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序言
“自从我明白事理之后，在43年的生活中我始终是一名革命者，其中42年是为马克思主义而奋斗。如果我必须再从头做起，我当然要力求避免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是我生活的大方向是不会改变的。我要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因而也是一个不调和的无神论者而死去。对于人类共产主义前途的信念，我今天不是淡薄了，与青年时代相比，倒是更加坚定了……生活真美好，让未来的一代清除掉生活中的罪恶、压迫和暴力，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吧。”
写下这段遗嘱的八个月后，于1940年8月21日晚7时25分，85年前的今天，俄国革命的领袖、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缔造者，列夫·托洛茨基牺牲在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叛徒的凶杀之下。
今天我们在这不为悼念或哀嚎，哭笑打闹不如静下心来理解。本文为对《托洛茨基主义评析》的补充，上文主要集中分析宗派主义思维对待革命者遗产的局限性和正确对待托洛茨基遗产的方式，《共产主义者》现在整理了托洛茨基重要的革命思想，以扩充今日共产主义者的理论宝库，推进我们有生之年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
目录
1）序言
2）“托派不等于托洛茨基”不等式
3）不断革命论
4）“世界革命”
5）农民的性质和潜力
6）“革命恐怖”与“民主”
7）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
8）反对无产阶级波拿巴的斗争
9）结语
“托派不等于托洛茨基”不等式
正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讽刺的一样，反对革命者思想的人，也往往不得不作出表面功夫承认其功绩：
“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
面对托洛茨基作为一名共产主义革命家对俄国和世界革命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不再有前辈们用清洗、囚禁、压迫和刺杀窒息真相的物质基础，也无法把俄国十月革命的重要领袖完全贬为“彻底的反革命叛徒”后，厚着脸皮继续赞扬十月革命（当然，活在自己时间线里对托洛茨基进行污蔑的“顽童”也不在少数）。他们转而创造出一个迷惑性的说辞以阻止托洛茨基的思想被革命者学习——这就是著名的“托派不等于托洛茨基”不等式。
从任何涉及托洛茨基的讨论底下都可以看到它。不涉及“托派”的地方，他们只要看到托洛茨基就非要说上这么一句。他们在营造一种氛围：差不多得了，你们夸夸托洛茨基还暂且能忍，但不许理解、不许付诸实践！
这个不等式在文字意义上的正确性显而易见，且不局限于托洛茨基和他所谓的“追随者”们。我们年代许多自称“马列毛”的红小将们，难道不也是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毛泽东身上，而对他的遗产从未认真学习和反思吗？挂上革命者姓名的团体中，不乏利用前人光辉来照耀自己歪曲的思想和路线的野心家。
有人提出不等式的原因，不是意识到了托洛茨基的思想远超于部分“托派”片面的解读，而真正革命性的核心部分被抛之脑后；他们自己对托洛茨基思想的了解少之甚少，只想作出一种切割：托洛茨基是安全的死人，任何人胆敢学习他的思想，我们曾给托洛茨基扣上的帽子就要加倍地扣给你们。
他们千篇一律重复“托派不等于托洛茨基”的时候，暗里就将托洛茨基变成一个金像受人尊敬，而他所代表的思想则埋于地底。从这个层面，不等式就是错误的了：它引导人们的方向不是揭露“某人之派”们的局限性，而是彻底切断革命前人的思想和今日实践的联系。
不断革命论
托洛茨基最让人广为熟知的思想，就是“不断革命论”。它于1905年革命后，结合了运动的经验、俄国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民主工党斗争的成果诞生了萌芽，此后一直向更为系统化的方向发展，并在1917年十月革命时得以展开双臂领导了人类历史上最为伟大的实践。
中国革命者首先很幸运，我们在翻译上不像英美革命者遇到了理解的障碍：不断革命的英文通常为“Permanent Revolution”，直译为“永恒革命”，乍一看如同信徒的誓言而非严肃的理论。中文的“不断”翻译精准地抓住了这个思想的核心：落后国家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不间断性。
当时的俄国是一个帝国主义时代农民为主、专制政权压制一切民主权利的畸形国度。它自始至终没有一场真正的“资本主义革命”，许多俄国革命者，都认为俄国面前的不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他们看来，历史如果不走过西方国家经历的阶段，就是乌托邦的幻想。但托洛茨基指出：
“移殖到美洲去的欧洲人，并不把历史从头做起。德国或美国在经济上之超过英国，恰巧由于它们资本主义发展的后起……历史上说是落后的民族，他们的发展必然要把历史过程的各个阶段，加以特殊的结合。他们整个发展的历程，带有一种无计划的、复杂的、综合的性质。”
“为全俄国利益而斗争的责任，已注定落在国内现有唯一强大的阶级——工业无产阶级身上。因此，工业无产阶级具有巨大的政治重要性，因此，俄国争取从窒息它的专制制度重压下解放的斗争，已变成单纯是专制制度和工业无产阶级间的决斗，在这场决斗中农民可以给予很大支持，但不能起领导作用。”
列宁也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表示：
“剩下的只有‘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只有无产阶级能够坚决走到底，因为它要走的路程远远超过民主革命。因此，无产阶级就站在为共和制而斗争的最前列，它轻蔑地拒绝它所鄙视的那些劝它注意别让资产阶级退出的愚蠢意见。”
可见，在对资产阶级的态度这点上，列宁与托洛茨基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他们不认为这场资产阶级革命将由资产阶级领导。列宁解释道，只有工人阶级在与广大的农民群众的联盟中，才能真正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托洛茨基的口号是：“既不要沙皇，也不要地方自治者（即自由派），而要人民”。
对列宁和托洛茨基来说，历史不是“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一样横铺开来的年代表，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辩证法——“历史的规律性与迂腐的图式主义绝无共同之点”。当资产阶级在几个地方建立了政权并巩固了对全球的统治后，其他国家资产阶级就不再和他们的前辈同样具有所谓的“革命性”。托洛茨基所称的“配合发展律”认为，俄国社会处于“各阶段路程的接近，各个阶段的联合，古代形态与最现代形态的混合”。
不断革命论反对机械的阶级力量和倾向分析。为A带来可观利益的革命，不见得只能由A来完成；B替代A完成了A的革命之后，更不会止步于此，而是执行B的政策。托洛茨基认为，俄国的确在马克思主义定义上面临着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但这项革命的利益不会服务于资产阶级自己，相反他们十分乐意苟活于专制制度之下。
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让他们清晰的意识到自己没有彻底消灭专制政权的勇气。资产阶级自身没有能力进行一场革命，他们的前辈唤醒了全民、作为民族的代表向帝王发起了冲锋。但现在的时代，无产阶级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且由于工业的扩张一日比一日更有组织、更有力量。相比于对专制政权的恨，他们更畏惧无产阶级对自己的恨。即使哥萨克阻挠资本家进入议会，他们起码拦住了工人群众夺取工厂。
