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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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入侵使清政府蒙受奇耻大辱。庚子事变后，慈禧太后流亡西安，深感国势危亡，非变法不能自存。在列强压力和国内舆论逼迫下，清廷于1901年宣布推行“新政”，试图以自上而下的全面改革挽回颓局。清末新政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法律等方方面面，力度和范围远超戊戌变法，因而被称作清朝的“自强新政”或“庚子新政”。
清末新政的主要举措包括彻底废除延续1300年的科举八股取士，改行新学堂教育体系、派遣大批官费留学生赴欧美日本以吸收新知，设立商部、学部等新式行政机构，制定商法、公司律以鼓励工商实业，筹建巡警制度、修订新刑律，试行司法近代化，推行官制改革，裁撤冗官冗员，精简政府机构等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宣布“预备立宪”，计划逐步确立君主立宪政体：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筹建资政院，谕定9年后召开国会。在军事方面，新政大力扩军练兵，将各地旧式武备统一改编为新军，废除八旗绿营陈旧编制；同时实行“裁藩并省”，调任汉人督抚入疆入藏，意图加强中央集权。经济上，清廷于1904年成立度支部，开始统一管理全国财政，同时改革币制，重新推行银元本位、试办官库银行，如户部银行（后改大清银行）；收回或改造部分外资控制的铁路矿山，提倡“国有化”发展基础设施等。
新政措施可谓包罗万象、轰轰烈烈，一度又让人们对清朝出现重新振作的希望。不可否认，清末新政在客观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例如，新式学堂遍布全国，各省纷纷成立大学堂和中小学堂，至宣统年间已有学生数十万人，使得新知识得以开始传播；新军数量扩充迅速，至1911年规划全国产生新军三十六镇；商法颁布、巡警系统建立、统一的国家邮政局开办（1906年），这些在某种程度上初步引入了现代国家的职能元素。然而，这场改革最终未能挽救清王朝，反而以另一种方式加速了它的灭亡。究其原因，清末新政带有明显的“自我否定”特征：朝廷一边想维持自身统治，一边又不得不推行可能削弱自身权威的变革，结果左右掣肘，进退失据。
首先，新政虽然声势浩大，但清政府推行改革的动机和诚信仍受到戊戌变法被镇压后的普遍质疑。经过戊戌政变和义和团之乱，社会各界对朝廷的信任度极低，绝大多数人认为清室此番改革只是“权宜之计”，不是真心开明。当预备立宪的诏书发布时，立宪派士绅初时热烈拥护，竞相成立咨议局、选举各级代表，盼望能够和平实现君主立宪。然而，清政府在实施中表现出极大的保留和傲慢：立宪时间表一拖再拖，从开始宣布的9年缩短到5年又改回9年，反复无常；更严重的是，1911年5月清廷组建责任内阁，却任命皇族隆裕太后的弟弟载沣等满人亲贵为内阁要职，13名内阁大臣中有满人9名，被舆论讥为“皇族内阁”。这使汉人士绅和立宪人士大为失望，认为朝廷居然在如此危急时刻仍念念不忘固守皇族利益，不肯真正还权于民。不少温和的立宪派彻底放弃希望，转向支持革命派推翻清室的主张。当时有识之士张謇等人上书力陈：如果清廷能容纳几位立宪派人才入阁共政，哪怕不给实权，也足以稍解民怨，挽回时局。但清室亲贵执迷不悟，一味猜忌防范，以为与社会各方矛盾激化的时候只要抓住军队“强力弹压”即可稳坐江山。结果适得其反，社会各界的不满迅速汇成怒潮，一发而不可收拾。
老生常谈的问题是清末新政依然缺乏坚实的财政基础支撑，改革措施虽然铺得很开，却虚弱无力——第二次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的时候就已经近乎枯竭的国库怎么可能在经历北京陷落后重新筹得出款来？经过甲午赔款和庚子赔款的连番重压，清政府财政实际上已经处于崩溃边缘：《辛丑条约》赔款本息总额高达9.8亿两白银，同时清政府每年需拿出约3000万两来偿付外国债务和利息，同时，此前丢失的盐税和财税也从来没有收回。尽管1908年成立度支部统一预算，但各省坐大，各自为政，中央财政鞭长莫及。为筹措新政经费，清廷除举借外债别无他法。大清户部银行自1905年以后连续发行多笔外债券用于新军饷械和铁路建设，导致债台更高，利息支出愈发沉重，财政陷入恶性循环。新政的各项良好规划最终因经费匮乏而大打折扣。以新军为例，原计划练兵36镇50万，但实际只编成约14镇15万人，且很多经费靠举债维持，军饷常常拖欠，士兵哗变时有发生。在推行地方自治和实业振兴上，清政府也捉襟见肘，没有给予充分财政支持，地方自治不过空架子，奖励实业流于口号。在改革进入深水区时，清政府的财政拮据使许多后续举措无法贯彻，甚至不得不出卖改革初衷来换取金钱——最典型的便是铁路国有政策。
从新政提出的伊始，其最为重要的内容就是收回路权、实行铁路干线国有化，以期加强中央对战略交通的控制，并利用铁路盈利偿债。这在理论上无可厚非，但执行中却激化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与民间的矛盾。前述四川、两湖等省商办铁路被清廷强制收归国有，引进外债引发的保路运动正是新政引火烧身的体现。四川保路风潮中，各阶层群众走上街头，喊出拒借外债、收回路权的口号，矛头直指清政府和洋银行团。朝廷派军镇压适得其反，激化冲突，引发成都血案。最终清廷不得不派重兵入川，反而导致武昌起义时湖北新军因主力调走而防务空虚、起义成功。铁路国有化本是新政强干中央集权之举，却因为竭泽而渔式的做法（不退民股、借洋款修路）而引发全国性危机。新政在某种程度上自己摧毁了清廷赖以生存的的社会支撑：它本希望笼络的新式绅商阶层彻底倒戈，甚至成为革命的积极推动者。清末最具经济实力和现代意识的群体——民族资产阶级和立宪绅士——本应是改良派的重要倚靠，结果因新政的失误而对清廷离心离德，最终转向叛变。
再次，新政虽欲加强中央集权，却无法逆转晚清权力碎片化的痼疾。慈禧太后1908年死后，年幼的宣统帝继位，由摄政王载沣执政。载沣等满人亲贵企图通过新政重夺中央权威，于是不断削弱汉人大臣与地方督抚的势力。然此举引发了权力真空和军心不稳。先是袁世凯这位北洋新军统帅于1909年被载沣解职，朝中支柱力量被移除；随后大量经验不足的满洲贵胄被提升到重要岗位（皇族内阁），排挤了有能力的汉人官僚。结果朝局愈发紊乱，人心思变。曾经令清廷引以为凭的新军，也在各派势力倾轧中涣散瓦解。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时，清政府调集的北洋军队在前线按兵不动、静观其变，地方新军更是大多响应革命或自主独立，中央对军事的控制力降至冰点。新政原想造就的“全国常备军”最终四分五裂，沦为各省军阀的资本。所谓“中央集权复兴”走向了它的辩证反面，军政大权进一步失控。在这一局面下，清廷的垮台已无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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