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者》翻译组
第一次世界大战：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卢森堡
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季诺维也夫（Zinoviev），因为在我们前面所讨论的这段时期里，几乎是他唯一一人作为列宁的亲密合作者，在伯尔尼与列宁一道，共同制定并宣传布尔什维克的战争政策。在布尔什维克领导层中，也正是只有他在列宁的直接监督下，试图为“失败主义”口号进行辩护和阐释。这段时期他所扮演的角色，后来被布尔什维克收录在名为《逆流而上》（Gegen den Strom）的文集中，作为他与列宁在世界大战年代所发表著作的合集出版。
在“失败主义”口号的制定中，季诺维也夫没有扮演独立角色，他只是试图追随列宁的思路。而与列宁从不提及自己“失败主义”理论的历史先例不同，季诺维也夫特别擅长于为失败主义构建一个历史传统（这一点我们在第一、二章中已有论述）。在《逆流而上》一书中，唯一一篇专门讨论失败主义的文章，是他那篇我们已提及的历史性论文《“失败主义”过去与现在》。此外，还有一篇文章中有关于失败主义的长段落，另外几篇中也有一些零星提及。
然而，在1915–1916年间，季诺维也夫自己撰写的一本关于战争问题的重要著作中（直到1917年4月才出版），即《战争与社会主义危机》，却一字未提“失败主义”口号。这并不是因为书的内容范围太窄，恰恰相反，它内容广泛，几乎可称为百科全书式的论述；也不是因为篇幅有限——德文版的页数达到了惊人的652页。作为列宁最亲密的合作者，在这本大部头中却完全未提这个被神话化为“帝国主义战争中反战政策核心”的口号或其“基本要素”之一，不能不说是一种严重的“疏漏”。
在他的各篇文章中，季诺维也夫显然是尽力跟随列宁在失败主义上的立场。但当“领路人”的方向本身就模糊而多变时，谁又能跟得清楚呢？作为列宁在这一问题上的得力助手，季诺维也夫所展现出的迷茫轨迹，正是乱上加乱的真实写照。而我们即将讨论的最后一点，则已经不仅仅是混乱的问题了：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失败主义口号中固有的社会沙文主义倾向的最显著证据。
一，“小恶”问题
除了对失败主义口号的一些历史探讨之外，季诺维也夫对该口号最长的一次专门论述，出现在他那篇长文《俄国社会民主党与俄国社会沙文主义》中，写于 1915 年夏。正如列宁那篇攻击托洛茨基的文章一样，这篇文章也是在托洛茨基发表《公开信》批评之后所作出的反击。然而季诺维也夫甚至没有直接引用托洛茨基的批评，对其唯一的提及只是嘲讽式的一句挖苦：
“……在这个问题上，与我们对立的结成了紧密的方阵：直接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右翼中派……还有‘左翼中派’（参见托洛茨基在《致〈共产主义者〉编辑部的公开信》中对此问题一些毫无启发性的议论）。我们坚信，中派与社会沙文主义者在此问题上的统一绝非偶然，一切皆有其因。”
撇开这番“混合作料”的批判不谈，季诺维也夫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阐述其实也没有多清晰。他完全没有讨论托洛茨基批评过的“小恶”说法（lesser evil），某种程度上这也许算是“谨慎”。不过，当他在文章后面自己开始谈论“小恶”的时候，他却鲁莽地踩进了列宁从未踩进的雷区。
我们前文已经明确指出过：列宁从未把“小恶”这个说法用于俄国以外的国家。但这一“细节”，显然从未有人向季诺维也夫解释过。于是他写道：
“……国际主义者如果不在自己的鼓动中坚持这个原则，即：从无产阶级利益的立场出发，本国帝国主义者的失败是较小的祸害（lesser evil），那么他们在任何一个交战国中都不可能一贯地对抗本国政府和沙文主义者。”
这段话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1914 年 11 月的《提纲》完全矛盾。那份文件明确指出：
“在特定条件下，从国际无产阶级的立场来看，无法断定是这一组交战国的失败，还是另一组的失败对社会主义来说更为有利。但对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来说，……”
