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上一篇：中国社会史纲（19）-“国家解体”：军财政三权同时崩溃
甲午战败唤醒了部分清朝统治者和知识分子的危机意识。民族危机当前，朝野上下“变法自强”的呼声高涨。光绪帝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影响下，于1898年发动了一场急风暴雨般的改革运动，即“戊戌维新”。维新派主张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引入西方的君主立宪政体和新式教育、工商业政策，以图挽救危局。他们鼓吹开议会、兴西学、裁冗官、发展农工商业，几乎要对旧制度来一次全面改造。短短百日内，光绪帝连续颁布了一系列上谕，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被称为“百日维新”。
然而，戊戌变法由于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和资源支持，从一开始就陷入自我否定的悖论。首先，维新派所汲取的是西方政治思想（如君主立宪、民权平等），却很少触及现代财政经济体制建设的根本方略。他们设想通过制度变革实现“救亡图存”，但是却全然限制与对上层建筑的修修补补，从来没有提出如何建立国家财政信用、发展资本市场之方案，使得维新运动缺乏物质支撑。以财政为例，光绪帝虽下诏裁撤冗官、削减开支，但中央库藏早已空虚，无力资助新政。新式学堂、练兵购械、奖励实业等都需要经费，而清政府在甲午赔款后财政更趋窘迫。维新派本身多为知识分子，对经济财政问题认识有限，提出的政策过度理想化而缺乏可操作性。他们关注政体改革胜过经济改革，这就留下巨大的隐患——改革没有稳固的财力作依托。相比之下，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一大原因在于作为经济基础的财政改革先行：建立近代银行和税制，鼓励工商、殖产兴业，从而为政治近代化提供了资源保证。由于清朝变法缺少这一环节，而是仅靠几道诏令和御旨就妄图改变上层建筑，改革自然无法成功。同时，知识分子和新派人物见到这一情形不由得铤而走险，甚至提出将边疆蒙藏地区卖与帝国主义势力筹资的政治意见，严重触怒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清政府守旧派，导致统治集团内的矛盾激化。
其次，光绪帝推进维新不得不倚重旧官僚系统，其改革人事布局非常薄弱。朝中真正支持变法的新派官员寥寥无几，大多数仍是既得利益的封疆大吏和保守派。光绪帝本人虽有变法愿望，但他手中的实权有限，依赖的是同光中兴以来形成的官僚体系。而这些显贵权臣多半对维新持怀疑甚至反对态度，要他们真心落实新政何其困难。戊戌年间新设立的一些机构（如农工商总局、京师大学堂等）虽然挂牌成立，却缺乏强有力的行政班底和财力支持，往往在戊戌受年内效益极差，甚至连筹资都无法保障。康有为等变法领袖虽然眼界开阔，但毕竟脱离实际权力运作，对旧势力的根深蒂固估计不足。他们一厢情愿地相信只要皇帝下诏，全国即可欣然从命，但现实却是顽固势力暗流汹涌。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利用朝中大员的普遍疑虑，最终在政变中一举扼杀了变法。
再次，维新运动激进而缺乏长期有效的政治策略，反而触动了既得利益者的警惕却未能争取广泛的社会支持。百日维新试图在极短时间内变革科举、裁撤绿营、开民智、兴西学，急于求成，导致全社会除了官僚保守派以外的阶层都迅速联合起来予以抵制。维新派并没有像刻板印象中那样扎根基层士绅和新兴商人阶层。事实上，很多地方士绅对变法也心存疑虑，尤其科举制度的突然废止令传统读书人不满。此外，维新派缺少对军队的影响力。当时掌握实权的新式军队如袁世凯等北洋将领被维新派排斥在外，没有被纳入改革同盟。结果在关键时刻，维新派既得不到地方士绅财力支持，又无法调动军队保护改革，处境极其脆弱。1898年9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处死谭嗣同等六君子，戊戌变法宣告流产。从开始到结束仅一百余日，维新派理想化的改革迅速土崩瓦解。
戊戌维新的失败暴露出晚清所谓政治改革尝试的政治现实：上层少数人倡导的思想革新若是没有深厚的社会–经济基础和强大的政治联盟支撑反而可能引发统治集团的内部分裂，加速旧体制瓦解。光绪帝妄图依靠旧统治阶级的物质利益支持“自己革自己的命”导致新政彻底成了无源之水。维新被扼杀后，清廷统治集团回归极端保守，一时间朝野上下，咸仰承风旨，于西政西学不敢有一字涉及。戊戌政变的血腥结局也进一步削弱了清政府的公信力——既得利益集团顽固守旧、抗拒变革的形象深入人心；同时，这一次变法的失败最后一次证明清末的问题已经彻底无法使用和平的改良手段解决。此后数年，朝野的新思潮迅速激进化，革命党人的影响逐渐超过立宪改良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