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为什么需要民主集中制？

贯穿整个工人阶级斗争历史的一个事实就是，工人阶级的敌人——骑劫在工人头上的，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是一个高度集中、组织严密、行动迅速的暴力工具，“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每一位共产主义革命者都必须深刻意识到的一点，幻想资产阶级政权在面对工人阶级的反抗时将政权拱手相让是不现实的，它必定会以一切包括暴力的手段对工人阶级革命进行血腥镇压。因此，一个组织工人阶级革命的先锋政党，无论它是冠以什么样的名号，都必须要在组织行动的严谨程度、迅速程度、集中程度上也达到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相当的水平，甚至是要做得比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更为出色，方有一战之力。

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的历史恰恰提供了一个与上述论断相反的例证。作为欧洲最早的工人阶级政党之一，它在19世纪末便已成长为普鲁士帝国的帝国议会中的最大反对党，拥有广泛的工人群众基础。然而，当历史真正进入到决定性的关头时，这个政党却没有表现出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相抗衡的集中性与战斗力。SPD之所以会沦落至此，并不是单纯的“背叛”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力量格局发生变化的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工人阶级虽然在数量和组织上都空前壮大，但他们的政治代表，即SPD却逐渐失去了作为阶级先锋的角色。原因在于：一方面，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在战争和战后危机中依然保持了核心的军队、官僚和资本控制力；另一方面，工人阶级虽然有罢工和委员会运动的爆发，但缺乏一个能够集中力量、迅速决策的组织制度。SPD没有培养出一支能够在地下斗争、武装起义和群众运动中迅速行动的干部队伍。它的干部多是议员、工会官员和地方组织者，擅长谈判和管理，却不具备在革命危机中统一调度的能力。党内也缺乏一个能够在危机时刻统一意志的集中领导机构，导致在关键时刻不必要的党内争论的不断拖延了决策，使得行动迟缓，最终只能依赖资产阶级议会的程序和其他妥协手段，而无法形成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相抗衡的革命力量。这种劣势在1918年革命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工人和士兵苏维埃本来是一个能够挑战资本主义的新国家机器的雏形，但SPD领导层却把它们当作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渡工具”，因而迅速把权力交还给传统的军官团和资产阶级议会。换句话说，他们没有把群众的自发力量转化为新的国家形式，而是依赖旧的统治结构来维持秩序。这种做法使得工人阶级的主动性被削弱，胜利的天平也因此重新向资产阶级倾斜。

为了建立起一个真正严密而有战斗力的革命组织，共产主义者必须依靠党内民主的方式来实现。任何人都不能幻想某个个人或小团体能够在复杂多变的局势中永远做出正确的决策。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只有把全党集体的经验、智慧和实践总结起来，才能形成科学的路线和方针。党内的民主环节——自由的讨论、公开的辩论、批评与自我批评、领导人的选举与监督——不能是装饰品，而是保证决策正确性的唯一途径。如果缺乏这样的民主，所谓的“集中”就会蜕变为少数人拍脑袋的独断，最终导致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

但是，民主并不意味着可以无限制地分裂成派系。革命党不同于资产阶级的议会党派，它不能容忍那种以小集团利益为核心的派系存在。党内的分歧必须通过公开的、受保障的民主讨论来解决，而不是暗箱操作或小圈子争斗。一旦经过充分讨论形成统一意见，全党就必须像一台机器一样，毫不迟疑地贯彻执行。这种高度统一的行动纪律，正是革命党区别于松散组织的根本所在。

为什么我们需要民主集中制？因为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本身就是高度集中、组织严密、行动迅速的工具。如果工人阶级的政党只是一个松散的辩论俱乐部，只会陷在无休止的理论争吵里，那么它在现实斗争中必然一击即溃。面对资产阶级的暴力镇压，这样的组织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只能被历史淘汰。民主集中制的“民主”和“集中”就像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没有民主，就没有真正的集中；没有集中，民主也无法转化为实际的力量。

一些庸俗的左派和宗派主义者总是把“集中”曲解为独裁，认为这是压制个体的表现。但事实恰恰相反。只有通过党内民主，才能真正把全党的智慧凝聚起来，形成科学的决策。集中并不是少数人意志的强加，而是全党集体经验的结晶。正因为如此，集中才有力量，才有方向。否则，一个没有民主的集中，只会变成官僚的独裁工具，最终导致党的僵化和分裂。

