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上一篇：中国社会史纲（15）-文化高压与社会停滞：征服者政权合法性下的思想禁锢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文化上，清朝的制度选择都旨在维护其征服者统治和传统秩序，这种选择的代价就是扼杀了本已在明末出现端倪的资本主义发展可能。对于“资本主义为何未能在中国自行成长”这一长期困扰史学界的问题，元明清三朝统治时期的一系列作为提供了一个近乎完整的答案。
首先，元代与明末的资本主义发展并非全然虚幻。13、14世纪的全球化供应链，16、17世纪江南商品经济的繁荣、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市镇自治的萌发，已经呈现出突破传统“农业经济”的新要素。当时江南出现富商投资手工制造业、区域市场高度一体化、商业资本活跃于物流金融等领域的景象。然而，这些新生因素需要一个宽松而支持性的宏观环境来发育壮大，却先后遭逢元末明初大崩溃与清朝的入关征服而夭折。后者的征服从军事上摧毁了江南市民社会的基础（屠城、圈地等导致工商群体凋零），从政策上冻结了市场网络（海禁和重农抑商切断了贸易与资本流动），从制度上扼住了工商业者向近代转型的咽喉（高压文化和政治管制不允许新的社会力量登台），造成了远比元末大崩溃更具破坏性的作用。换言之，不是中国不存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而是清朝从各个方面将已经蓄势待发的资本主义发展趋势掐灭在泥土中。
其次，清朝的统治模式与同时代兴起的西欧资本主义道路形成了鲜明的反衬。18、19世纪之交，英国、荷兰、法国等西方国家通过“战争与海权将市场与政治打通”，国家积极支持工商业扩张，商人资本反过来推动国家机器的强化。在欧洲，资产阶级和中央政府结成联盟，以建设海军、开拓殖民地、发展工业的方式实现了飞跃。这一过程中，封建的“绝对君主制”国家权力和资本力量相互促进：国家提供安全和海外市场，资本提供税收和信贷，最终孕育出现代工业社会。而中国清朝走的是另一方向：清政权将国家与资本人为割裂开，国家视资本为洪水猛兽加以防范，资本则因缺乏政治保护而发育不良。结果，当19世纪中叶东西方发生直接冲撞时，清帝国在全球结构性变化面前不堪一击。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就是明证：以英国为代表的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用坚船利炮轰开了大清紧闭的国门。战争中，清政府调集数万八旗绿营水师，却敌不过区区英军数十艘现代舰船和几千洋枪队——其背后原因在于英国建立了能够动员巨额财富支持战争的财政金融体系，而清朝的军事财政仍停留在古典时代，国库支付不起装备新军和持久作战的费用。林则徐禁烟引发战争时，两广总督衙门甚至一度要向广东行商临时借款来修炮台，可见清廷穷于应付的窘境。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开放五口通商，并赔款2100万银元。这笔巨款在英国不过是议会批准发行国债即可筹措的小数目，但对清廷却是难以短期拿出的沉重负担。由此，清朝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了自身财政经济模式的落后——“天朝上国”竟连区区夷兵都打不过。这是清朝货币停止金融化以后的巨大恶性影响。
第一次鸦片战争只是一个开始。战后清廷内部曾有志士如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技术，但朝堂上的主流依然因循保守。道光、咸丰年间，清政府对内忙于镇压此起彼伏的民变（如太平天国运动于1851年爆发），对外则抱残守缺希望维持旧有朝贡外交。结果英法等帝国主义列强很快乘虚而入，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这一次，侵略者直接攻入中国腹地，火烧圆明园，咸丰皇帝仓皇出逃承德避暑山庄。北京陷落、条约加码，清廷被迫签署《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开放十余处通商口岸，允准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宣教士可入内地自由传教，并赔偿白银千万两。经过两次鸦片战争，清帝国的闭关自守彻底破产，被强行纳入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此时的清政府，不得不开始思考以往政策的严重局限。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曾国藩、李鸿章等汉人地方大员崛起，他们一方面组织起地方团练武装平定内乱，另一方面也意识到须购置洋枪洋炮、借助西方力量才能制服太平军。太平天国战争末期，李鸿章甚至与英国雇佣军合作，由洋员戈登助练淮军。这一系列变化标志着清政府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列强的合作者：清廷为了自保，不惜依赖洋人军力与资金，换取其对满清政权的支持。这正是中国近代史上所说的“洋务运动”发端：洋务派官僚主张引进西方武器和技术来“自强”，实为被列强打怕后的被动应变。然而，这种救亡图存的努力在当时更多体现出的是买办性的一面——洋务派办厂需靠外国贷款、购买机器依赖洋行、海军聘请洋员培训，甚至海关税收都由英国人主管。在列强控制的通商口岸，一批依附外国人的华人买办和官僚迅速积累财富和权力，反过来影响清政府决策，使之不敢违逆列强旨意。可以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正在从一个孤立的封闭帝国转变为半殖民地性质的“买办政权”：它表面拥有主权，实则经济命脉和外交主导权都逐渐操在外国资本手中，而清朝统治集团中的有识之士虽然想变革，却又深陷于本身制度的腐朽，未能走出这种半邦统制帝国半殖民地的怪圈。
崩溃前夜的清帝国与新时代的到来
从顺治到咸丰，同属一个清朝，但前后境遇判若云泥。顺治、康熙时的清朝用高压与封闭稳定了自身统治，却抹杀了社会进步的可能；而道光、咸丰时的清朝因循前惯，终酿致积贫积弱，在内外交困中撞上了西方坚船利炮。这一过程昭示出清王朝作为历史反动力量的双重画像：它前期是中国早期资本主义的扼杀者，后期却又不得不向资本主义列强俯首称臣，在列强压力下苟延残喘。可以断言，清朝对中国近代命运的最大“贡献”，恰是在于以反面教材的形式证明了闭关锁国与专制僵化的死路。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时，清政权的虚弱与腐败已暴露无遗，也宣告了其统治进入风雨飘摇的晚期。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清朝将在外国资本和本国危机的夹击下挣扎求存，一方面尝试洋务自强以挽回败局，另一方面却继续维护僵化的专制体制，错失一次次改革契机。随着帝国内部矛盾加深和全球列强争夺加剧，清政府终将难逃覆亡的结局。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余烬中走出的中国，迎来了“同治中兴”到甲午战争、维新变法、八国联军入侵再到辛亥革命的一系列大动荡。本作将在下一个篇章中，继续追踪1860年之后清朝由自救走向灭亡的历史轨迹，解析这个腐朽落后的政治体如何在内忧外患中一步步走向终点。可以预见的是，曾经以高压手段扼杀现代化萌芽的清帝国，最终也被更加猛烈的历史潮流所吞没——这是历史必然的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