卡尔·马克思于1883年离世后失序、静默，因此也绝不应该被机关报的写作者们当成死的理论、语录甚至是教经对待。

群众路线与出版物运动

“脱离群众路线”这一指控平等地从四面八方落到了无数左派刊物上，而要实际地解决这一问题就首先要充分认识群众路线本身，即“群众路线是什么”和“群众路线不是什么”。

让我们先从“群众路线不是什么”开始分析：群众路线首先不是搞庸俗的、毫无思想性的内容。那不是群众路线，而是化为了控制群众的娱乐化大环境的一部分。革命党不该忘记制作出版物与宣传的出发点是什么，即传达的是我们的革命理论和完成思想与实践上的动员。

在形式上，我们可以通过通俗易懂的媒体形式与介质将理论渗透入资本主义社会，但不应该将自己解构成一条条短语与语录并融成海量的、短平快的媒体内容的一部分，在夹缝中嘶哑地喊一声“加入我们”或者“共产主义万岁”之类的话语；

在内容上，革命党的出版物应当拒止只为了博人眼球和提振流量的烂俗内容。以2025年7月到8月的江油群众抗议事件为例，当时参与镇压和封闭消息的江油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副书记等人被互联网“开盒”，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这是流量至上的自由派媒体和民粹主义者们钟爱的信息，但这不应该是以阶级斗争为主要视角的革命刊物应当转载的内容。就如同共产党人在政治斗争中不依赖恐怖主义的刺杀一样，理论斗争中也不应当将攻击一个复杂官僚体系中的个体当成主要目标：传播几张涉事警察的照片就如同拿起放大镜观察庞大国家机器中的几个螺丝，这皆是互联网世界的狂欢而不是对阶级意识的培养或任何形式的理论输出。其负面效果也是明显的，读者将不解于一个左派组织到底是走针对阶级矛盾的社会主义路线还是走针对个人的恐怖主义路线，就如同先前论述的那样，共产主义者的出版物不该成为低俗小说。

这样的互联网狂欢在内外网以天为单位进行着，反对中共的自由派们就曾在海外展开过名为“爆料革命”的网络运动。如目前涉嫌诈骗的郭文贵就曾在2017年6月爆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岐山和某某女星有染等新闻；此外，还有如所谓以“中南海听床师”为中心来传播关于中共高层的阴谋论，以此而非物质条件基础来演绎地推理出中共下一步的政策方针和中共明年就要灭亡的预言。

显而易见的是，革命者不该为了迎合流量而抛弃掉辩证的论述过程，或将目光从普罗大众的斗争移开，转而着重书写中南海中的阴谋论或纠结某位官员到底有没有生活作风问题。那么出版物真正的群众路线是什么？革命者的答案应当是：通过线下支部和政治中心的运作来产出由工人学生所写、基于工厂和学校实时动态而写的出版物，并在当今的中国建立一个长期缺位的群众政治刊物传统，即出版物运动或办报运动。

必须澄清的是，所谓“运动”不代表出版物的设立和编辑是狂飙突进并迅速凋落的思潮，其本质仍是需要长期运营的理论斗争。这样的理论斗争之所以会以运动的形态发展是基于两个重要性质：游击性与统一性。游击性代表着基层的群众政治刊物将以多种形式现身。在工作场所中，政治刊物将会以揭露性传单和小册子的模式出现；在学校中，政治刊物将以理论学习册、社会评论等形式涌出；在线下，这些报刊可以是精美制作的宣传册，也可以是白纸黑字的一摞揭露材料；在线上，这些出版物可以是长视频、短视频、社交媒体文章和各格式的文件；就算一个刊物被中共的监察体系查禁，其余的出版物也能继续运行。可见，办报运动的游击性决定了其较低的参与门槛、相当灵活的标准和面对监察体系的弹性。这类办报运动绝非新的事物，列宁就曾如此评论俄国早期的揭露经济情况的出版物：“既然各行各业工人的贫困和痛苦有许多共同之处，‘叙述工人生活的真实情况’就使所有的人赞赏不已。甚至在最落后的工人中，也产生了一种想“发表文章”的真正热情，一种想用这种萌芽形式的战争去反对建立在掠夺和压迫的基础上的整个现代社会制度的高尚热情…… [揭露类出版物]可以成为唤起阶级意识、开展工会斗争和传播社会主义的起点”（弗·列宁 《怎么办？》）。

这也是中央机关报和基层政治刊物最显著的区别。如上文所述，中央机关报强调完善理论体系的重要性和“党掌握笔”这一绝对原则；而工人、学生所书写的大量基层政治刊物可能仅关注自己所处行业的困境和“什么是共产主义？”等基础理论的普及，笔者、编者可能来自不同的地区与领域，甚至持有着不同的立场与意识形态。这代表着若出版物运动不受指挥与协调，基层政治刊物将带有着其自然的原子化模式和倾向。列宁也充分提到了这类运动的两面性：“这种揭露可能（在革命家组织适当利用这种揭露的条件下）成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活动的开端和组成部分，但是也可能（而在崇拜自发性的条件下则一定会）导致‘纯粹工会的’斗争和非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运动”（弗·列宁 《怎么办？》），在学生群体中也同理。和如今逐渐僵化的各组织的机关报一样，基层群众的政治刊物在运动还未发展起来前就已经面临着抉择：是成为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基石还是成为一篇篇市井杂谈？