这里必须强调，民主集中制不仅是一种抽象原则，它还必须落实到具体的组织架构中。革命党必须有明确的领导层级。中央委员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在全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它由全党选举产生，代表全党的意志。中央委员会再从自身成员中选举产生政治局，负责处理重大决策。政治局之下设有书记处，书记处的任务是处理日常的组织事务，而不是代替政治局做出战略决策。换句话说，政治局必须主导决策，因为它代表的是全党的集体意志，能够高效而统一地制定政策。如果让书记处主导决策，权力就会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削弱党内的民主讨论和集体智慧，导致决策偏离全党利益，破坏党的团结和效能。

同时，革命党必须建立起防止官僚化的制度。基层党员必须有权随时罢免任何一位中央委员会成员。这不仅是对领导层的监督，更是保证党始终与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关键。只有这样，才能防止领导层脱离群众、滋生腐败或独断专行。革命党的活力和责任感，正是来自于这种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

民主集中制的真正力量，不仅体现在它能够把基层的活力和中央的集中结合起来，更在于它要求每一名党员都必须通过实际工作来体现自己的责任。一个革命党如果只是依靠少数知识分子或干部的个人能力，而没有在广大工人群众中建立起坚实的基层组织，那它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群众党。群众党意味着党必须在工厂、学校、社区等各个基层场所建立起支部，把党的路线和政策落实到每一个角落。但这些支部并不是空壳，它们必须由真正履行义务、积极参与组织事务的党员来支撑。只有那些在日常工作中承担责任、贡献劳动的成员，才配得上享有党内的权利。相反，那些只挂名、不参与、不履行义务的人，就不能成为党的成员。

这样的要求，使党不至于沦为一个松散的联盟或单纯的学习团体，而是一个以实践为基础、以行动为核心的整体。基层党员不仅是执行者，更是信息的提供者和监督者，他们把群众的意见和斗争经验带到党内讨论中，使党的决策始终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与此同时，中央机关则要为基层提供战略视野和组织后援，把分散的力量统一起来，形成纪律性和凝聚力。只有当个人的意志和力量真正融入到集体的组织之中，党才能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实现高度统一的行动。这样，民主集中制既保证了党内的广泛参与，又锤炼出强大的执行力，使党能够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保持活力和战斗力，真正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我们如何捍卫民主集中制？

共产主义者们领导的革命组织，要捍卫民主集中制，就必须要和其两个要素的反面倾向做针锋相对的斗争：基于官僚主义的集中制和基于无政府主义的“纯粹民主”。

要避免组织僵化，以及组织内部形成的独断官僚，就必须时刻保持组织的有机运作，这就是组织内的民主。最基本的一点，就是组织内一切基于团结而不是基于分裂的争论，必须得到充分的包容和保障，围绕对组织的工作路线、理论指导、斗争方针等一切大小问题上的讨论都应该公开进行，并容许充分辩论。如前文所述，组织的科学决策是来自组织整体的实践总结，故无论是少数派还是多数派，表达意见的权利都必须得到保障。历史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少数派的意见往往在一开始不被采纳，但随着形势的急剧变化，却可能迅速转化为多数派意见。这并非偶然，而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的体现。社会意识往往滞后于现实，当矛盾激化、局势突变时，原本被视为“过激”的少数派主张，反而最能切中要害，从而赢得群众的广泛认同。它们最初都处于少数，但最终证明了自身的正确性，并成为全党全体的共识。这种转化在组织生活中常常表现为“全票通过”。然而我们必须明白，这种“全票”并不是形式上的压制，而是党内民主充分展开、经过激烈争论后形成的高度统一。它恰恰说明了列宁式政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相反，如果把民主理解为机械的“百分之51对百分之49”，就会把分裂当作民主，把对立当作活力，这不仅削弱了党的统一意志，也违背了工人阶级政党的根本原则。真正的党内民主，是在充分讨论、允许少数派坚持意见的前提下，最终形成全体一致的行动。这样的统一不是表面的，而是建立在对现实矛盾的深刻把握和对历史方向的共同认同之上。正因为如此，少数派的正确意见一旦被历史证明，就能迅速凝聚为全党的意志，推动斗争走向胜利。

