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社会乱象的增加和特权阶层的日益显现，民众对现状的不满情绪逐渐高涨。这些不满主要集中在腐败、收入不平等、司法不公和官僚主义等问题上（例如黑砖场丑闻、“天价耳环”、杭州“粪水”等等）。一些网民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表达对政府政策的不满，批评官员的特权待遇和腐败行为。这些观点常常通过匿名帖子或评论的形式传播，反映了民众对现行体制的不信任和愤怒。根据CCRD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数据库的记录，近年来有许多关于中共党内和民间社会不满、抵制和反抗的事件，这些事件表明民粹主义思潮在民间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那么，共产主义者应该对这些现象保有什么样的态度呢？

什么是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它强调“人民”，并认为“人民”是与“精英”相对立的。民粹主义通常与反现存建制和反现存政治形态相关联。民粹主义者宣称代表人民的意志和共同利益，但他们往往忽视形成意志的真正过程和实际的共同利益。他们主张存在一种单一的属于“人民”的共同利益，认为人民能够辨别并期待这种利益，政党或政客可以通过政策贯彻这种利益。民粹主义者通常将人民视为一个同质的、道德上统一的群体，其所谓的意愿足以与政治现实的结果相抗衡。

民粹主义者通常通过道德化的方式区分人民和其对立面。他们认为人民在道德上是纯洁的，而其对立面则是不道德的。这种道德化的区分使得民粹主义者能够免于被现实政治经验驳倒，他们可以永远挑拨真正的人民群众或沉默的多数来挑战民选的代表与选举的正式结果，以及那些长期在任的官员们。民粹主义者预设人民天然自觉，但忽视集体行动的逻辑，认为人民在没有制度化协调机制和激励约束的情况下，不能持续理性行动，容易被短期激励诱导，反复走向被操纵和被分裂。

民粹主义者非常崇拜国家，他们看待国家的方式比较简单直接，认为国家只是一个可以被利用的工具。在民粹主义者看来，国家就像黑格尔说的那样，是“行走在人间的神”。然而，现实中的国家并不能真正解决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实际上，国家表面上看起来是代表所有人的利益的，但实际上它更多的是代表某一个阶级，即统治阶级的利益，表面的普遍性反而加剧了社会的矛盾。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真正支撑国家运转的基础是市民社会，也就是经济基础。市民社会并不是一个独立于国家之外的领域，而是在国家的框架内形成的一系列实践和关系的集合。葛兰西提出了“政治社会”这个概念，认为国家就像一个容器，包围着市民社会，并且从根本上塑造了市民社会。在这个视角下，一个复杂且结构良好的市民社会并不是对国家理性的否定，而是国家理性的最大实现，是国家的具体体现和“真理”。国家可以被看作是市民社会的理想状态，是市民社会中各种社会力量的制度性组织。市民社会中各种力量的协调看起来是基于共识的，但实际上，私人空间的建立需要国家的政治权力先行干预，也就是说，国家作为普遍性的时刻，为私人空间的存在提供了可能性条件。

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国家是首要的，它是一种真实的抽象或实体化，它主导并组织起一个被现有政治社会“包裹”的市民社会，使得市民社会只能作为国家的“原材料”出现。在市民社会意识到自身“奥秘”之前，即其自我组织和自我调节的能力之前，国家将仍然是市民社会的“真理”。随着资产阶级及其国家的消失，国家在市民社会中的再吸收将构成“自我调节社会”出现的基础。这不仅意味着决策和治理机制从被剥削阶级掌握的情况到被全社会掌握的情况的转移，这意味着一个自我调节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在其中经济与政治、必然性王国与自由王国、外部决定与自我决定不再相互分离。更准确地说，它将表明一种市民社会，它在自身的分裂特殊性和现有政治社会的从属召唤中，承担起对自身矛盾的意识；但并非为了在凌驾于其上的国家中取消这些矛盾：一个传统类型的“宪法权利”。相反，它将寻求动员这些矛盾，作为原则体系中的中介，这些原则肯定国家自身的终结，即其自身的消失，也就是国家在市民社会中的再吸收。民粹主义者的短视令他们永远看不到这一点。