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要明白，在帝国主义时代，落后国家的投资的资金一般都会首先流向以世界市场价格计算利润率最高的部门，即原料生产部门。但是，这些地区落后的原因，正在于这些市场价格决定了投资集中在原料生产方面。要脱离落后，要使当地工业化，就要自觉地暂时将投资引向利润率较低（按价值规律而言）的部门，而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资本逐利的天性是不可能被消除的，因此这种投资模式也不可能被消除。
这种投资模式强化了这些地区对帝国主义主导的全球产业链的依赖，使其经济结构畸形，而落后地区的资产阶级显然无法摆脱这一经济依附结构，即使资产阶级主观上可能希望能够在国际市场上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从而有冲破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和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的压制从而存在反帝反封建的诉求，其利益也必然与全球剥削链条深度捆绑，从而普遍表现出强烈的买办性，这种买办性也必然盖过反帝反封建的诉求，从而害怕把反帝反封建进行到底。要真正实现工业化和脱离落后，必须主动扭曲价值规律，将投资引向短期内利润率较低的工业部门，而这恰恰与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相悖。
正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托洛茨基说，这场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不会被资产阶级所执行：
“对于资本主义发展较晚的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来说，不断革命论意味着：要彻底、真正解决它们的民主和民族解放的任务，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着全体被压迫的国民（首先是农民大众）的专政才可以想象。”
“俄国工业发生的条件及其结构，决定了俄国资产阶级社会性质及其政治面目。工业的高度集中，其本身即已表示了在资本家的上层与民众之间，并无许多中间阶层。此外我们还得说明一点：最重要的工厂、银行与运输机关的所有人既然都是外国人，他们不仅从俄国吸取了利润，而且还因此在各个外国议会中获得了自己的政治势力；他们不仅不促进俄国议会制度的斗争，而且还时常表示反对……如果在自己历史的曙光期，俄国资产阶级还太不成熟，不足以完成宗教改革，那末当它应该起来领导革命之时，却是过度成熟了。”
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不局限于传统印象上的推翻帝王、成立共和国、实现普选等等建立“反专制”的政治体制。上层建筑的改动，归根结底是为了更好地适应新发展出的社会、经济结构。对于俄国来说，资产阶级革命的首要目标就是废除落后土地所有制以推动资本主义发展：
“如果作为旧俄历史的野蛮遗产的土地问题，已为资产阶级所解决，如果它能被资产阶级所解决，那末俄国无产阶级无论如何不能在1917年走上政权。”
但这个任务如今落到了和资产阶级同样年轻、但力量数倍强于它的俄国无产阶级身上。俄国经济上不存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从来不是一个道德、主观上的概念，而是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中诞生出的新社会体制。这点托洛茨基并未进行否认，而是指出这不足以让俄国革命者断言无产阶级就要等到资产阶级老爷“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后发展了资本主义，才能走上历史舞台：
“在一个经济落后国家，无产阶级可以比在资本主义更先进国家早些得到政权。……若把无产阶级专政设想为自动地决定于本国的技术力量和资源，那就是一种“经济的”唯物论成见之简单化至于极限了的。此种见解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点。我们认为俄国革命创造了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之中，政权可以（革命若是胜利的，那就必须）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治家尚未能完全发挥其统治才能以前，便落于无产阶级手里。”
换言之，共产主义者和无产阶级不是在自己“喜欢”的历史阶段再介入到革命进程之中。俄国革命的各阶段有一种显著的相续性，革命者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表，本身就反映出了无产阶级开始将自己的力量施展到政治领域，并提出了自己的纲领。“阶段论”先入为主定义俄国社会下一步面临的是“资产阶级革命”并必须由资产阶级所领导，不顾俄国具体社会现实和资产阶级自己是否有此意图，呼吁共产党人去支持、辅佐自由主义者（因为他们是刻板印象上资产阶级革命的旗手）反抗沙皇制度。我们的任务也被简化为了劝说工人阶级支持资产阶级自由派建一个同样剥削自己的新政权，直到他们巩固了资本主义制度、把俄国发展到了西方国家的水平，工人才能提出自己的诉求，不然就是“企图跳跃历史阶段”。
革命有所谓的“阶段性任务”，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是，革命是螺旋上升、持续发展的过程，而非僵化的“阶段”的堆砌，阶段的划分从不代表共产党人在不同阶段就有自相矛盾的纲领、只能局限于某种“合适”的工作。任何特定阶段的斗争任务，其解决条件与内在动力都必然超越其自身的直接范畴，革命的进程因而呈现为一种“不间断”的螺旋上升——较低阶段任务的彻底实现，有赖于将其推向更高阶段的斗争；而更高阶段的斗争，又是解决前一阶段内在矛盾的唯一途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纲领必须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与超越性，其斗争形式与内容由革命的总体逻辑决定，而非屈从于对某个“阶段”的僵化定义。划分阶段是为了更好的落实各阶段的重点工作，而不是撕裂革命者的立场，不是像盯着革命工厂流水线的传送带发呆一样！
此外，我们要认识到，这些地区的资产阶级革命任务既是政治的（推翻前资本主义的制度残余、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少数民族、没收外国资本、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体系、建立标准化的国民教育制度等），也是社会的（土地革命、建立统一民族市场、扫清工业化的障碍），两者紧密相连，但是往往无法由一次革命彻底完成。所谓要进行“两次革命”甚至“多次革命”是一个过程，其重点在于认识到最初的革命行动常常带有探索性质（例如俄国民粹主义运动、俄国1905年革命），未必能完全达成既定目标。这种不彻底的革命并非失败，而是为后续更彻底的革命创造了必要条件，扫清了障碍，积累了经验。没有这个必要的探索和准备阶段，真正彻底的革命就难以成功。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第一次革命只解决政治任务而第二次革命解决社会任务；实际上，彻底的革命是对前期不彻底行动的完成和深化，是一个连续的过程。真正的革命完成需要经过探索和准备的阶段，缺失这个过程，革命就难以达到其最终目标。
阶段革命论的思想不仅在孟什维克中很有市场，它甚至曾束缚了很多布尔什维克，使得二月革命后党的立场蜕化为支持临时政府而不是走向社会主义。比如，一名日后的“伟大领袖”在三月就曾暴论到：
“工兵代表苏维埃是起义人民的革命领袖，是监督（？）临时政府的机关。而临时政府事实上起着把革命人民的成果巩固下来（？）的作用。工兵代表苏维埃动员力量，进行监督，而临时政府虽然固执已见，碍手碍脚，但总还起着把人民事实上已经取得的成果巩固下来的作用（？？？）。”
在他看来，临时政府的“本意歪了，但是执行是好的”。苏维埃不应该代表工人和农民掌握政权，而应该辅佐心不甘情不愿、阻挠革命继续推进的旧统治阶级的新代表，像家长一样“监督”教育它为革命服务。临时政府的存在被颠倒为“巩固”革命成果的机关，而不是革命不成熟阶段过渡性的产物、企图窒息革命的反动机构、与苏维埃对立的双重政权。
