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在阶级社会，统治阶级的统治不仅依赖暴力，更通过精神生产资料塑造文化霸权，将剥削关系自然化为“常识”。家庭、学校、媒体、宗教、行会等非国家机构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再生产统治秩序，使权力结构得以延续。文化霸权是制度、意识形态、实践与知识分子共同作用的复杂整体，其统一性在于服务于特定阶级的扩张。精神生产资料是力量关系的物质凝结，将其在社会积累的力量转化为国家权力。精神生产资料的演变始终与生产方式变革相伴，旧秩序衰落时，新的抗争空间得以出现。所谓“自由意志”在结构性强制下只是幻觉，工人“自愿”加班、农奴服从领主，皆因生存被捆绑于剥削关系。国家通过垄断暴力与提供基本保障，使人们在“绝对自由”与“有保障的生存”之间必然选择后者。最终，无论是父权执行者、殖民帮凶还是现代监工，他们的行为都深陷于生产关系与文化霸权之中，所谓自由意志在强大的结构性暴力面前显得微不足道。
然而，在这种意义上，出现了一种所谓“极权主义”的神话，它假设国家或统治阶级能够彻底消灭社会的裂隙，实现对个体思想与行为的全面掌控。它描绘了一幅恐怖的图景：一个全能的国家机器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毛孔，使所有个体都沦为国家意志的被动执行者。然而，正如葛兰西所揭示的，霸权从来都不是一劳永逸的静态统治，而是一个充满矛盾、不断受到挑战、必须持续再生产的动态过程。
在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
葛兰西在其政治理论中的一个核心贡献，是明确区分了“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这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领域。前者指的是国家机器本身，包括政府、军队、警察、法庭等直接行使强制力的机构；后者则涵盖教会、学校、工会、媒体、家庭以及各种文化组织等构成社会生活肌理的空间（即精神生产资料）。任何稳定的统治都不可能仅仅依赖政治社会的强制力，而必须同时在市民社会中建立起一种文化霸权。然而，即便是被视为“极权”基础的政治社会，其强制力的施展也远非无限，而是受到深刻的物质性限制。
首先是资源的有限性。一个旨在实现全面监控、无死角镇压的全能国家，需要投入天文数字般的人力、财力和技术资源。国家的暴力机器与庞大的官僚系统，其运作本身就是巨大的消耗。要维系一个覆盖全体国民的监视网络，处理海量的信息，并对任何异议进行迅速的物理清除，其成本将迅速超出任何一个经济体的承载能力。这不仅会造成社会资源分配的严重失衡，挤压生产与民生空间，更会使系统本身陷入信息过载与管理混乱的状态。历史上东德安全部（斯塔西）的档案便是一个绝佳例证。尽管其情报网络极其庞大，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由于信息量过于庞杂、管理低效，最终反而使其无法实现理论上设想的全能控制，许多关键信息被淹没在无尽的官僚程序和数据噪音之中。
其次是执行者本身也是人。国家的强制力最终需要通过具体的人来执行，因此官僚、警察、特务、士兵并非抽象的机器齿轮，而是有情感、有私利、有道德感、有认知局限的个体。他们可能会因为惰性而敷衍了事，因为私利而选择性执行命令，因为基本的同情心或道德感而在关键时刻犹豫不决，或者在层级传递中曲解、篡改政策，形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普遍局面。这种无处不在的“个例”的因素，使得国家意志在从顶层到基层落实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被稀释、扭曲和变形。统治者或许可以颁布最严酷的法令，但无法保证每一位执行者都以同样的狂热与效率去贯彻它。这种“裂隙”是任何制度设计都无法完全弥合的。
法西斯主义的历史经验，常被误认为是“极权主义”的典范，但深入分析便会发现，它的统治恰恰证明了国家控制存在肉眼可见的边界。法西斯并非凭空创造出服从，而是利用并操控了社会中既有的不满情绪（经济危机、民族屈辱）造成“自下而上”的狂热，它的上台也非常依赖于与统治阶级（容克地主、垄断资本、教会）达成的脆弱同盟，而这些集团始终保留着独立的资源与影响力，纳粹党无法完全消化它们；它的合法性也始终处于焦虑之中，高度依赖领袖个人魅力、外部敌人的塑造以及持续的暴力表演。这种种现象都反证了其意识形态的内在虚弱——它无法真正赢得社会的同意，同时法西斯主义也正是无法取得同意的结果，因此它只能通过恐惧、动员与表演来维持表面的稳定。
现代信息技术的引入也并未消除这些限制，反而带来了新的矛盾。大数据、人工智能、面部识别等技术看似极大地增强了国家的监控能力，但这种增强是片面的。一方面，这些高科技系统依赖于脆弱的物理基础设施，如电力和网络，一旦遭遇破坏便会瞬间瘫痪。另一方面，这些技术会产生海量的“噪音数据”，有效的分析依然高度依赖人力判断，从而再次引入了主观性与误差。更重要的是，技术的升级往往会激发更精妙的抵抗技术。控制与反控制之间始终形成一种动态的博弈，例如加密通信、去中心化网络、反侦察文化等，都在与国家监控技术进行着持续的“军备竞赛”。技术非但没有终结这场斗争，反而将其带入了更复杂的维度。
