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主义”批判:无能、逃避、被动的看客们

《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取消主义”是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普遍存在于俄国革命党中的一种思潮,它在历史中绝非特例,而有其产生的具体历史背景。1905年革命虽然迫使沙皇颁布了《十月宣言》,短暂地开放了一些政治自由,但很快遭遇镇压,工人运动和革命政党的地下组织遭到重创,大量革命者被逮捕、流亡或处决。面对形势恶化,一部分成员判断继续坚持革命主张进行政治工作将会是毁灭性的,于是主张取消革命党的建设、取消对群众的教育和组织、取消革命宣传来等待“客观形势改变”,直接不进行政治工作以此来“保全革命力量”。

这种立场看似确实是在革命低潮期采取的保护措施,但实质上违背了俄国当时的政治现实。首先,取消主义立场想通过改良手段逐步实现社会变革,但在沙皇政权仍是高度专制的条件下,任何合法空间都极为脆弱,政府随时可以取消或镇压这些权利,依靠合法手段也没办法所谓隐藏革命力量。其次,取消主义将自己视为跟在群众后面的观察者、革命运动的旁听人,用模糊不清的一个“革命形势未来会自动变好”的谎言为胆怯退出运动提供理由;更严重的是,取消主义主张解散、推迟建设党的地下组织,而这否定了共产主义革命政党的基本原则——“无产阶级必须建立一个高度纪律性、理论统一和组织高效的先锋队政党,才能有效领导工人阶级进行共产革命。”

因此,从根本上讲,取消主义不是一种面对客观形势的策略分歧,而是涉及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是否存在的根本分歧,涉及进行革命还是退出革命的分歧。取消主义在今天的中国也有自己的影响,且利用了青年革命者犹豫未定的摇摆心理,对进一步推进革命工作构成了直接的威胁。

如果说百年前的取消主义者产生自革命失败后的妥协与退却,那么当今的取消主义者则是在全球资本主义高压统治下,对革命的意义的主动遗忘乃至敌意否定。

这些组织、这些人,不再把革命之安全——即工人阶级是否能夺取政权作为政治出发点,而是把个人的安全、职业发展视为首要。他们打着“革命视数十年为一日”的旗号,把大量满腔热血的共产主义者们塞到了所谓的“秘密干部党”和“地下组织”里,不推进这个组织走向正式化、成熟化,不推进革命团体去建设自己的力量、发展出群众性的工作,实际上干的却都是繁杂的“党务”和毫无意义的低质量时评、念经。

他们以虚拟为居所,以分裂为荣耀,打造出了一个似是而非的“左翼迷宫”。所有试图跨出屏幕、建立现实行动的尝试,都会在第一时间遭遇他们的抵制与打压,甚至连军警宪特都还没开始行动,这些人就开始在自己的圈子里大吵大闹。每当真正试图建立组织、开展活动的革命力量萌芽时,这些取消主义者就会立刻发动攻击:他们不组织自己,却热衷瓦解他人,不自己带头,却穷尽一切手段断绝他路。通过对其他革命组织的污名化,将其描绘为“危险分子”、“夸大形势”、“警察间谍”、“叛徒”……疯狂的翻找历史引经据典就是要把真正的革命者塑造成原罪之人,以此合理化自己的无能。这些现代取消主义者善于狡辩为什么不该干事,却从来不敢也不会自己干事,更无法把组织力量落实到地。

他们狡辩的方式相当的幼稚:因为中国政府的镇压力量很强,所以进行工作会被抓,因此不该干任何事情,除了自己在博客上牢骚或者在海外搞什么媒体;因为中国群众的意识尚未形成革命浪潮,所以我开展群众工作不会一呼百应,那我就干脆闭嘴;因为中国革命者的整体素质低下,我就高傲地等着他们自己撞墙、被抓,组织起任何人、开展教育都是没必要的。

我们将会对这些理由一一反驳,证明为什么它们不会说明取消主义的政治主张——即取消革命是合理的。我们本文的目的就是揭露这种思维如何诱导革命者错误地判断形势,并用最机械、被动的方法分析,得出最懒惰的行动

中国处于什么革命形势?