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组织内部需要进行不同工作部门的划分，这是不可避免的，由此带来的每个工作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也就是干部和领导，也是不可避免地需要迫切选举出来，以确保在民主的进程顺利完成后，干部作为一个组织“高度集中“的监督者来推进组织工作。任何的干部、领导都必须通过组织内投票、决议、选举产生，且必须对选举他们的部门高度负责，最重要的一点——全体组织成员必须完全保留对所有干部、领导的罢免权力，以防止干部的不称职、腐化甚至是背叛，这也是布朗基主义式的政党所不能做到的，它们往往会随着时间在组织内形成一个僵化的官僚领导组织，甚至会发展出自身的特殊利益，反过来要求革命为他们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他们为革命的利益服务，在组织内打压一切异见，垄断决策权力，这种失去了组织有机性的政党在历史上已经向我们证明了其不具备领导工人阶级的能力，最后甚至会反过来要求工人阶级为其统治服务，甚至是背叛工人阶级。因此，要保留这种权力，组织的最高权力机关、一切干部领导层有责任定期召开代表大会，向全体成员报告工作，接受成员的批评和监督，解释一切工作、决策背后指导理论的来龙去脉，以防止领导和干部逐渐脱离基层。

而要保持组织的“高度集中”的行动力，就必须要求组织成员具备“党性”，自觉地服从组织的工作安排，参与组织的民主议程，尊重组织的民主决策，不论该成员是“多数派”还是“少数派”，都有义务在行动上彻底地、积极地贯彻组织的决定。历史上在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岌岌可危，旧俄国军队已经瓦解，但是德帝国主义的军队正在长驱直入，威胁新生的工人国家——立即退出世界大战是迫切的。然而，围绕如何应对德国的苛刻条约，布尔什维克党内部展开了尖锐的争辩：列宁主张“以空间换时间“，保住苏维埃政权火种，等待欧洲革命爆发；布哈林则认为屈辱求和是向帝国主义投降，主张发动革命战争，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参与革命。布尔什维克党经历了数周的公开的、激烈的辩论，经历了托洛茨基“不战不和”的策略的破产，最终列宁的主张以微弱优势胜出——但是，尽管布哈林等人认为这是“屈辱的”、“毁灭”的决策，但是他们并没有分裂，而是留在了党内执行了他们一贯反对的政策。这就是革命组织“集中”的体现，即使是革命生死攸关的关头，一旦民主进程通过了决定，无论是少数派还是多数派，都必须服从组织意志，保证全党统一行动。其次，组织内允许观点的自由交锋，但是决不允许有派系斗争，即组织内形成独立的小帮派组织，形成了独立于组织的派系纪律，所有的争论的前提必须是维护组织的统一和团结（前提是组织依然是有机的革命党，是代表工人阶级的革命党，而不是服务于其领导官僚利益的工具），而不是促进了组织的派系斗争。“工人反对派”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党中之党”，它们诞生在布尔什维克党内部，拥有自己的工作手册和工作纪律，这种党的出现会破坏革命组织的团结和统一，最终也会被阶级敌人所利用；不过，这种原则在也被后来的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者滥用，它们将一切反对意见都污蔑成“党中之党”，这是对民主集中制的歪曲和破坏。最后，组织纵然内部存在意见分歧，但是对外口径必须统一，不能将组织内矛盾示予阶级敌人，这也是“高度集中”的行动体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反面教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反对起义”的意见在党内的民主表决中被否决后，气急败坏地在非党内的公开报纸中泄露党内准备武装暴动的最高机密，这使得革命党瞬间处于极为不利的局势当中，这就说明了革命组织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统一对外口舌”，分歧和争论，必须严格限制在组织内部当中。

无产阶级和左派的彷徨

比起僵化的组织结构，现代左翼组织所要迫切解决的反而是小资产阶级式的松散、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以及宗派主义式的阵营划分。这种倾向甚至不能让左派形成一个初步的有生力量的组织，自然的，避免组织僵化也无从谈起。