因此，单从物质层面来看，政治社会这台“强制机器”就远非全能。
如果说政治社会的强制力存在物理边界，那么在市民社会中，对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权的争夺则构成了另一条永不闭合的战线。葛兰西强调，霸权之所以需要不断再生产，正是因为它永远无法彻底征服人们的意识。市民社会中始终存在着霸权的裂隙与抵抗的土壤。
人们的意识并非一张白纸，而是由多种来源构成的“自相矛盾的常识”的堆积场。其中，个人的直接生活经验是颠覆官方叙事最强大的力量。当人们亲身经历剥削、目睹腐败、感受到官方宣传与残酷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时，怀疑与不满便会自然滋生。无论宣传机器如何将贫困描绘成个人奋斗的不足，失业者切身的饥饿感是无法被抹除的；无论国家如何美化暴力，受害者身体的伤痛是真实存在的。这种源于感官与日常的体验，构成了对抗意识形态灌输的坚实基础。
可见，人并非只是精神生产资料所灌输的意识形态的被动执行者，随着客观物质环境的变动，原本作为“被动的臣民”的主体也可能会变得“桀骜不驯”，从而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精神生产资料的掌控与争夺始终呈现动态博弈的特征。这种动态性体现在不同阶级、阶层、利益集团对意识形态主导权的反复拉锯中。统治阶级中的思想家们（也就是反映在文化上的统治阶级）通过控制这些机构来巩固整个阶级的文化霸权，但被统治群体则可能利用同一套机制进行抵抗或重构。这种争夺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呈现多重主体参与的复杂博弈。历史经验也表明，精神生产资料的争夺存在周期性规律。当物质生产领域发生重大变革时，其配套的精神生产资料的控制效能会逐渐减弱。19世纪英国宪章运动期间，工人阶级通过自办报刊、机械学院和合作社，构建起平行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抗争空间。20世纪30年代美国工会组织利用工人广播节目和工人戏剧，成功短暂地突破了资本家对传统媒体的垄断。这些斗争都发生在旧生产关系难以维系的历史节点，印证了精神生产资料变革与社会经济转型的深层关联。
同时，历史传统的残余是重要的意识资源。任何社会都非凭空建立，而是承载着漫长的历史记忆与文化积淀。前资本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宗教信仰、伦理观念、社群互助精神，例如基督教的博爱理念、孟子的民本思想、乡土社会的互助习俗，都可能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被重新激活并被改造，转化为批判现实的思想武器。统治者无法彻底清洗历史，它们甚至也得通过这些传统才能维持合法性，或是从这些传统中找到维持统治的方法，这些“残余”便如同深埋地下的种子，随时可能在适宜的条件下破土而出，为反抗提供思想弹药与道德合法性。
此外，外部思想的渗透在全球化条件下几乎无法阻断。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宗教复兴、女权主义等多元思潮，通过网络、跨境交流、学术翻译、地下出版物等各种或明或暗的渠道持续输入，不断挑战着官方意识形态的垄断地位。任何试图建立思想铁幕的努力，在信息时代都注定是徒劳的。
正是在市民社会的学校、媒体、家庭、文化场所中，围绕着“意义”的解释权，一场永不终结的“阵地战”反复上演。没有任何统治者能够永久占领所有的“阵地”，官方意识形态本身为了安抚不同社会群体，也往往包含着内在的矛盾。例如，纳粹既鼓吹“民族共同体”的无私团结，又推崇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极端个人竞争，这种自相矛盾的元素为批判者提供了绝佳的突破口。与此同时，底层“理性”的觉醒是不可忽视的力量。即便在最严密的宣传体系下，个体基于经验，计算自己的利害得失以及进行道德判断，也无法被彻底扼杀。当体制明显损害其生存利益或违背基本伦理底线时，沉默的顺从就可能转化为公开的抵抗。
这些抵抗不仅体现在宏观层面上，更生动地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微观层面。霸权的动态性在学校、家庭、职场等空间的日常互动中表现得尤为清晰。我们常可以在生活中看到“无事生非的敌视”：即使管理方（如老师、家长、经理、老板等）没有明显的过失，被管理方（学生、儿女、员工等）也会通过幽默、讽刺、挑刺、阳奉阴违等方式制造 “象征性的对抗”，以维持心理上的主体性。这种行为并不必然旨在推翻权威，而是通过“消解权威的神圣性”，来让权力关系显得可商量、可质疑、甚至可笑。这是一种低风险但持续不断的日常抵抗，它不在正面战场上挑战统治，却在潜移默化中如水滴石穿般削弱了霸权的绝对性。
