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目录
（1）什么是资产阶级波拿巴主义？
（2）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与阶级力量的分散
（3）中国的波拿巴主义专制政府
（4）中国官僚的阶级性质
（5）中国的各被统治阶级的情况
（6）中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其他矛盾
（7）我们能用市场经济过渡进入共产主义吗？
（8）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
在过去40余年中，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经济腾飞与社会转型。中国从人民的基本温饱都无法满足的农业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封闭自守到深度参与全球化，这一进程无疑改变了数亿人的生活轨迹。然而，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任何社会形态都不是凝固不变的，它在历史运动中会不断调整自身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以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与阶级关系格局。中国自开放以来的发展背后蕴含着一条值得深思的主线——国家在维持政治稳定与经济增长的同时，其阶级结构与权力运作逻辑已发生了深刻变化。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长期战乱与外来侵略，为广大劳动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参与感与社会地位的提升。中国逐步确立了以国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工业化带来了物质生活水平方面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在这一过程中，一个掌握行政、经济与政治资源的专职干部群体逐渐形成，并在制度安排与物质利益上与普通群众拉开了距离。这一阶层虽以工人阶级的名义执政，却在实际运作中拥有相对独立的利益诉求与决策逻辑。
当时中国的生产力水平极为落后，经济基础薄弱，长期战争造成的破坏尚未完全恢复；同时，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与经济封锁迫使国家在高度集中的体制下优先保障国防与重工业建设。在这种内外压力下，干部与群众之间的沟通渠道逐渐收窄，这一干部阶层在政治上相对封闭，在经济上掌握资源分配权并在社会生活中享有特权。这种结构性问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曾被激烈冲击，但并未得到根本解决。
进入1970年代末，面对经济停滞与政权合法性压力，执政的官僚集团推动了以“改革开放”为名的制度调整。最初，这些改革被界定为在“社会主义”框架内引入市场机制，以提高效率、改善民生。然而在实践中，改革不仅释放了生产力，也为官僚群体与新兴企业家阶层的利益结合创造了条件。通过价格双轨制、承包经营、对外开放等措施，资本积累的空间迅速扩大，市场逻辑逐步渗透到经济与社会的核心领域。
1980年代末的社会抗议，尤其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暴露了群众对腐败、通胀和社会不平等的不满。事件之后，执政集团在政治上收紧控制，在经济上加快市场化步伐，以巩固统治基础。1992年的“南方谈话”标志着市场化方向的不可逆转，国家正式将市场机制提升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此后，大规模的国企改制、福利体系的瓦解、土地与住房市场化，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中国在经济基础上全面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
这一进程并非简单的“引入市场”或“发展生产力”，而是在国家机器高度集中的条件下，由一个相对独立的专职干部阶层主导，并与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形成利益同盟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重建。国家在政治上保持对社会的强力控制，在经济上却为资本扩张提供制度保障。这种双重角色，使得当代中国呈现出一种类似历史上波拿巴主义的特征：国家权力表面上超越阶级对立，以“全民利益”自居，实则在维护特定阶层利益的同时，依赖经济增长来维系合法性。
中国政府引入市场机制并非出于自觉“复辟资本主义”的意识，而是为缓解经济停滞与合法性危机，采取“走一步看一步”、“摸石头过河”的实用主义手段。因此他们与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结成利益同盟，限制其他社会力量进入资产阶级阵营以及国家机器，形成内部利益分化严重、但在对外代表性上高度集中的“资产阶级波拿巴主义”结构。这确保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国大陆的资产阶级唯一合法代言人的地位。
因此，要理解2001年以后中国的国家性质，必须从这样一个现实出发：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个相对独立于群众的官僚阶层始终掌握着国家机器，在不愿意放弃自身特权和利益的前提下为缓解社会矛盾稳固统治，在世纪之交完成了与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整合。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全面融入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已无半点关系：更合适的形容，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
（1）什么是资产阶级波拿巴主义？
所谓波拿巴主义，代表着国家实行赤裸的军警专政，成了一个举着剑的“仲裁者”。这种政权表明，社会内部的敌对关系已经变得如此之严重，以至于需要一个替财产所有者“调节”和“命令”这些对抗的国家机器，它从所有阶级中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正如恩格斯曾经指出，当“社会陷入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国家权力可能“暂时凌驾于社会之上”。这是一个“全国法官”，用一个阶级制衡另一个阶级，同时却仍保持为资产阶级的工具。波拿巴主义政权一般会宣称自己代表“全民”，并以“拯救国家”为名，通过个人权威和部分社会改革争取底层支持，同时依靠军队、警察成为统治的直接支柱。
同时，我们也将如下的情况定位为波拿巴主义：当一个政权中，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两方的基本阶级力量保持大致的互相平衡（一般来说是资产阶级本身的阶级力量太弱小，只能依靠一个专制政府维持统治），而使得国家力量得以操纵、平衡相互斗争的各阵营，而又再一次给了国家权力相较于社会的某种独立。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独立是“相对”的，波拿巴主义国家的官僚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是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阶层——资产阶级国家官僚阶层。
波拿巴主义的土壤既然是“社会矛盾的尖锐之时”，而各阶级又无“完胜者”而是此消彼长，就代表它与“动荡”脱不开关系。换言之，它与制度的推翻或确立脱不开关系，也就是存在于社会制度的上升阶段和下降阶段——出生和死亡之际。
资本主义崛起阶段的波拿巴主义凌驾于社会之上，压制和“仲裁”社会内部的公开冲突，调节阶级对立，它是强大而自信的。这个时候的波拿巴主义源于封建主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力量对比的平衡，在资本主义可以让生产力发展的条件下，它表面可以维持相当程度的稳定（生产力发展支撑），却不可能改变其内在的脆弱，易被旧的、反动的统治阶级颠覆（如波旁王朝复辟）。
资本主义衰落时期的波拿巴主义受到了衰老的影响。它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中崛起，却无法解决它所面临的任何问题。社会的主要危机，即生产力和私有制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已经变得如此巨大，它所引发的阶级对立如此紧张，使它变得在实际上软弱无力（哪怕它表现地再强硬，实际上也是外强中干），以至于它的整个结构摇摇欲坠，很可能在它所面临的一系列危机中被推翻。
以下是具体例子：法国二月革命的浪潮后，路易·波拿巴（拿破仑三世）在1851年政变后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通过全民公投使其权力合法化，声称自己是“人民的选择”，并承诺恢复秩序和繁荣。他推动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政策，如兴建公共工程（如巴黎城市改造）、促进工商业发展、改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处境，以换取他们的支持。不过，他建立了一套严密的警察和官僚体系，并将军队作为统治的直接支柱，甚至在1858年公开宣布“法国受军队统治”，以镇压反对派。
在委内瑞拉的“玻利瓦尔革命”后，查韦斯以“反美斗士”和“穷人救星”自居，并以委内瑞拉民族英雄玻利瓦尔的精神、基督教、马克思主义和土著印第安人部落思想的混合思想为其意识形态基础，推行“21世纪社会主义”。查韦斯政府推行“深入贫民区计划”，提供免费医疗、教育、食品补贴和低价住房，使贫困率下降，赢得底层忠诚。同时查韦斯政府执政后将军队高层替换为亲信，并建立民兵组织（如“玻利瓦尔民兵”）作为后备力量。2002年政变后，他有进一步强化了自己对军队的控制。此外，查韦斯还通过“委任立法权”绕过议会，使得个人权威凌驾制度之上。
在2000年代初，土耳其经历了经济与政治危机后，埃尔多安以“反精英、人民代言人”形象崛起，融合奥斯曼遗产、逊尼派伊斯兰、民族主义与反西方情绪，提出“新土耳其”的愿景。其政府扩展医疗、住房、救助等福利，并以基建和消费增长赢得下层与部分中产支持。执政初期削弱军方政治地位，2016年政变未遂后大规模清洗军警、司法与公务员，换上亲信，并依托亲政府群众组织进行动员。2017年公投改宪，废议会制、建总统制，集中行政与立法权于总统，使个人权威凌驾制度之上，并以民族主义外交巩固国内支持。
在阿根廷处在战后危机与阶级僵持中时，胡安·庇隆以“民族复兴、社会正义”自居，提出“第三位置/正义主义”，糅合民族主义、天主教社会观与工团主义。庇隆政府通过进口替代、国有化、将工会纳入国家、提高工资福利、扩张住房与医疗，动员“无衬衫者”并赢得底层忠诚。庇隆出身军方，执政后清洗异己，倚重警情机构与庇隆党-总工会网络；1949年改宪强化总统权、允许连任，压制反对派与媒体、以法令治国，个人权威凌驾制度。晚期及继任时期出现亲政府准军事网络（如AAA）镇压左翼。
我们可以看到，现代的波拿巴主义政权多产生于阶级力量僵持与制度危机之际，依托“个人魅力”与民族主义话语，结合军警控制、群众动员与福利分配，凌驾议会与法治之上，以超然仲裁者姿态维系统治。其本质是以国家机器尝试调和阶级矛盾、维持已经濒临破产的资本主义秩序。由此可见，当统治阶级缺乏稳固的社会基础与自主整合能力时，往往需依赖此类个人化权威，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分析中国资产阶级统治的内在软弱性，以说明中国波拿巴主义政权的存在的原因。
（2）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与阶级力量的分散
在欧美、日本等的“典型”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通过议会制度等正式渠道表达其利益诉求，并形成统一的阶级政治纲领。然而，在中国，由于历史与制度的独特性，资产阶级内部的分裂异常尖锐，导致其无法形成统一、自主的政治力量。这种分裂主要体现在工业资本、金融资本、商业资本和房地产资本之间的深层矛盾。