借此我们必须强调出版物运动的另一大性质，即统一性。此处的统一性特指出版物在指导思想和理论体系上的统一，它是共产主义革命党的统一领导的直接或间接产物。换句话说，考虑到出版物运动的规模和游击性，其不会也无法由革命党全权控制，但党在革命中的统一领导能够作用于出版物运动这一总革命运动的分支。领导工人和学生运动的党支部需要在工作场所或学校中举行理论教育、辩论和研讨，这将决定了党支部所在之处的基层政治刊物在理论上的统一。以工人运动为例，工作场所中的线下支部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广泛的政治教育和建立地区编辑部的方式将工厂中产出的文章、传单和小册子从工联主义的政治刊物转化成带有革命性质的出版物，此外，这一工作还需将各地区阶级斗争的实际进展抄送至中央机关报的编辑部以成为组织自己的情报通讯源。只有这样，党与运动中的出版物才能“使过去的经验(从原始空想的社会主义发展而成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现在的经验(工人同志们当前的斗争)之间经常发生相互作用”（弗·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

当然，统一性与本文先前批判的机械复制处于完全不同的路线，基层的政治刊物是以统一的理论体系来产出针对身边具体议题的新内容，而非依靠复制名号或语言表达习惯得来的政治空谈。一百个受共产主义革命党所影响的政治刊物可以有一百个不同的名字、来自一百处不同的场所、针对一百种不同的话题，但其立场和思想应保持着高度统一。

统一性也将是“合法出版”这一迷思的解法：赤裸的现实是当今的中国不存在任何涉及到政治的“合法出版”，当政治刊物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审查时，刊物为了暂时留存或广泛传播就面临着内容的去政治化。然而统一性得以在这种非理想环境下给予了各出版物一定的写作纵深并保证了对应的宣传效益。首先，系统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支持着写作者在被迫转向如文化批判等略显“不痛不痒”的话题时也能透露出部分锋芒；其次，出版物运动的统一性还包含着视觉设计等领域的统一，如排版风格、插图、配色等要素就算不加上激进的文字也能成为革命运动在这处工厂、这所学校存在的佐证，即沿用运动中其他出版物的影响力。可预见的是，这些统一的文字和像素点将成为中共监察体系的噩梦，如同幽灵一样宣示着“我来过，我又来到，我还将重临！ ”（罗莎·卢森堡 《柏林秩序井然》）。

结语：致读者与未来的革命者

我们需要一同面对的是，无论是终结政治报的危机、建立起中央机关报还是组织起出版物运动似乎都无比困难，这是无可辩驳的。的确，海量政治报的问题和群众政治刊物在中国的长期失位已经持续了几十年，这表明政治报方面的革命工作是长期的、持续的、不断的且辛苦的，但它不是不可现在开始的。我们那些坐等革命时机成熟的“同志们”总是劝说“革命的时机未到，等到时候再起身行动也不迟”并列出诸如台海战争、周期性经济危机、中共党内政治改革等不能再模糊的时间点，似乎到那个时候他们就能直接起势、拉起一支能和统治阶级对抗的革命队伍、夺取政权。然而现实是，当他们期盼的革命时机真的到来时，若政治报的危机未能被解决，革命的胜利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不过是美好的神话。在所谓革命时机到来之时，必然出现的将是全国的无政府状态，到那时“一切阶级都公开登台了。一切纲领观点和策略观点都受到群众行动的检验”（弗·列宁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然而正是在这样一个受“检验”的时刻，几百个零零散散的、热衷于政治骂战和机械复制的左派组织连一句明确的、统一的口号都没能力发出，只能眼看着革命时机的流逝。

所以，终结危机和随着路线发展政治出版物不是什么可以等到时机成熟再解决的问题。与这种论调相反，只有终结政治出版物的危机与推动其健康的发展才能给予革命组织创造或把握时机的基本条件。而要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则离不开有着自觉的革命者们，这包括你，一位读者同志的加入与工作。

可能这是你阅读的第一篇共产主义的理论文章；可能你长期作为一名读者但尚未准备好成为一名革命者，觉得革命这个概念或“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过于地遥不可及；或者你已经将“革命者”这个身份套在了自己身上（非常好，这是第一步）。然而，无论你在上述的哪个阶段都不会阻挠你成为一位真正的革命者，将一位左派政治爱好者和革命者所分隔的不是年龄、阅历又或者是身份，而是是否具有行动起来、组织起来的觉悟。

读者同志，是时候停止观望、犹豫和对革命时机的幻想了，政治出版物作为我们运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在党组织和群众的共同斗争中得到发展。我们只有两个选择，如果不走向革命就是走向慢性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