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8月1日，河南省周口市第六人民医院产科医生邵晓蓓在医院坠楼，经抢救无效次日凌晨去世。据报道，邵医生轻生原因是医疗纠纷和产妇家属及其亲属在视频平台发布污蔑邵晓蓓的视频，导致其遭受长达数月的网络暴力。邵晓蓓曾于7月30日和31日两次向周口市太昊路派出所报案。第一次警方未予立案，第二次虽立案，但未采取有效措施，未及时联系视频发布者下架网暴内容。

报道称，家属事前清楚会切除子宫并签署同意书，但事后反悔因“绝后”指责邵医生误诊切除子宫导致以后无法生育，乘机牟利索赔100W。邵医生涉及的其他几次高风险产科急救事件里，家属同样在签署知情同意书后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引发误解和网暴。三位产妇家属在抖音互相关注、互推视频，组建“受害者联盟”，引导网友转发；抖音账号如“周口六院妇产科受害者”持续发布“误诊”“切子宫练手”等诽谤言论，并有人拍摄邵医生车辆照片、贴侮辱性标语进行线下骚扰。

屡见不鲜的“医闹”

承诺时大大方方而事情未按自己预想发展后就出尔反尔，往往都是小孩子幼稚的举动。俗话来讲，这种行为被称为“玩不起”——想要拿到全部的好处，却不愿承担一丝的风险。医疗界里，它被称为“医闹”。患者和家属常常因为无法接受手术客观存在的风险，把不幸的责任推卸到按流程办事的医生身上，撒泼打滚宣泄情绪。

就在县城的小医院里我们也几乎每日都能看到这样的现象，在大多数情况下结局是家属被驱散、事态逐渐平息。但这次事件的施暴者们并没有那么“动摇”，而是一步步用造谣污蔑把一位救死扶伤的无辜医生推向了轻生。人们痛斥是施暴者的罪行导致了整场悲剧。但共产主义者对于这种不幸们不只是单纯的和官媒一样把责任归咎到几个个体身上：人是社会的人，如果人出了问题，则要从整个社会中寻求到根本原因。

医闹现象之所以频繁出现，不是因为“中国人多，有十四亿”这样概率学的解释，而是这个医疗体系下医疗人员和患者是被迫对立的：医院是门生意，而患者是买家，医院想要多挣钱，就一定要患者多花钱。医疗业不是为公共卫生所设立的一项社会服务和保障，所以患者和医疗人员之间的敌意态度就不可避免；医生的本质“救死扶伤”在这里要不被黑医生遗忘，要不被患者怀疑。很大程度上“医闹”和“黑医生”都是一体的：两者都站在自身立场去谋求利益，而不考虑治疗患者的本职工作是否合格。

家属的思维十分简单：他们才不追求什么真相和公正。资本主义制度讲的话是弱肉强食，是各自为政，是你死我活。女性的生育能力在这里被视为一种经济利益，家属通过彩礼来买断妇女的生育和家庭劳动，一旦后者不在，这个婚姻和家庭在他们看来就“失败”了，因而他们会疯狂地抓住一切他们能欺负的人来发泄自己的暴怒。他们从不会站在医生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他们只想从医生身上再拔下来一块肉，弥补因疾病而不是医生操作问题导致的损失。

只要医疗业还是生意，雇佣多少保安，无辜的医生也会遭受医闹者的骚扰；只要医院的设立是为了赚钱，那多少审查、举报渠道和规章也打不光“黑医生”们。我们说，一个真正同时考虑到患者和医疗人员的利益的医疗体系是可能的，那就必须中国的经济体制为人民的实质利益运作，而非为金钱的利润运作。

官方“惩治流言蜚语”的双标

网络上的看客们只图一时之快，蒙着眼睛做侠客来惩奸除恶，不顾全部事实真相，最终承受不住压力的邵医生留下遗书“为我正名”后选择轻生。正如我们从武汉女诬告事件里看到的一样，群众朴素和天然的正义情绪又被资本主义媒介为追求流量而煽动。此外，由于中国的医疗行业本身确实存在着大量黑幕，群众不信任这个医疗系统，把这种情绪隔着网线释放在邵医生身上。我们看到这里流言的创造者，并未得到应有的处罚。

法律在整个过程中都未能保护到她。向来对“非法传播虚假信息、引导社会舆论”恨之入骨的官方，面对邵晓蓓医生的困难就突然装聋作哑了！同志们不妨再想想几日前江油事件爆发时官方镇压“流言蜚语”时的效率。他们这次的无能绝非能力有限，而是邵晓蓓的困难在他们眼中就不是“高优先级”。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压制反对声音，他们从来做事高效、稳狠准。

他们一点也不憎恨“流言蜚语”——因为中国政府自己就是一台辛勤的谎言制造机。他们憎恨的是动摇自己利益、破坏资本主义秩序的话语，社会中实际存在、造成不幸的这些诬告，除非局势升级形成威胁，不然他们是无意承担起自己承诺的“维持社会公正”的职责的。

因为这是个少数人的政权，这是个为少数人利益运作的政权。它怎么可能理解两次寻访无果的邵晓蓓医生的苦衷？要不是她的死引起了轰动，这批诬告者将继续得意地在“疏而不漏”的“法制社会”下唱自己的戏。我们很清楚，不彻底推翻这个制度，这个政权，无数不公将永远和邵医生的不幸一样，得不到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