金融资本和房地产资本具有天然的“虚拟化”和“寄生性”积累倾向。它们通过信贷扩张、土地增值等方式获取超额利润，往往以剥夺实体经济（工业资本）和普通工薪阶层为代价。这种矛盾在西方国家曾引发产业资产阶级与金融资产阶级之间的激烈斗争，但在中国，这种冲突的表现形式更为复杂且隐蔽。例如，房地产资本与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土地财政”共生关系，地方政府通过垄断土地出让权来维持财政收入，这直接导致了商品房价格的长期畸高。例如，2009年被调查的深圳市前市长许宗衡案就牵涉到多名房地产商人，其中商人李亚鹤旗下的“金光华广场”项目因涉及非法转让土地行为，最终被政府没收；在2020年，仅兰州市一个城市，恒大集团关联公司所获取的土地金额就占到了全市土地出让金的35.3%。这种高度依赖关系使得房地产资本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与地方政府的庇护紧密相连。然而，当房地产市场疲软，如恒大集团出现债务危机时，地方政府的财政也受到严重影响。这种依赖性使得房地产资本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与其对地方政府的依附紧密相连，而非通过自主的阶级力量进行协调。
由于缺乏除了“中国共产党”以及“人民代表大会”之外的统一的阶级政党和正式的政治渠道，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主要通过非正式的、个人化的渠道来表达。例如，2008年，国美电器创始人黄光裕因涉嫌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罪和单位行贿罪被调查。此案揭示了他通过行贿等方式，与官员建立起非正式的权力关系，以支持其商业扩张。他所涉及的违法行为，正是利用这种隐性关系，绕过正常商业和金融监管，来获取巨额利益。这一事件不仅是他个人的失败，也反映出权力与资本之间错综复杂的勾结，以及资本对权力庇护的深层需求；2009年，时任深圳市长许宗衡因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牵涉出多名房地产商人。其中，商人李亚鹤旗下的“金光华广场”项目因存在非法转让土地行为，最终被政府没收。这一案例直观地展示了房地产资本如何通过与地方政府官员的裙带关系，来非法获取稀缺的土地资源，从而实现超额利润；2013年，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被查。法院认定其在2002年至2012年间，利用职务便利为多家公司及个人谋取利益。他通过其子收受了南山集团等单位的巨额贿赂。这表明，在中国的经济运行中，大型私营企业不得不通过“购买”官员的权力来确保其项目的审批和发展，将腐败作为一种必要的“寻租”成本；2013年，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因深度介入企业大昌矿业的经营活动，并从中收受大量玉石作为“回报”而被调查 。此案被视为典型的“雅贿”腐败案例，突显了官员与私营企业主之间建立的隐蔽而紧密的利益输送网络。
这种通过贿赂、裙带关系等方式建立的个人化依附，使得资本集团的利益表达高度分散，无法形成统一的政治意志。他们需要中国共产党的庇护来获取稀缺资源、压制劳工、维持市场特权。这种依附性使得资本集团的整体利益服从于党和国家设定的发展框架，而非相反。
中国的资产阶级内部尖锐的内部矛盾，有时会通过国家机器的介入来解决。例如，像宝能集团这样的私营资本，在与国有资本或有官方背景的资本进行斗争时，其命运往往受制于国家权力的态度。宝能曾试图与格力争夺控制权，但最终败给了以高瓴资本为代表的，获得珠海市国资委和格力集团信任的资本方。此外，当宝能集团面临债务危机时，其资产也遭到拍卖。有评论指出，中国的资本与权力之间的博弈，实际上是“权贵集团的矛盾”，虽然单个集团会反抗，但这种反抗是分散的，因为一旦中共政权倒台，他们将“一无所有”。因此，中国的资本只能依附于权力，以保住自身利益，实现自己的资本的增值。这就是为什么大资产阶级也许会不满限制他们资产流动自由和生活奢侈消费的诸多政策，却仍然“不乐意”地服从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党国对他们来说就像严厉的“大家长”，虽然平日会呵斥、控制，但没了它只能饿死在街头。
此外，自2001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对私有资本进行制度化控制的新模式，即“黄金股”入股私企。通过政府或其代理人以极少的资金入股私营企业，并获得关键决策的否决权，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对私人资本发展方向的掌控。2001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正式提出，允许私营企业家加入中国共产党。尽管此举在党内引发了争议，但官方评论明确指出，这是为了将私营企业家这一重要社会力量纳入党的监管和控制之下，从而确保党对权力的垄断。这是一种“以吸纳促控制”的策略，旨在将可能威胁到党权力的力量纳入体系内部，使他们服从于党的核心领导；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不久，中共便正式将党的控制引入私营部门。据报道，到2017年，中国约186万家私营企业中，近70%已设立了党组织。这种做法确保了党在私营企业内部拥有直接的、正式的组织基础，使得党和国家的意志能够直接渗透到企业运营的各个层面，从而实现了对私有资本的“制度化”管理。
这种做法被一些人解读为与上世纪50年代的“公私合营”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然而，这根本不是的资产“国有化”，而是确保了资本的运行必须符合国家意志，同时让资本家自行承担亏损。这种对资本的支配权，恰恰是强大的官僚国家机器在资产阶级内部矛盾和政治弱势背景下，得以获得相对独立性的重要表征。
因此，中国资产阶级内部的尖锐矛盾，导致其无法形成统一的政治力量，处于“一盘散沙”状态。这种结构性的弱点，使得资本家不得不依附于强大的国家机器寻求庇护。这种依附性反过来强化了国家机器的“仲裁者”角色，使其获得对资本的支配权，并最终使得党国官僚系统成为维护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唯一有效代理人。这种因果链条构成了波拿巴主义在中国得以成立的统治基础。
（3）中国的波拿巴主义专制政府
一个阶级的统治不不可能仅仅依赖于强制力，也依赖于其意识形态的“文化霸权”，即通过思想和文化领导力让被统治阶级自愿接受其统治。然而，在中国，典型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如新自由主义、个人成功和消费主义，在提供令人信服的发展愿景和解决社会矛盾方面，表现出明显的破产迹象。
最典型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被官方论述明确地宣判为“破产”。中国官方的批判指出，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彻底私有化、绝对自由化和完全市场化，背离了“和谐、合作、共同发展”的时代主旋律，并导致了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例如，在一些西方国家，0.1%的最富有家庭所拥有的财富几乎与90%的人口相当。这种官方的批判，本质上是对一种可能挑战其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先发制人”，它将新自由主义的弊端与西方帝国主义的动荡、金融危机联系起来，从而在意识形态层面削弱了其在中国社会中的号召力。这使得任何试图以纯粹资本逻辑或自由市场来解决社会问题的论调，都在官方叙事中失去了合法性。
当典型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无法有效整合社会时，社会中便弥漫着对现有体制的幻灭感和普遍的不信任感。这种信任危机几乎波及一切领域，从食品安全、医疗、娱乐，到对体制本身和政府官员信誉的普遍质疑。这种信任的流失，表明资产阶级无法通过其自身的意识形态说服民众（包括部分中间阶层）接受其统治的合法性。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资产阶级通过福利政策、劳工权利谈判等妥协与让步，将工人阶级整合进其“文化霸权体系”。但在中国，由于资产阶级本身的分裂和依附性，其无法进行这种有效的阶级妥协，使得阶级矛盾长期处于持续的对峙状态，从而造成了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资产阶级在阶级力量上的平衡。尽管2001年修订的《工会法》规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但现实中工会的工作原则却是将“促进企业发展”置于“维护职工权益”之前。这种设计使得工会未能成为独立的工人阶级利益代表。其结果是，自2010年以来，工人自发集体行动的数量进一步上升，劳资争议的对抗性增强，处理难度加大。
在这种意识形态的真空中，强大的波拿巴主义国家机器必须承担起意识形态管理的责任。它通过多种方式来重塑其统治的合法性，填补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破产而留下的空白。
自2001年以来，高强度、高压力的“反腐败”“扫黑除恶”运动成为中国政府重塑合法性的突出手段。这些运动并非仅仅是打击贪腐，更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意识形态战役。它将腐败现象归咎于个人道德败坏和某些“利益集团”的勾结，而非体制本身的结构性问题。通过将腐败官员和奸商绳之以法，国家机器成功地扮演了一个“正义的”仲裁者角色，向民众证明其有能力“清理门户”，“维护社会公正”。
官方研究也表明，反腐败的正面评价能够提升公众的政治信心。这种“高压反腐”所带来的合法性，并非源于对社会深层矛盾的根本解决，而是源于对腐败这一表象的强力打击，将合法性集中于“高压反腐”这一强制性的国家机器。它使得民众在对地方官员和企业家不信任的同时，对中央政府的权威产生了依赖和信任。
中国资产阶级也会利用民族主义和消费主义作为新的社会整合工具。例如，“国潮消费”现象的兴起，将青年消费者的品牌选择与民族文化内涵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叙事绑定。这表明，消费行为已不再是纯粹的经济效用选择，而是被转化为一种关于“认同忠诚”和“文化选择”的社会建构。它通过鼓励购买国货、支持民族品牌，将个人的消费行为与集体的民族情感联系起来，从而为社会提供了新的凝聚力。
此外，在官方叙事中，中国自2001年以来实施的各项经济与社会政策，如扶贫、社会保障和公共住房等，被描述为“为人民服务”和“实现共同富裕”的体现。然而，“贫困”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并非个人或集体的命运问题，而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相联系的“制度性贫困”。既然如此，任何旨在消除贫困的政策，都必须放在资本积累与劳动力再生产的关系中加以考察。资本积累依赖于劳动力的持续供给，这不仅包括劳动力的数量，还包括其健康、技能与稳定性，波拿巴主义国家尤其通过在阶级间“仲裁”来维持统治，其社会政策往往兼具缓和矛盾与服务资本的双重功能。从这一逻辑出发，我们就可以正确解释中国自2001年以来的扶贫、社会保障、公共住房等政策的深层动因。
例如，中国的脱贫攻坚战的深层逻辑是，通过国家的强大力量实现社会剩余向贫困群体的有效转移。这种转移改善了劳动力的生存条件，缓和了因贫困和健康损害导致的社会矛盾，维持了社会稳定，最终保障了资本积累所必需的劳动力数量和质量。例如，官方政策明确指出，实施各项政策和具体措施，旨在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培育高素质劳动者”，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劳动供给”。这并非无阶级性的“为人民服务”，而是带有明确阶级目的的社会政策，其核心是维护劳动力的持续供给。
同样，社会保障和医疗体系的建设，也被纳入到“劳动力再生产”的逻辑框架中。因为，劳动者健康是社会正常生产的前提，所以中国将人民健康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其根本目的在于保障高水平劳动力再生产的顺利进行，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新质劳动力”。这些政策通过保障劳动者的健康，防止因疾病、贫困等问题导致的社会矛盾激化，从而维护了社会稳定，并最终服务于资本积累的长期需要。这些政策既体现了国家对底层阶级的“家长式关怀”，又实质上服务于资产阶级统治的长期需要。国家政权作为“仲裁者”，通过有目的的社会政策来管理和控制阶级矛盾，而非真正致力于消灭阶级对立。
思想的统治必然离不开暴力的镇压，那中国政府是如何推行自己的政策的呢？必须清楚中国强大“维稳”机器的运作并非简单地依赖于大规模的警察力量。数据显示，中国的警察人口比例远低于许多西方国家。例如，中国拥有约200万正式警察和400万辅警，正式警察占人口的千分之1.42，而法国的这一比例为千分之3.51。此外，中国的警察队伍中，用于专业化镇压的警力比例相当少，大多数辅警主要负责交通等日常事务，甚至在这些日常工作中警力也显得相当紧张。