也就是说，“小恶”只能针对俄国这个特殊情况提出。
至于季诺维也夫是否意识到他自己说的话其实背离了中央的路线——我们可以怀疑他自己都不清楚。他大概真心以为自己是在忠实重复列宁的路线。如果这条路线本来就够混乱，那这也不能完全怪季诺维也夫——他也搞不清楚罢了。
二，“社会沙文主义的方法论”
季诺维也夫最详细的论证集中在“最安全”的那种表达方式上：我们不应因为担心失败而停止阶级斗争。关于这一表述（即前文所称“表述四”）我们已经有所讨论，然而对季诺维也夫在使用它时的方式，还有一点额外的观察必须指出。
这正好触及到失败主义口号背后所体现出的“社会沙文主义的方法论”。正是社会沙文主义者反复试图把社会主义的战争政策问题简化成“支持失败还是反对失败”。这种设问方式，过去是、现在也是社会沙文主义的典型标志。而令人玩味的是，季诺维也夫居然明确地为这种设问方式背书：
[社会沙文主义者辩称，季诺维也夫转述道：]“我们还要继续在国内开展阶级斗争吗……这难道不会削弱我们政府的军事力量吗？而这显然对外部敌人是有利的。这么一来，你们就是支持自己国家的失败了？请明说，是，还是不是？如果是否定的，那你们就必须承认，暂时……阶级斗争必须停止，要以国内和平政策代替。”
这是季诺维也夫对社会沙文主义者说法的转述。那他对这种说法的评价是什么呢？——他写道：
“这种设问方式确实有其逻辑性。”
也就是说，既然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设问逻辑是成立的，那我们也必须站在他们设定的地基上，只是把立场反过来：他们是反对失败，我们就要‘支持失败’。
然而他才刚刚痛斥过以“害怕失败”作为制定社会主义政策的出发点，认为那样会滑向社会沙文主义。那反过来——以“希望失败”作为出发点，就不会同样滑向反向的社会沙文主义吗？这不过是把社会沙文主义倒立过来而已。
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既不会从“胜利”也不会从“失败”的命题出发来制定政策。对于战争中各国政府的军事成败这一整套命题，马克思主义者应当以“为社会主义而战胜各国政府”的斗争加以对立回应。如果在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下，我们说“我们不会因为担心军事失败而停止社会主义斗争”，那是合乎逻辑的；但如果我们接受了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设问方式（你是支持失败还是反对失败），并说我们“支持失败”，那再补一句“我们不会因为害怕失败而停止斗争”就毫无意义了。因为——我们既然都已经“希望失败”了，怎么又会因为“害怕失败”而停止斗争呢？
这就是季诺维也夫在方法论上所犯的根本性错误——不自觉地站到了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思维框架之内，仅仅是反其道而行之而已。
三，失败与人民的利益
季诺维也夫强调了一种在列宁关于失败主义的讨论中没有使用，但列宁在其他语境中曾表达过的论点：一个国家在战争中被敌人打败，并不会真正损害人民的民族利益，只会损害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利益：
“资产阶级的‘祖国’——在战争过程中这一点越来越明显——面临的威胁，不过是失去某个殖民地或某个边境地区，对资产阶级来说不过如此。资产阶级无非是想在外交层面重新洗牌，签订新的秘密条约与进行新的阴谋。”
这同样是日俄战争时期情绪的回声。那时战争发生在远东的殖民地和边境地区，没人（包括日本人）曾梦想过要攻占俄国本土。
但当这种说法被用来支持“希望失败”的口号时（而不仅仅是分析帝国主义战争的起因时，如列宁在其他地方所做的），它就带来了一个潜在的逻辑问题。即便我们为了论证目的暂且承认这个判断在俄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成立的，这种判断也绝不可能在所有帝国主义战争中都成立，甚至在一战中对每一个国家也不一定成立。
比如说，如果一个国家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的确会对人民造成严重的苦难——正如德国在凡尔赛条约下的失败确实带来了如此的苦难——那我们是否就不再“希望失败”了呢？而如果再进一步认为“保卫主义”与“失败主义”是唯一的两种一贯立场，那只要对“失败主义”的论证产生一丝动摇，就打开了走向社会沙文主义结论的大门。