小资产阶级式的松散以及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大致上可以归为一类，细节的差别不能阻碍到这两者最终产生了一样的共鸣：排斥“集中”，追求无限制的“民主”，任何这样类型的“革命党”（往往是自我宣称的）都不可避免的将组织的所有工作都局限在辩经，久久无法统一组织的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自然的，所谓的“革命党”的工作就是纯粹的清谈，难以形成统一的决议和行动，这种模式在资产阶级暴力机器的打击下往往不堪一击，最终总是陷入瘫痪和分裂。近代历史中，1936年到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就是一个典型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弊病历史。在内战中，武装工人击败了法西斯叛军，但是其无政府主义的意识形态使它在面对实际权力的时刻突然陷入彷徨：究竟是掌握胜利果实建立工人政权，还是忠于自己的“无政府主义信仰”？结果就是领导武装工人的“全国劳工联盟”进行了无休止的辩论，最终选择放弃夺权，与资产阶级政府“合作”；另一边，这支军队实际上也是涣散的组织，不是强调统一的纪律，而是强调“自愿纪律”，反对统一集中的军事指挥，尽管在巷战中非常英勇，但是一旦和高度集中的、由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武装的职业军队进行正规战时，则显得纪律涣散，不堪一击，并最终在国家内部被斯大林主义控制的西班牙共产党清洗。

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习气，则可以直接数到1989年的中国六四学运，中共在纳入市场化以来导致的贪污和腐败最终催生了反对它的知识分子集会，不过，尽管在核心诉求上尖锐正确地指出了中共的弊病，但是其本身的“小资产阶级式”的松散，最终导致了它的失败。首先是没有意义、无限制的民主：青年只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组织“清谈馆”，运动从头到尾没有形成统一决议，学生领袖之间派系林立（“高自联”、“绝食指挥部”），互相争斗，谁也无法统一指挥，上一个决定刚作出，很快就被另一群人的热情推翻（例如是否撤出广场）；其次，学运没有形成统一的行动纲领，初始诉求随着运动的发酵越来越模糊抽象，甚至在与政府对话时，连派出哪个代表去都无法达成一致；行动上也是瘫痪的表现，无论是绝食还是请愿，都是被动的、防守的姿态，表面上声势浩荡，但其实外强中干，内容上根本就不具备主动权，运动始终停留在消极的被动抗议，而不是主动组织工人罢工（甚至是在有工人自发组织支持的情况下，小资产阶级习气促使他们不会这样做，这一点和2019的香港反修例运动异曲同工），更没有制定任何面对局势恶化的应对策略。综上，这样一个涣散的运动组织，纵使它提出的意见多么进步，但一旦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下定决心使用武力，前者在面对高度集中、纪律严明、指挥统一的暴力机器镇压下，几乎没有任何抵抗能力。

而另外一种宗派主义式的阵营划分，更是阻碍了有机革命党形成的最大毒瘤。这类组织通常进行自我神化，宣称自己组织是唯一的“革命先锋队”，其他所有左翼都是“叛徒”，“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并且通常站在工人阶级实际斗争之外，从旁批判、嘲讽，而不是投身其中去赢得领导权，最常见的大部分宗派主义组织，往往立足的根本是通过“攻击其他左派组织“而获取的；他们甚至还”攻击群众“，向群众提出“要么接受我们的完美纲领，要么就滚蛋”的最后通牒，而不是根据群众当下的意识水平，提出过渡性的要求；最后，就是拥有强烈的组织拜物教的思想色彩，组织的目标从推进斗争变成了纯粹的“建设党”，深陷于互相攻讦和互相抢人的无聊游戏，以壮大自己的“小团体”。这种意识形态毒瘤使现代左派组织和无产阶级画地为牢，利用那些在无产阶级中享负盛名的领袖作为自己的招牌，无法接受任何质疑，互相指责对方不是“正统”，因此数十年来的左派组织，无论规模大小，都长时间地把有限的精力耗费在这种破坏团结的攻讦上，无法形成统一力量。历史上这种现象就引起了列宁对于“左派幼稚病”的思考：20世纪初的改良主义英国工党充满了混乱，而当时英国最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组织是社会民主联盟，他们宣称自己有“纯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看不起工会领袖的改良主义，拒绝和工人领袖合作，并对工党的每一个错误都大加批判。但是结局却是：工党在长时间的实践中吸引了数百万英国工人的支持，成为了代表英国工人阶级的群众性政党，而社会民主联盟虽然自称拥有最“正确”的理论，却因为自我孤立而完全被工人运动的洪流边缘化了，自始至终都是无关紧要的边缘小派别。现代的左派组织也不乏这种群体，抱着某个理论家和领袖的招牌当作做永远正统，只要有一点反对意见都无法接受，拒绝与任何其他意见有差异的左派组织合作，并进行自我的孤立。