因此，中国维护社会秩序的核心力量，并不主要依赖于警察的棍棒，而是一个更为复杂、多层面的“维稳”机器。这一机器的规模和开支在21世纪初急剧扩张。据清华大学学者估计，中国大陆在2010年发生了超过18万件“群体性事件”，是10年前数量的3倍。同样是2010年，中国的维稳支出金额达到5490亿元人民币，首次超越国防费用。这表明，国家资源的配置已将内部安全与稳定置于与外部防卫同等，甚至还享有更高的战略地位。沈勇平在新浪财经的“国内财经”专栏中发表的一篇文章《谁是第一大财政支出？》（2018年08月14日）里指出：
“公检法是主要的维稳部门，实际上除了公检法，其他很多部门也要承担维稳任务，尤其是在地方上，很多基层部门也要承担维稳任务。所以维稳费用，要远远超过公共安全支出，因为公共安全支出只包括供养公检法（公安、武警、法院、司法）的费用，其他部门的维稳费用并没有算在里面。也就是说，维稳费用远远超过了国防费用。”
显而易见的是，中国政府用于“维稳”的费用在实际上是一年比一年多的。这个强大的国家机器依赖于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民兵在内的三大武装力量。其中，武警部队的角色尤其关键。武警部队自建立之初就承担着维护国内治安的任务，自2001年后，武警部队更是按照“多能一体、有效维稳”的战略要求，加强了执勤、处突、反恐、海上维权和行政执法等能力建设。解放军也被明确赋予了“依法协助地方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主要承担防范恐怖活动、处置各类突发事件等职责。
近年来，“军事治理”这一概念也被中国政府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习近平强调，全面加强军事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这表明，军事力量不再仅仅是外部防卫的工具，更是作为国家治理的内在组成部分，其核心目标之一就是“保卫国家政治安全、人民安全和社会稳定”。这种将军事和准军事力量制度化地纳入国内治理体系的做法，恰恰是波拿巴主义国家机器权力膨胀和独立于阶级之上的最显著特征。
这一庞大的维稳体系之所以能够在全国范围内高效运转，并不仅仅依赖于武装力量的部署，还依赖于一种制度性前提——在政治结构上彻底排除了一切阶级的独立政治活动空间（甚至包括资产阶级）。首先，现在的中共内部并不存在真正的党内民主。党的最高决策权集中在书记处和少数常委手中，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在实际运作中多为橡皮图章。对于一个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统一性、由各形各色的仕途主义者组成的公务员机构，这也是不可避免的。2008年全国人大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宪法修正案（当时为连任安排）在提交全会前已由常委会定案，全会和中央委员会只是全票通过，没有实质性修改（新华社2008年3月15日报道）。可见，中共缺乏通过广泛讨论和教育达成统一认识的机制，而是依靠行政命令和组织手段将思想强加于党员。
其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现实中并不掌握独立的立法权，其职能被行政机关所吞并，行政、立法、司法权力事实上集中于同一执政集团手中，这体现在人大代表候选人提名和最终名单均受党委控制，其差额比例极低，独立候选人几乎无法进入正式名单。2003年湖北潜江市人大换届选举中，独立候选人姚立法联络了40位自荐村民参选，结果全部落败。据《南方周末》报道，当地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干预选举过程，32名自荐候选人无一进入正式名单；2007年中共十七大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预选的差额比例仅为8%，且候选人名单由中央组织部事先审定。这意味着差额比例远低于形成实质竞争所需的水平，且名单控制权完全在党委手中。
更重要的是，人民不存在针对一切官员的随时罢免权。宪法和选举法虽规定人大有权罢免本级选出的国家机关人员，但罢免须由主席团或1/10以上代表提议，并经全体代表过半数通过，普通公民无法在任期内直接发起投票。200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罢免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是在其因受贿被中纪委“双规”并移送司法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依照党内决定程序追认罢免职务（新华社2007年7月10日报道）。2009年重庆市人大常委会罢免原副市长文强人大代表职务，同样是在其被中共重庆市委撤职并立案侦查后，由人大常委会按党内决定形式化通过（新华社2009年6月26日报道）。这类案例均显示，2001年后的罢免案例几乎全部由党内先行决定，再由人大追认，从未出现基层选民直接发起的罢免。
在社会自由方面，中国宪法第35条虽然规定公民有结社自由，但在法律和行政实践中，除中共及其附属组织外，独立的政党、工会、社团均无法合法注册，任何试图建立独立政治组织的行为都可能被定性为“非法组织”而取缔。在基层自治方面，村委会、居委会等虽名义上由居民选举产生，但候选人资格和选举过程受到上级党委的严格控制，缺乏真正的群众自主性。2010年修订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四条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并在选举中“领导和支持村民委员会行使职权”。在城市，居委会虽在《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中被称为“群众性自治组织”，但201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社区党组织在居委会选举中发挥主导作用，甚至可将未参与选举的社区组织负责人推选为居民选举委员会主任。
在罢工权方面，1975年和1978年宪法曾明确规定罢工自由，但1982年宪法删除了这一条款，导致罢工在法律上既无明确保障，也不享有刑事或民事免责。尽管中国在2001年批准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承认劳动者有权罢工，但国内立法并未落实这一权利。在表达空间方面，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示威等自由虽在宪法中列明，但在现实中受到《集会游行示威法》《网络安全法》等多重限制，公共表达渠道高度依赖官方许可，独立媒体和异议言论常遭封禁或惩处。2003年北京大学法学院学生叶宁因在网络发表批评性文章，被校方以“违反校规”为由开除学籍；2005年，《冰点周刊》因刊登历史学者袁伟时批评教科书的文章而被停刊整顿；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虽然政府设立了所谓的“示威区”，但据《纽约时报》报道，77起申请全部被拒绝，部分申请者甚至遭到拘留。2009年新疆“7·5事件”后，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封锁互联网，社交平台、独立论坛和部分境外新闻网站被长期屏蔽。
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所谓“民主”只是统治阶级内部在权力分配和利益协调上的民主，而不是全体社会成员的民主。在专制政体下，这种“民主”甚至在统治阶级内部也不存在，决策权集中于极少数核心人物之手，统治阶级其他成员只能服从执行。这不仅意味着被统治阶级完全被排除在政治决策之外，也意味着统治阶级内部缺乏公开辩论和制衡机制，权力运行高度封闭化。
因此，中国的这种波拿巴主义专制制度安排意味着，中国在法律上只允许一个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活动，而这也导致了所有宪法和政治体制所宣布的自由都被架空。政治活动及政党活动的自由被压缩到执政党内部的有限空间，而党内又缺乏民主机制，形成了双重封闭的政治格局。结果是，社会缺乏通过结社、基层自治、劳动集体行动和公开表达来制衡国家机器的制度性渠道，这不仅使维稳机器得以在缺乏外部监督的情况下扩张，也使得任何挑战其权威的政治或社会力量在萌芽阶段就被压制。
（4）中国官僚的阶级性质
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及其官僚体系都并非可有可无的附属品，而是其赖以生存、发展的核心支柱。资产阶级的统治，从来不能仅仅依赖于纯粹的经济强制。资本的本性决定了它只能以复数的、相互竞争的私人资本形式存在，这使得任何单个资本家或资本家团体都无法代表整个阶级的共同利益。因此，确保资本主义生产和利润实现的一般条件——例如，稳定的货币金融体系、有效的财税制度、统一的市场规则以及对劳动力的管理——必须由一个凌驾于个别资本之上、看似中立的特殊机构来执行，这个机构就是资产阶级国家。
国家机器通过垄断合法暴力（军队、警察、法庭），保障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镇压工人阶级的反抗，维持有利于资本积累的社会秩序。同时，它也通过意识形态机构（教育、媒体）向被统治阶级灌输接受现有秩序的观念。可以说，没有国家这个“理想的总资本家”，资本积累便无从谈起。
而官僚，作为国家机器的具体执行者和管理者，是这一体系的必然产物。无论是公共部门还是大型私人企业，其协调、监督和控制的内在需求，都必然催生出庞大的科层制管理机构。市场竞争非但不能消除官僚，反而会加剧其膨胀。一方面，企业内部为了最大限度榨取剩余价值，需要建立严密的监督与控制体系；另一方面，市场竞争引发的社会矛盾（如劳资冲突、环境污染、金融危机）需要国家官僚机构出面调节与管理。因此，资产阶级官僚并非某种制度的偶然缺陷，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政治和管理领域的必然体现。他们是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是资产阶级实现其阶级统治的重要工具。
尽管官僚集团在国家管理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享有制度化的特权，但将其定义为一个独立于一切阶级（包括资产阶级）的“官僚资产阶级”是错误的。阶级的划分根本上取决于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即是否占有生产资料、能否凭此剥削他人劳动。官僚集团作为一个整体，其权力来源于其在国家机器中所处的职位，而非对生产资料的直接占有。“官僚资产阶级”这一概念的核心谬误在于，它混淆了对生产资料的管理权、支配权与法律上的所有权。诚然，中国的官僚作为一个整体，能够通过国家机构集体性地影响和支配以国有企业为核心的生产资料，制定经济政策，并从中牟取私利。然而，这种权力是职务性的、非继承性的。官僚的特权随其职位的获得而产生，也随其职位的失去而消失。他们无法像真正的资产阶级那样，将作为资本的生产资料通过产权制度合法地、排他性地传给后代。
所谓的“官僚资产阶级”通过贪腐、寻租、裙带关系等非法或灰色手段占有社会剩余价值，恰恰反证了他们并非一个成熟的、拥有稳固经济基础的统治阶级。一个真正的统治阶级，其剥削方式是制度化、合法化的，内嵌于生产关系之中（如资本家合法地占有雇佣工人的剩余价值）。而官僚的非法牟利，本质上是一种寄生于现有生产关系之上的权力变现，是一种“窃取”而非制度化的“剥削”。他们是资产阶级内部的一个的特权阶层，是国家机器的管理者，但并非一个拥有独立经济基础和历史使命的新阶级。他们的存在依赖于特定的国家形态，他们永远不可能创造一个由他们自己所主导的生产方式。
同时，将当代中国的官僚体系简单地定性为“封建官僚”或“法西斯官僚”同样是不准确的。
封建主义的核心是土地贵族通过超经济强制（如农奴制、地租剥削）维持统治，其经济基础是分散的小农经济与等级制。而现代专制（如波拿巴主义、法西斯主义）本质上属于资本主义危机下垄断资产阶级的极端统治形式。资产阶级专制尽管使用独裁手段，但其统治基础并非封建土地所有制，而是服务于金融资本与工业巨头的集中化需求，即通过国家的指导性计划保障利润、镇压工人运动，这恰恰是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矛盾激化的产物。至于说资产阶级专制政府存在所谓“封建属性”的论断也是荒谬的。封建官僚是贵族特权的延伸，而资产阶级官僚的功能是维持资本积累（如推动军工复合体发展），这与封建采邑制下的效忠关系存在根本区别。马克思早已指出，政治形式（专制或民主）不直接等同于生产方式性质，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都可能产生专制政权，但其压迫的阶级内容由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决定。将资产阶级专制政府的存在归为“封建复辟”，既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暴力性，也消解了工人阶级认清真正敌人（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机械类比的历史观谬误。