列宁的《四月提纲》直接戳破了这层幻想——“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指出它的任何诺言，特别是关于放弃兼并的诺言，完全是谎话。要进行揭露，而不是‘要求’这个政府即资本家政府不再是帝国主义政府，这种要求是散布幻想，是不能容许的”。资产阶级不会和无产阶级联手并进！无论是克伦斯基还是科尔尼洛夫都表明了统治阶级不会与被统治阶级和平共处。阶段革命论看似洞悉了社会运转规律，以为自己是成熟稳重的，其实不过是机会主义者的遮羞布，托洛茨基讽刺道：
“我们是不是该在革命发展越接近建立工人政府的时候，自觉地为这个目标而斗争，或者我们应该把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工人政权当作一种不幸，因而加以回避的好呢？”
那些对不断革命肤浅理解的人，往往不能从理论上提出有力反驳，便经常落下一句话就走：“啊，你们说的好听，不断革命论有实践吗？世界上有成功过吗？”他们此类诡辩家如果放到马克思的年代，就是讽刺马克思“共产主义存在吗，你扯什么呢”的无知者；他们将黑格尔“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给倒了过来，变成了“凡事不存在的就是不合理的”，且此为一切延续的腐朽建制辩解、为一切走在路上的斗争泼脏水。可惜他们挑错了诡辩的对象：是的，不断革命论有实践。这个实践，恰好就是他们了解程度只局限于油画里列宁振臂一挥的那场十月革命。
此外，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所有的社会主义政权，无论其领导者阶级出身如何，但凡要做出事情都在实践中不自觉地遵循了“不断革命”的规律。在东欧，战后苏联红军的存在使得本土资产阶级势力被瓦解，新建立的政权在苏联模式影响下，大规模推行国有化和集体化，将生产资料从私人手中转移到国家。尽管这些政权由工人阶级官僚阶层统治，但其经济基础是基于非资本主义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这种经济以扭曲价值规律的方式优先发展重工业，这正是在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摆脱帝国主义依附的唯一途径。同时，东欧各国也在苏联支持下也进行了大规模土地改革，没收了地主土地并将其集体化。
古巴的革命则更加典型。卡斯特罗领导的起义最初是民族民主革命，但面对美国帝国主义的军事和经济封锁，古巴本土资产阶级迅速表现出买办性，选择投靠美国。为了对抗封锁、保卫革命成果，卡斯特罗政权不得不将革命推向更高的阶段。从1960年代初开始，古巴政府将所有美国公司、本国大庄园和工业企业全部国有化，废除了私有制，还实施了《土地改革法》，将大地主的种植园收归国有，分配给农民，彻底瓦解了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了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这一行动不是出于真正的社会主义意识，而是为了生存，却客观上摧毁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了官僚专制的工人国家。
在叙利亚和缅甸，我们甚至看到了小资产阶级和军官为了实现其民族主义和国家富强的愿景，在历史的特定时刻，不得不采取了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完成的革命行动的情况。叙利亚的复兴党政权在1960年代初期，通过法律法令（如1963年的国有化法案）将国内的石油、银行、电力等关键产业收归国有，也通过土地改革法令没收了大地主的土地并重新分配给农民，例如在霍姆斯和哈马等地区，大地主庄园被拆分，有效地终结了封建和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
缅甸军政府则在1960年代，通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法》（1965年）等法令，将全国所有银行、出口贸易公司、甚至零售商店都强制性地收归国有，以切断与买办资本的联系。奈温政府也在1960年代初实施了激进的土地改革，全面废除地主制，将土地所有权归于国家，并通过合作社形式进行集体耕种，例如在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地区，这打破了旧有的封建剥削关系。
这些措施导致了生产资料大规模地从私有转为国有，使得生产和投资决策不再以利润为唯一考量，而是由国家计划主导；在实际操作中，这些国家确实展示了生产资料的非商品化。例如，叙利亚政府可以直接调配国营钢铁厂（如位于拉塔基亚的国有钢铁联合企业）的产量，用于建设基础设施或分配给其他国营工业，而无需考虑其市场价格。同样，缅甸政府直接控制了所有农产品（尤其是大米）的生产和流通，国家通过计划来分配资源和控制价格，大米不再作为自由流通的商品存在。它们在经济上建立了以国有化和指令性计划为基础的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打破了私有制和资本逐利的逻辑，实现了生产资料的非商品化。
但在政治上，这些国家都并非由工人阶级领导，而是由军事官僚统治的专制政权，这个官僚阶层利用国有化经济作为巩固自身统治、压制反对派的工具。但是这种政权的存在，恰恰证明了一个道理：帝国主义时代落后国家的特殊历史环境和阶级力量对比，使得在落后地区建立社会主义政权是真正彻底的完成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唯一方法，而在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中使用社会主义手段也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丝毫不否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必须在革命第一阶段优先完成”的命题，因为该阶段的核心目标始终是解决这些资产阶级民主问题。工人政党不能为了所谓的“民主革命任务优先”而牺牲工人利益或压制工人动员，整个革命过程中，不存在一个所谓“阶段”让工人阶级不必或不该为自己特有的反资本主义要求斗争。当然，从这些初步措施到全面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会有过渡期（因为要实现国有化总归是需要时间的），而过渡期长短取决于实际情况，特别是阶级斗争的具体形式和实际需求。但是无论如何，革命必然会从争取资产阶级革命的斗争“不间断地”变成社会主义革命。
对于今日的中国革命，不断革命论的启示同样有自己的光芒。重要的不是它的结论，而是连贯性的分析方法。
资产阶级民主只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统治的一种手段，资产阶级政治的一场形式，而非资产阶级革命的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需要完成的任务，在中国已经是彻底完备的了，而且这不是通过资产阶级领导群众的革命推翻旧统治者实现的，而是通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实现的。
因此，我们中国革命的前景没有优先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民主革命”阶段，实现民主如果只是在资本主义下给予形式民主，那任何东西都不会前进。对专制政权的进攻，只有作为工人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才能避免沦为改良主义“先为中国工人争来政治民主，再和劳动群众提阶级斗争”的立场。必须警惕向浮夸、精神错乱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屈膝臣服的阶段革命论，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是和反专制的立场“矛盾”的，这属于自由派的工作。
如果没有社会主义的广大劳动群众真实参与到政治并成为统治阶级，那中国的前景无非是主席改名为总统，官僚改名为政客。打碎专制的人，不会是反专制的学者和精英，只能是中国无产阶级。而且无产阶级不会止步于赢来政治上的自由，而将力求成为社会、经济、自己生活和命运的主宰。
“世界革命”
托洛茨基的国际主义思想常常被扭曲为不顾本国发展、一昧冒险用刺刀往国外“输出”革命的极左主义。我们都不知道这是那颗星球上的托洛茨基！多么的可悲，如果列宁不早早离世，也要被打为反对一国社会主义的叛徒遭到批判。
