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华南城于2002年在香港注册成立，在经济上升时期，也就是直到2019年以前，华南城在资本市场的风光受人瞩目。但短短两年后便爆发债务兑付危机，届时持有国资背景的深圳特区建发集团下场搭救投资，以19.09亿港元认购其29.28%的股份，成为华南城单一最大股东，后续还通过接盘其资产输血或者帮助其向银行借贷等方式提供救助，然后最后还是没能挽救房地产泡沫的必然走向。

2024年6月，特区建发收到了花旗国际通过香港高等法院对其索赔14.07亿美的一份传讯令状。因为华南城未能偿付美元债款，花旗国际在2025年1月27日提出对华南城清盘。在此起彼伏的危机中，于2025年08月11日，华南城被香港高等法院下令清盘。

为什么说清盘与破产是必然的呢？许多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学家会从其专业角度来阐释各种原因，如从宏观、微观的层面，但道理其实最终都要回归到一个根本问题：房地产服务于增值资本还是满足社会的需求？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深刻的土地改革加上社会主义时期的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为改革开放后轻重工业的发展、大量人口进城潮，乃至如今所谓的现代化等等，提供了最根本的基础：工厂不能建在空中，人们不能睡在天上，土地是工业产能的根本。

自经济市场化以来，1992年到1994年酝酿并推广的分税制配合中国土地财政模式，抬高了土地价格与房价。此时房地产作为中国最主要的经济支柱，在历史中承担了重要角色，但踏在房地产这些风口上的既得利益者们，似乎仅仅认为这是属于自己的机遇和能力的实现，毫不承认他们只是站在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肩膀上跳舞，并且在资本主义复辟后将工人国家原本并不属于资本家们的丰厚“遗产”——它本来不是作为任何人的财产，而是应当被公有化的生产资料——用作投机、盈利的资本挥霍一空。 如同《资本论》第一卷中提到的： “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 。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华南城并非孤例。在被清盘的地产商里，华南城的资产与规模仅次于恒大集团。后者相信中国房地产可以一直繁荣下去，不加节制的加杠杆向银行和其他债权人借钱。最后哪怕是2020年提出的“三条红线、四档管理”这一意图降低资产负债率和有息负债规模的改良主义政策也无法遏制以虚高的金融游戏带来的危机，难以在不破坏市场环境的情况下填补房地产所留下的一个个深不见底的窟窿，所以最终该政策形同虚设，房价并没有因此便宜多少。

从恒大到华南城，我们看见了历史的必然发展结果和资本主义的无脑重复的垂死挣扎，无论国家是否通过宏观调控的方式救场，甚或整改房地产开发商公司，皆为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有的辩护者们甚至说是政府拿走了房地产商的利润，导致债务危机，货币回流亏空还不上钱以至于破产，但这无非说明了资本家与统治阶级之间的分赃矛盾，还不足以掩盖真正的罪恶事实——他们一并的连同工业链、银行、政府、各类企业以及投机客对建筑工人的工资、各类企业员工的工资的拖欠与真正需要在钢铁森林中寻得一份容身之所的人口的不加节制的榨取。 劳动者建立了城市，城市中却没有他们的家，想安静住在不用缴纳租金的地方，就要付出成百上千万去购买一份几十年的产权。至于农村，根本不能容纳他们必要需求日益增长的生活。

也就是说，中国的资产阶级作为一批掠夺了时代遗产的宠儿，通过白手套的方式从工人阶级生产的剩余价值里一部分用来支付工资甚或干脆一并拿走选择不支付且拒绝对讨薪负责，一部分用来杠杆谋利，收购土地、收买官僚（如贵州前省委书记孙志刚、辽宁前省长司法部部长唐一军、国家前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深圳前市长陈如桂。）、伙同银行（如前中行行长刘连舸、光大银行前行长李晓鹏、中信银行前行长孙德顺、招商银行前行长田惠宇）、交好其他企业、分销于有大量资金储备的投机客，最终服务于自己的私立。然后一边通过炒房价，一边得益于统治阶级掐断农村公共医疗、教育等因素，让老百姓纷纷掏出积蓄购买房产，胃口大者甚至预售一波割韭菜再烂尾，堂而皇之的欺骗人民。

地方政府大量开支和收入（税收）不成正比，便默许房地产举债无度，终于他们还是会把一切的矛盾和苦难推脱到老百姓身上去买单。 欺骗预购款、生产过剩、金融泡沫催生的供需关系失调和产生的烂尾楼（如恒大留下的大批烂尾楼盘）的例子比比皆是，经综合国家统计数据与各类房产裁判文件，2023年全中国已经存在348个烂尾楼盘，涉及900万套房产。

房地产行业的破产，怎么不是一种历史必然呢？ 就算是再出色的管理和经营方式，也阻挡不了最终的结果。私有制背叛了公有制，房地产商背叛了土地革命——虽然有的人说如今耕者有其田，正是土地革命的实现，殊不知在这样的小农经济而非集体化农业下，农民依然受到商品世界的垄断，他们没有议价权，商人会伙同政府的默许进行土地兼并收购，美其名曰搞经济开发，搞GDP——并且以这种方式造就了一批暴发户，这批人也成为了新的既得利益者，反过来欺压百姓——更加奠定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私有且生产由少数人裁定的市场原则，以取代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与生产由集体调节的计划经济纪律。

所以，早有恒大在前，华南城不是这场危机的开端，也不是结束，因为根本制度没有得到改变。只因目前还不是危机到达绝对高潮的时期，所以让一些人产生了“抗过这几年就好了”的幻觉。

房地产经济的式微同中国近几十年来遇到的国际争端不同，它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越来越暴露其问题的集中体现。以往的许多生产过剩问题都通过地方举债化解掉了，这些债务负担被转移到中国居民身上，必然造成国内消费不振，加之房地产背后所牵连的各生产环节受到的影响（比如土木、商场及相关联的第三产业），这必然也实际上造成今天中国面临的经济问题不同于往日，这或许在提醒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距离其“摔跟头”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中共也一定要在国际资本输出、军事/国安建设等等方面发力来竭力避免自己摔跟头，可这都不过会让那个“跟头”更加严重罢了。

真正能够解决住房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其引入的计划经济制度，不是中国住房公积金这类资本主义社会内的保障政策。真正的改革不会从青天大老爷“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嘴炮里得到落实，只有彻底根除利润之上的资本主义体制才能解决。社会主义要求住房在计划经济下进行规划而不是基于什么市场规律，让高质量的住房条件等一系列生活资料的供给成为无产阶级最基本且普遍的保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