中国也并非是法西斯主义国家，尽管波拿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表现为资产阶级专制形态，但其阶级基础、运行机制与历史使命截然不同。虽说中国在1989年之后，国家权力在阶级斗争的僵持中取得了相对独立性，这与1956至1992年间作为工人国家的性质发生了根本转变，可见中国的波拿巴主义政府和法西斯主义一样，确实是在一场失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任何一个法西斯政府上台前，必然有一场失败的社会主义革命，如德国11月革命、意大利“红色两年”、日本“大正民主” ）。然而，这种转变并未让中国导向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核心是垄断资产阶级在面临生死存亡的社会主义革命威胁时，彻底抛弃民主外衣，资助并武装一个以小资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为基础的群众性运动，通过“自下而上”的狂热暴力，从物理上摧毁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和工会。这是“群众反对群众”的机制，是资产阶级借另一部分群众之手，对最具威胁的革命无产阶级进行公开的、恐怖的内战。
中国的现实恰恰缺乏这一决定性特征。当代中国泛滥的“粉红”民族主义和“主流正能量”思潮，并非法西斯主义式的群众运动。首先，它并非一个由资产阶级资助、拥有独立组织的准军事力量，而是在国家宣传机器主导下，一种高度原子化的、主要存在于网络空间的线上动员。其功能是维护现行政权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打击异见者，而非像纳粹冲锋队或意大利黑衫军那样，成为一支有组织的、专门用于进行街头战斗、捣毁工会、暗杀左翼领袖的武装力量。其次，其动员的阶级基础和目标也与法西斯不同。这种民族主义情绪虽然在部分小资产阶级中反应强烈，但它并未被塑造成一支旨在消灭工人阶级斗争的特定社会力量。中国国家机器对工人运动的压制，主要依赖其自身的专政工具——警察、官方工会和法律体系——来进行“自上而下”的管控、分化与镇压。中国的资产阶级无需也无力支持小资产阶级组织起独立的法西斯运动，他们选择依附于现存的、强大的国家官僚机器，由后者来扮演压制劳工、维持秩序的“仲裁者”角色。
将今日中国定性为“修正主义国家”或“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同样是错误的分析。这两个概念诞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苏论战的特殊历史背景，它们从一开始就承载了强烈的政治斗争色彩，而非严谨的科学分析工具。
“修正主义国家”的提法的预设是，存在一个“正确的社会主义范本”（即毛泽东时代），而后续的发展是对这一范本的“背叛”。这种观点本质上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它跳过了对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和客观规律的具体分析，将复杂的历史进程简化为领导人的思想路线斗争。它无法解释为何“修正”会发生，也无法为当下的社会矛盾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最终只能导向一种简单化的、怀旧式的政治口号，即“回到过去”。有人认为，只要今天为“修正主义国家”赋予明确和科学的含义，即便过去解释力不足或是政治斗争色彩过强，用这个被重新定义的词也能成为一种对中国国家性质的科学解释；然而，概念的解释力不仅取决于定义，还取决于它能否揭示现实的因果机制、区分不同类型的现象并生成可检验的预测。即便重新包装，“修正主义国家”这个词依旧倾向于将复杂的经济结构、阶级构成和国际关系压缩为单一的政治身份判断，难以真正解释当下的社会矛盾。
“社会帝国主义”这一标签同样存在严重缺陷。它在中苏论战中被中国共产党用来指责苏联“口头社会主义、实质帝国主义”，但这种用法更多是政治修辞，而非基于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系统分析。列宁所界定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的全球体系特征，包括金融资本的统治、资本输出、国际垄断同盟和世界瓜分等。今天的中国，确实已经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了，但将其简单套入“社会帝国主义”这一标签，不仅无法揭示当代中国帝国主义的具体形态，还会模糊其与“苏修”、以及典型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资本结构、国家-资本关系、全球分工位置上的差异。
更重要的是，这种标签化的定性，会将对外扩张的动因简化为“背叛社会主义”，而忽视了中国国内资本积累逻辑、阶级力量对比、国家资本主义运作机制等深层因素。它既不能解释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特殊位置，也无法为反对中帝国主义提供有效的策略指引。与其沿用带有厚重历史包袱的“社会帝国主义”一词，不如直接运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世界体系分析和当代国家资本主义研究，对中帝国主义特征进行结构化、机制化的剖析，这样才能在理论上更精确，在政治实践中更具指导意义。
所以，与其在这些充满历史包袱的标签上纠缠，不如运用更精确的分析框架（如波拿巴主义），对当下中国社会的具体矛盾、阶级力量对比和国家性质进行科学、深入的剖析，这才是深化批判能力与探索改造现实路径的正确方向。
（5）中国的各被统治阶级的情况
现代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根据官方数据，截至2024年底，全国就业人员总数约为7.34亿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为4.73亿人，占比达64.5%。在这一庞大群体中，“农民工”扮演了关键角色，其总量在2024年达到2.9973亿人，他们是劳动力市场的“产业后备军”。同时，“零工经济”的兴起创造了一个庞大且快速增长的新型工人阶级群体。人社部数据显示，中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达2亿人左右，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零工经济从业者。阿里研究院预测，到2036年，零工经济从业者将达到4亿人，约占劳动力总数的一半。这些数字表明，传统的、稳定的雇佣关系正在被非正式、灵活的用工形式所取代。
所谓“零工经济”，是指以数字平台为中介，将大量临时性、任务化的劳动需求与分散的劳动者进行匹配的一种经济形态。它的典型特征是劳动关系被包装成“独立承包”或“经济契约”，劳动者通常以个体经营者的身份出现，自备生产工具，自行承担运营成本与风险，按单计酬而非领取固定工资。表面上，这种模式赋予劳动者高度的时间与任务选择自由，例如网约车司机、家政服务人员、自由撰稿人、线上翻译、软件外包开发者等，都可以在平台上自主接单，似乎摆脱了传统雇佣关系的束缚。
然而，从本质上看，零工经济并未消除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平台通过算法和数据体系对劳动过程进行精细化管理：任务分配、价格设定、绩效考核、客户评价等环节都由平台规则主导，劳动者的工作节奏、空间路线甚至劳动强度都受到隐性或显性的约束。这种“去中心化”表象下的高度集中化控制，使得劳动者在形式上是自由的个体，在实质上却处于平台的管理与监督之下。与传统雇佣关系相比，零工经济的核心变化在于资本规避了法律赋予雇主的义务，如社会保险、带薪休假、最低工资保障、工伤赔偿等。这些成本被转嫁给劳动者——无论是设备损耗、交通事故，还是需求波动导致的收入不稳定。平台则通过削弱劳动者的集体谈判能力，将劳动关系碎片化、个体化，从而在法律上模糊雇佣与承包的界限。
因此，零工经济不仅是一种技术驱动的新型劳动组织方式，更是资本在数字化条件下对劳动关系的再塑造。它利用平台和算法，将传统雇佣关系的部分责任外包化、隐形化，在维持甚至强化剥削机制的同时，披上了灵活就业与自主创业的外衣。这种模式的扩张，对劳动法体系、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劳动者的集体权益提出了新的挑战。
工人阶级的收入水平因行业和所有制性质而异。高薪行业集中在信息传输、软件、金融等领域，而非私营单位的平均工资远高于私营单位。许多工人，特别是农民工和零工经济从业者，面临着工作不稳定、超时工作和劳动权益缺乏保障的问题。中国就业市场的突出特征是“新就业形态”的迅速发展，这与传统的劳动合同制用工模式有所不同，许多工人不再与单一雇主建立明确的劳动关系，而是通过民事合作或平台协议工作，这使得他们很难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尽管国家承认农民工是“产业工人的一部分”，但户籍制度等结构性障碍依然存在，使得他们的“无产阶级化”进程“遥遥无期”，他们无法完全融入城市，却为资本提供了廉价、灵活的劳动力队伍。建筑业工程的层层外包使得企业可以轻易推卸责任，不发工资都是家常便饭，这加剧了农民工讨薪的困难。零工经济从业者，如外卖骑手，面临着高强度工作和低水平保障的困境，其养老和医疗保险等劳动权益亟待解决。
以下的具体例子：2008年，重庆一建筑工地因层层外包导致工资长期被拖欠，200多名农民工多次讨薪无果，最终集体到市政府请愿，涉事总包方以“分包责任”推脱，案件经媒体曝光才部分结清；2009年，北京首批外卖配送员因与第三方外包公司签订“合作协议”而非劳动合同，在发生交通事故后无法认定工伤，社保与医疗费用均需自付；2020年11月，河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恒大半岛天境项目中被投诉拖欠27名农民工工资，总计43.96万元。当地人社局向该公司下达了限期整改指令书；2022年，工程承包方柴某某恶意拖欠587名农民工工资共计1015万余元，引发群体性上访。尽管当地人社局下达了整改指令书，但柴某某关闭手机、更换住处以逃避支付。最终，他因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2019年底，一名外卖骑手邵新银在送餐途中遭遇严重车祸，但在申请工伤待遇时却遇到了难题。因为与他相关的公司包括平台在内有多家，劳动关系难以认定，他甚至自己都不清楚自己与这些公司的复杂关系。尽管邵新银最初在劳动仲裁中胜诉，确认了与物流公司的劳动关系，但该物流公司又在重庆提起诉讼，导致他屡屡败诉，最终只能以调解结案 。这种案例表明，平台利用“合作关系”或“个体工商户”模式 ，有效规避了劳动法的约束，使得骑手在面临工伤等问题时，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
这种由就业结构变化所塑造的庞大而分化的工人阶级，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所推动的劳动力转移密切相关，后者为源源不断的“农民工”供给奠定了制度基础。自2001年以来，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进入了新阶段。在保持“土地集体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政策的核心转向了“三权分置”，即将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进行分离。这一制度创新为资本下乡提供了法律基础。通过土地流转，土地经营权可以集中到“种田能手”手中，发展大规模的农业生产。
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三权分置”的实质是农村土地的资本化和商品化。尽管官方叙事将此定义为解放生产力，但其深层逻辑是让农业生产从“小农经济”彻底转型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单元。为了实现这一转型，土地制度改革不仅改变了土地的使用方式，也重塑了农村的社会结构。这一进程必然导致农村内部的阶级分化：一部分农民通过土地流转成为新的农业资本家或租地的资本主义地主，他们可以利用规模经济和现代化技术获取超额利润；而另一部分农民则彻底沦为失地农民，他们或是通过出卖劳动力成为农村雇佣工人，或是被迫进入城市成为产业后备军，即所谓“农民工”。由此，城乡二元结构下原本集中在城乡之间的阶级矛盾，在农村内部也得到了“翻版”。