国际主义自始至终就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核心组成部分——它的重要性应该是不言而喻的。革命的代表歌曲是《国际歌》，共产党人的最终目的从来不是建立一个与世隔绝的天堂，而是实现“英特纳雄耐尔”。我们在曾经的文章《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的必要性》中指出：
“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不是什么从道德出发的理想，而是与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息息相关的思想意识……如果认为工人国家只有打造所谓‘中立形象’才能保障工人国家不被推翻，那就相对于要求罢工工人在罢工的同时遵守资方生产纪律，在逻辑层面自相矛盾。”
那这种要求工人阶级超越民族国家界限，与自己国际上的同志们团结起来的“利益”到底是什么呢？托洛茨基解释说：
“在一国的范围内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想象的。资产阶级社会危机的基本原因之一，是它所创造的生产力再不能与民族国家的范围相调和……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舞台上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展开，在全世界的舞台上完成。这样，社会主义革命在一种新的、更广泛的意义上成为不断革命；只有到了新社会在我们整个地球上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社会主义革命才完成。”
如果没有国际主义，那不断革命论也是不完整的。认为一个民族国家之内进行革命就可以稳定资本主义社会的余震、建设社会主义，和今日我们看到的那些在农村开所谓“合作社”、办“红色产业”的空想主义者并无本质区别。正如之前所说，俄国不存在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工人阶级却要承担起政治领导、建立新政权的使命——那推翻了专制政权后，如何确保一个健康、发展的工人国家的延续呢？列宁给出了简短而有力的回复：
“俄国革命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历史课题就是：必须解决国际任务，必须唤起国际革命，必须从我们仅仅一国的革命转变成世界革命……如果德国革命不爆发，我们就会灭亡，这是绝对的真理。”
在这里列宁乍看如同一个“托派”一样，这种差异就来源于其所谓“追随者”们用实用主义扭曲国际主义的尝试。这时候他们立刻改口，承认国际主义，即世界革命是必要的，但是这里“太急”了。他们说，这样自己家里头的事情还没解决好就想去管别人，是不切实际的，欧洲工人阶级才不想要红军给他们讲什么解放呢！
这种误解把国际主义当成了军事性而非思想的解放，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下工人阶级得出革命结论的方法，如果已有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建立，就是等着“天兵”相助。官僚不需要思想，只需要武力，创造出糊弄人的解释，自然无法理解国际主义的内涵。《共产主义者》说：
“马克思主义者既要反对坐等革命条件“自然成熟”的消极态度，也反对越俎代庖的武力干涉（即单纯用刺刀输出革命）。为了输出革命，工人国家必须通过国际主义组织传播革命理论，构建跨国信息网络，将局部斗争经验转化为普遍认知模板。”
“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其核心在于将任何一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视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而非孤立的局部事件。国际主义强调全球工人阶级必须协同行动，要求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积极推动全球阶级斗争，最终实现阶级的消亡。”
坚持国际主义立场、推动世界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不是矛盾的。相反，前者是后者得以顺利推进的前提。资本主义将全世界连结成一个市场，跨国公司和国家联盟带来了资产阶级的全球联合，自这世界市场形成以后，世界各国不可能在把自身脱离于国际分工、脱离于世界原材料供应地和先进国的技术等的情况下发展出先进的生产力，而”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起点应该是比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还要高”。人们不可能用锄头取代拖拉机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更不可能用虚报的产量掩盖真实经济基础的落后。更何况，传播革命的思想没有什么成本；世界革命从来不是为他国无产阶级空投物资就能解决的简单问题。托洛茨基认为：
“没有人要求苏维埃政府到另一个国家进行冒险、作出不合理的举动、或者尝试以暴力催迫世界改变……这里所说的，是关于苏维埃国家的一般方向的问题。”
事实上，“刺刀输出革命”的路线是托洛茨基自始至终坚决反对的。甚至在一次辩论中他愤怒地说，“有谁想靠红军作战取代国外的革命，那么就让这个人给自己在脖子挂上磨盘投身到海里去更好。”国际上工人阶级的团结应集中于帮助彼此了解并解释社会和政治经验与任务，而不是试图代替别人去解决那些任务。
背离了国际主义立场，必然走向民族救世主义。托洛茨基杰出的贡献之一，就是在克里姆林宫扼杀国际上社会主义革命前景，操纵、麻痹民众以达到无限制地对其统治的目的之时，捍卫了《共产国际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宣言》的初衷：
“全世界无产者，在反对帝国主义暴行、反对君主制、反对特权阶层、反对资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反对形形色色的阶级压迫或民族压迫的斗争中，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在工人苏维埃的旗帜下，在夺取政权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斗争的旗帜下、在第三国际的旗帜下，联合起来！”
农民的性质和潜力
对托洛茨基思想的一种通常的误解就是“轻视农民”，就因为托洛茨基认为农民不能作为独立政治力量发挥作用。事实恰恰相反，托洛茨基极其重视农民在革命中的巨大力量。托洛茨基认为在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占主要人口多数，且土地问题至关重要的国家中，恰恰只有城市无产阶级与农村贫农在自愿基础上结成的工农同盟才能作为革命胜利的保证。这个联盟，也必须由工人阶级所领导：
“关键在于谁在政府中掌握领导权，并通过政府领导全国？当我们说到工人政府的时候，关于这一点我们的回答是，政府的领导权应该属于工人阶级。”
这代表说工人阶级应该把自己视为农民头上新的老爷去对其进行统治吗？托洛茨基特地解释：
“当我们说工人政府的时候，我们指的是工人阶级代表在其中占统治和领导地位的政府。”
这不同于排斥真正无产阶级代表的资产阶级政府，无产阶级愿意与其他被压迫者一同分享政权——但前提是自己处于领导地位。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开始后，民主制度就在形式上有时并不严格限定参与者仅为统治阶级成员，例如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形式上承认工人阶级甚至更广泛的群体的选举权，工人民主制度下也必然包含小资产阶级、农民等其他阶级参与政治，不过，生产资料所有制最终决定了哪个阶级掌握国家权力并主导政策制定与权力运行的方向。因而只要阶级存在，一切“民主”在本质上都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民主，而所谓“全体人民的民主”在阶级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哪怕是工人民主制度，其核心也在于保障工人阶级的统治地位。这是因为只有工人阶级能最坚定的推进革命，能走到最远；只有工人阶级能最置身处地去为社会主义的长远利益而斗争，不摇摆不定。
