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中国的电影行业似乎并不像一个面临困难的行业，它总能够给我们玩一些花样。年初的《哪吒》，就为我们上演了一场战争；于7月25日上映的《南京照相馆》又给我们搞出了一场新的大战。

就电影所描述历史铁证，共产主义者绝对不会和自由主义者，所谓“殖人”一样为了反对中国政府而颠倒黑白。我们很清楚帝国主义对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个电影的叙事方法和整体逻辑并不是单纯的记录历史，它的受众也不是平日会喜爱纪录片的人。通过对事实以特定的方法呈现，《南京照相馆》有自己的私货夹带在其中。而且，这份私货被动员起来服务于当下的政治利益，它不是“中立”的，共产主义者有必要指出这点。

对“国家”概念的模糊和“正义”对抗“邪恶”的童话叙事

战争是残酷的，只有在和平时代过久了又恰好脑子不灵光的人才会否认这个结论。几十载建筑起的辉煌大厦，几秒内就可以被炮火夷平；战争往往不仅摧毁外在的建筑，也摧毁人内在的道德观念。于是，那些在战争中被当作正常的行为，被身处和平的我们称为失序、恐怖、残忍、血腥、毫无人性与禽兽不如。

在影片中我们看到，日本大兵攻占了南京后，中国人立刻陷入任人宰割的境地。到处都是杀戮与被杀，到处都是奸淫与抢劫。人头滚滚，尸山血海——当然，影片不能只描述那些反人性的场景，否则这只不过是一场猎奇秀。一切都在于杀戮发生的原因，那个贯穿整个影片的线索：南京的沦陷，南京的社会秩序被颠覆了。

然而，这个社会秩序是什么呢？影片没有直接给出来。但是，它做够了暗示的功夫：中国从南到北的大好河山，与南京的诸多景点，以及照相馆顾客在南京沦陷前的相片。这与日军进城后的南京形成了鲜明对比：之前阖家团聚拍全家福，变成了在江边被机枪扫射无一幸免。

后来的日本摄影师，受命从象征中华民族的建筑物那里各拿走一块砖（比如北方的长城和南京的城墙），以建成所谓的“八弘一宇塔”。电影中，象征日本的旭日旗、“建设东亚新秩序”标语出现时，伴随的就是象征中国的事物的崩塌和被掠夺。

电影从此出发塑造了一个简单的逻辑：日本一方进行侵略、掠夺、屠杀，试图扩大自己的国家，而这必须以中国相应的缩小乃至灭亡为基础。中国对此是如何反应的呢？影片里，中国作为实际存在的人与物的集合，算是溃退了，中国军队在开头的溃不成军和互相残杀说明了这点；人们各顾各逃命，留下者自己学起了日语。但“中国”作为一个观念却在人们心中完美无缺，从阿昌的那句“寸土不让”便可看出来。这被视为爱国的表现。

到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影片力求塑造出一个模糊、高尚而不容侵犯的“国家”概念。它屡用象征物来表达这个自己不可言状的“国”，把抗日战争解释为两个“意志”层面的国家之间的对抗。我们很难深究：爱的这个国是什么？

比如说，记录了日军罪行的照片被林毓秀带出了南京，并成为激发外国人反日情绪与东京审判定罪的重要依据。在这里，照片是记录与见证的载体，是宣传的重要工具，也是双方争夺的焦点。日军方面刻意销毁带有罪证的照片，拍摄“中日亲善”的照片。照相馆方面得知自己为日军洗的照片的性质后，便陷入了自我怀疑：为他们洗照片，就相当于当汉奸。好在电影给了他们“赎罪”的方法：把有日军罪证照片带出去。电影通过设置死局与破局的矛盾，将电影的重心放在了照片上。在这里，国家仍是一种象征体系，是影片中人物确证自己身份的方式。而从照片送出去直接跳转到其它国家的反日，也是在呼唤着如此一种预设：是国家的观念统摄着国家的物质，只要这种国家的观念还在，国家就不会灭亡。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这样的预设。翻译王广海就说，日本这么强，中国人又是一盘散沙，日本怎么可能会输呢？严格来说，他并不真的关心究竟是哪个国家的观念打败哪个国家的观念，他只关心在他身边的国家的物质，这样，他才能够活下去。王广海的情人，林毓秀则不这么想。她说，日本人不把我们当人，“我们”怎么办？这就是影片演绎其逻辑的另一层需求：光是强调两个观念上的国家的对立还是不够的，因为不同国家的观念此时还只是平等地对立，我们支持其中一方就只能因为我生活在这个国家，我们就不能分辨出，在其中谁是正义的？

因此需要暴行，需要赤裸的、不参杂任何杂念的恶意，需要无人能辩解、同情的罪恶。南京大屠杀恰好就是绝佳的素材。日军的暴行被描绘出来了，没有日本人反对，但是所有中国人都明确地反对，其它国家的人们也明确地反对。于是，国家观念的对立被更高的道德评判。日本人完全违反了道德的原则，因此日本是坏的、邪恶的；中国人与其它国家的人们遵守了这一原则，因此他们是好的、正义的。正义打败了邪恶，这是大多数天真的童话故事的套路。

为了完成这一逻辑，电影还涉及了一条小线索。伊藤秀夫为了洗照片，把阿昌叫做“朋友”。但是，在伊藤秀夫伪善的面貌全部狰狞地露出来后，阿昌说：我们永远不是朋友。伊藤秀夫形象的反转，说明电影把他的逻辑贯彻下去了。它不仅要在国家之间分出善恶，还要在人之间分出善恶；人的善恶则依国家的善恶而定。至此，电影的逻辑完成了。它直接地具有了与现实结合的意义，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一套评判现实的准则，而这些准则，最后都落到了观念上国家的正义与否。