然而，阶级分化的加剧并未在官方统计中直接体现。尽管数据显示，自2012年以来，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有所下降，但这种相对差距的缩小掩盖了绝对差距的持续扩大。早在2001年，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58，进入“绝对不平均”区间，且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其中，城乡收入差距是最大的组成部分。根据数据，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2010年进一步扩大到3.2:1。这一“城市二元结构”不仅存在于收入层面，还加剧了社会裂痕，使得弱势群体面临住房难、融入难的困境。为了缓解这种矛盾，政府颁布了“公共住房政策”，旨在通过提供基本的居住保障，将农民工这一关键劳动力群体固定在城市。这样做既确保了城市资本主义生产对劳动力的持续需求，又通过金融服务体系支持保障房建设，将一部分社会剩余转移至城市底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社会冲突。
不过，这种缓和并未触及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事实上，“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城市中的资本可以长期以低于劳动力再生产实际成本的价格获得劳动力，而农村户籍制度则确保了城市资本无须承担农民工在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完全成本，这些成本在很大程度上被转嫁给了农村家庭。由此可见，中国的一系列“扶贫”和“乡村振兴”政策，并非旨在从根本上消灭城乡鸿沟，而是为了管理这一鸿沟带来的社会风险，确保农业和农村能持续为城市资本提供“新质劳动力”和广阔市场。这再次证明，中国波拿巴主义政权“扶贫”的根本目的是维护资本主义生产秩序，而不是什么“为人民服务”。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一逻辑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发展路径紧密相连。2001年入世后，大量廉价劳动力成为中国参与全球分工、成为“世界工厂”的核心优势。这一时期，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速度虽然有所放缓，但其规模依然庞大，并在新世纪伊始呈现出显著的代际变化。新一代“农民工”，通常指80后或90后，与父辈不同，他们的家庭经济负担相对较轻，因此流动更多地是为了满足个人消费和生活需求，例如通过手机社交和娱乐来构建新的社会关系，而非仅仅为了糊口谋生。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口结构也在这一时期发生深刻变化：总和生育率持续走低，农村年轻劳动力的绝对数量开始减少，改革开放初期和中期的“人口红利”逐渐消退。所谓“人口红利”，是指劳动年龄人口（通常为15—64岁）占比高、抚养比低的时期，社会生产力和储蓄率因此提升，经济增长受到推动。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和中期正处于这一阶段，充足且廉价的年轻劳动力为工业化和出口导向型经济提供了坚实基础。然而，进入21世纪后，这一红利逐渐消退，新增劳动力规模缩小，人口结构开始向老龄化倾斜。这意味着，即便在劳动力总量仍显庞大的阶段，新增劳动力的来源已不如以往充足，导致了结构性短缺与代际观念转变交织在一起。这种代际变化不仅改变了劳动力市场的构成，也为后续的劳资矛盾积累了新的社会条件。
随着中国经济的全面市场化，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工人阶级的抗争行动愈发频繁。在人口老龄化加速、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的背景下，劳动力供给趋紧与资本逐利逻辑叠加，使得资本对现有劳动者的压榨强度进一步加大，以弥补劳动力供给趋紧带来的成本压力，这也在客观上推动了工人集体行动的频率和烈度。这种数据的爆发式增长，不仅驳斥了任何关于中国社会“和谐”的静态描述，也证明了阶级矛盾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必然性。面对持续恶化的劳动条件（例如随意体罚、超时工作等）和对工人权利的侵犯，以及官方工会未能成为独立的工人利益代表的现实，导致工人不得不通过大量自发的集体行动来维护自身权益。2012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透露，每年因社会矛盾引发的集体抗争事件可能高达数万甚至十余万起。然而，该报告并未详细列出具体事件，且此后不再有类似的公开发布，这本身就进一步印证了社会问题的严重性。
当然，我们在这里也会列举些具体例子：2004年，东莞一台资鞋厂因长期超时工作、克扣加班费引发数千人罢工，工人封锁厂门要求补发工资并改善宿舍条件，警方介入后资方同意部分诉求；2005年，深圳宝安一家电子厂女工因被管理层辱骂、拖欠工资集体停工，堵厂门抗议，最终迫使资方补发工资并承诺改善管理；2006年，佛山南海一家制衣厂因单方面降薪引发数百人罢工，工人集体上街游行，要求恢复原工资标准并支付加班费；2007年，东莞长安镇一家港资玩具厂因苛刻管理和无偿加班爆发罢工，工人占据厂区两天，资方被迫签署改善劳动条件的协议；2008年，深圳龙岗一家电子厂因工伤赔偿纠纷引发全厂停工，工人要求依法赔偿并改善安全措施，最终获得部分赔偿；2010年，佛山本田零部件厂爆发大规模罢工，年轻工人要求加薪并改善晋升制度，罢工持续两周，最终加薪约35%；2014年，广东省东莞裕元鞋厂爆发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大规模的罢工，大概4万工人因社保与公积金被少缴集体罢工两周，最终迫使资方补缴并提高待遇；2016年，沃尔玛中国推行“综合工时制”削减加班费，引发全国多地门店员工集体请愿、罢工，并利用社交媒体协调行动，部分门店暂停新制度；2020年，广州一外卖骑手因平台压低单价、延迟结算，组织数百骑手罢工停接单，要求提高单价并改善配送算法，部分诉求获回应；2023年，恒大、碧桂园等房企资金链断裂，建筑业欠薪事件激增，945起农民工讨薪抗争遍及全国，多地工地停工工人堵路维权；2025年2月，江苏张家港东洋轮胎数百工人罢工，抗议公司股权转让逃避赔偿责任，要求在转让同时支付合理补偿，行动持续多日。
显而易见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人阶级就可以通过大规模罢工、示威、骚乱甚至局部起义，展示了其足以瘫痪资产阶级正常统治秩序、威胁其根本利益的力量。被统治阶级的不断的斗争能够持续严重冲击经济、动摇政治稳定，这也显著提高了资产阶级的统治成本，损害其利润和投资环境。
在这一背景下，国家机器的角色显得尤为关键。面对日益尖锐的阶级斗争，国家既不能完全站在资本一边，因为那将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也不能站在工人阶级一边，因为那将挑战资本主义的基础。因此，它选择了扮演一个“仲裁者”的角色。通过强化《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等行政法规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法律工具，国家试图将工人的自发反抗纳入其管理框架内，以实现“维稳”这一核心政治任务。这种做法并非真正的阶级妥协，而是一种“高压调控”，其核心目的是在不触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前提下，管理和压制阶级矛盾。这一行为与波拿巴主义政权“用一个阶级制衡另一个阶级”的特征完全吻合，它将合法性建立在对社会冲突的强力管理之上，而非对矛盾的根本解决。
与此同时，进入新世纪，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在经济全球化与国内市场化改革的双重推动下迅速壮大。他们集中于教育、科研、传媒、金融、IT、设计、法律、医疗等领域，是经济改革和增长的主要受益者之一。然而，小资产阶级的矛盾心态并非偶然，而是由其在生产关系中的双重地位所决定：他们既是劳动者，又是房产、股票、小企业等资本的潜在或现实所有者。这种双重身份，使他们在经济与政治立场上呈现出摇摆不定的特征。
一方面，小资产阶级享受着较高的收入与生活水平，能够在消费、教育、旅游等方面获得比工人阶级更大的自由度；另一方面，他们又面临着经济下行、失业风险、房产贬值、股市波动以及生活成本持续上升的压力。尤其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15年股灾、2020年疫情冲击、2021年房地产调控与恒大危机等节点，这种脆弱性被反复暴露。大量“中产”家庭的财富高度依赖单一住房资产，一旦房价下跌或流动性枯竭，其“财产所有者”的身份便瞬间失色，焦虑感与不安全感急剧上升。
这种经济结构上的脆弱性，决定了他们的政治诉求更多是防御性的——保护既有生活方式与财产安全——而非进攻性的社会改造。他们对贫富差距、官员腐败、行政垄断等现象有明显不满，对政府信任度较低，并倾向于追求“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但这种自由主义倾向并非源于系统的民主革命纲领，而是出于对个人“私域”的保护。正因如此，他们的政治行动往往是零散的、个体化的，而非有组织的集体斗争。
历史经验表明，这种阶级结构与心态决定了他们无法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导力量，更不可能承担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角色。在19世纪的法国，类似的城市小业主、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群体在1848年革命中曾短暂与工人阶级并肩反对王权与贵族，但在波拿巴主义崛起后迅速转向依附拿破仑政府，以换取秩序与市场稳定。20世纪的拉美国家（如智利1973年、阿根廷1976年）同样证明，小资产阶级在经济危机与政治动荡中，往往宁可支持军政府或威权政权，也不愿冒险推动彻底的民主化与社会化改革。
在中国，自由派寄希望于这一阶层推动“和平演变”或“渐进民主化”，但这种设想忽视了两个根本条件：第一，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与中国资本主义体制存在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他们的职业晋升、资产保值乃至子女教育机会，都依赖于现有体制的资源分配与秩序维持；第二，中国的国家机器在经济、舆论、治安、军队等方面的集中控制力，远超19世纪欧洲的任何波拿巴主义政权。这意味着，即便出现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小资产阶级的反抗也极易被分化、收编或镇压。
1989年“六四”运动中，自由派以学生与知识分子为核心，提出反腐与政治改革诉求，但其目标多停留在体制内“分权”——限制最高权力、扩大言论空间——而非推翻中国官僚专制的制度，更无相应的民主纲领。工人阶级虽有自发参与，却未被纳入统一的政治计划；小资产阶级因经济脆弱与政治分散，在危机中倾向秩序而非革命。自由派在镇压中失去体制内外支点，大批骨干被捕、流亡，部分温和派则被国家收编，进入学界、媒体、智库等体系，在有限空间内为官方改革话语背书，丧失独立政治性。与此同时，经济高速增长和小资产阶级利益绑定，使潜在支持者趋向保守。进入21世纪，互联网审查与维稳体系切断了全国性动员的可能，自由派被迫退入分散的小圈子、读书会、公益团体或线上匿名社群，形成原子化反抗格局。这些小组织虽持续批评政府，但缺乏跨地区、跨阶层的组织能力，政治纲领多停留在宪政或“分权”诉求，难以撼动波拿巴主义政权。由此，其失败不仅源于阶级结构的制约，更在于被收编与分化后的长期弱化。
因此，中国不可能沿着西方式资本主义民主的道路前进。小资产阶级的反抗，充其量是零星的“小吵小闹”，最终会在对稳定与秩序的依赖中回归沉默，从而进一步巩固波拿巴主义国家机器的统治。真正能够打破这一格局的，只能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以推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目标的有组织革命力量，而这恰恰是自由派所无法也不愿承担的历史任务。
（6）中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其他矛盾
中国的社会矛盾，无论表现形式如何复杂，都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生产力的高度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这一矛盾是通过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体现的。中国的波拿巴主义政权，正是为了在这一根本矛盾之间，寻求一种不稳定的、高压的平衡。所有其他的社会矛盾，包括民族矛盾、性别矛盾和环境危机等，都是这一根本矛盾在不同社会领域内的具体体现。