民粹主义者呼吁民主，呼吁人民支持他们，呼吁人民给他们投票，但这只是为了证明投票的结果是他们已经决定的人民的意志。民粹主义不是更多政治参与的途径。在民粹主义者眼中，好公民是这样一些人：无论他们的政治觉悟是高是低，今天都会对我的“计划”产生有利的影响。这种非常特殊的和偶然的局面需要加以巩固。坏公民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的政治觉悟今天背离了我的计划的这些细节。需要培养他们吗？不！要打压他们、削弱他们、消灭他们、排除他们。

民粹主义者可以执政，并且他们的做法可能与他们奉行的观点一致。他们认为，只要有“替人民考虑”的政治代表的发展，以国家权力的鞭子武装自己，从中央鞭策政党，就一定会成功。然而，成功的条件刚刚具备，障碍和阻力就突然出现了。“阴谋”和“暗算”的时期就开始了。民粹主义只会重蹈宗教作为不连贯的非知识秩序的最恶劣的方面，换句话说，它只能要求人们被动的接受或服从，这是一种基于信仰而非知识的关系。

民粹主义者也会主张制定一些“人民”的法律，但是这种法律会以延续创始而正统的民众意志的名义，以便让民粹主义者能保存权力，在某个时间点上会引起重大的社会冲突。民粹主义者应该受到批判，我们应该同他们辩论，认真对待他们的问题，但不接受他们架构问题的方式。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是一体两面的，自由主义喜欢把一切简化为多元利益的表达，仿佛通过协商就能解决阶级对立和阶级矛盾。所有政体都必须解决如何收集、处理、验证并响应信息的问题。民粹主义者信奉“群众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却忽视了没有信息筛选与合法授权机制时，政权很容易陷入情绪决策、群众专政、再到军权收拾残局的恶性循环。

民粹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表现

当代中国的民粹主义者往往反对代议制民主，倾向于推崇简单化的政治模式，强调道德的至上性，甚至在利益分配上表现出平均主义的倾向，而且他们也常常表现出了对一些领袖的崇拜。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带来了贫富差距扩大、环境污染、食品安全问题以及腐败现象等一系列社会矛盾，这些问题日益凸显，引发了民众的普遍忧虑，并产生了对现状改变的强烈期望。

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的传播速度显著加快，其内容也呈现出极端化和碎片化的特点。此外，中国资产阶级缺乏独立的政治代表和意识形态，同时中国的工业、金融、商业、地产等不同资本集团之间矛盾尖锐，导致其利益诉求主要通过非正式的、个人化的渠道（贿赂、裙带关系）或依附于党和国家设定的发展框架来表达，无法形成统一、自主的阶级政治纲领。他们需要作为资产阶级官僚的中国共产党的庇护来获取资源、压制劳工、维持特权。资产阶级的典型的意识形态工程（如自由主义、个人成功、消费主义等）在中国无法有效整合社会、提供令人信服的发展愿景、解决社会矛盾（如贫富分化、社会不公），其道德和知识领导力破产，无法说服民众（包括部分中间阶层）接受其统治的合法性，换句话说，中国的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实际上是极其脆弱的。这样就导致，中国的工人阶级（通常还包括大量边缘化群体、失业者、贫困市民、小资产阶级等群体）对现状极度不满，反抗情绪高涨且普遍。这种情绪构成强大的社会压力，从而造成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阶级力量的平衡。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人阶级就可以通过大规模罢工、示威、骚乱甚至局部起义，展示了其足以瘫痪资产阶级正常统治秩序、威胁其根本利益的力量。（Not News项目在2013年至2016年间，就记录了约7万起群众抗议事件，这些事件涵盖了各种社会议题，从劳工权益、环境保护、言论自由都有涵盖）被统治阶级的斗争能够严重冲击经济、动摇政治稳定，这也显著提高了资产阶级的统治成本，损害其利润和投资环境，因而就需要更强力的国家干预来“维稳”和保障剥削条件。也就是说，不同于西欧国家、日本、美国、台湾等地区的资产阶级，中国大陆的资产阶级的统治是摇摇欲坠的，资产阶级的统治必须依靠一个强大的、专制的、波拿巴主义的国家机器才能勉强维持。社会弥漫着对现有体制的幻灭感和不信任感。这也就导致，中国的资产阶级无法像在稳定议会制下那样，通过妥协和让步（如福利政策、劳工权利谈判）将工人阶级或其他从属阶级整合进其“霸权体系”。这些因素共同促进了民粹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兴起。