声称政权由工人领导，那如何能让农民信服、接受革命？很多人不否认农民的局限性，却认为需要使用小把戏“拐骗”农民先在革命早期投靠于无产阶级。我们说阴谋诡计不如实际利益：在一个旧统治集团与资产阶级都不愿意在土地问题上作出彻底的改革的环境下，底层农民自身最基本的利益同整个革命的命运，即同无产阶级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托洛茨基分析道：
“无产阶级的统治意味着承认农民在土地关系方面所进行的一切革命变革（没收土地），无产阶级将使这些变革成为国家在农业方面采取进一步措施的开端。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在革命初期最困难时期对于维护无产阶级政权的兴趣，无论如何不亚于法国农民对于维持拿破仑·波拿巴军政府的兴趣（拿破仑政府曾以强大的武力向广大小农保证后者土地的不可侵犯性）。”
为什么说农民不可能把无产阶级推开并取而代之呢？为什么托洛茨基认为农民自己无法发挥独立政治作用呢？这是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农民要么受资产阶级“好意恩施“欺骗而对无产阶级敌视，要么在无产阶级的鼓动下参与进革命反对资产阶级，更不用提农民本身上下层分化为贫农、中农、富农等等阶层。“农民”群体唯一的相似之处，就是他们从事的职业都与农业相关。一个杂质、内部存在不同分化的群体，并不足以独立作为一个阶级承担历史任务、进行属于自己的革命，而是作为从事农业生产的不同人群归属于不同阶级——农村的无产者、小资产者与资产者。托洛茨基解释道：
“历史经验表明，农民绝对不可能起独立的政治作用。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一部城市征服农村的历史。在西欧，城市工业的发展使得农业生产中的封建关系最终无法再延续下去。而且，农村本身没有产生一个能够革命性地消灭封建关系的阶级，这个阶级诞生在城市。城市使农村屈服于资本，并把革命传播到了农村，使后者在政权关系和财产关系上服从新秩序。再后来，农村在经济上彻底地成了资本的俘虏，而农民成了资产阶级政治势力的俘虏……在当代，资产阶级国家用税收和军国主义，使农民落入金融资本的手心，并通过教会、学校和军营灌输奴隶思想，推搡着农民为银行家们卖命。”
从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中也能清晰洞察到这个真相：任何一个推翻旧王朝的农民起义军，即使稳固了政权，最终也会重新沦为乡绅地主的代言人。农民一次又一次地被不同阶级发动并进行利用，而自己从来无法建立一个“属于农民”的社会。
之所以必须重视农民问题，正因为他们在俄国人口中占了极其重要的比例。而农民最为关切的，就是土地问题。托洛茨基说：
“土地问题构成了革命之下层土壤。在直接由农奴制发生的古旧的土地制度中，在地主们的传统权力中，在地主、地方行政机关与等级性的“地方自治会议”所结成的紧密联系中，盘生着俄国生活之最野蛮现象的根，成为数百年来这项制度之支持的农民，同时也就是这制度之第一个牺牲者。”
农民的斗争并未催促资产阶级和富农前进，反使他们决然后退到反动营垒去。农民革命如此被资产阶级抛弃了；如果不是工人阶级的影响，俄国农民就会像无头苍蝇一般，在一次次盲动中走向失败；但同样如果没有农民的支持，工人阶级就如同孤岛般被资产阶级的海啸湮灭。
正因为如此，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与全体劳动者被被压迫者进行对资产阶级的统治才是必须的。从不该贬低农民，也不该夸大农民。可观认识到其革命性与局限性，并用灵活、合适的方法进行动员以站在无产阶级的阵营推进社会主义革命，才是共产党人的任务。
“革命恐怖”与“民主”
“你们共产党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疯子！”
“你们打着革命的旗号，镇压一切民主的声音！”
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改良主义者，面对着共产主义的幽灵，这时候都联合起来了。他们日夜不停地向世界散播恐惧：如果共产党人夺权，那他们天真的理想将会建立起一个“反乌托邦”。这种聒噪是幼稚可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面对布尔什维克发动的革命，全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都为了遮掩自己的反动立场，将列宁与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党妖魔化为一个“疯人院”。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进行了超过三年的大屠杀，劳动群众因为上层阶级的打闹在战壕里彼此厮杀，生灵涂炭、血流成河……但这都不重要！你们看，布尔什维克带领暴民们阻止了反动派发言，这哪有民主！他们处决了几个反革命分子，简直是不拿人命当命！
他们为沙皇一家的死嚎啕痛哭，却从未为无数死于非难的贫农留下过一滴眼泪。在无产阶级要求行使其权利的时候他们保持沉默，而无产阶级一捂住自己的嘴就大怨大屈！
托洛茨基则在关键节点彻底撕下了所谓“永恒的民主信条”的面纱：民主不过是统治阶级执行其政策的一种手段。民主先问是谁的民主，更不要说形式民主和能否解决实际问题上没有直接联系。他揭露说：
“民主原则——人民主权、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自由——的身上出现了道德义务的光环。它们被从自己的历史内容中抽象出来，并被描绘成神圣且不可动摇的事物。
发展成为民主理论的自然法告诉工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其背景、财产状况和地位；在决定人民的命运时，人人享有平等的发言权……越往后，它就越麻醉群众，使贫困、奴役和屈辱合法化；因为，既然每个人都有权发言决定人民的命运，那又怎么可以反抗奴役呢？
在现实生活条件中，在经济进程中，在社会关系中，在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越来越不平等：一边堆积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奢侈品，而另一边却堆满了贫穷和无望。但在国家法律的上层建筑范围里，这些巨大的矛盾都消失了；只有无形的法律阴影可以穿透那里。地主、农夫、资本家、无产者、部长和擦鞋匠——他们作为“公民”，作为‘立法者’，都是平等的。”
这难道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最赤裸裸的讽刺吗？一个穿着运动服的人对一个带着锁链的人说，我们一起赛跑，谁快东西是谁的——还非要装出一副“大家机会平等”的样子。托洛茨基认为，资产阶级民主本质上是用来削弱阶级斗争、维持稳定的一种幻药。在特定时期它可以被利用来提高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协助基层的组织，但到了无产阶级投身于建立自己的政权的那一刻，它的反动性质就完全显露了出来。这里没有“民主”，只有你们做主，或者我们做主。
这时候无产阶级不在满足于和资产阶级“平等”在政治上同桌下棋的权利。劳动者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掀翻了棋盘，将资产阶级赶出了棋室，正如资产阶级“玩不过”的时候用坑蒙拐骗、残酷镇压一样，无产阶级必须坚决、毫不留情面对自己的死敌。
在十月革命成功后，革命的另外一位领导人——列宁甚至还没有想到要对阶级敌人实行恐怖，他在革命后第十天的一次讲演（11月17日）中这样说道：
“有人责备我们，说我们逮捕人。是的，我们是在逮捕人，今天我们还逮捕了国家银行的经理。有人责备我们，说我们采取恐怖手段，把赤手空拳的人送上断头台，我希望我们将来也不采取这种恐怖手段。我不希望采取这种手段，是因为我们有力量。我们每逮捕一个人，就对他说，如果你保证以后不再怠工，我们就释放你。他们都照办了。”
这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列宁对只用拘留就能解决问题抱有幻想。然而在实际上，苏维埃政权却剥夺了一部分阶级敌人的生存自由。但这同选举权问题一样，是在斗争过程中得到加强的。列宁在《答美国记者问》（1919年）中谈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在革命后，“谈不到”采用恐怖手段，苏维埃政府不仅释放了克伦斯基的许多部长，甚至释放了用战争进行挑衅的克拉斯诺夫。只是在剥削阶级展开了有系统的反抗后，苏维埃政权才开始对抗这一反抗，甚至采取恐怖手段。因此，这种称为恐怖行为的镇压形式是暂时性的。