中国的民族矛盾并非如官方叙事所言，仅仅是发展不平衡或历史遗留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民族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固有产物，国家机器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和“扶持”，本质上是资本扩张的需要——获取资源、稳定边境、整合劳动力市场。中国国家在民族问题上扮演的“仲裁者”角色，既能压制民族分离主义，又能通过经济整合将少数民族地区纳入到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中，从而维系其统治的稳定。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09年乌鲁木齐“七五事件”，其导火索是广东省韶关市一家工厂内维吾尔族工人与汉族工人因谣言引发的群体斗殴，导致两名维吾尔族工人死亡。这一事件最终在乌鲁木齐演变为大规模的骚乱。这表明，民族矛盾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跨区域的劳务流动、资本的逐利本能以及地方政府在处理劳资和族群矛盾时的无能或偏袒紧密相连。
此外，自2001年“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中国政府在西藏投入了巨额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开发。然而，这一进程并未带来普遍的共同繁荣，反而加剧了阶级和民族分化。大量涌入的汉族移民主要从事现代工商业和高薪职位，而本地藏族居民则被边缘化，其传统手工业和商业被挤垮。研究显示，虽然地区经济增速提高，但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是按族群划分的。在当地人看来，经济增长只惠及了汉族，而他们成为了被剥削的牺牲品。这种因资本主义下的地区发展不均衡而产生的经济剥夺感，为达赖集团等分离主义势力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他们将这种阶级矛盾包装成民族冲突和宗教对抗，从而尝试维护其旧有的统治和特权。这种将经济剥削引向民族主义的叙事，正是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体现。
在台湾，其“台独”思潮的兴起也与社会内部的经济矛盾息息相关。进入21世纪，台湾经济转型困难，发展缓慢，贫富分化加剧，青年世代的失业率升高，导致他们产生了强烈的“相对剥夺感”。这种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未来的焦虑，成为了他们参与社会运动和支持独立思潮的内在动力。台独势力，正是利用了这种因资本主义发展停滞而产生的社会矛盾，将民众的愤怒引向“去中国化”、“大陆共产极权威胁台湾”的民族主义叙事，以掩盖资本主义体制下的阶级矛盾。此外，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台湾当局推行的“民主化”并未带来真正的社会公平，反而伴生了“黑金政治”等大量弊端，这进一步证明了在资本主义框架内，所谓的“民主”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矛盾，反而可能加剧权钱交易，使得民众对体制更加失望。
自中国资本主义复辟以来，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职场性别歧视加剧。根据世界银行数据，1990年中国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为73%，但到2018年已降至61%左右。女性平均花在家庭照顾上的时间是男性的三倍，且法定退休年龄不平等。这种现象并非文化观念的倒退，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性别领域内的具体体现。资本需要一个灵活、低成本的劳动力市场，同时将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如育儿、家务）转移到家庭和女性身上，从而实现了“无偿”的劳动力再生产。例如，许多企业为了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益”，在招聘时明确表示不想雇佣女性，而国家在此过程中，并未提供足够的社会福利，客观上巩固了这种不平等的性别分工，从而服务于资本积累的长期需要。
中国所谓的“妈妈岗”正是这一逻辑的现实化表现。它以“照顾母亲就业”为名，面向抚养未成年子女的女性提供弹性、低薪、低保障岗位（多集中在家政、客服、缝纫等领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部分女性的就业困境，但同时固化了“育儿=母亲责任”的刻板印象，并为企业规避正式雇佣与福利责任提供了制度化通道。以湖北为例，2025年人社厅等部门面向抚养12岁以下子女女性，提供所谓“弹性”岗位，时薪普遍低于常规岗位且多无社保。这种模式在“照顾母亲”的名义下，将女性锁定于低薪、低保障的就业区间。实质上，它既为企业提供廉价、灵活劳动力，又使国家在不增加公共化育儿投入的情况下，将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继续转嫁给家庭与女性，从而再生产资本主义性别压迫的制度基础。
在网络空间，上述矛盾常被极端化的女权主义话语所利用，将这些资本主义的固有问题简化为“男性压迫女性”的叙事，煽动性别对立。据共青团中央微博报道，部分所谓“女权”账号通过夸张渲染、攻击男性群体获取流量，甚至与境外团体的舆论操作相呼应，制造社会撕裂。这类思潮与经典女权追求的性别平等的初衷不同，它更接近一种网络亚文化的极端化变种，其结果是污名化平权议题、压缩理性讨论空间，并在婚恋、生育等领域加剧恐婚恐育情绪。中国国家与资本在此过程中，并不打算未根治性别不平等的制度根源，因为实际上他们可借助舆论场的性别对立转移阶级矛盾，实现社会控制与稳定预期，从而使性别矛盾成为治理工具而非平等契机，利用这种情绪分化工人阶级，削弱跨性别的阶级联合。此外，我们需要意识到，多数中国女性，尤其是处于制造业、服务业等基层岗位的劳动女性，并没有条件在公共舆论场上持续、系统地表达自身的真实诉求。根据《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与麦肯锡中国职场性别平等报告的数据，女性在高层管理岗位的比例不足20%，在媒体、政策咨询等具有舆论影响力的领域更是显著缺席，这意味着她们的声音在社会议题中被结构性边缘化。网络上流行的极端女权言论，往往来自少数活跃于社交媒体的群体，并不能代表广大劳动女性的立场与需求。
中国现实中存在大量男性工人与女性工人并肩对抗资本剥削的案例。例如，2010年本田南海零部件厂罢工中，男女工人共同停工，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女性工人在谈判代表和罢工组织中占据重要席位；2018年深圳佳士科技建会事件中，男女工人联合发起成立工会的诉求，反对企业长期超时加班、低薪和打压工人代表的行为，女性工人不仅参与罢工、集会，还承担了对外发声、记录现场、联系声援团体等重要工作。这些斗争表明，在中国工人运动中，性别并不是工人阶级团结的障碍，反而在共同的阶级利益驱动下，男女工人能够形成稳固的合作关系，共同对抗资产阶级的剥削。
另外，在现实性别矛盾中，还存在部分女性利用法律漏洞诬告男性强奸的现象，这不仅伤害个体，更被舆论操弄为挑动性别对立的素材。近年来多起案件显示，诬告往往出于情感报复、经济纠纷等动机，例如浙江云和县兰某某为分手构陷男友强奸，幸遇检察官介入才得以昭雪；也有案件中，虚假指控几乎仅凭口供就让男性长期羁押，最终证据不足撤案。由于我国诬告陷害罪举证门槛高、量刑轻，诬告成本远低于男性一旦定罪的刑罚，这种不对称加剧了男性群体的不安全感。在网络空间，极端女权话语往往将此类个案与真实性侵混为一谈，既掩盖了制度漏洞，又借机煽动“男女天然对立”的情绪，从而转移公众对资本主义本身的结构性压迫的关注。
性别议题中另一个被网络极端化话语频繁利用的领域是高价彩礼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高价彩礼在全国范围内并非普遍现象。根据民政部《2025年全国婚俗改革进展报告》及多地婚俗改革试点数据，2001年至2007年，全国彩礼中位数长期维持在1万至2万元之间，主要发挥礼仪与家庭经济能力识别等传统功能，并未出现大规模异化现象。2008年以后，受出生性别比失衡与县域城镇化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部分农村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如福建莆田、江西赣州、河南商丘等）彩礼价格快速攀升，中位数可达20万至65万元，但在长三角核心城市、珠三角、成渝等地，低彩礼甚至零彩礼的比例持续上升。彩礼议题真正进入全国舆论高热是在2015年前后，彼时多起“天价彩礼”新闻集中曝光，叠加短视频与社交媒体的传播效应，使公众形成了彩礼高额化的“全国性印象”，但这一印象忽略了其明显的区域性与结构性特征，高价彩礼主要集中在部分农村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并非全国普遍现象。例如，江西赣北部分乡村彩礼达28.8万元，福建个别县甚至超过百万元，而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及部分沿海发达农村，仍然普遍存在低彩礼甚至零彩礼的婚俗，如江苏昆山、浙江温州部分家庭仅象征性收取1万元以内礼金。
因此，从共产主义者的立场看，彩礼无论金额高低，都是建立在私有制和财产转移基础上的旧婚姻遗存，本质上将婚姻关系物化为经济交换。高价彩礼的存在不仅与婚姻自由和平等原则相冲突，还在客观上加重了青年群体的经济负担，延缓甚至阻碍了婚姻与生育意愿的实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高价彩礼还可能被利用为资本积累和地方经济利益的间接工具，通过婚姻市场的商品化加剧城乡、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共产主义者主张应提供扩大公共住房、教育、医疗等廉价乃至免费的社会保障供给，削弱婚姻的经济依附功能，从而为彻底废除彩礼制度创造物质条件与社会基础。
在此前对性别矛盾的分析中，我们看到，性别压迫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阶级结构、制度逻辑深度交织。女性在家庭与职场中所承受的双重负担，既是父权制的延续，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社会再生产领域的体现。同样的逻辑也贯穿于教育制度之中——它不仅塑造性别角色、再生产性别不平等，还通过制度化的竞争与筛选机制，将这种不平等固化为代际传递的社会结构。
教育方面，中国的义务教育本应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目标，但在中国的应试体制下，它逐渐异化为一条“分数生产线”。据《中国青年报》2023年报道，部分重点中学将升学率作为唯一考核指标，教师绩效与学生成绩直接挂钩，课堂教学围绕考试技巧展开，而批判性思维、创造力等能力被忽视。这种异化源于教育资源分配与社会阶级再生产的紧密绑定——高分意味着进入优质高中、名牌大学，从而获得更高的社会资本。教育不再是全面发展人的过程，而是被量化、排名、交易的人力资本。
在这种制度压力下，家庭成为教育竞争的前线阵地。父母往往以“为你好”为名，将制度性的焦虑转化为对子女的高压管理。据《澎湃新闻》2024年调查，超过六成中小学生每天课外作业时间超过两小时，部分家庭还额外安排多门校外培训。家长在作业、考试、兴趣选择上拥有绝对话语权，甚至限制孩子的社交与休闲时间。这种家庭专制并非单纯的文化传统，而是制度压力的家庭化表现。教育的异化将成绩变为家庭荣誉与未来保障的唯一指标，家长在这种逻辑下成为制度的执行者与放大器。
学生身份本应是阶段性的学习角色，但在中国，它往往外溢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一种长期的标签。在校期间，成绩排名、奖惩记录会影响奖学金、推优入党等机会；毕业后，名校背景仍是招聘、晋升的重要门槛。2023年BOSS直聘数据显示，超过七成企业在招聘应届生时明确要求“985/211”背景。这种外溢效应意味着教育评价体系的影响远超校园，学生身份被固化为社会分层的依据，延续了教育异化的逻辑——人被简化为可比较的分数与文凭。
在应试与家庭压力之外，针对青少年网络游戏的社会反应也折射出教育与管教方式的极端化。在应试与家庭压力之外，出现了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的现象。研究表明，这是一种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当社会化方式的转型滞后于社会变迁时，青少年更可能转向虚拟世界寻求心理满足；游戏的即时反馈与变比率奖励机制带来快速成就感，线上社交团体提供归属与认同，在学业与人际压力无法短期缓解时，游戏成为可即刻获得的替代性满足。对于处于身份建构期、渴望控制感与认可的青少年来说，这些机制叠加显著提升了使用时长与复归动机。家庭层面的专制养育与网络成瘾呈显著相关：当家长强调服从与控制、忽视情感沟通与自主性需求时，青少年更倾向在虚拟环境中获得情绪调节与自我效能的替代路径，这与教育压力下的家庭专制相互强化，形成从现实退避到线上投入的通道。