中国劳动群众的意识偏保守,激进化到得出必须进行革命的结论的只是极少数人。这在革命前的准备阶段是正常的现象,因为人面对压力本能性能忍就忍、先管自己是再寻常不过的心理。就和一些人常说的那样:中国老百姓好伺候啊,能吃饱饭就不会说你什么。只有彻底放弃了糊涂过日子的幻想,意识到制度已经把自己逼的无路可退,孤立自保无法保障需求,被动的防守才能转为主动的进攻。

革命意识形成不只是“官逼民反”。群众更需要的是,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感受到广大工人阶级被组织起来具有改变世界的潜力。很多学生特别傲慢地作为家庭惯养的脱产者去斥责现在拒绝推翻政权、夺取生产资料的基层工人,说他们是“反动派”,完全无法从工人阶级个体的角度出发思考,在我不认为现在的反抗有充足的胜算时,破釜沉舟的行动能带来的不是解放,只能是更悲惨的地步。工人群众需要在不断的斗争中吸取经验,意识到和广大阶级同胞一同组织起来的强大力量和共同利益,社会主义革命的意识才能深入每个人的脑海。

是的,如今的中国群众运动是被国家机器死死压住的。但革命形势在这种情况下,一夜之间都可能出现巨变,这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平日我们看似事物没有改变,不过是还未浮上水面。现在我们的革命就处于量变积攒的过程。这绝非革命的“退潮”期,而是暴风雨前的静宁。

同时,中国的革命者无组织,运动的革命领导层是完全空缺的。在这个情况下,即使群众的阶级意识形成,到时候也会因为犹豫、徘徊、匆忙导致不必要的绕路和失误。我们的解决解决方法不是和取消主义者一样哀叹革命者都不行,而是要吸取所有这些失败的革命组织的教训,以真正建立起一个革命党。我们一直以来反复强调,由于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负面影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工作迟迟不能被有效推行。这个局面必须被打破。

我们不同于他们在逛商场,挑自己觉得入眼的那个革命党来推进革命;我们自己是这个革命党的建设者,很清楚现在没有这个党。这个市场再大,也不可能找到一件不需经过人的努力所打造出的商品。

中国政府对革命运动的镇压十分残酷而高效,这个无人质疑。但必须理解这是一个常态,“政治宽松”的环境不是体系自然演变的结局,只有革命,只有群众的动员,能将极端的高压统治解除。疫情为何放开?这绝非过了三年中央想明白了什么事情。我们不能等自由派还是谁帮我们改善政治环境!在如此高压的状态下,不应该因此当胆小鬼停止工作,而应当谨慎、安全地推进我们的事业。不要拿危险当作退却的理由,革命工作任何情况都有危险。

中共的镇压和国安力量可谓首屈一指,但不代表革命者静等革命机会送来:不推进工作干等对革命来说简直就是是“温水煮青蛙”。我们不否认社会客观条件,但不能无视人的因素,更不能忘记革命的连续性;马克思曾说过,“在资本主义彻底吐纳完全部生产力是不会退出历史舞台”,很多布尔什维克也是将其奉为了圣经,认为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还不够充分,还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于是下结论应该支持临时政府。他们忽略了俄国国内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无产阶级对临时政府的失望,如果再不向社会主义推进,那么无产阶级将会丧失信心、社会将会在无限的恐怖中原地踏步;在这里,就不该因为理论上判断“社会主义革命条件尚未成熟”而取消革命,让无产阶级走向被奴役的命运。

宽松的政治环境一定会有利于革命开展吗?很多同志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更有利于革命工作,当下的中国由于高压做工作是“低效”的,不如等到政治自由开放那日再行动。诚然在欧美国家,革命的宣传和呼吁是被部分允许的、工会和游行示威是合法存在的,但这并不代表资产阶级会放任共产主义运动。他们绝不会允许共产主义的崛起,一定会千方百计去打压革命的趋势,宁愿要一百个波拿巴也不要一个布尔什维克;开展地上工作更加方便、可以随意在街头宣发革命思想之时,不代表革命将会更加简单。资产阶级政治上一方面的松口,必然会在别处加大新的压力,比如更为猖獗的改良主义和民粹式的“直接行动”。一杯下了毒的酒对人的害处,不见得比被棍棒打击少。