事实上，从一战的实际后果来看，这种“失败不会伤害人民”的失败主义论点是明显错误的。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等国的资产阶级在战争失败后所遭受的损失不仅严重影响了他们自身，也深刻影响了这些国家人民的生活处境。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可以承认这一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因此得出亲战结论。恰恰相反，他正是因为知道“胜利”或“失败”都只会服务于帝国主义的再生产，才提出第三种替代选择：追求社会主义的胜利。因此，他才会说：即使面临失败的风险，我们也必须继续进行社会主义斗争。因为对他而言，真正的选择不是“失败”还是“胜利”，而是“社会主义胜利”对抗资产阶级统治的胜利或失败。
但对于一个提出“希望失败”口号的人来说，这种思路就行不通。证明这一点的，是季诺维也夫文章中后面的一段自相矛盾的文字（虽然他并未意识到这段文字与上述论点之间的关系）：
“沙文主义者描绘了一幅失败将带给工人阶级的恐怖图景。事实上，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失败所伴随的恐惧、贫困和苦难，确实是骇人听闻、难以想象、规模空前的。”
那么他是怎么回应这个问题的呢？他写道：
“那么，胜利又会如何呢？难道同样的群众就不用为之付出代价吗——而收益却落入帝国主义者手中？如果工人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上，那他们就不能希望本国的胜利、同时意味着他国工人的失败，特别是当失败意味着更大的痛苦时。”
但季诺维也夫自己却没有意识到：从失败主义口号的立场出发，他这是在自我否定！既然他承认：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不能希望“自己这边胜利、另一边失败”，那又如何能从同样的国际主义立场出发，去希望“自己这边失败”呢？这同样意味着工人阶级承受失败的“骇人听闻的苦难”！
他最终陷入了社会沙文主义者所设的“胜利或失败”二元陷阱之中。和社会沙文主义者一样，他无法挣脱这种逻辑，只能含糊其辞地转向一个根本不是失败主义的观点，却没有明说。这就是失败主义口号在理论上的死结：它无法自圆其说，只能在悄然中后退。
四，失败的假名：以失败之名称呼革命
必须指出，相比列宁，季诺维也夫在回应批评者方面显得更有自觉——他确实尝试系统回应各种问题，而列宁从未真正正面应对这些难题。这也是为什么季诺维也夫不得不把一些在列宁文本中看不到的思想用黑纸白字写出来的原因。
例如，季诺维也夫试图回答一个关键问题：“如果你们主张所有交战国都失败，那到底谁会胜利呢？”
这个问题完全正当，因为列宁关于失败主义的表述曾多次、尽管并不总是一致地，明确指出他指的是被敌国击败的失败。在日俄战争中，这个问题并未构成困扰，因为那时列宁公开支持沙皇俄国被日本打败。
在一次反对托洛茨基的论战中，列宁曾引用孟什维克森姆科夫斯基（Semkovsky）提出的这个“令人尴尬”的问题，并愤怒回应说：这显示出森姆科夫斯基只能从帝国主义政府之间的军事结局来思考战争问题。（这实际上是“你也一样”的答复——因为这个问题本身之所以合理，正是因为列宁的失败主义表述本身就是基于这种对战争结局的思维方式。）
但列宁只是还击，并没有从自己的还击中推导出进一步的结论；而季诺维也夫则明确地说出来了。他的回答大致是：如果“所有政府都失败”是指它们都被革命所打败，那自然是有意义的。在这里，“失败”被等同于“被欧洲革命打败”。
可问题也随之而来：如果“失败”其实只是“革命”的另一个名字，那为什么我们要用“失败”这个词来称呼革命呢？
这完全是一个不可理喻的口号选词，若这个解释真的是准确的。
但事实上，列宁的“失败主义”口号根本不是指“只希望我们国家被本国无产阶级打败”。之所以季诺维也夫会得出这种解释，是因为他被自己的立场逼进了死胡同，只能设法找出一条自洽但空洞的解释路径。
五，社会沙文主义版本的“失败主义”
