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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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清王朝不仅在经济上逆转潮流，在思想文化上也实施了严厉的高压统治，以确保对关内社会的控制。这种文化专制进一步削弱了社会自我更新的能力，阻断了可能推动制度变革的思想动力。在明末清初之际，江南一带曾出现思想活跃和文化多元的局面，涌现出一些带有早期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色彩的思潮。然而清廷入关后迅速通过“文字狱”等手段实行空前严酷的文化钳制，把士人阶层纳入比过去严格的多的思想统治之下。
中国古代的历朝统治者都利用文字狱来打击思想异议，而清朝的乾隆则是制造“文字狱”最多的皇帝。据不完全统计，自顺治到道光年间，清朝先后制造了约150-200起文字狱案件，其中康熙年间十多起、雍正年间二十余起、乾隆一朝更高达一百余起。这些案件涉及面之广、处罚之重，在中国历代王朝中前所未有。清初几起著名文字狱，如顺治时的《明史案》、康熙晚年的戴名世《南山集》案、雍正时对反清思想家吕留良的大案，都显示出清政府对任何可能挑战满清合法性的言论零容忍。哪怕书生在著述中稍露怀念前明或对清室不敬之语，都可能招来杀身之祸。文字狱往往株连极广，轻则流放充军，重则满门抄斩、灭族。乾隆年间更是将文字狱运用到登峰造极：据统计乾隆一朝各类文字狱案件约110起，占整个清代的70%左右。乾隆帝一方面号称自己主持编纂《四库全书》网罗天下典籍，另一方面又借机大兴文字狱，将数以千计的书籍列为禁毁书，凡涉及反满、“媚明”者，一概严惩。无数珍贵典籍被查禁焚毁，士大夫人人自危，生怕祸从笔出。这种文化高压政策有效地扼杀了思想界的创造活力：清代中叶以降，儒家学术日趋僵化，考据训诂之学盛行而批判经世之学式微。士人不敢议论时政，不敢触及社会矛盾，更不敢提出超出“圣贤成法”的新主张。在西方启蒙思想兴起、近代科学突飞猛进的18世纪，中国知识界却被困于对古籍字句的咬文嚼字中不能自拔。
清廷文化专制背后有深刻的政治动机：它试图以意识形态的全面统一来巩固征服者的合法性，这也在实际上反映了邦统主义地主阶级的阶级统治本身的岌岌可危，为了延续其阶级统治，它不得不采取比过去严厉的多的手段以强行维持邦统主义生产关系，压制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满洲王朝身为强调自身所发明的异质性的政权，要长久统治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关内汉人必须确保其精英在思想上臣服，不出现造反理论或异端意识。因此，清政府大力鼓吹程朱理学等所谓正统儒学，把孔子之道与满清皇权捆绑起来，塑造“君父之道天经地义”的舆论环境。顺治、康熙年间曾一度重用汉人士大夫，显示开明，但随着统治稳固，满清皇帝愈发严厉打击一切可能威胁其“大一统”的思想苗头。例如康熙末年查禁了所谓“明遗民诗文”中对清不恭的内容；雍正则公开宣称“朕即国家”，痛斥异见者是“乱臣贼子”；乾隆更将自己定位为儒家道统的最高维护者，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时对思想界进行全面审查整肃。清皇权对儒家思想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定制化改造：剔除了其中的民本监督、天下公议等积极因素，只保留三纲五常中有利于专制和等级的部分，甚至把满人地位写进了礼法（如强调满汉不可通婚、满人为上等）。通过科举考试，清政府迫使士子在思想上完全接受这种扭曲的儒学，一切应试文章都必须歌颂传统伦理和朝廷恩德。任何对现实弊政的批评、对制度的改良建议都可能被视为离经叛道而招祸。这种极端定于一尊的思想氛围窒息了社会的创造力，使中国失去了宋明以来士人阶层中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所发注出来的带有资产阶级倾向的批判精神和改革倾向。
文化高压还表现在对社会组织和自治传统的破坏上。明末时期因明廷的控制力松懈和经济发展，江南等地曾有一定程度的士绅自治和民间社团活动，但清朝统治者对一切民间结社组织都高度警惕，予以取缔或严加管控。清律规定，民间私自结社一概以“会党”论罪，特别是像天地会、白莲教这样的秘密宗教结社更是被镇压无疑。在地方治理中，清政府加强中央集权，裁撤明代地方上的自治机构（如市舶司、社学、乡约等）而代之以更严密的官府控制。基层社会的绅士阶层虽然在调解乡里事务中仍有作用，但凡遇重大事项都受限于官府，不可能形成独立于朝廷的政治力量。城市方面，明代中后期一些工商城市的行会、自治机关曾发挥管理功能，而清代城市基本没有自治权，市政由官府衙门直接负责，城市公产也为官府控制。这意味着中国缺乏孕育资产阶级政治力量的土壤：市民阶层即使积累了财富，也无法组织政治社团为自身利益发声；反而为了取得法律地位，商人们不得不热衷于向朝廷捐官、拿钱换取虚衔，以附庸于官僚阶层。清中期兴起的捐纳制度（花钱捐官衔或功名）就是一例，许多富商豪绅斥资买一个“五品衔”或“奉政大夫”的头衔，以跻身官绅之列。这种做法短期为朝廷筹集了银两，但从长远看更固化了官僚与地主集团对商人的吸纳和改造，防止了资产阶级的形成。正是在这种严密控制下，中国未能出现如西欧那样由城市资产阶级、封建地主构成的“横向联盟”去对抗皇权、争取政治权利，乃至争取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相反，清朝强化的是自上而下的宗法等级，是满洲贵族、汉人官僚、绅士地主层层相扣的依附链条，使社会缺乏自治传统和向上改革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