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中国现存的改良主义思潮产生的土壤

当代的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以专制主义国家机器为支撑，官僚阶层与资产阶级结成稳固的同盟，共同维护资本积累与统治秩序。表面上，这个国家以“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的名义自居，实际上却是是资本增值与阶级压迫的工具 中国国家的本质并非超越阶级的“中立仲裁者”，而是资本主义统治的有机组成部分：国家权力表面上超越阶级对立，以“人民利益”的名义维持统治，实则在压制社会矛盾的同时为资本增值提供制度保障。国家既是资本主义的守护者，又以强力机器的姿态凌驾于社会之上。这种双重性，使得工人阶级的自发斗争虽然频繁，并能迫使中国大陆的资产阶级只能靠专制制度维持其统治，却始终难以突破分散状态，无法直接撼动国家机器。

正是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改良主义思潮有了滋生的土壤。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与看似牢固的统治秩序，一部分人开始怀疑暴力革命的可能性，转而寄希望于制度内的渐进改良；另一部分人则干脆承认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把现代社会民主主义当作最终目标；还有人把改良主义视为“阶段性策略”，认为只有等到阶级斗争形式发生质变时，才有可能谈论革命。

中国现存的各派改良主义思潮

一部分人认为，当代中国的国家机器过于强大，暴力革命不可能被组织起来，因此只能通过渐进的改良来改善劳工处境，乃至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种观点可以被称为“进化马克思主义”。这种观点强调历史的渐进性，认为社会可以通过不断的制度改良与政策调整逐步走向社会主义。这种观点往往引用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发展所产生的新需求，导致生产关系发生变革的论述，却有意忽略了马克思所强调的阶级斗争的普遍性与暴力革命的必然性。它把历史的辩证运动简化为线性演进，把阶级斗争替换为单纯的“制度优化”，最终沦为一种不可实现的空中楼阁。

另一部分人则更为彻底地抛弃了革命，抛弃了共产主义，直接认为资本主义本身没有根本问题，只需在其框架内不断完善社会福利与民主制度即可，这就是“现代社会民主主义”。这个思潮不再以共产主义为目标，而是直接承认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认为只要通过福利国家、议会民主与社会保障，就能实现社会公正。现代社会民主主义认为，现代的“新”资本主义通过技术革新、全球化分工与资本积累，使得它仍然能够不断创造新的财富与物质条件，使社会整体生活水平得以提高。其次，资本主义国家在一定阶段通过福利政策、社会保障与工资提升，对工人阶级进行“收买”。这种收买并非消灭剥削，而是以部分让渡来换取工人的顺从，使他们在不进行激烈斗争的情况下也能过上相对安稳的生活，于是就可以让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被消费主义与福利幻象所笼罩。于是现代社会民主主义者们便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可以自我调节、不断改良，从而实现社会公正与稳定。

这种观点在二战后和苏联解体后的“资本主义繁荣时期”曾经盛行。当时，各资本主义国家依靠战后重建、技术革新与美国霸权下的国际秩序，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福利国家的扩张、社会保障的建立以及工人生活水平的提升，使得许多人相信资本主义能够通过制度内的改良实现“全民共享”的进步。然而，这些繁荣时期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劳累过度与过度剥削的现象比比皆是。

在美国，战后“繁荣”并未消除工人斗争。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美国钢铁、汽车、运输等行业的罢工频繁发生。1970年，美国邮政工人大罢工席卷全国，涉及20多万工人，迫使政府妥协。与此同时，美国工人长期处于高强度劳动环境中。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1970年代制造业工人平均每周工时超过40小时，加班普遍存在；在西欧，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中超过千万工人罢工，意大利1969年“热秋”工潮要求缩短工时、提高工资，英国1978到1979年的“冬日不满”则是工人对长期压榨的集中反抗；在日本，高速增长期的“过劳死”成为国际通用词汇。厚生劳动省数据显示，1980年代起每年都有数百起因过度加班导致的猝死案例，说明所谓“日本奇迹”的背后是工人生命健康的牺牲；在韩国，1987年全国性大罢工动员数百万工人，要求民主权利与劳动保障。即便在今天，韩国仍以“长工时社会”著称，OECD数据显示其工人年均劳动时长长期位居发达国家前列。2024年京畿道华城电池厂火灾造成23人死亡，其中大多数为外籍工人，这暴露了工人们在“3D工种”（脏、累、险）中的极端剥削；在中国，2015年全国至少发生2700起工人集体行动，涵盖工资拖欠、工伤赔偿、社保权益等问题。近年来程序员、二次元汉化组成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兴工人群体的抗议不断出现，说明资本主义的新形态并未消除矛盾，反而加剧了剥削和压迫。