我们前文已经指出，“失败”这一口号与社会沙文主义的方法论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我们已经看到，失败主义极易滑向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现在，我们将展示，在季诺维也夫手中，它的确变成了清晰的社会沙文主义思想。
我们并不是通过某一句可能是偶然失误的季诺维也夫语句来得出这一点，而是基于他在三篇不同文章中多次重复的一个核心观点。这也构成了布尔什维克在战争期间提出的“失败主义”口号中最令人震惊的侧面之一。
这个观点很简单：季诺维也夫在其关于失败的论述中偷偷加入了一个词语——但就是这个词，其政治意义上的影响等同于在一个陈述句中插入一个“不是”（not）。
这个词就是：“专制”（despotic）。
例如，在其历史性文章《“失败主义”：过去与现在》中，当季诺维也夫终于要正式表述“失败主义”的原则时，他写道：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专制政府在对外战争中的失败总是有助于人民推翻该政府。这个原则是无法认真否认的……整个近代俄罗斯历史极好地说明了这个道理：反动政权在国外的失败会促进国内民主运动的发展。”
这句话中“专制政府”的限定是否意味着该原则并不适用于“民主资本主义国家”？如果一个政治上受过教育的政论家写出这种话，而不知道自己排除了民主政体，这恐怕很难令人相信。
类似地，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写道：
“是的，我们赞成‘俄国’的失败（即沙皇政权的失败），因为这将有助于俄国人民的胜利，有助于其摆脱奴役，有助于从沙皇主义的锁链中解放出来。请问在近代欧洲历史上，有没有哪一个反动政权在对外胜利后实现了国内的民主自由？”
这里的对比非常明确：“反动”对“民主”。紧接着，季诺维也夫引用了威廉·李卜克内西的一句话（我们后文将引述）作为例证。
在他写的长文《俄国社会民主党与俄国社会沙文主义》中，他多次重复这个观点。在文中，他攻击普列汉诺夫说：
“普列汉诺夫主张，只有自由主义者才会希望他们的专制政府在战争中失败，希望借此扩大政治自由的可能性，而他们自己既没有力量也无意为此而战。”
对此，季诺维也夫反驳道：
“当然，普列汉诺夫完全错了。战争中专制政权失败有助于民主转型这一思想，并不是自由主义者所独有。”
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引用了两位“失败主义者”的言论作为证人，得意地展示其观点。其一是威廉·李卜克内西，他写道：
“有没有听说过哪个专制政府在取得战争胜利后变得开明？失败的政府倒是偶尔会在短期内变得开明。”
他又将奥古斯特·倍倍尔也列为“失败主义者”，引述他的话：
“在我看来，对一个生活在不自由状态下的民族来说，军事失败比胜利更有利于其国内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倍倍尔是将这个说法应用于普鲁士，而不是像法国或英国这样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
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已经远远超出了“社会沙文主义的方法论”层面。如果“失败主义”的公式被限定于“专制政府”、“反动政权”、“不自由状态下的国家”，那么它就不再具有国际性，不可能成为所有交战国的社会主义者的共同政策。而如果又坚持认为“失败主义是唯一一贯的反战政策”，是“护国主义”的唯一对立面，那就难免得出一个为非专制国家社会主义者辩护的社会沙文主义结论：“民主对专制”，“进步对反动”便成了评判标准——这一逻辑我们实在太熟悉了。
此外我们必须指出，季诺维也夫（以及他引用的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将“专制”的限制不仅适用于“希望失败”的说法，甚至也适用于“失败促进革命”这一论断。这使原本的混乱进一步加剧。无论我们对“失败促进革命”这一表述如何设限，它都不应只限于专制国家。
从历史角度看，季诺维也夫为何会落入这一表述，其原因其实并不神秘——他完全复制了列宁在日俄战争时期的思维方式，将其移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在1904–1905年，对列宁来说，“专制与进步”的对立构成了其思想背景，而“失败主义”就是支持日本胜利的另一面。但列宁1904–05年的“失败主义”一旦移植到世界大战，就成了社会沙文主义。