200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出现了大量所谓“戒网瘾学校”，以军事化管理、封闭训练为主要手段，部分机构甚至被媒体曝光存在体罚、禁闭、剥夺睡眠等行为。2017年《新京报》报道的山东临沂杨永信案例中，电击疗法曾被用于“治疗”网瘾，引发广泛争议。尽管教育部和民政部多次整顿，这类机构仍在部分地区以“特训学校”或“心理辅导中心”的名义存在，其背后是家长在制度与舆论压力下，将孩子送入高压环境以“矫正”的无奈选择。
与此同时，一些家长自发组织了“反游戏同盟”或“反网游联盟”，试图通过集体行动推动政策限制网络游戏。据腾讯新闻2023年报道，一个由上百名家长组成的“中华反毒游爱国群”活跃在短视频平台和线下街头，成员身穿红色T恤、手持标语，在二十多个城市高喊“网络游戏，祸国殃民，精神鸦片”。他们的行动缘于对孩子沉迷游戏的恐惧与无力感，但这种运动也引发了青少年“护游联盟”的反击——由13至16岁的玩家组成，指责家长混淆游戏类型、污名化整个媒介。这种围绕游戏的社会冲突，实质上反映了教育体系、家庭权威与青少年文化之间的矛盾。
除此之外，中国的义务教育还存在大量隐性收费，进一步加剧了教育的不平等。据《新华每日电讯》2024年报道，部分地区学校要求家长在指定商店购买校服、课本、文具，价格普遍高于市场价；有的学校收取“资料费”“活动费”，名义上自愿，实则强制。在义务教育普及前，家庭教育支出主要集中在学费和基本教材费；如今虽然学费免除，但额外收费总额反而更高。2023年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调研显示，部分城市家庭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年均教育支出超过一万元，其中超过一半为学校或相关渠道指定的购买项目。这种收费机制与教育异化、家庭专制、学生身份外溢以及围绕游戏的社会冲突形成闭环——学校通过隐性收费将教育商品化，家庭在竞争与焦虑中被迫接受，学生则在制度、市场与文化斗争的多重逻辑下被塑造成“投资回报”的载体。
这种结构性循环将教育从公共事业转化为竞争性投资，将家庭变为制度压力的中转站，将学生身份固化为社会分层的工具，并在文化冲突中不断再生产。如果不同时改革教育评价体系、限制隐性收费、规范戒网瘾机构、并在社会层面削弱学历与分数的决定性作用，所谓“义务教育”将继续在形式上免费、实质上昂贵。
此外，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市场的萎缩，以及全球气候变化和气象灾害的加剧，中国社会正面临新的结构性危机。大规模的环境破坏、污染以及官僚的不负责任并非偶然，而是资本无限积累的必然结果。资本的逻辑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这必然导致对自然资源的无节制掠夺和对环境的破坏。资本主义下以竞争为核心、以量化指标为唯一标准的思维方式，同样支配着经济增长、资源利用和城市扩张。在这种模式下，自然环境被当作可无限开采的“资本”。例如，2005年的吉林石化公司爆炸，导致大量苯类污染物进入松花江，引发哈尔滨市大规模停水。2007年，太湖蓝藻大规模爆发，使得无锡市民的饮用水受到严重威胁，其根源是沿岸工业污染和水产养殖造成的富营养化。在这些事件中，虽然波拿巴主义政权在口头上强调环保，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但在实际运作中，其核心任务仍然是维护经济增长，从而维系其合法性。这种内在的矛盾，使得解决环境问题与经济增长目标之间存在根本性的矛盾。例如，当民众因环境问题走上街头，政府的应对策略往往是紧急停止项目，如2007年厦门的PX项目和2012年什邡的钼铜项目，但这种“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模式，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资本逐利的生产方式，只是将矛盾转移或暂时压制。
所有这些矛盾，无论是民族的、性别的、教育的、还是生态环境的，都只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根本矛盾在不同社会领域内的具体表现。波拿巴主义政权试图通过其强大的国家机器来“仲裁”和管理这些矛盾，但它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矛盾，因为它的合法性恰恰依赖于这种充满了矛盾的经济体系。因此，这种不稳定的平衡注定是暂时的，它终将被这些日益激化且无法解决的矛盾所打破。
（7）我们能用市场经济过渡进入共产主义吗？
中国共产党以为，市场经济就像一把工具，谁拿在手里都能用——资本家用它赚钱，工人阶级也可以用它发展生产力，然后再慢慢过渡到共产主义。这种想法听起来很灵活，但问题在于，市场并不是一把中性的扳手，而是一整套特定的生产关系。
市场经济要求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形式上分离，要求生产资料作为商品存在，要求生产单位之间通过竞争和价格信号来调节生产，要求一切劳动成果都必须先变成商品才能进入社会再生产的循环。这意味着，只要市场是经济运行的主导机制，价值规律和利润驱动就会继续支配生产，劳动依然是被抽象化、被量化的“价值生产”，而不是直接的社会化劳动。计划经济的前提则是生产资料的国家占有，即多数生产资料不能以商品的形式存在，其调节机制不是价格的涨落，而是对社会总劳动的有意识分配与协调。市场和计划的差别，不是“用哪种方法分配资源”的技术问题，而是“社会是按什么关系来组织生产”的根本问题。换句话说，市场的存在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而计划的存在则是这种关系的否定与超越。
在现代大工业条件下，这种差别不仅是理论上的，而是直接体现在生产的物质要求中。今天的生产早已不是几个手工业者各干各的，而是全球范围内的精密协作网络。纺织厂的化纤原料必须在准确的时间送到，汽车装配线需要上千种零部件按节拍进入工位，智能手机的芯片供应一旦延误，就可能让整个产业链停摆。这种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就像一支交响乐团——每个演奏者再厉害，如果各自按不同的乐谱和节奏演奏，结果只能是混乱。市场的价格信号在这种条件下，就像用烟雾传递战场指令——在简单的手工业时代或许还能凑合，但在今天这种复杂度下，它的反应速度和精确度都远远不够。计划性的协调，不是什么“幻想”，而是生产力的内在要求。
所谓的“市场社会主义”或“混合经济”试图在市场逻辑和社会主义目标之间找到平衡，但这在结构上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市场的逻辑是利润最大化，而不是满足社会需要；它要求生产单位之间相互竞争，而不是协作；它通过价格信号调节生产，而不是通过社会整体的有意识协调。当这种逻辑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时，计划性的部分会被边缘化，最终沦为市场的附庸。历史上多次出现过这种情况：一开始保留市场是为了“灵活”，但随着市场领域的扩大，利润指标逐渐取代社会指标，国有企业被迫像私企一样追逐利润，社会福利和公共投资被压缩，最终整个经济结构重新向资本主义倾斜。（是不是和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的进程很像？）
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也是一个典型例子。表面上，企业由工人委员会管理，工人可以参与决策；实际上，由于企业必须在市场上竞争、以利润为目标，工人越来越依赖那些能帮助企业盈利的专家和经理。这种依赖逐渐削弱了工人在企业中的实际权力——因为在利润驱动下，决策的核心变成了如何在市场中取胜，而不是如何满足社会需要。只要价值规律依然起作用，亏损的工厂就会被迫关闭，工人在经济范畴上就没有真正的决策权。另一方面，如果工人真的能有效防止就业波动、保障所有人的工作，那么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通过竞争淘汰落后企业——就无法运转，这时所谓的“市场”也就不复存在。南斯拉夫的经验表明，在市场逻辑下，“工人自治”很容易沦为空壳，工人名义上是主人，实际上却受制于利润和市场的无形压力。
这种现象的本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早就揭示过：在古代的等级制社会，贵族永远是贵族，平民永远是平民，这是一种与个人身份不可分割的品质（即等级）。而到了资产阶级社会，个人的社会地位似乎变得偶然了——人们可以通过竞争改变自己的处境，看起来更自由了。但实际上，他们更不自由，因为他们更加受到“物的力量”的统治。市场经济下的“自由”，正是这种被物化的力量所塑造的假象：你可以选择竞争的方式，却不能选择是否参与竞争；你可以决定如何追逐利润，却不能决定生产的目的是否是利润本身。
这种现象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市场不仅仅是一个分配机制，它会塑造社会的阶级关系。只要商品生产存在，就必然存在价值规律的支配，必然存在按货币收入差异化的社会分层。即便生产资料形式上是公有的，如果它们在经济运行中必须通过市场交换来实现价值，就会在实际操作中形成“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分裂，管理层和工人之间的矛盾会重新出现，甚至演变成新的剥削关系。这种趋势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压力下会被放大——国际市场会用价格、投资、技术依赖等手段，把“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吸附到资本主义的全球价值链中，使它在竞争中不得不优先考虑利润和出口创汇，而不是国内的社会需要。
即便是所谓能够实现“让市场和计划并存”“互相补充”的“混合经济”也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种并存状态本身是不稳定的。市场和计划的调节机制是互相排斥的：市场要求分散决策、利润驱动，计划要求集中协调、社会目标优先。它们在同一经济体内长期共存，就像一辆车同时踩油门和刹车——短期内可能还能前进，但长期必然导致系统性扭曲：要么市场逻辑吞噬计划逻辑，要么计划逻辑压制市场逻辑。历史经验表明，在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包围下，前一种结果几乎是必然的，因为市场逻辑更容易与全球资本主义市场接轨从而复辟资本主义，而计划逻辑需要以世界革命的国际生产协作才能稳固。
很多人把过去一些工人国家的失败，简单归结为“计划经济不行”“单一公有制不行”，但事实远比这复杂。那些失败发生在极端不利的国际环境和生产力落后的条件下，工人国家为了生存，不得不在某些领域依赖市场，这才为资本主义复辟留下了通道。所谓计划“不灵活”，其实是官僚集团在孤立和物质匮乏中，用专制方式把自己的偏好强加给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结果。这并不意味着计划经济必然专制低效——在生产力足够、国际革命推进、工人民主健全的条件下，计划完全可以以民主形式运行，把社会化生产的潜力发挥到极致。
严重的比例失调和浪费，并不是计划逻辑本身的必然产物。按比例发展经济的原则，本质上与这些问题格格不入。苏联的计划虽然片面，但它的合理内核毋庸置疑——否则无法解释一个原本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如何在不到两代人的时间里跃升为世界第二工业强国，并留下大量至今仍被美日工厂使用的专利。把这一切简单说成“浪费”，显然站不住脚。
是的，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经济计算永远不可能完全精准，因为消费者行为、技术更替、生产剩余、经济形势、阶级斗争、信贷条件等因素都在不断变化。然而，哈耶克也承认，大规模生产的社会必然需要计划。和“不灵活的计划经济”区别在于，工人民主制国家下的计划不是由少数人拍脑袋决定，而是由银行、企业职员联合会、工人联合会和工人政府自下而上制定。现代技术可以让工人国家实时监测需求变化，比如交通客流、教育选择等，并据此调整投入产出，优先发展应对气候灾难的生态产业或社会化家务劳动等关键领域。
这样的计划体系不是单一中心的命令，而是多个计划中心协作形成统一方向，所有企业联合成一个整体。成千上万劳动者参与各层级的计划制定，选择最合适的计划类型。技术革新时，工人通过培训转岗而不是被抛入失业大军，并可按意愿调换岗位。不同产业的集中化程度也会因特性而异——公共交通、钢铁、矿业可以高度集中，食品、衣物等消费品则更分散。没有生产者与使用者的持续反馈，再先进的大数据算法也无效；而一些因公共服务属性需维持的低效企业，将获得无条件补贴以保障运作和低价。