这些事实表明，所谓“繁荣”并非阶级矛盾的消失，而是统治阶级在工人运动压力下的暂时妥协。福利制度与工资提升是资本主义为了维持统治所作的让渡，而非制度本身的仁慈。更重要的是，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从未被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彻底消灭。消费主义、民族主义、个人奋斗叙事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麻痹了工人，但每一次罢工、抗议、集体行动，都是工人阶级在斗争中重新认识自身处境、形成阶级意识的过程。

因此，无论在生产关系、政治领域还是思想文化领域，阶级斗争都从未停歇。社会民主主义所谓“资本主义没有问题”的立场，正是对这些持续不断的斗争现实的遮蔽与否认。

还有一些人采取折衷立场，认为改良主义道路只是“权宜之计”，在现阶段只能通过NGO、法律援助等方式积累力量，待到中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或者阶级斗争形式发生质变——即目前分散的、每年数万次的自发工人斗争转化为能够直接瘫痪国家机器的力量——才开始建设列宁式政党领导革命。这种观点可以称为“改良阶段主义”。“改良阶段主义”看似比前两者更“革命”，因为它承认未来需要建立列宁式政党并进行革命。但它的问题在于，把革命无限推迟到某个“未来时刻”，而在现实中却完全沉溺于改良主义的实践。它把NGO、法律援助、劳工维权等工作视为“阶段性任务”，却不把这些斗争纳入到革命党建的整体战略中。结果就是，等到阶级斗争形式真正发生质变时，革命党却并不存在，群众的自发斗争缺乏集中领导，最终只能被国家机器镇压或被资产阶级势力收编。

因此，这三种改良主义虽然有差异，但它们殊途同归。它们都否定了建立列宁式工人革命党的现实性与紧迫性，最终滑向取消主义与尾巴主义。取消主义意味着放弃革命目标，尾巴主义则意味着在现实斗争中丧失独立性，只是跟随自发运动或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尾巴。

列宁式革命党必须进行改良斗争

然而，批判改良主义并不意味着否定改良斗争本身。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清楚地区分二者。改良主义是一种政治立场，它把改良当作最终目标，否定革命。而改良斗争则是工人阶级在现实条件下不可避免的斗争形式，是阶级力量积累与群众觉悟提高的重要途径。

在中国，工人阶级每天都在进行各种形式的改良斗争：工资讨要、工伤赔偿、反对超时加班、争取社会保障。这些斗争虽然是局部的、分散的，但它们真实地反映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共产主义者必须深入其中，推动这些斗争的发展，把它们与更广阔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

因此，问题不在于是否要进行改良斗争，而在于如何进行。改良斗争要在工人日常生活的矛盾中找到切入点。比如在工厂里，工人们最直接的要求往往是工资、工时和安全保障。共产主义者必须帮助工人把这些零散的诉求组织起来，从个别的讨薪行动发展为集体的谈判与罢工，使工人认识到他们的力量只有在团结中才能发挥作用。这样的斗争不仅能争取到眼前的利益，更能让工人亲身体验到阶级对抗的现实。事实上，改良斗争可以说是提升工人阶级意识的唯一现实途径。即使这种斗争并非在党直接领导下展开，它依然在客观上推动了工人对自身处境的觉醒。因为阶级意识并不是先验的灌输，而是在斗争中不断生成和深化的。改良斗争与阶级意识的形成存在辩证关系：没有斗争，意识就会停滞；而在斗争中，意识才能突破资产阶级文化霸权的束缚，逐步走向觉醒。

在法律和制度的框架内，工人维权往往受到限制，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渠道毫无意义。相反，利用法律援助、媒体曝光等方式，可以扩大斗争的影响力，迫使资本家和地方政府做出让步。然而，共产主义者必须始终提醒群众：这些让步是暂时的，是在压力之下的妥协，而不是制度的恩赐。只有不断地斗争，才能迫使统治阶级退让。

同时，改良斗争还必须与宣传教育结合。每一次工人集体行动，都是向群众揭示资本主义本质的课堂。通过传单、讨论会、工人互助网络等形式，把个别斗争与整个阶级的命运联系起来，让工人明白，他们面对的不是某个“坏老板”，而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

改良斗争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它本身能否彻底改变社会，而在于它能否成为阶级教育和组织的过程。只有这样，改良斗争才能超越改良主义的局限，成为革命党建的有机组成部分。