那么季诺维也夫的“错误”意味着什么？他在不自知的情况下，陷入了一种“失败主义”，这个立场实际上只适用于帝国主义战争中某一方。它未经深入思考，也无法被真正思想化，只能算是政治崩溃边缘的徘徊。用比喻来说，他就像一个站在悬崖边缘、拼命挥动手臂想要恢复平衡的人。
当然，必须声明，无论是列宁还是季诺维也夫，在主观上都没有真的“濒临崩溃”。他们的反战立场深深扎根于与“失败主义”截然不同的分析体系，这使得他们即便在“失败主义”的偶尔摇摆中，仍牢牢站在坚实的地面上。对他们来说，这种矛盾不是致命的；但对其他人来说，它却是一个严肃的警告。
六，托洛茨基关于“既不胜利也不失败”的立场
“失败主义”这个口号将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带入了一个泥潭。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布尔什维克阵营之外，两位反战社会主义领导人对“胜利还是失败”这个两难命题所作的分析。他们就是托洛茨基和罗莎·卢森堡——我们此前已经有所涉及。
在1915年7月的反托洛茨基论战中，列宁似乎将“既不胜利也不失败”的口号归咎于托洛茨基。然而，真正提出这一口号的是孟什维克，其表达形式是“既无胜者，亦无败者”，并辅以“不要兼并的和平”这一口号。孟什维克所提出的这一前景，是希望战争危机的结果是回到战前的现状。
托洛茨基绝非这种“既不胜利也不失败”的主张者，正相反，他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对此口号进行了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批判，而且完全没有落入“失败主义”的陷阱。
他的方式是：坚决反对将问题框定在交战政府之间的胜负逻辑中，并跳出这个恶性循环，以社会主义的胜利作为第三种出路，超越两种选择。通过这种方式，他同时击破了“失败主义”和孟什维克的立场。这种“方法论”的差异，触及了整个战争问题的根本，并不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这种分析可以在托洛茨基1915–16年间的一部作品中看到，他在其中专门探讨了“胜利与失败”的问题。这组文章最初发表于《我们的言论报》（Nashe Slovo），针对孟什维克，后来在十一月革命后以小册子形式再版，题为《什么是和平纲领？》。
托洛茨基详细地展示了：无论哪一方取得胜利（即意味着另一方失败），其结果从社会主义目标出发看，都是反动的。他特别关注“不要兼并的和平”这个口号，指出：这一目标既不能通过某一方的胜利（或失败）实现，也不能通过另一方的胜利（或失败）实现。
他设想了“战争结果的三种典型可能性”：
“（1）其中一方决定性胜利；（2）对抗双方普遍疲惫，但没有一方明显占优；（3）革命无产阶级的干预，强行中断军事事态的发展。”
对于第一种情况，他总结道：
“只有骗子或毫无希望的蠢人，才会相信小国的自由可以通过某一方的胜利来实现。”
他接着论证：即使战争以类似“平局”的方式结束——即孟什维克的“既无胜者亦无败者”的设想——结果也同样反动。
“缺乏一方对另一方的明显优势，只会更清楚地暴露出在每一个交战阵营内部，强者对弱者的支配地位，以及这两个阵营对‘中立’帝国主义受害者的共同压迫。战争在没有胜负的情形下结束，对任何人都无法提供保障……”
托洛茨基指出，这种设想——战争消耗完一切资源，以一种筋疲力尽的状态结束、没有胜负、也没有第三力量（即革命）的干预——正是孟什维克“不要兼并”的狭隘纲领所依赖的基础。考茨基派的消极“国际主义者”正是适应于这种局势，并幻想回到战前秩序。
但他继续指出：这种局势不过是“表面上的现实主义”。在帝国主义条件下，这种结果“并不排除兼并，反而以兼并为前提”。
对于这种消极的“既不胜利也不失败”的和平幻想，托洛茨基所提出的对策是：我们唯一希望、唯一呼吁的出路，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干预，在战争危机之中打断战争两极的胜败选择。
“一个强有力的无产阶级运动，因而是实现‘不要兼并的和平’的必要前提。可即便如此，前述纲领仍显得不充分，因为它接受了恢复战前秩序的设想——而正是这个秩序导致了战争的爆发。欧洲的战前现状，是战争、掠夺、暴政、官僚愚蠢和人民软弱的产物，正是‘不要兼并’这一口号唯一的正面内容……要克服这个体制，只能靠无产阶级革命。”