网络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新型且影响力巨大的民粹主义形式，其特点在于网民通过互联网发表意见、表达情绪，进而争夺话语权，推动民粹主义政治诉求的实现。年轻网民群体尤其表现出更强的叛逆倾向和另类意识，使得网络言论更容易走向极端化和情绪化。资产阶级文化霸权的衰弱，以及互联网空间消息传递的廉价，使得一根网线便能将线上和线下的人们聚合为一个群体。这种数字空间不仅是政治参与的平台，更是政治动员的工具，一个小小的事件，稍不注意就可能在网络空间引发轩然大波，甚至从虚拟走向现实，演变为社会动荡。

在民粹主义的话语体系中，“精英阶层”（即中国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官僚们）常被描绘为腐败的、背叛民众意愿或未能代表“人民”的群体。在中国语境下，“人民”这一概念拥有多重含义，如“群众”、“大众”、“庶民”、“平民”和“百姓”，这些词语通常指代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并隐含着将统治者和特权阶层排除在外的意味。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通过“群众路线”（1920年代至1970年代）、“三个代表”（1990年代至2000年代）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010年代至今）等论述，构建了一个有利于官僚专制的“人民”概念。这种“人民”概念的建构以及中国共产党作为“救世主”的形象，有助于其治理的合法化，并限制了民粹主义者以“人民”之名进行诉求的话语力量。尽管如此，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中国民众也获得了直接在网上表达声音、诉求乃至不满的渠道，这也就催生了线上民粹主义的形成。网民，作为“网络公民”，构成了理解中国线上民粹主义的关键群体，他们的声音在一定程度上被政府视为政策制定的“参数”。当代中国的民粹主义并非仅仅是外部概念的简单引入，它与中国特有的社会经济矛盾以及数字环境的普遍影响深度融合。互联网在其中扮演了双重角色：它既是基层民众表达诉求的催化剂，也成为国家管理舆论、引导社会情绪的重要平台。这种数字媒介的普及使得民粹情绪的传播更为迅速、广泛，并呈现出情绪化和极端化的特点，从而深刻地塑造了中国民粹主义的当代面貌。

在当代中国社会，中低层民众中普遍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反精英情绪，当精英阶层中的某些人遭遇不幸时，网络上常出现一片叫好之声。这种情绪的根源在于民众认为精英阶层未能承担起其应有的社会责任，他们获得了过多的利益却拒绝承担义务，反而对底层民众进行掠夺和轻视。这种行为导致了中国政府公信力的下降，使得被统治阶级在道德层面上对精英阶层持否定态度，并形成了深刻的反精英情结。此外，精英产生的机制存在严重问题也是重要原因，例如买官卖官成为官场晋升的常见途径，甚至有女干部被讥讽为“从床上培养”。同时，就业机会日益稀缺，大学毕业生面临失业困境，使得大学失去了“培养中产阶级的摇篮”功能。社会上升通道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前期相对畅通，但此后变得异常狭窄，“阶级固化”也在逐步成为事实。毛泽东时代的反精英、反知识分子情绪，也为这种社会心理奠定了历史基础。