这种看似“无事生非的敌视”，并非单纯的情绪发泄，而是文化霸权被持续挑战的具体表现。学校、家庭、职场等空间，实际上都是“局部霸权”的运作场所。在这些场所中，老师、家长、经理等权威角色不仅制定规则，更在塑造着“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正常的”这种日常常识。被管理者即便表面上承认这些规则的必要性，也必然会本能地认识到这是外部强加的秩序，与自身的生活经验或内在价值观存在矛盾。这种矛盾往往通过细节爆发出来，比如抓住管理方的口误、模仿其滑稽的穿着、嘲笑其不合时宜的习惯。这正是一种对权力不平衡的微型抵抗与矫正。
在这些关系中，总有人会不自觉地扮演 “日常抵抗的发声者”的角色。比如班级里那个总爱带头吐槽老师的学生，办公室里那个善于暗中调侃老板的同事。他们通过语言、笑话、表情包、暗号等方式，将零散的个体不满转化为一种共享的“亚文化”，形成对主流话语的小规模对冲。虽然这种反霸权话语未必能立即改变结构，但它能在群体内部制造凝聚力，让被管理者感到“我们在一起，我们都懂”。这种凝聚力本身就是对霸权合法性的侵蚀，因为它生动地表明，统治阶级的“常识”从未被完全、无条件地接受。
更重要的是，即使管理方行为温和，权力关系的不对称本身就会让被管理者感到身份上的不平等。霸权的合法性需要被管理者的“自愿同意”，但这种同意从来不是全然的，它总是伴随着潜在的怀疑与抵触。这种不平等感会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被放大、戏谑化，从而形成一种“象征性平衡”——既不直接挑战权威以至于招来惩罚，又不完全臣服以至于丧失自我。正是在这种无处不在的微观抵抗与张力中，我们看到“极权主义”的神话被不断地从内部瓦解。因为如果一个真正“极权”的社会存在，那么这些象征性的裂隙、这些心照不宣的嘲讽、这些亚文化的萌芽，都将不可能出现。
由此可见，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所警示的现代社会走向“一体化”的危险倾向，还是人们对“极权主义”国家的想象，如果用葛兰西的视角审视，都会发现它们描述的并非一个已然实现或可能实现的“极权”状态，而是霸权不断扩张、斗争日益激化的过程，而霸权的扩张，永远伴随着裂隙与抵抗。所谓“极权主义”的神话，正是忽视了这些现实的物质成本与思想文化领域的不可控性，它将复杂的社会关系简化为单向的国家意志投射，掩盖了统治与被统治之间持续的互动、博弈与裂缝。它是一种意识形态叙事，而非对现实政治形态的准确描述。这种神话的危险之处，不仅在于它误导了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更在于它掩盖了现实中真正的斗争场域，让我们误以为反抗是无望的。
自由主义者的恫吓
正是在这种“反抗无望”的叙事阴影下，另一种论调常常浮现：既然群众在日常中表现出零散、自利甚至愚钝的行动，那么他们便无法自觉追求集体利益，必须依靠某种外在的独裁力量来强制实现所谓“人类整体的利益”。这种论调与“极权主义神话”如出一辙，它们都把复杂的社会关系简化为单向的意志投射，只不过前者是国家机器的全能，后者是独裁者的全能。二者共同的逻辑错误，在于把个人动机视为一切，仿佛历史只是无数“自私个体”的算计叠加。
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它忽视了外部环境与社会关系对个体行为的结构性塑造。个体的确可能在稳定时期表现为局部的自利，但当危机条件加剧（如经济崩溃、失业潮、战争、国家暴力的泛滥），分散行动的效用会迅速下降，集体行动的效用则会显著上升。正是在这种环境下，个体即便出于最低限度的自利，也会被迫走向集体化的实践。葡萄牙1974年的“康乃馨革命”便是典型例证：工厂与军营中自发形成的委员会，并非源于抽象的理想主义，而是危机条件下个体“自救”逻辑的必然结果。同样，在21世纪的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占领华尔街”运动、2020年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都显示出当资本主义矛盾集中爆发时，原本分散的个体诉求会迅速汇聚为跨群体的集体行动。
这正揭示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辩证逻辑。整体不仅是个体的简单相加，而是通过三种功能超越个体：其一是协调功能，将分散的行动整合为有序的联合作用；其二是保障功能，通过制度化的互助与规则降低个体风险；其三是意义生产功能，以共享叙事与共同目标赋予个体行动以历史合法性。个体在整体中获得风险分担、制度性保障与历史意义，因此即便出于自利动机，也会在实践中表现为“奉献”与“理想主义”。这并非群众突然变得“高尚”，而是外部环境与整体功能共同作用的结果。
更进一步，阶级斗争的过程本身就是群众的自我教育。马克思与恩格斯早已指出，工人阶级在斗争中不仅争取工资与工时，更在斗争中学会组织、学会团结、学会超越个人利益而追求集体解放。正是在这种实践中，群众逐渐由“自在阶级”转化为“自为阶级”。在这一过程中，革命党的作用不可或缺：它集中经验，提供战略，协调分散的斗争，使整体功能得以充分发挥。群众的自发性与党的组织性并非对立，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