其基本指导线是什么？托洛茨基写道：
“我们说……国际无产阶级及其民族战斗组织（即社会主义政党）所应当遵循的方向，不应由次要的政治与民族特征来决定，更不应由某一方军事优势所带来的问题性‘好处’来决定（因为这意味着无产阶级必须事先放弃自己的独立政策），而应当由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根本对立所决定。”
很容易理解，托洛茨基为何从这一立场出发，拒绝列宁提出的“小恶”（lesser evil）公式。
因此可以明确，托洛茨基的确既不希望任何一个交战阵营取得胜利，也不希望他们失败，但这并非他的口号，他拒绝被这对错误选择束缚住。
七，罗莎·卢森堡关于胜利与失败
罗莎·卢森堡对“胜利还是失败”这一两难命题的分析采取了与托洛茨基完全相同的方法——当然是完全独立地得出的。值得比往常更详细地引用她的原话：
“胜利还是失败？这是每一个交战国中至高无上的军国主义的口号，而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则如回声一般照搬了这个口号……然而，胜利能为无产阶级带来什么呢？”
她指出，无论哪一方取得胜利或遭受失败，对于工人阶级和整个民族来说，其后果都将是贫困、经济崩溃、军国主义的加剧等等。尽管她在论战中有些观点从今天看可能显得夸张，但我们关注的重点在于她分析的思路。比如她说：
“……在确立任何一方的胜利或失败之前，战争的结果就已经是：所有参战国家的经济崩溃……从根本上说，这一结果既不会因胜利而改变，也不会因失败而改变；恰恰相反，它使得战争通过纯粹军事手段决定胜负变得更加不可预期，并且大大增加了战争最终以普遍而极端的疲惫收场的可能性。”
在分析了“胜利”与“失败”这两个选项都会带来反动后果之后，她总结道：
“在这种情况下，对欧洲工人阶级来说，无论是从政治层面还是从经济层面，‘胜利或失败’都无非是两种不同形式的鞭打。因此，法国社会主义者居然认为通过击败德国就可以给予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致命一击、从而为和平民主扫清道路，这无异于一种危险的妄想。在这场战争中，无论是哪一方获胜或失败，帝国主义及其爪牙军国主义都将再次卷土重来。唯一的例外是：如果国际无产阶级通过自身的干预打乱了这些既定的算盘。”
她继续写道：
“工人阶级从战争中应当得出的最重要教训，是一个不变的事实：他们不能、也不应成为‘胜利或失败’口号的无脑回音机，不论是在德国，还是在法国，或英国、奥地利都一样。因为这个口号只在帝国主义的视角下才有意义，在每一个大国眼中，它意味着的无非是：全球政治权力的得失、领土兼并、殖民地争夺、军事霸权的易手。”
她进一步强调：
“对于欧洲无产阶级这一阶级整体而言，战争两大阵营中任何一方的胜利或失败都是同样灾难性的。战争本身，无论其军事结果如何，都是对欧洲无产阶级事业的最大失败。只有通过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行动推翻战争、尽早实现和平，无产阶级才能赢得唯一可能的胜利。也只有这一胜利，才真正能拯救比利时，才真正能把民主带到欧洲。”
她最后总结说：
“对于具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来说，将自己的事业等同于任何一个军事阵营，都是站不住脚的立场。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现今的无产阶级政策只能回归战前状态，我们除了幻想一切恢复原状之外毫无对策？[她回答：不是这样的。]……无产阶级无路可退，只能向前、再向前，去争取一个超越战争后新秩序的目标。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无产阶级的政策才能对帝国主义世界战争中的两个阵营都持反对态度。”
因此，她的“方法论”完全排除了“希望失败”这一口号。而她的方法论在今天看来，几乎可以称为“第三阵营”方法论。这正是我们前文所用意义上的“方法论”概念：她的立场既反对社会沙文主义，也反对其“对称镜像”的对立面——“失败主义”的泥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