如果抱着取消主义的心态,用僵硬、机械的方式去看待革命,在高压的环境下选择退却,那么即使到了未来局势改变的那天、宽松的政治环境下,也无法领导革命走向成功。因为,革命是连续的,不是革命者自己偷懒、选择喜欢的阶段再介入的。不要抱怨环境,无病呻吟不会改变什么!张嘴闭嘴“客观条件”,我们不需要教师爷般的颐指气使,我们需要的是大胆地前进。

我们也不能陷入盲动的心理。很多共产主义小组热衷于夸大当下中国社会运动的力量、群众意识的激进性,以为“发起进攻就是足够的”。事实上,我们追求的不是“进攻”,而是胜利;危言耸听吓不倒反动派,更组织不起来革命党、动员起劳动群众。每个月都千篇一律地大吼“中国革命进入了新阶段!革命要来了”像极了自由主义者在互联网上的作秀。每次看他们的言论,就仿佛明天中国政府就要垮台了一样!这只会让革命呼吁在人们眼中如同鼓吹了20年“中国崩溃论”的海外学者的哀嚎一样可笑。

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我们推进革命从来不是蒙着眼睛往前撞,而是仔细调查群众的激进程度、组织状态,根据有利条件开展工作,考虑不利条件并保存力量。干革命不是单单满腔热血就足够的。

但这从来不同于取消主义的缩头乌龟们。他们伪装出一副客观的外貌,以“形势”、“阶段”等等借口包装自己的行为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们调查形势后承担的任务是先锋队而不是旁观者,革命者走在形势前面而不是后面。我们不干等“神迹”到来拯救革命。正是革命先锋队和广大无产阶级在一次次的危机中的不断实践和磨合,塑造了群众的阶级意识和坚实的革命领导层。

我们对我们所进行的事业有信心。这不是盲目的信仰还是口号,而是基于对社会和历史进程科学的分析得出的结果;但我们知道光分析是不足以改变世界,只有理论落实为实践,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才有前途。我们因此不向现有环境屈服,我们不是适应环境的人——取消主义者以自己“适应”当下形势还在沾沾自喜——我们是改变环境的人

认为革命是“自发”的革命者就无需花费力气将其推进的的人,看似是“唯物主义”的立场,实际上他们的哲学一方面是如此机械和片面,无法意识到人的活动本身就是客观历史进程的一部分,而不是所谓经济指标、战争、政策才算做“客观原因”,和唯生产力者一样“只见树木不见树林”;另一方面他们的思想又蕴藏着一种神秘主义的萌芽,按照其思路,具体物质、经济生活上的压迫是如何工人阶级在脱离革命者的努力的情况下,得出社会主义的革命意识是“不可被解释”的。这些脱离生产的学究根据自身的生活习惯认定,工人阶级得出革命结论是孤立、自我的“大脑进化”,而不是和整个社会不断互动中导致的结果

抗议运动想要打破地域性并取得广泛的全国影响,想要有清晰的指导和严密的战术达成自己的目的,则需要革命党的领导;各种社会舆论想要从各过各的悲观主义自保转为积极谋求团结以捍卫自身权利——换言之从被动转为主动——也需要革命党的努力。我们从不否认工人阶级从经历和思考中得出革命结论的可能性,相反,这是绝大多数工人走向革命的方式,不是直接听从革命政党的宣传还是地下组织的动员。但是,革命者的努力恰恰就是这场反应中的“催化酶”,工人阶级中有组织的、最先进的部分、有纲领、计划和理论的“火车头”。罗莎卢森堡说:

群众罢工不是人为“制造”的,不是凭空“决定”的,不是“宣传”出来的,它是在一定的时刻以历史必然性从社会状况中产生出来的历史现象。因此,不是靠对群众罢工有无可能性和利弊进行抽象的冥想,而是通过对现阶段阶级斗争中造成群众罢工的那些因素和社会状况进行研究,换句话说,不是从意愿的立场出发对群众罢工作主观判断,而是从历史必然性的立场出发对群众罢工的根源进行客观考察,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和讨论这个问题。