1920年2月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列宁声明，在取得了对邓尼金的决定性胜利、占领了罗斯托夫后，废除死刑。同时，列宁指出，苏维埃政权采取的恐怖是“协约国的恐怖手段所强加于我们的”，在刚刚取得决定性胜利而战争尚未结束时，苏维埃政权就放弃了使用死刑，只要镇压剥削者的任务能够解决，“就不再使用任何非常手段”。他希望中央执行委员会承认上述措施，用“在俄国不准采用死刑”的方式解决镇压剥削者的问题。可见，对于苏维埃政权来说，像红色恐怖那样的镇压形式是由于特定情况才加强了的暂时的手段。
1919年的布尔什维克党纲进一步发展了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观点。党纲明确指出，限制自由的这种暂时性不仅适用于限制选举权，也适用于其他专政形式：
“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是要坚决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同那种认为资产阶级的权利和自由是绝对的顽固偏见进行思想斗争。同时，要明确指出，剥夺政治权利以及任何对自由的限制只有作为同剥削者维护和复辟其特权的企图进行斗争的暂时手段才是必要的。随着人剥削人的客观可能性的消失，这一暂时手段的必要性也就消失了。党要为减少乃至完全取消这些手段而努力。”
也必须清楚，民主该被用来促进革命，而不是限制革命在资产阶级允许范围内。我们革命者对工人阶级需要如何揭露不推翻现有制度下取得的“民主”的局限性？托洛茨基说：
“你们被哄骗到公民平等和政治权利的虚构当中，但却已经被剥夺了行使这些权利的可能性；有条件的、幻影般的法律平等已经变成了一个思想上的苦刑犯锁链，你们每个人都被它拴在了资本的战车上。”
共产主义者绝不反对民主，不同于官僚主义者的闻听丧胆、下一秒就扣上“无政府主义”的帽子。我们追求的是实质性、彻底的工人民主。我们要的是，广大劳动群众当家作主。
阶级社会必须诉诸恐怖维持运转。对立阶级之间的斗争，向来是你死我活，社会的一切不幸都来源于此。共产主义者对此不只是道义上的批判，而是清楚阶级斗争的痛苦不可被调和，只能以彻底消灭阶级的存在为前提化解，这一点只有使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以建立社会主义世界来实现。为了这个目的，不得不动用必要、合适的手段。
一个屠夫向婴儿挥下屠刀时，我们会因为“反对暴力”而默许吗？这恰恰是对暴力的支持。共产主义者不渴求流血，但我们从不害怕流血；无产阶级本无意如同资产阶级对自己一样，对资产阶级用残暴的方法进行镇压，但资产阶级绝对不会在遭遇打击、信心崩塌、对革命恐惧而放弃抵抗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结束自己的压迫。“革命恐怖”的正当性就来源于此：
“战争期间，革命任务包括摧垮敌人的意志，强迫他们投降并接受胜利者的条件……只要是阶级社会，建立在根深蒂固基础上的矛盾就会进行下去，而压迫者也会持续使用必要的手段来摧垮敌方的意志……关于谁才是国家统治者的问题，也就是资产阶级的生死问题，并不是由每一方参照宪法有关章节而完成的，而是要诉诸各种形式的暴力斗争……在历史中，除了有目的、坚定有力地使用暴力外，没有其他的手段能够摧垮敌人的阶级意志。斗争的残暴程度依赖于国内和国际的环境状况。被推翻的阶级敌人的反扑越残忍、越危险，就越不可避免地要采用恐怖制度对其进行系统性的镇压。”
统治阶级最无助时，就在擂台上找出自己定下的规则和裁判指责被统治阶级犯规。历史上，被统治阶级从未因此而犹豫，而是一击重拳结束了敌人的最后挣扎。今天我们面对的敌人提出了很多看似新颖的诡辩术，但就其本质思路还是一致的。比如，我们常听的“马蹄铁效应”就被自由主义者拿来宣传，左派和右派都极端、暴力，所以共产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托洛茨基早就揭露过这种小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偏见：
“道德俗士所爱好的方法，就是把反动与革命的行为混作一谈。他在这方法上之所以成功，乃借助于形式的模拟。在他看来，沙皇主义与布尔什维克是双生子。同样，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也被发现是双生子。他们列了一张清单，其中搜集着天主教会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共同点。希特勒与莫索里尼则从他们这一方面也恰恰应用着同样的方法，指出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只是同一罪恶的各种不同的表现……
此种“近似”与类似的基本特点，即在于他们完全不管各种不同流派的物质基础，即它们的阶级性质，以及以此为标记的它们的客观的历史作用。他们只依照着某些外表的与次要的表现，最通常的则依照着它们对这一或那一抽象原则的关系，来估计与区分各种不同的流派……
他们之自外于伟大的历史运动，一种硬化了的保守的智力，沾沾自喜的褊狭性，以及一种最原始的政治上的怯懦。道德家们所最希望的，就是愿历史让他们抱着他们的小书，小杂志，定户，常识与道德的抄本，和平地生活着。”
革命不是“善”与“恶”的简单对峙，只有学习这样科学的分析方法，我们才不会被空洞“道德”的压力所吓倒。
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
托洛茨基被无数人辱骂为“法西斯分子”。不同于辱骂者，托洛茨基从未回敬给莫斯科“你们才是真的法西斯”打一场口水战，因为他不把法西斯主义当作一顶危言耸听的帽子，而是客观地分析了其产生背景和阶级成分与历史意义。
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在对待世界法西斯主义者的态度上非常随意，到处随便地将“法西斯主义者”当作绰号或者政治咒语来嘲笑那些令他们感到厌恶的人：在1932年美国大选中，美国共产党指责富兰克林·罗斯福是个法西斯主义候选人。大清洗中，斯大林指责托洛茨基为法西斯分子、德国间谍。甚至就在今天，也能听到狂热的疯子咒骂我们为法西斯主义。多么荒谬绝伦！
法西斯主义的外表形式不代表它的一切。集中营、言论管制、对共产主义者的屠杀，尽管在1936年的苏联与德国都有出现，但这并不说明苏联是“法西斯主义”的。法西斯的暴行在阶级社会的历史中并非新鲜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谓“民主国家”们站在道德制高点去谴责纳粹的反人类行为时，在各殖民地、自己国内，同样执行着最反动的政策。有人说，英国的维多利亚是有史以来最为猖狂的毒贩和杀人犯，难道不是赤裸裸的现实吗？
我们希望指出，法西斯主义的恶不是和“民主主义的善”对立的两端，而恰好和资产阶级民主制一样是资本主义不同的政治模式，不过更加特殊，也带有迷惑的群众性。不要将两者混为一谈，觉得法西斯主义没有危险；更不要将两者的本质过度区分，仿佛法西斯主义是独立于资本主义的“第三条路”。当谎言不足以麻痹无产阶级、明日就面临被革命推翻的前景时，资产阶级用法西斯主义孤注一掷——哪怕这意味着疯子们可能将自己也送上断头台！这是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的残年面临社会主义威胁动用的极端手段。托洛茨基指出：
“法西斯的历史任务就是粉碎工人阶级，破坏其组织，以及在资本家们无法通过民主机制来进行统治的时候抑制政治自由……它首先意味着大部分的工人组织遭到摧毁、无产阶级被削弱到一盘散沙的状态，以及建立了一个深入渗透到群众中用于破坏无产阶级团结的管理制度。”
这种应急方案尽管短期内高效，但是不稳定且存在严重后果的，法西斯主义者在被交予政权后将作为新生的波拿巴不受控制，甚至可能出于政治利益将国家引入不必要的战争中……理想情况下资产阶级绝对不会愿意极右翼执政，这让精心设计的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幻药被倒进了河里。托洛茨基分析道：
“（危机年代里）金融资本巨头们也无法依靠他们自身的力量来对付无产阶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必须采取行动将它的爪牙动员和武装起来。但是这一方式有其危险。当资产阶级利用法西斯主义时仍然会害怕它。”