部分民众强烈认为政府应对其行为负责，并应赋予公众更多决策权，他们感到政府未能充分保护普通民众的利益。这些人有时容易相信各种阴谋论，不愿理解和包容与自己观念不一致的人，并缺乏独立的判断力，容易盲从。尽管中国每年发生数万起抗议活动，其中许多是针对地方官员的具体不满，例如拖欠工资、土地征用或环境问题。然而，一些更具全国性影响的抗议，如民主墙运动、1989年天安门广场事件以及2022年针对新冠清零政策的抗议，则直接表达了对官僚主义和政府政策的质疑，甚至出现了要求领导人下台的呼声。

尽管中国社会存在着明显的反精英和反体制情绪，包括对政府问责的呼吁，甚至直接要求领导人辞职的行动，但官方调查却常常显示民众对政府的支持度极高。在中国波拿巴主义政府的严密的数字和线下监控环境中，受访者可能出于自我审查的考虑，在调查中给出被认为“正确”的答案，而这显然不是其真实想法。社会边缘群体，如女性、低社会阶层、受教育程度较低者以及农村户籍居民，在回答敏感问题时更倾向于选择“不知道”或不作答。这种情况同样是中国资产阶级的统治在实际上是摇摇欲坠的体现之一。官方数据与实际社会情绪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同样是在中国资产阶级为了尽可能维持其反动统治而采取的专制高压环境下公众意见表达受限的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当代中国的民粹主义，虽然一方面表现为对精英阶层和现有体制的不满与反抗，对贫富差距、社会不公等问题发出质疑，但在更深层次上，它又与中国官方所倡导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叙事高度契合。

国家主义为民粹主义提供了行动的合法性和方向。在一些民粹主义者的眼中，国家（以及其代表的权力）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最终依靠。他们对社会不平等的批判，往往并非指向体制本身，而是指向那些被认为“损害国家利益”的“腐败精英”或“不负责任的资本家”。这种对国家的无条件拥护，使得民粹主义的矛头最终能够被引导至符合国家利益的方向，例如支持某项宏观政策，或对外展现强硬立场。中国政府也通过“为人民服务”“人民政府为人民”等话语，将党的领导与人民的利益紧密绑定，从而合法化其权威，并引导底层民众的诉求。

其次，民族主义则为民粹主义提供了情感驱动和外部靶子。历史上的“百年屈辱”叙事，以及对外部威胁的强调，长期以来都是中国民族主义的重要基石。当内部矛盾积累时，无论是民众对生活现状的不满，还是对政府公信力的质疑，都可能被巧妙地引导和转移到外部冲突中。例如，通过煽动对特定外国的仇恨，或强调外部势力对中国崛起的阻碍，民粹主义的情绪能够被有效释放和转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内部压力。这种“一致对外”的叙事，使得民众即使对内部治理存在不满，也可能在对外问题上与官方立场保持高度一致，形成强大的民族主义合力。网络上，这种情绪尤为明显，对外国的批判甚至谩骂，往往能获得大量支持。

中国民粹主义在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底色下，又使得它与传统父权制叙事、反女权主义找到了结合点。尽管大众传媒中女性形象日益增多，但由于资本主义父权制的存在，导致男性在媒体话语权上掌握着事实上的绝对优势，女性的刻板印象并未消除，反而愈发明显，女性的主体性常被忽视，主流意识形态所强调的更多是男性视角下的女性特征。

民粹主义的反女权主义常被包装成“维护民族传统”和“抵制西方糟粕”的论调。在一些民粹主义者看来，女性主义是被西方文化“污染”的产物，它冲击了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和性别秩序，从而被视为对民族认同和国家稳定的威胁。在这种叙事中，追求性别平等的女性，被污名化为“田园女权”，指责她们只追求权利、崇拜物质，甚至被描绘成“破坏家庭和谐”的罪魁祸首。这种将女性主义“妖魔化”的做法，正是利用了民族主义中对“外部入侵”的警惕，将性别议题与国家安全、文化纯洁性捆绑起来，从而获得更广泛的民意支持。