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某一特定情况下的群众罢工本身,而是党的整个态度中的政治形势,这是一种策略,它在斗争时期的一切领域里都发挥出巨大的力量,给敌人的一切挑衅以严厉的回击,每时每刻都大大提高着无产阶级的战斗力和斗争勇气。采取强有力的进攻政策,也就做到了:既可以使群众行动起来,还会使他们的行动得到成果。社会民主党坚定不移、奋勇前进的策略,会在群众中激发起必胜的信念、自信心和斗争热情;而动摇软弱、建筑在低估无产阶级力量基础上的策略,会使群众畏缩不前、不知所措。”

群众开始动员、做好准备之日,如果不想让革命的努力变为竹篮打水一场空,而是真正作出有用的“功”,就必须在这之前打造出革命的领导力量以彻底摧毁资本主义。历史上无数的教训在告诉我们,运动缺乏革命性领导层“自发”爆发并不足以保证工人阶级实现自身的解放,革命组织必须在此之前就做好准备:法国的五月风暴中,工人阶级控制了街头、工厂和整个社会,动摇了军队和中间阶层,甚至连戴高乐都在压力下萎靡不振,放言“我们都玩完了。共产党过几天后就会掌权。”然而由于所谓“左派”革命者的背叛,统治阶级作出妥协后很快就动摇了运动的士气并将其逐个击破。群众这里是准备好了的,革命者们却束手无策。

创建新的报刊、建立起一个个读书会如果不是向着这个方向前进,就已经过时且不会有更多的发展。这个形势我们不是无事可干,建立党是如此紧迫,需要被完成的任务只会多不会少!

取消主义是统治阶级最喜爱的喉舌,他们彻底取消了建立起一个革命政党的可能,取消了唯一对统治阶级能构成威胁的工作,并倒退回原子化的个人学习,阻碍了革命思想影响广大劳动群众,任由这种思想蔓延只会扼杀革命;更不要幻想中国的政治环境会变得宽松,统治阶级再走到悬崖边上时,他们不会悬崖勒马,而是疯狂的去“踩油门”:我们前面的不会是岁月静好。

取消主义的懒人思维等待着别人为其完成革命,去改变形势。态度上还偏要厚脸皮对着那些为这个事业路上牺牲损失的革命者们说一声:“哎呀我都说了你们这么干没用,看看出事了吧!”不过是一群懦夫喜欢伪装成预言家揽功。

除了害怕国安的大手,他们认为中国的工人阶级已经是死气沉沉了,某位知名取消主义者更是认为2022年以后中国的社会矛盾并没有显著变化,和十年前相比只是罢工数量增加,他们看到今天一场符合自己心中预期的“纯洁”的共产主义革命没有发生,就下结论中国劳动者未来没有出路。中国工人阶级只会在战斗中醒来而不是“深思熟虑”中觉悟,他们在一次又一次碰壁后,社会主义的思想就会从经验中成长出来;那些说工人“已被资本驯服”的人,才是真正短视的失败者。他们看不见工人阶级正在蛰伏中的风暴,看不见新的革命形式正在酝酿,看不见人民的怒火早已在土地深处燃烧。他们不是在判断现实,而是在为自己的软弱寻找借口。

取消主义者在自己的长篇大论外,通常用实践证明了自己的逃避本质:那就是他们没有任何“实践”。如果他们是客观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局势并提出了合适的路线,则应奋力将理想转化为现实,去教育中国的革命者们不要飞蛾扑火;但他们只是乐呵呵地在旁边说着哭丧话置身事外。他们甚至在这个程度上,都在“取消”自己的取消主义路线。

革命里无能但多嘴的看客罢了!就麻烦这种人请呆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少出来惹事对革命事业的推进指手画脚。同志们,当下容不得懈怠。正是因为革命仍是萌芽,我们才需要发展它而不是取消它;组织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