一战后不平等的世界体系和战败处罚，加剧了德国战后复仇情绪，特别是长达数年的通货膨胀简直就是极端民族主义的温床；当共产主义者无法给人民带来希望后，法西斯主义才有了成长的土壤。因此我们看到，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非“危机时刻人们不信任旧体制”而诞生的两种选择，而是危机导致的革命遭遇挫折后，资产阶级用于粉碎革命的武器。革命年代，法西斯分子们就如同“街边一条”，不仅不被资产阶级所重视，也被无产阶级坚实地踩在脚下。革命中道崩粗而社会危机并未得到化解之时，法西斯主义就迎来了可乘之机：
“社会危机可能导致无产阶级革命，一般情况下，对于革命的发生，小资产阶级决定性地转向无产阶级是非常必要的。这将给无产阶级一个机会去使其自身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在挫折的打击下，小资产阶级动摇了，不是转向无产阶级革命，而是转向最极端的帝国主义反动，在它身后还吸引了相当部分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群众中的稳定被打破；以及缺少一个被人民广泛承认为革命领袖的革命政党。如果共产党是承载了革命希望的政党，那么对于群众运动来说法西斯主义就是反革命的绝望。”
法西斯主义真正的群众基础，就是社会中摇摆的“中间者”。在资本主义上升、发展与繁荣的时代里，小资产阶级纵虽然会爆发强烈的不满，但一般来说，他们会依顺地服从资产阶级的管束。但在资本主义发生动荡而经济前景毫无出路时，小资产阶级就会奋力争取，企图将自己从旧主人和统治者的脚镣束缚中挣脱出来。他们的命运应该与无产阶级联系起来，要做到这点，只需要一件事︰小资产阶级必须对无产阶级能领导整个社会走向新道路要有信心。
无产阶级只能透过他们的力量、坚决的行动、对敌人的非常有技巧地进攻和他们革命政策的成功等等，来激发这个信心。如果共产主义者无法带领群众前进，那么我们只会迎来更多的希特勒。人类的未来不是社会主义，就是毁灭在资本主义的野蛮中！
但如果在经历了不断的社会动荡和一次又一次失败的革命尝试后，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丧失了信心，甚至产生了敌意；同时他们讨厌资产阶级，但又想成为资产阶级。小店主、农民、中产者和最为落后的工人群众在缺乏一个坚定的左翼革命领导的环境下，很容易被极右翼势力用民粹、煽动的方法裹挟。
“法西斯主义的主要对象是小资产阶级。后者已经被大资本势力击垮了。在现有的社会制度下，他们没有出路，也不知道出路是什么。他们对大资本家的不满与愤怒被法西斯主义者转移到对付工人去……法西斯主义从混乱的人们中组织起战斗队来。这样，就给小资产阶级一个幻想：让它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出现使小资产阶级如赌徒般开始疯狂下注，他们帮法西斯募集突击队，向秩序发起挑战，并疯狂镇压工人运动。希特勒毫不在意这些手段对社会造成的破坏，但他不敢挑战资本主义秩序，依旧维护着他运转，这也使得克虏伯等工业巨头和金融资产阶级对希特勒颇为青睐并资助了大量政治献金，希望他能结束这场动乱、顺便也扼杀共产主义——这点显然他做到了。法西斯分子掌握政权后，第一个工作就是镇压工人阶级。第二个工作，就是背叛自己依靠起家的小资产阶级，转而投靠到大资产阶级一方去。
为了稳固资本主义体系，法西斯主义者使小资产阶级站立起来的同时，夺取政权后他们自己就与大资产阶级公开地结成联盟友。希特勒上台后将小资产阶级抛掷脑后，大力扶持垄断大资产阶级，除了屠杀犹太人，其他所有对狂热小市民的承诺都没有兑现。法西斯主义的群众性只是粉碎无产阶级运动的一个短期利器，在建立体系后，很快这些政党就会在官僚化的进程中转为极右翼的资产阶级波拿巴。
相比于法西斯主义的风光无限，德国共产党已是夕阳一片，由于第三国际和斯大林的机械分析，阻挠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的联合，使得错过了击败法西斯主义最佳时机；最终1929年希特勒上台，德国无产阶级遭到了毁灭性打击。托洛茨基用一个幽默的寓言讽刺了第三国际领导下的德国共产党的愚笨：
“有一次，一个牲口贩子赶着一些牛到屠宰场去。屠夫带着他的刀摸黑走了出来。‘让我们排列起来，用我们的角去顶那个刽子手吧！’一头牛建议说。‘如果你这么说，那么这个屠夫是否比那个用棍棒把我们驱赶到这里的贩子更坏呢？’在马努易斯基学院（共产国际）接受过他们的政策教育的牛们这么说道。‘但是我们下一步同样可以对付那个贩子啊！’‘没有用的，’坚持他们观点的牛们对那头提出建议的牛说。‘你正在试图从左边抵挡我们的敌人——你自己就是个社会的屠夫！’而后他们便拒绝了这个排列起来的提议。”
在法西斯由于自己的宗派主义和避重就轻夺权后，他们仍然没有作出任何有力的回击。相反，他们开始鼓吹“秘密行动”，要求无产阶级不做更多挑衅以“保存自身实力”。托洛茨基批判说：
“当先进的工人们自我组织起来，准备去对抗法西斯纵队时，那些号称是共产党的领袖们却拿着水管来降温。谁还能想到比这种挫折锐气和身败名裂的行为更加令人不齿的呢？……这一愿望太过天真地认为民兵武装可以从看不见的密室里建立起来。而我们需要的是几十、上百乃至上千的战士。他们只会在数百万男性和女性职工以及背后的农民群众在理解了民兵武装的必要性并将各地的志愿者的气氛调动以取得强烈同情和积极支持的情况下建立起来……以民兵队伍来抵抗法西斯主义，这是武装无产阶级的第一步而非最后一步。我们的口号是：‘把无产阶级和革命的农民武装起来！’”
正如前文所说，法西斯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危机时刻统治阶级维系自身的不得已手段，而不是反对斯大林的人就是法西斯分子、法西斯间谍。这种诬陷手段和“列宁收了德皇五十万马克”同样恶劣。对待法西斯主义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探其根源，而不是随便扣帽子。所有严肃的革命者必须牢记这点。
反对“无产阶级波拿巴”的斗争
1936年，席卷整个苏联的肃反运动开始了，整个苏联弥漫着血腥和恐怖：曾经领导十月革命的第6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有2/3被枪决；11大中央委员会的27人有20人被枪决；15大政治局的7人，除斯大林外，6人被枪决或暗杀；第1届苏维埃政府的15名成员中，除5人已去世外，除斯大林外的9人全部遭枪决。两年间，苏共一半的党员被逮捕。物理意义上，列宁创建的党被斯大林消灭了。
斯大林作出此类举动不是因为他嗜血或者邪恶，而是斯大林作为官僚阶层的一份子，认识到只有这样，一个脱离工人阶级的特权阶层才能稳固自己的统治。斯大林本人的主观意愿在这场行动中不可能起决定性作用，我们甚至可以说“斯大林是无意识的”。这是因为，官僚只能依靠自己挑选提拔的年轻干部，因为老一代布尔什维克党人不存在对其的忠诚与崇拜。官僚阶层必须把那些反对或怀疑自己的人赶下历史舞台。
新生的工人国家建立在一片废墟之上，极度低下的生产力使其难以建立一个健康的工人国家。我们厌倦和部分托派一样千篇一律塑造一个神话中“健康”的列宁领导下的苏联与斯大林的苏联做对比，因为我们向来清楚历史是延续的。树木一定有自己的根，而日后官僚阶层的形成也与早日社会主义国家工人民主建设、落实不足密切相关。革命政权面对物质和政治上的压力，迫不得以选择了向资本主义倒退，开始了新经济政策。苏联的经济逐渐得到了恢复，但随之带来的是富农、贪污的“公务员”和“Nepman”们的复出。
不少苏共党员忧心忡忡地看着这一切，希望能团结贫农打压富农，并要率先完成工业化，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而此时斯大林为首的官僚集团还在和富农处于“蜜月期”对工业化嗤之以鼻；官僚的特点就是短视性和实用性。他们显然看不见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性，他更在意怎么对自己有益，对工人民主可谓是厌烦至极。
在新经济政策期间成为一名苏共党员无疑是赚钱的好方法，也就在这时上层的权力帝国逐渐形成，逐渐腐蚀着整个苏联，并成为波拿巴上台后的坚实力量。客观上官僚阶层的获胜有其历史优势，而主观上革命者们策略的失误和能力的不足也助长了这一进程。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左翼反对派左派反对派在其最初的十年斗争当中，并不采取那从党手上夺取政权的纲领，而只采取那从思想上夺取党的纲领，托洛茨基也不懂得利用先手的优势。当时的口号是：“改良，而非革命”。
然而，官僚层即在那个时候也是准备不惜以革命手段来保护自己而反对民主改革的。1927年斗争发展到异常激烈的阶段时，斯大林在某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对反对派说：“这些干部，惟有用国内战争才能撤换！”斯大林口中的恫吓，加上几次欧洲无产阶级之失败，托洛茨基等革命者最终沦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我们很难知道，如果列宁没有早逝，他的结局会不会如同克鲁普斯卡娅在1926年所说：