对女性主义的攻击，也成为民粹主义者宣泄其社会焦虑和不满的一种方式。当他们在现实中感受到不公或挫败时，一些人会将矛头指向那些被认为是“享有特权”或“过于强势”的女性群体，从而转移了对真正社会问题的关注。例如，在男性就业压力增大、社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一些人会将矛头指向女性在职场中的发展，认为她们“抢占了资源”，而非反思更深层次的经济结构性问题。这种将个人困境归咎于特定群体的思维模式，恰恰是民粹主义的典型表现之一。

因此，中国当代的民粹主义并非单一维度的反抗，它在国家主义的框架下，借助民族主义的情感动员，成功地将反女权主义纳入其叙事体系。通过构建一个内外交困、需要“团结一致对外”的情境，并利用性别对立作为内部“敌人”来凝聚共识，这种民粹主义展现出其复杂而强大的社会影响力。

共产主义者应该怎么做？

中国的民粹主义，根源在于中国波拿巴主义国家的特殊性，以及资产阶级统治的脆弱性。中国民粹主义正是中国的这种统治的危机和阶级矛盾极其尖锐的扭曲反映。民粹主义往往将广泛的社会不满和阶级怨恨导向非阶级性的、甚至民族主义或保守主义的表达，而非指向明确的阶级解放目标。这种民粹主义倾向于模糊真实的阶级对立，将问题归咎于特定群体或抽象概念，从而阻碍了工人阶级形成统一的、具有革命潜力的阶级意识和反霸权联盟。它未能提出根本性的社会变革方案，反而可能被中国的波拿巴主义国家所利用，以转移视线、分化群众，从而在不触及根本剥削关系的前提下，维持现有的统治秩序。

当然，民众的愤怒，无论表现为何种民粹形式，其核心都指向了贫富分化、社会不公、劳动异化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固有的矛盾。共产主义者的任务便是剥去这些表层现象的意识形态伪装，让工人阶级及其他被压迫群体认识到，他们的苦难并非偶然，而是资本逻辑与国家机器相互勾结、维护剥削秩序的必然结果。这种认识上的提升，是将“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的关键一步。它要求革命先锋队深入群众，将分散的、局部的抗议事件提升到对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批判层面，教育群众理解生产资料私有制是核心症结，从而将愤怒从对个别腐败官员或特定政策的不满，转向对整个剥削制度的根本性否定。唯有如此，自发愤怒才能摆脱其盲目性与易被收编的危险，凝聚为推翻旧世界的统一意志。

同时，在中国，尽管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异常脆弱，难以通过自由主义或消费主义进行有效整合，但这并不意味着被压迫阶级的愤怒自然而然地转化为社会主义意识。恰恰相反，这种愤怒极易被国家机器以民族主义、传统文化复兴等形式加以收编或导向，甚至演变为排外主义或保守民粹。因此，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实现需要一场长期的“阵地战”，即在社会各个领域展开思想文化斗争，构建反文化霸权的理论与实践。这包括：批判性地解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承诺，揭示其内在矛盾；发展并传播一套能够解释被压迫者经验、提供未来愿景的社会主义“常识”；培养出从群众中来、又回到群众中去的“有机知识分子”，他们能够用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复杂的理论与群众的切身感受结合起来。这种反霸权的构建，意味着将群众自发的、分散的愤怒整合为一种有组织、有方向、有理论指导的集体政治意志。它要求将劳工权益、环境保护、社会公平等不同形式的抗争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广泛的历史性集团，从而挑战并最终取代现有的统治联盟。只有这样，自发的、碎片化的民粹主义愤怒才有可能被提升为具有明确目标的阶级意识和有组织的革命力量，最终突破波拿巴主义国家的压制，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