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上一篇：中国社会史纲（17）-十九世纪贸易全球化背景下的清政府财政崩溃
1860年代太平天国内乱平定后，清朝出现了短暂的“同光中兴”，统治集团痛感内忧外患的压力，开始推动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洋务派重臣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试图引进西方的军事工业和科学技术来挽救清征服。在中央支持下，洋务派官员创办了一系列近代军事工业企业：如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等官办军工厂；他们同时建立新式学堂、翻译馆，选派留学生出国学习西方知识。此后，洋务运动由“自强”转向“求富”，开始涉足民用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官员集资开办了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等“官督商办”性质的企业，引入铁路、轮船、电报等西方先进技术。到甲午战争前，清政府已建立起21个新式军工厂，修建了总计数百公里的铁路干线和电报线路，一批近代企业初具雏形，似乎中国近代工业化已经在自强不息中迈出了第一步。
然而，洋务运动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是众所周知地极为有限，面对制度上不可逾越的鸿沟束手无策。如上述，洋务新建的近代企业基本上采取“官办”或“官督商办”模式，并未能培育出真正独立的民营工业体系。所谓“官督商办”即为由官府控制经营、商人出资参与的半官方企业模式——此类企业产权关系模糊：官府握有实权，商人的所有权地位尴尬，因而官商矛盾丛生。官僚利用职权在企业中营私舞弊、中饱私囊现象普遍，外溢的腐败严重侵蚀了企业效益。官僚既不懂现代工业技术和管理，又热衷于以权谋私，结果使得许多近代工矿企业效率低下、亏空累累，最终大多以失败告终。甲午战争前夕，官办和官督商办企业的弊端已暴露无遗，如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号称与洋商竞争，但终因管理腐败以及私商权益被官僚侵吞等因素导致经营情况很不景气。类似的还有开平煤矿因官商纠纷陷入困境，天津电报局等本意图开拓私人需求市场的权益的商业化收益也效益不彰。显然，依赖古典时期遗留的官僚体系在腐败的专制体制下发展近代工业，殊为不易。
其次，洋务企业在技术上高度依赖西方，缺乏自主创新和配套体系。清朝并未出现类似英国那样由民间工业技术积累逐步演进的工业化道路。洋务派所办之企业多为直接引进西方现成的机器设备和工艺，在国内缺少技术来源和人才储备：大量机械、枪炮、船舶需要向外国订购，国内没有自行研制能力。即便是江南制造总局这样的军工厂，也主要靠进口外国机床和聘请外国技师起步。由于缺乏独立研发和消化吸收外来技术的方法，中国始终没能建立起自己的工业技术体系。洋务运动本身的侧重点也在于军事和重工业领域，对整体经济社会结构的影响有限。1870年代全国私营近代工矿企业不足20家，1894年前也仅增至200余家，且规模小、技术落后，对全国经济仍属凤毛麟角。由于缺乏商业自由和法律保障，传统士绅商人对投资工商业心存疑虑，再加上官督商办模式排挤民营、晚清政府对工商业的政策带有浓厚的古典时期官僚排异心态，导致民间资本积极性完全没有能够被充分调动。中国的民族企业一直在夹缝中求生。它们一方面受到外国廉价商品的冲击，另一方面又受到外国银行的金融控制和清朝官僚的盘剥。因此，它们的生存和发展，必须服从于列强的资本主导的市场规则。
因此，从主观目的看，清政府的主要生产目的是维持邦统制帝国的存续并供养官僚机器，改革措施都是为了强化中央集权，重建邦统制帝国的统治机器。在这种背景下，清政府的经济政策（如发展官办企业、奖励商办实业）也主要是为了增加税收，以支付巨额赔款和维持国家运转，而不是主动地去服务于列强的资本增值。 然而，从客观结果看，清政府的“自救”行为却在事实上加深了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依附。清政府为了偿付《辛丑条约》的巨额赔款，不得不将海关和盐税作为抵押。这使得中国的财政命脉被列强控制，国家收入的大部分被用于支付赔款和利息。这种经济行为的最终受益者，正是列强的金融资本，而不是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清政府的每一次税收，都在间接服务于列强的资本增值。为了筹集资金还款，清政府大量向外国银行借款。这些借款往往附带苛刻的条件，如出让铁路、矿山等资源的修建权和开采权。这使得外国资本得以通过资本输出的方式，深入到中国内陆，控制关键的经济命脉。比如，俄国控制了中东铁路，德国控制了胶济铁路。
甲午战争（1894–1895）的惨败为洋务运动敲响丧钟。北洋水师耗费二十年心血经营的“自强”成果在现代化的日本联合舰队面前不堪一击，全军覆没；清政府在战争中暴露出的积贫积弱令举国震惊。战后签订的《马关条约》的意义不仅在于让中国不但赔款白银二亿两，开放更多口岸，还不得不允许日本等列强在华设厂，这实质上宣告了清政府“求富”政策的破产。同时，该条约要求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并割让台澎金马列岛，实际上从法理意义角度否认了中国作为东亚霸主的天朝地位。随着条约执行，洋务派经营多年的近代企业远未能达到与外资相抗衡的水准，当外国资本和商品长驱直入时，中国民族工业更加艰难。
甲午战败使朝野认识到仅靠引进几门洋枪洋炮、开几家军工厂远不足以救国，政治和制度层面的变革已刻不容缓，这直接催生了此后的维新变法思潮。显然，治标不治本的洋务运动思想全盘皆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