“如果伊里奇还在的话，他多半已经关在监狱内了。”
斯大林上台后虽然实现了工业迅速化发展，但是扼杀了一切工人民主，官僚特权阶层也疯狂生长、掠夺社会财富，公费医疗、特权商店对它们早已不足稀奇。虽然依然保留着社会主义经济，但国家机器早就被官僚把控，工人也无权罢免他们，生产计划和生产资料这些本该由人民共同掌管，却落入了这些吸血虫手中。一国社会主义使苏联长期被资本主义封锁围攻，为了换取自己所需的资源不得与国际市场对接，也在进一步腐蚀着社会主义。托洛茨基说：
“党的民主制，仅只遗留在老一代人们的记忆和回想之中了。而苏维埃、工会、合作社、以及文化机关和体育机关的民主制，也都跟着消灭了。高踞在这一切之上的，是各级党部书记的无限权威。早在“极权主义”这一名辞从德国输入的几年之前，苏联的政制就已经是这种制度了。”
托洛茨基将此时的苏联称为“无产阶级波拿巴”政权（顾名思义取自拿破仑的姓氏），认为这时候，革命周期性的倒退使得尽管经济基础上革命的的诸多遗产得以保留，但政治上国家又倒退回了最原始、残暴的形式。一个客观上捍卫工人国家革命成果、主观上一日复一日地对其破坏、日益高于全社会之上的暴力机器和所谓“仲裁者”成为了社会的主导者。托洛茨基分析：
“过去历史上每一个革命，其后总跟着反动，或甚至于反革命……这些反动或反革命，从未曾把整个民族完全推回革命的起点去，但往往夺走了人民所得的大部份胜利品。”
这里必须警惕轻浮地断言，缺乏了工人民主的苏联一日之间就变成了所谓“国家资本主义”或者直接成了“法西斯主义”这样和工人国家没有关系的反革命政权。托洛茨基认为，坚决不能把“马列分析替换为气咻咻的埋怨之声”：
“尽管存在巨大的官僚蜕变，苏维埃国家仍是工人阶级的历史工具。它确保了生产资料国有基础上的经济文化发展，也就为劳动群众的真正解放——通过清除独断官僚层与社会不平等——准备了条件。”
换言之，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被官僚层压制，却仍然在根基上“领导”着国家。那能否把官僚层的独裁称作无产阶级专政？ 字面意义上说工人阶级被官僚层“专政”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们必须摆脱术语的文字游戏，“专政”一词既有较窄的政治意义，也可表达深刻的社会学意义：
“我们谈论‘墨索里尼的专政’，同时定义法西斯主义‘仅是金融资本的专政工具’。哪个说法对呢？从不同的层面讲，都对。毋庸置疑，执行权力由墨索里尼抓在手中；同样毋庸质疑，官府活动的全部内涵以金融资本的利益为坐标。阶级的社会统治具有极不相同的形式。
斯大林中央的领导，简直没法让人联想起初期的工人政权。然而，一种体制并非立即取代另一种体制，而以数种手法完成，免不了——专断官僚打击工人先锋的——几场小内战。从历史总结的角度说，苏维埃民主被积聚难解的社会矛盾炸成了齑粉。利用既有矛盾，官僚们剥夺了各群众组织的权力。这层意义上，大可谈论‘官僚专政’乃至斯大林的个人专政。这一篡权行为的发生与站稳脚跟，仅由于官僚专断的社会内涵受工人革命奠定的诸生产关系所制约。这层意义上，大可判断官僚专断的外表下，无产阶级专政得到歪曲但确实的表达。”
斯大林的胜利和革命的被背叛在这里不是宫斗的闹剧，而是反应了极端压力下工人国家经济、阶级关系和心理上不可避免的倒退：
“第一个反动浪潮的牺牲者，照例是那些先锋份子、创始人和发动者，他们在革命进攻时期，都是站在群众的前列。他们去了之后，第二线的人物就同以前的革命的敌人联盟而崭露头角。领袖们这种戏剧式的斗争是在公开的政治舞台上进行的，但下面隐藏着阶级关系的变动，还有同样重要的事，就是最近还是革命的群众深刻的心理变化。”
波拿巴就在革命阶级失望、迷茫，而反革命阶层摇摆、脆弱之时，替代了统治阶级实行了政治的垄断。这个政权把自己包装为“全社会”的救星，事实上，只是一个对全社会“平等”剥削的特权阶层。它不存在自己的独立历史地位，只是在不断地横跳，以平衡社会矛盾：
“波拿巴想要扮演一切阶级的家长似的恩人。但是，他要是不从一个阶级取得些什么，就不能给另一个阶级一些什么……两个阵营激烈的斗争把国家权力抬高到超出全民以上，表面上并且保证国家完全对阶级独立起来──其实只给予国家以保护特权者利益之必需的自由而已。斯大林政制，凌驾于政治上原子化的社会之上，以警察和军官集团作靠山，不容许任何监督──这显然是拿破仑主义的一个变种，是历史上前所未见的一种新型的拿破仑主义。”
那这种政权最终的结局将会是什么呢？托洛茨基预测，如果任由官僚侵蚀工人国家，苏联早晚走向灭亡，官僚为了维护自身特权甚至不惜向资本主义倒退，惟有工人将这些寄生虫彻底清洗掉，使自己成为社会的主人，才能解决：
“波拿巴制度与社会主义发展需求的矛盾，是国内危机的最大来源，也代表着对工人国家的生存威胁……专政的波拿巴蜕变，对工人革命的全部社会成就构成直接威胁……专权制度的必然覆灭导致工人民主的复兴需要一个前提：现制度的垮台是无产先锋自觉行动的结果。否则，取代斯大林制度的可能是资本主义反革命制度。”
任由官僚吞食工人国家，还是工人阶级将官僚肃清？
这个问题的答案无论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还是苏联解体都做出了回答。时至今日，对我们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建设一个工人民主的社会有着警示作用。工人国家的机关，是该作为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社会的仆人”，还是变成高高在上的“社会的主人”？《动物庄园》的猪，是四只脚，还是两只脚？
结语
托洛茨基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贡献还远不止于此。文化的阶级性和共产党对文化的政策、帝国主义战争中工人阶级的立场、革命者做群众工作的方法、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等等讨论出于篇幅原因，我们将留到日后解释。
我们十分清楚今日这篇文章发出，会让部分宗派主义思维比较固执的同志感到些许不爽；尽管我们自始至终都坚持表里如一的立场，还是有同志会觉得十分不适应。我们曾收到过这样的来信，有同志“警告”我们：
“如果你们想要团结所有左派，你们必须把斯大林和官僚集团分开，并且斯大林不能是叛徒或者是修正主义分子，因为毛泽东已经給斯大林下过结论了（？）……这样（我们不说假话的话）首先斯派就会和你们搞分裂……也不会认同，这样你们怎么搞团结？还是这些人在你们眼里是没必要团结的？”
在这里我们想要公开回答这位、这类同志的是，是的，那种人在我们眼里没有必要“团结”。反对宗派主义不是和宗派主义的山头们称兄道弟。革命的建设过程中，对劣质的不断筛选和淘汰，是不好看但不可避免的一个环节。这种党建的机会主义思维是走不长久的。托洛茨基曾经在和列宁因组织问题敌视的时候，也不得不对《火星报》在这个问题上的贡献进行称赞：
“《火星报》时期是施加影响的斗争时期。《火星报》曾宣称：‘我们首先必须坚决而明确地划清界线’。它确实划清了界线。《火星报》的使命是（手持马克思主义学说明晃晃的利刃）留住民主派知识分子中一切尚未完全隔绝于‘第四等级之思想’的成分，并且它实际上也完成了这个任务。”
马克思说，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我们的意图相当明了，我们不会因为有些人不爱听什么就不指明正确的事情。因为，这种人即使主观上想要进行团结，客观上与其的分道扬镳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呼吁的是严肃、有自己思想的革命者，与我们一同组织起来。
托洛茨基的局限性和他的落幕以及第四国际维和碌碌无为，也非常值得研究。早期托洛茨基和列宁关于组织方法的争论，至今仍然以变种的形式在我们的队伍中体现着。在最后，我们以托洛茨基自传里对自己的评价结束这篇文章：
“我一生的外在经历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单调乏味的。相反，就转折、意外、尖锐的冲突、起落沉浮的次数之多，我的生平毋宁说是充满了“奇遇”的。同时我要说一句，就天性来说，我与那些探险求奇者毫无共同之处。从习惯来看，我毋宁说是一个有几分迂腐、保守的人。我喜欢纪律和制度，这不是为耸人听闻，而是出于实事求是。
我在生活中曾多次产生过这样的感觉，即革命妨碍了我系统地工作，我近30年的自觉生活完全被革命斗争所占据，尽管如此，如果我能重新开始生活的话，我将毫不犹豫地踏上同一条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