现代左派中的一个最好例子就是自称“马列毛”的左派组织，这一派别将特定历史的时期的理论和实践，僵化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的“革命真理”的倾向。他们的核心叙事是：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已经复辟，因此毛泽东的思想不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延续，更是最高阶段，这种意识形态，天然地带有一种优越感和排他性，意味着所有不接受这一想法的马克思主义者——无论是传统亲苏派、托洛茨基主义者，还是别的什么独立共产主义者，都被视为停留在历史旧阶段的、过时的、甚至是反动的”修正主义者“，革命的火炬只掌握在他们手中；毛泽东的“农村”战略无疑是当时旧中国的最好良药，这也是为什么所有共产主义者都不能否认他对无产阶级革命作出的贡献，但是宗派主义的毛组织将这种特定历史的策略提升到了一个普世的革命教条，并甚至以此为标准去衡量一切斗争；在发达国家，宗派主义毛组织因为无法将“人民战争”套用在现实中，因此他们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认为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已经被帝国主义的“超额利润”所购买，变成了“工人贵族”，已经丧失革命性，最后竟然脱离自己所在国家的工人阶级运动，只把希望投寄到第三世界国家的受压迫人民中，变成了支持远方“人民战争”的拉拉队；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对于毛泽东革命理论的盲目崇拜和无条件接受，使得他们对任何其他共产主义左派组织大为忌惮，认为一切其他左派组织都是在尝试争夺革命领导权，因此他们参加群众运动或者是左派集会的目的，往往是寻找和攻击其他左派，而资产阶级这个真正的阶级敌人，却暂时地被他们降低了斗争优先度。讽刺的是，毛泽东的哲学理论事实上是非常出色的，其本身包含了丰富的非宗派元素（群众路线），本应是克服宗派主义的最有力武器，但是却被其追随者，尤其是那些脱离了本国群众斗争的实际团体，偶像化、教条化、并成为一种用以区分敌我的僵化意识形态时，它就不可避免地会表现出强烈的宗派主义色彩，但这绝不是毛泽东思想的必然结果，而是将其理论僵化和绝对化的结果。综上，数十年来无数左派组织就是在这样的无止境的内耗当中，迟迟无法建立起有力的革命团体，而悲剧在于，这种孤立的结果却往往始于对革命原则的真诚坚守，但却因为教条主义和脱离群众，走向了革命的反面。真正的列宁主义组织模式与其恰恰相反：它要求革命者必须深入到群众所在的每一个地方——无论那是一个多么“不纯洁”的工会，还是一个改良主义的政党——用群众能理解的语言，通过共同斗争的经验，去耐心地赢得信任，并领导他们走向革命，从外面喊话的先知，永远成不了领导群众的先锋。

当然，这是否表明我们无需对僵化的组织——即斯大林主义作进一步阐述呢，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只有严肃地同斯大林主义倾向作斗争，革命组织才能保持真正的活力和有机性。我们熟悉的苏联式斯大林主义，是一种盘踞在党和国家机器之上的官僚统治，它依靠任命、清洗和高压手段来维持权力。而更“纯粹”的斯大林主义原型，则表现为一种彻底的密谋集中制：由少数自我任命的领导集团掌控一切，不对群众负责，只对他们自定的“革命计划”负责。这样的组织逻辑，天然地排斥群众的主动性，把党变成了凌驾于阶级之上的权力机器。

因此，共产主义左派在建设革命党时必须时刻警惕。党与群众的关系，既不能是斯大林主义式的“精英代办”，由少数人替代群众去行动；也不能是斯大林主义式的“主仆关系”，由官僚集团操纵被动的群众。真正的关系应当是“鱼水关系”：党是阶级的先锋，但先锋必须深深扎根于工人运动之中，在领导的同时不断学习和接受群众的监督。