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市场机制仍会存在。工人民主的解决办法，是通过稳定的货币和消费品价格体系（不含免费提供的产品），在供求规律的校正下尽量准确计算成本。这与普遍化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在于重大稀缺资源的配置——假如某种资源占总量的50%甚至75%，它的用途将由广大群众民主决定，而不是交给市场的任意波动。这才是计划经济在民主条件下的真正力量，也是通向共产主义的唯一现实道路。
（8）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
结合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资产阶级不仅软弱、碎片化，而且缺乏独立的阶级政党和政治纲领。他们早已通过与官僚集团的利益结合，成为实际上的统治阶级。这一阶级并非被压迫者，而是依附于波拿巴主义专制政府的统治阶级。他们依赖国家机器来获取稀缺资源、压制工人、化解内部矛盾。这种依附性决定了他们既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去领导一场推翻现有国家政权的革命。他们的根本利益与波拿巴主义政权的存续高度绑定，一旦政权崩溃，他们将“一无所有”。
同样，中国的自由派力量同样软弱无力，缺乏独立的社会基础与组织能力。他们既无法建立稳定的资产阶级统治，更不可能构建一个西方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换言之，中国不存在一个能够长期维持资本主义民主秩序的资产阶级政治力量。因此，中国革命的目标不可能是简单更换统治集团、调整分配比例或引入“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而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生产关系和国家机器的阶级属性。中国革命的性质只能是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延长线。
从一开始，中国的工人运动就显示出与西欧早期工运不同的特征。它并未长期停留在单纯争取工资增长的经济主义阶段，而是很早就将缩短工作时间、改善劳动条件、乃至干预劳动过程本身纳入斗争目标。这些诉求直接触及资本对生产过程的专制权力，客观上削弱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基础。波拿巴主义国家机器的运作依赖于资本积累的持续性，而工人阶级在生产领域的反抗不仅阻断了剩余价值的榨取链条，也在主观上促使工人认识到自身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对立。这种对立并非抽象理念，而是在一次次罢工、抗议、谈判、冲突中被具体化的社会经验。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工人阶级缺乏类似西欧那样的强大工会体系和改良主义政党。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组织上存在不足，但另一方面也使他们不受改良主义官僚层的长期束缚，更有可能在政治危机中放开手脚，直接打击资产阶级的统治基础。随着斗争的积累，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逐渐成熟——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并非孤立的个体劳动者，而是一个在生产关系中占据共同位置、拥有共同利益的阶级整体。这种意识的形成，使他们能够超越零散的经济斗争，转向有组织、有战略的政治斗争。
社会性质的改变必须依赖于阶级力量对比的根本转变，而这种转变离不开群众运动的高级形式与更高水平的阶级意识的结合。群众的自发斗争固然能够撼动局部秩序，但只有当这种斗争与政治组织、战略目标相结合时，才能对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构成直接挑战。因此，建设一个先锋队式的、属于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是工人阶级走向自我解放的基本条件。这样的政党不是外在于群众的行政机构，而是从工人运动内部生长出来的政治组织。它的领导作用不是通过行政命令来实现，而是通过在思想文化斗争、经济改良斗争与必要的武装斗争中提供战略方向，将这些斗争统一于一条长期的革命道路之中。所谓“持久战”，不只是军事策略，更是建党策略。
在这一战略中，工人阶级先锋队应当坚定不移地支持并参与所有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自发反抗剥削阶级与资本主义统治集团的罢工斗争和政治动员（如争回拖欠的工资、提高工资水平、缩短工作时长、男女同工同酬、政治权利在法律上的保障、社保体系的完善、取消就业歧视的法律条文等），同时主动引导这些行动发展为具有明确革命纲领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在此过程中，应着力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工会、工人联合阵线以及由工人政党领导的劳工组织体系，通过多层次的组织网络广泛动员各领域劳动者参与建党工作，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积蓄力量。对于遭受大资产阶级和生产资料所有者剥削的自耕农、个体工商户、小资产阶级及自雇劳动者等非剥削阶级群体，先锋队应积极支持其针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抗争活动。先锋队应该通过系统的政治教育，帮助这些群体认清其虽表面独立但实质上仍受资产阶级支配的阶级本质，引导其摆脱政治立场的摇摆性，让他们自觉加入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政党。在此过程中，必须建立广泛的、工人阶级占绝对领导地位的革命统一战线，同时深入研究不同社会阶层的特殊诉求，制定针对性策略以争取革命前后可团结的进步力量。同时，先锋队要全力声援学生群体反对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压迫的各类抗争行动，通过理论宣传和实践引导将其转化为革命新生力量。有时，先锋队应当建立专门的青年工作机构，并将具有革命觉悟的学生骨干吸纳为正式成员，其余进步学生则纳入外围组织体系，形成多层次、梯队化的青年革命力量培养机制，为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持续输送新鲜血液。
由于中国波拿巴主义国家的镇压能力极强，革命政党必须在现代条件下注重城市与乡村的联动，培育群众的政治觉悟与自我组织能力。这不仅是为了在高潮时刻发动总罢工或起义，更是为了在长期的政治拉锯中保持阶级力量的积累与扩张。毛泽东所说的“持久战”，在这里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更广义的革命策略——它不仅适用于武装斗争的军事层面，也适用于革命党的建设与群众基础的培育。在现代条件下，武装斗争不应被等同于单一路线的农村游击夺权。工人阶级完全可以在城市罢工、总罢工中，通过争取士兵、警察等国家雇员倒戈，或直接袭击警察局、夺取武器，来武装罢工纠察队，乃至建立工人民兵组织。
争取国家职员的可能性在于，他们虽然在形式上属于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但在经济关系上依然是出卖劳动力的受薪劳动者。他们的家庭成员也往往是产业工人和农民，这种社会联系为政治争取提供了可能性。历史经验对此有充分证明：1917年俄国彼得格勒驻军在总罢工与苏维埃影响下倒戈，直接促成了十月武装起义的胜利；1980年韩国光州起义中，市民夺取警察局和军械库，短期内建立了自治力量，虽然最终被镇压，但其经验表明，当群众运动与武装力量结合时，即便在短时间内也能打破国家机器的局部控制。
结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国家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通过渐进的改良来实现根本转变。波拿巴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相互支撑，任何不触动生产关系的改革最终都会被体制吸收或反转。因此，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不仅是推翻现存的统治阶级，更是要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以工人民主制度为基础的新国家。这一过程需要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行长期准备，而不是寄希望于一次偶然的政治危机。
在当代中国的条件下，工人阶级的斗争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与技术变革使劳动过程更加分散和隐蔽，传统的工厂集中制被打破，工人组织的难度增加；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工人之间的联系、信息传播和舆论动员提供了新的工具。这要求革命政党探索适应新条件的组织形式与斗争策略。例如，在大型国企和跨国公司内部建立秘密的工人网络，在服务业和平台经济中培育跨行业的工人联盟，在城乡结合部推动工人和农民工的共同组织。这些努力的目标，都是为了在未来的政治危机中，使工人阶级能够迅速集中力量，形成对国家机器的实质性挑战。
当然，工人阶级要想在未来的政治危机中集中力量、形成对国家机器的实质性挑战，就不能只把目光局限在国内，因为资本主义早已是全球体系，跨国资本的力量远远超出任何单一国家的范围。如果工人阶级的斗争只停留在各自为战，就很难对抗这种全球性的对手，而这正是国际主义不可或缺的原因。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强调，任何一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都只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不是孤立事件。全球工人阶级必须跨越国界、协同行动，才能形成足够的力量去推动资本主义的整体瓦解。这意味着需要建立一个类似“共产国际”的工人国际组织，把各国的革命政党和工人运动联系起来，形成统一的政治行动中心。没有这样的国际组织，工人阶级的力量就会被分散，面对跨国资本的进攻时只能被动挨打。
有人担心，不同国家的情况差异很大，如果有一个国际组织，会不会强行套用统一模式，导致教条主义？其实，这种担心混淆了方法论和具体策略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不是提供一套固定的革命步骤，而是提供分析社会矛盾的工具——像显微镜一样帮助我们看清剥削结构和革命主体。真正的本土化，不是抛弃国际联系，而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把全球资本主义的规律和本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
健康的工人国际组织并不是输出“标准化革命模板”，而是像一个跨国知识网络：各地根据本地条件独立行动，同时把经验、教训和分析成果共享出来，让其他地方可以参考和改进。这就像分布式计算——每个节点处理本地数据，但共享算法升级，从而提升整体的运算能力。这样的国际协调和地方自主并不冲突。国际组织提供的是“坐标系”，帮助各地革命力量在理解全球资本运动规律的基础上，自主绘制符合本土条件的路线图。这样既能防止外部生搬硬套不适用的模式，也能避免本土斗争陷入零散、短视的经验主义。
至于教条主义，它的根源不是国际组织本身，而是理论僵化、丧失分析资本变化的能力。即便没有国际组织，本土化的斗争也可能变成教条。相反，一个真正活跃的工人国际组织，应该像科学共同体一样，通过比较不同地区的成败案例，不断检验和修正理论工具，从而保持理论的生命力。所谓“强加完美范式”的指控，其实就像说数学界推广微积分是在强迫所有工程问题用同一种解法一样——完全是误解。
因此，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不仅源于对国家性质的理论分析，也源于工人阶级在现实斗争中的历史经验。历史与现实都表明，只有通过这种长期的、广泛的、综合性的战略，才能完成从经济斗争到政治权力夺取的飞跃，才能在工人民主制度的基础上开辟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中国革命的胜利，将不仅改变中国的国家性质，也将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新的经验与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