如果在阶级斗争形式发生质变时，没有一个相对成熟的群众性革命党，那么指望在那个时候临时建党是根本不可能的。历史经验已经反复证明：革命的爆发往往是突然的、迅速的，而革命党的建设则是长期的、艰苦的。如果没有事先的准备，革命高潮只会被浪费，最终导致失败。1953年东德工人起义，数十万工人走上街头要求改善生活条件和政治自由，却因没有革命党来集中力量，最终被苏军和东德警察镇压；1956年的匈牙利十月事件也是典型例子，学生和工人自发组成工人委员会，短时间内几乎推翻了苏联扶植的政权，但由于缺乏统一的革命党领导，运动很快被苏军血腥镇压；同样，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在捷克斯洛伐克掀起了广泛的民主化与社会主义改革浪潮，却因缺乏能够在群众与国家机器之间形成坚实组织的革命党，而在华约的坦克开入布拉格时迅速崩溃。相比之下，1974年的葡萄牙康乃馨革命虽然推翻了独裁，但由于工人委员会和士兵委员会缺乏统一的革命党领导，最终被社会民主化和议会体制所吸收，未能完成深刻的社会改造。1968年的法国五月风暴和1969年意大利的“热秋”工人斗争，虽然一度使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陷入危机，但由于共产党与工会的保守立场以及缺乏革命党在群众中的领导，最终都被体制所化解。1980年代的巴勒斯坦第一次大起义（Intifada）展现了群众的巨大能量，但因缺乏统一的革命纲领和党组织，运动逐渐被民族主义与宗派政治所分割。甚至在当下，2025年孟加拉国与尼泊尔的工人运动也显示出类似的矛盾：工人阶级的自发斗争不断爆发，却因缺乏一个成熟的群众性革命党来集中力量、制定战略，而面临被国家机器镇压或被改良主义力量收编的危险。所有这些事实都表明，革命高潮的突然性与革命党建设的长期性之间存在着根本矛盾，如果没有事先准备，群众的英勇斗争往往只能化为历史当中的悲壮插曲，而无法转化为真正的社会解放。

因此，中国现在必须着手建设一个列宁式的革命党。这个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行民主集中制，保持与工人阶级的紧密联系。改良斗争将是这个党现阶段的重要任务之一，但绝不是它的全部任务。党的根本任务是通过改良斗争积累力量、锻炼干部、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为未来的革命高潮做好准备。

如何让改良斗争、思想文化斗争和武装斗争统一起来？

民主集中制不仅仅是一个组织原则，更是一种工作原则。它既要求党在内部实行充分的民主讨论，让不同经验、不同岗位的同志能够畅所欲言，提出各自的见解；又要求在形成统一决议后，全党在行动上保持高度集中，步调一致。这种原则的意义在于，它避免了组织陷入各自为政的分散状态，也防止了少数人专断的官僚化倾向。只有在民主与集中相结合的条件下，党才能真正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既能吸收群众的智慧，又能在关键时刻形成统一的意志。

这也意味着，党的工作不能局限在某一个方面，而必须在统一领导下开展多方面的实践。如果一个组织只干发行报纸和杂志的工作，那么它就会陷入知识分子的狂欢的境地，把革命简化为“思想的传播”，最终脱离群众的实际斗争；如果一个组织只干NGO和法律援助的工作，那么它就会陷入改良主义，把有限的维权当作全部事业，丧失革命方向。真正的革命党必须吸收来自不同行业、具有不同才能的人，在统一领导下各尽所能，同时推进宣传、组织、法律援助、工会建设、理论研究、文化工作乃至国际联络等多方面的工作。只有这样，党才能在长期的斗争中积累力量，形成真正的群众性革命力量。

这种全面性并不是形式上的“面面俱到”，而是源于阶级斗争的现实需要。工人阶级的斗争是多层面的：有经济上的罢工与维权，有政治上的抗议与组织建设，也有思想文化上的对抗与教育。党必须在这些领域同时发挥作用，才能把零散的斗争汇聚为整体的阶级力量。任何片面的做法，都会导致党在某一方面畸形发展，而在整体上失去领导力。

因此，批判改良主义并不是否定改良斗争，而是要揭示改良主义的局限性。改良主义把改良当作最终目标，否认革命的必要性；而共产主义者必须把改良斗争作为阶级教育和组织的手段，把它纳入革命党建的长期战略。只有在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导下，党才能避免宣传主义的空洞化和改良主义的尾巴化，真正把群众的日常斗争转化为阶级觉悟的提升和革命力量的积累。改良主义的各种变体——无论是进化论式的幻想、社会民主主义的妥协，还是阶段主义的拖延——最终都走向取消主义和尾巴主义。而唯有在革命党的领导下，改良斗争才能超越自身的局限，成为通向工人阶级解放的阶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