在组织内部的民主问题上，斯大林主义的危害更加明显。它要么是彻底的“绝无民主”，只有自上而下的命令和绝对服从；要么是假民主，表面上“全票通过”，实际上任何不同意见都会被打成“反党”。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应当是“讨论时自由，行动时统一”：允许充分的、甚至激烈的内部辩论，以便形成最正确的决议；一旦决议形成，全党统一行动。

在革命和党建的目标上，斯大林主义同样走向了歧路。它不是为了建立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权，而是把组织变成维护官僚集团特权的工具，并且常常打着“保卫社会主义成果”的旗号来掩盖这种现实。结果是，党和国家机器不再服务于工人阶级，而是反过来压制工人阶级。

两种错误的组织模式，都是造成了数十年无产阶级和中国左翼的悲剧和彷徨的主要原因，可以说，健康的民主集中制，正是建立在对上述两种历史教训的深刻总结之上的——它既非官僚专断，也非一盘散沙，而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保持其革命生命线的一剂良药。

扩大的组织规模

组织建设中的一个永恒挑战，就是随着组织从几十人发展到成百上千甚至数万人，民主集中制的维护和践行的解决方法也必须得到相应的发展。

首先，成文的章程和明确的纪律是重中之重，党员的权利和义务、组织的结构和议事规则，不仅要明确地成为所有为所有党员所知，且准则对所有党员平等，领导干部不允许有超越组织准则的特权；其次，随着人数的增加，入党的标准和程序必须适当地抬高，革命组织不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俱乐部，革命组织是进行着现实的阶级斗争，不是随随便便的过家家游戏，人数的增加意味着组织的统一协调的难度也随之上升，因此对于党员个人素质的要求必须要提高，申请人不仅需要经过考察，认同党的纲领，并且必须要具有“党性”，自觉地服从党的纪律和安排；基层的支部生活同时也应该得到建立，党支部是党的基础，支部的会议、政治学习、任务分配和工作汇报，是防止党员变得懈怠、锻炼党员、执行决议的基本保障，健康的支部工作确保每一位党员都能对整体的组织工作作出有效贡献，反之，一个没有健康的支部生活的党员，对组织工作敷衍了事，工作汇报和支部会议也是得过且过的，在内容上已经脱离了组织，也不具备事实上的“党性”，此类现象必须严加审视，并以民主议程推进自我的和互相的批评指正，从而防微杜渐，防止“懈怠”的歪风在组织内部扩散，并影响整体组织工作。

组织规模扩大后，如何进一步维持民主集中制和效率呢？首先，一个稳固的干部队伍是需要的，也就是中层的骨干，当核心领导层依照其现实条件难以时刻接触到每个成员时，一支由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经过考验的、得到基层信任的中层干部队伍就变得至关重要。他们是连接中央和基层的“神经系统”，负责上传下达，既能将党的统一决议具体化，也能将基层的声音和情况进行反馈，同样，如上文所述，这群骨干必须通过组织内民主选举产生，并且骨干要对其选举部门负责，另一边，全体党员必须完全保留时刻对干部进行监督和罢免的权利，从而避免干部领导脱离基层，甚至滥用职权；其次，代表大会制度需要进行完善，通过层层选举产生的代表大会，是实现大规模组织民主的核心机制。基层支部选出地区代表，地区代表选出全国代表，确保最高决策能代表全体党员的意志；随着人数的增加，内部的思想教育也应当不断加强，成员背景愈加复杂之际，必须通过党校、内部党刊、学习会等方式，进行系统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组织原则教育，以及对平日工作和斗争行动的汇报总结，确保全党由统一的政治语言和分析方法，思想上的统一永远是行动上统一的根本。

民主集中制是一个活的、充满内在矛盾的有机体，而不是一个僵死的公式。维持他的健康运作，需要全体党员，尤其领导干部，时刻保持警惕，持续不断地同官僚主义和自由散漫这两种倾向作斗争。它是一条线菌的道路，确是通往胜利的唯一道路，只有掌握了这个武器，无产阶级才能将自身锻造成一支有能力埋葬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纪律严明的军队，从而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