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上一篇：中国社会史纲（19）-“国家解体”：军财政三权同时崩溃
如果说外部冲击和洋务自救的无力拉开了晚清崩溃的序幕，那么随后国家权力结构的内部分裂则加速了帝国解体的进程。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崛起的地方武装——如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建立起了财政自负的地方军阀财团局面。湘淮军首领们凭借平乱之功被任命为封疆大吏，掌握了一方军政大权，也直接控制了相关省份的财政收支。传统上，清代财政由户部统管，地方需将大部分税赋解交中央后再由朝廷统筹拨付；但在咸丰末年战乱中，这一体制迅速瓦解：1853年起各省为自保纷纷截留税款以供本地团练和军费，中央调度失灵。各地督抚以“就地筹饷”为名擅自主理赋税征解，形成事实上的省级自治财政雏形。到了太平天国平定后，这一趋势已经无法逆转。湘军创始人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内就紧紧攥住本辖区赋税大权，一手操纵湘军军费，一手掌控江南财政，对中央阳奉阴违。李鸿章督直隶后的淮军经费亦主要靠关税和新税自行供给，户部鞭长莫及。结果就是各地督抚坐拥兵权、财权、治权，清朝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大大削弱。清代晚期中央政府的无能导致中国近代出现了中央政府、地方势力和列强资本三方瓜分财政与权力的格局，传统的大一统帝国陷入行将就木的大分裂。
在财政方面，地方督抚不仅截留赋税，还掌握了新兴的厘金、关税等重要收入来源。曾国藩、李鸿章等利用手中的军功特权，获准就地征收商业税“厘金”来支撑其军费。厘金最初是战时应急之举，却在战后固化为常规税种且多为地方自主留用。这使得清政府数百年来以田赋为主体的财政结构发生根本变化：商业税（洋关税和厘金等）在晚清财政收入中比重急剧上升，甚至超过田赋，传统农业型财政体系被打破。据统计，同治年间关税和厘金合计已超过地丁收入，成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但这些收入对于中央而言往往难以统筹规划。户部本有权调用关税四成，但各关实际解交经常不足，地方关税大部被督抚截留自用。赫德报告也承认户部调度关税之能力相当有限，因为海关完税后多就地拨付用于各省洋务开支。同样地，厘金本应上解一定比例，却屡遭地方扣减侵吞。中央政府能够直接支配的财源日益枯竭，不得不仰赖各督抚的协济和洋人的贷款来维持运转。这种军饷地方筹、财政地方控的状况严重破坏了清朝的财政集权体制。同时，清廷也试图收回财权但收效甚微，因为一旦剥夺湘淮诸军经费供给，地方武装就可能哗变并彻底终结清政权摇摇欲坠的统治根基——这一掣肘使清政府对地方强藩近乎无计可施。
在属于非实业产业与国家硬性财政税收的金融贸易领域，清政府的主权同样遭到列强资本和买办势力的瓜分。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列强资本大举涌入中国，在通商口岸建立起银行、航运、贸易、制造业等各类企业。从1865年到1894年，外国在华企业从不到一百家激增到近600家。其中，外资银行在华设立分行四十多处，控制了中国相当部分的金融业务；外资轮船公司数十家，几乎垄断了沿海内河航运；外商还开设大量工厂，参与资源开采和工业生产。到甲午战前，列强在华投资总额逾一亿美元，其中贸易、银行保险和航运业占了绝大部分。截至1912年，中国进出口贸易额的90%竟由外国洋行所垄断或作为中介人间接控制，而本国商人只能在残余领域艰难经营——这一情况直接导致明末兴起的晋商、徽商等传统本土商帮被破坏，被迫化整为零。晋商更是在外蒙古独立后彻底丧失了其赖以生存的贸易路线，消失在历史舞台上。更关键的是，列强通过“债权控制”直接干预清政府财政：1870年代后，清政府开始大量向外资银行举债，以筹措洋务经费和战争赔款，其中最主要的债主是如汇丰银行等在华英资银行。汇丰凭借雄厚实力，在独家代理中国关税收入和垄断对清贷款业务之外，甚至包揽了部分地区货币发行和国债承销等金融特权。在庚子事变后，汇丰银行牵头组织列强银行团贷款以助清廷赔款，条件是关税、盐税等最稳固的收入必须优先用于还本付息，加之上文已经讲述的债权国可以直接从海关提取偿款的特权，中国政府渐渐成为了资不抵债的破产政府，被迫听命于洋行银行家的摆布，经济主权已被侵蚀殆尽。
在军事权力方面，中央对新式军队的控制力亦不断削弱。同治以来由曾国藩、李鸿章等整建的湘军、淮军原本是清廷仰赖的地方武力，但它们更多效忠于统帅个人，对朝廷离心力很大。例如湘军将领只听命于曾国藩，本质上是私人武装，其财政也自成体系。李鸿章的淮军亦然，被戏称为“李家军”。这些武装力量在平定内乱后从未裁撤，而是常驻地方成为半独立的势力。光绪年间，为应对列强威胁，清政府又编练新建陆军，如北洋新军等，然而其军事经费仍然要靠列强贷款和关税作保。更糟糕的是，新军训练装备虽较现代，但其统率多由各地督抚掌握（如北洋新军属日后的北洋大臣袁世凯节制），令中央皇权和朝廷上的文官政府鞭长莫及。到清末，统兵大臣往往兼理一省财政军政，实际割据一方。清廷名义上还有调动天下之权，实际上调不动几支嫡系兵马。同治以后再无像曾国藩那样平乱后自解兵权的“完人”，各系武装势力尾大不掉。最终，这种军权失控在辛亥革命中体现无遗：一旦地方起事，很多驻军要么倒戈、要么观望，朝廷根本难以指挥弹压。同样，地方官员在风声鹤唳时多保全自身，清政府号令已成一纸空文。这正是中国历史上喜闻乐见的国家机器总崩溃——财政听命于人、武权各霸一方、物料流通的市场体系彻底失序，原本应高度集权的帝国陷入了“三权分立”的反常状态：地方权贵、列强资本和军阀武装三足鼎立。这种内外夹击、四分五裂的局面使清王朝丧失了对国内资源的全部整合能力，也为其覆亡埋下了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