荧幕之内是战争，荧幕之外也是战争

影片内，日本人不把中国人当人；于是，影片外，中国人就不把日本人当人。在一些人眼里，一切有关这部电影的争论，都可以归结为中国人与日本外务省的斗争。抛却人性，是日本军官上给新兵的重要的一课，于是，一些中国人便有样学样，抛却了思考，把所有的情绪都建筑在国家的观念上了。他们不在乎自己逐渐与电影里的日本人长得越来越像，他们只晓得盘算，如何把日本在中国做过的事，在日本再复制一遍。反对的言论，于是都成为日本外务省的安排，他们便进一步不把持异见的同胞当人了。

称颂这部电影的人中有不少还会批评《南京！南京！》，仅仅是因为其中塑造了一个有人性的日本军人角川，因为不把日本人当作禽兽，他们的叙事就进行不下去。他们既希望日本作为一个法律意义上的人一样背负责任，却又不接受把日军塑造得真的像人。因为只有这样，“夷平日本”的言论才能在理论上成立。

这种“爱国情怀”最终是廉价的，毕竟“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一个庇护所”。电影里，日本人好歹还会假惺惺地说一句：我们是愿意和中国人做朋友的。电影外，因为这一层“历史的仇恨”，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则这一套包装也不需要了。中国品质上最恶劣、思想上最肤浅并受人操控的一批人，在这个电影的鼓动下，得以把自己服务于最反动的立场、渴望犯下最恐怖的罪行包装的如此冠冕堂皇。他们和自己所仇恨的日本军国主义者除了皮不一样，里头是一致的。

也许某些人需要的不是一个完整的叙事，而是发表廉价爱国言论的机会呢？须知，这种爱国情怀的结局反而是让爱国失去根基。电影之外我们也不乏滑稽戏看：网传小孩看过电影后，回家将日本卡片剪掉。在荒诞的剧目中，我们又一次看到那残缺的逻辑的显现。仇恨可以被消费了，爱国也是。他们拙劣而滑稽地表演着仇恨的样子，所求不过那一点流量，结果只会让他的所谓情怀更廉价。

在这里仍然有尚未解决的问题：国家的观念为什么能够统摄国家的物质？国家的观念是怎么来的？“人性”的观念又是怎么来的？“爱国人士”们很少这样的询问，因为国家的观念对他们来说是现成的，无需反思的。可是，如果要既承认爱国又承认人性，就需要认为人性中就包含着爱国，于是爱国从道德要求上升为先验情感；而且爱国是一种对特殊群体的要求，人性则是对所有人类的普遍的要求。究竟是爱国所涉及的主权更高，还是人性所涉及的人权更高呢？结果，在实践中，爱国还是成为了一种道德原则，并且能够以此开除别人的人籍；人性则足以为他人的没有人性而被忽略。

“反思”、“铭记”历史？利用、剥削历史！

国家之间的对立为何而存在？民族国家的存在本身，就为自己设立了限制。它把自己限制在一定的地域之内与其它国家相对立，这本身就为冲突埋下了可能性。这一方面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从交通不发达的年代造成的区隔的影响；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国内的阶级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需要依靠民族主义来强调“国家”的重要性。在电影中，南京在战争前是中国人的城市，在战争后也是中国人的城市。它在试图强调一种社会构建的连续性，一种以民族为标准的连续性，于是，只要是中国的城市，便是中国人民的城市，民族内部取得了完全的同一性。

但是，这种同一性只有靠不断排斥异质性才能生存。兄弟阋墙的事发生的可不少。在强调私有权的市民社会，恐怕很少有人因为你是同胞就免费给你包吃包住，资本家也不会因为你是同胞就减轻剥削。如果中共真的找日本“报仇”去了，也只会让资本家们赚的盆满钵满，无产阶级收获的则只有战争带来的恐怖。

中国现在流行的这批电影（比如同期上映的《东极岛》）和反思历史、铭记国耻搭不上一点关系，因为理智的思考在这个市场里没有消费，更无法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政治目的。他们十分热衷于自己扒开自己的伤疤，利用、剥削中国人民历史上所受的苦难，以歌颂这么一个计划：

强军！备战！大炮是用来丈量国土面积的。外国人曾经不拿我们当人，那今天，我们也不把他们当人！

这个计划的前提是：

你无条件爱你的这个国，作为一个中国人，必须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的“民族”。你不能对我国的政权提出质疑，不然你就是叛徒。

这个电影的误导性因此再清楚不过了。统治阶级把历史的不幸用自己的叙事方法呈现出来，以转移矛盾并为自己政权现在的所作所为提供“正当性”。这种题材下，不服务于这个目的的电影，一方面不会得到统治阶级的扶持还甚至会被打压（因为它破坏了这个民族主义的叙事），一方面会因为缺乏被欣赏的市场而中道崩粗。

因此，我们要做的，应当是先质疑民族国家这一观念本身：凭什么不同的民族之间要以这样的形式的对立？凭什么要让资本家与官僚的政府代表民族？当工人阶级打破民族国家的枷锁时，他们就会发现：该仇恨的另有他人。

中国工人阶级需要从这种宣传中醒来，认清自己的敌人不是未曾谋面的他国人民，而是把锁链拴在自己脖子上，拿自己当狗、使唤着去冲“敌人”叫的统治阶级。那时候，我们才能有除了高喊“打倒小日本外”，打倒我们工作场所、我们社会、我们国家里的这些剥削者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