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今年7月9日，山西忻州市五台县县长调研稿，和7月14日广西平乐县的防火规划被曝抄袭，后两地政府均承认事件属实。

近年来，还有很多类似的抄袭事件被曝出，例如:2018年杭州市江干区安监局在制定财政制度时，直接抄袭丽水市财政局文件，未修改地名；2017年庐山市经济开发区应急预案直接照搬其他市地名，次年整改方案又与高新区方案完全雷同；2019陕西神木市卫生监督所起草的公文拼接多家单位文件，出现纪检监察机关与财政部门职能混淆的荒诞内容 ，等等。

看来“人民公仆”很喜欢抄袭照搬，有的甚至一个字都懒得改。就连很多公务员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文件互抄在基层确实是较为普遍的:“我们单位刚发布的通报或新闻稿，不久后就能在别的单位看到几乎一样的内容，只是换了个单位名。不仅是本地区不同层级之间，跨省市抄袭早已屡见不鲜。”可以说，“拼好文”已经成为默认的公文产出模式。

也许有人认为，这只是个别官员“草率的失职”，只要加强规范，审查严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其实并不是这样。

实际上，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国中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官僚系统，是依附于资产阶级，本质是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服务的，而非为劳动者服务。因此，他们总是脱离群众，从而构成了一个凌驾于群众之上的特殊阶层。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深刻的阶级矛盾，也使得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这就宣告了“清官论”等改良主义的破产：一个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阶层，会真正站在劳动者这边，维护他们的利益吗？就算真的有个别“父母官”，又能以此撼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吗？

因此，我们看待官僚阶层，不能孤立地、个别地看，而应该联系地、整体地看。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官僚阶层作为社会直接的管理者，却与被管理者分离，一方面官僚们不了解也不关心劳动者的实际需求与真实情况，他们只是活在堆积成山文件中；另一方面劳动者也无从得知官僚体系内部的情形，他们为生计奔波，也没有了解政治的空闲时间。于是，这种分离，使得强势的那一方的权力只能成为不可辩驳的权威，否则，它的统治就不能持续下去。

而且，不光整个官僚阶层与劳动者是这样，甚至官僚阶层内部，不同科层之间也是类似的情况。整个中国的政治被这种不断重复的“双轨制”的规范着，上司用政绩锦标赛规训下级，下级则保留着自己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中的“地头蛇”角色。但是，要维持这套秩序的稳定，光有权威还不够，还需要信息的沟通，纷繁复杂的汇报制度就创立了起来。汇报制度与权威一结合，就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极为繁琐、人力物力消耗巨大的各种文件和资料像海浪一般拍打着领导们的桌头。一般来说，这好像是为了“严谨”与“准确”，但它恰恰反映了官僚系统内部的分裂、无能、因循守旧。并且，这反过来增加了认识官僚体系实际运作的成本，进一步加强了官僚与劳动群众之间的分裂。官僚们怎么处理这些文件，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向下没有人有权力监督他们，向上有权力监督他们的人又与他们之间相互保持着微妙的协议：你只要让一切“稳定运转”，我就不会烦扰你的小日子。

于是，在日常中，只要不触及自身与资本的利益，一切糊弄都变成合理的，甚至必要的了。上级将繁琐和不切实际的任务发放给下级；下级也为了应付上级，开始抄袭照搬，或者以指标为准修改实际数据等。参政不再是为了服务人民，而是为了掠夺人民。遇事拖拉，到处扯皮，互相推诿——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蔓延开来；你糊弄我我糊弄你的形式主义成为日常。行政工作陷入了形式的恶性循环，逐渐架起臃肿的牢房，实际上成为了文件的批发工厂，严重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

这样的官僚机构，让源于劳苦者的财产在重重关卡中被浪费，被侵吞，被变得无法溯源。受资本剥削最深的无产阶级苦不堪言，小生产者也怨声载道，资本家和它的官僚们却在幕后，利用信息的不透明搞暗箱操作，中饱私囊，赚的盆满钵满！

当今中国，官资勾结，贪污腐败等现象，不光存在于实际中，更存在于大多数人的脑海中，但就是不存在于公共媒体的宣传中。即使有，也不过是依据实际给政敌戴上的帽子，但千万别以为他们的继任者就能稍稍清白一些。现在社会流行的“当官发财”的思想，也反映出官僚的逐利实质，公务员“人民公仆”的形象被无情戳穿。

最终的出路只有一个，并且越来越明了地显现出来：那就是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夺取政权，彻底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让全体劳动者的代表——无产阶级普遍参与管理，使无产阶级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才能根除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同时，必须向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做最坚决的斗争，彻底消灭资本主义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才能保证资本主义和其派生物——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等恶疾不再“复辟”，因为当阶级对抗不复存在时，对社会的管理也将变得极其简单。

不能再让官僚糊弄我们了。请大家组织起来，联合整个无产阶级的力量，将政权从资产者和他们的官僚走狗那里拿回来，世界属于无产者，而非官僚与资本的玩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