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2024年7月2日，山西省大同市发生了一起引发广泛讨论的“寻物事件”——数位环卫工人，在炎热夏日中，用时四小时，翻找八吨混合废弃物垃圾，只为寻找一块儿童电话手表。乍看之下，这是一桩政府响应市民诉求、民众得偿所愿的正面案例。然而当事件的深层背景逐步浮出水面，这背后却出现了一系列权力运作的黑幕 。

这起事件的当事人，是一位在媒体上化名叫“卢女士”的游客。据报道，7月1日，她带着家人从山西太原乘坐高铁前往大同。列车行进途中，她的孩子把自己的手表装入一个纸质垃圾袋中。下车时，一家人匆匆离开，就把那个袋子忘在座位附近。

这只被放入纸袋的电话手表并不便宜。根据媒体上公开图像资料比对，可通过侧方按键位置和大小初步推断该设备为“小天才Z8A”型号的儿童智能手表。该型号手表支持GPS定位、支持双向通话与家长远程监听，其价格通常在人民币1200至1400元之间。

事发第二天，卢女士通过12345市民求助热线投诉渠道发起寻物请求。借助小天才手表自带的GPS定位功能，她迅速获知手表当前所处的位置——位于大同市垃圾处理站。换言之，这块手表在保洁清理车厢的时候随着高铁上的日常清洁垃圾一起，被送入城市垃圾转运系统。

从这开始，事情就开始与正常的寻物产生了差别。垃圾中转站汇集的垃圾为混合型生活垃圾，不仅数量巨大，而且极易产生气味、滋生细菌。在这种情况下，大同市城管局协调大同市新城环境公司派出数名环卫工人，对其中一批垃圾展开了全面的人工翻找。

官方与媒体的后续信息显示，当天垃圾站接收到的混合垃圾总重量为约八吨。现场工作条件异常艰苦，气温接近33℃，垃圾带来的高温、异味、蚊虫和粉尘极大地增加了作业强度。环卫工人仅凭肉眼观察与手工翻找，在八吨废弃物中一点点寻找那块巴掌大的设备，整个过程耗时四小时左右。最终，那块被孩子无意丢弃的手表终于被找回。

若故事到此为止，这只会是一则关于“中国公共服务效率”与“失物复得”的普通故事，可能连在地方流媒体宣传平台上都不会占太多版面。但是，随着“卢女士”的真实身份被曝光，整个事件背后巨大的权力阴影开始逐渐浮现出来。

“卢女士”的真实姓名为卢欣，女，1981年2月出生，200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有法学学士和管理学学士双学历 。作为公检法系统出身的她，卢欣现任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宝安区纪委委员，三级调研员 。并长期担任领导班子的核心助理角色，分管政治部（含机关党委、督察室）、司法警察大队等部门，工作重点涵盖党建工作、机关管理、组织人事、政务调研等方面。

卢欣并非普通意义上的“游客”或“一般群众”。她根本就不是劳动群众的一员，作为公检法系统的官员，她在面对这种事情时具有很高的社会关系与资源调动能力。这很可能不是单纯的官官相护，而是卢欣作为此前有过多次外派经历法院调研员，有很大可能就在其职业生涯中与现任大同市的官员有或多或少的交际。

在卢欣事件发展到7月4日的时候，毫不意外地触发了中国的社会舆情预警，于是卢欣的社交媒体账号在后续几天内全网注销，截至目前关于卢欣的所有新闻全部被严重限流以阻断投放。统治阶级感受到了事件发酵对社会稳定的威胁，因为人民群众清楚：

“不是每一个12345求助，都能调动八吨垃圾站。”

如果今天丢失的是一位基层劳动者的手表，根本不会有城管局调配垃圾站，也不会有人冒着酷暑在八吨垃圾中翻找四小时。让人们愤怒的不只是“我能不能”，而是“她为什么能”。普通人拨打市长热线能得到回复，只有一种情况：问问投诉教育局、举报学校的学生吧！不过几小时，校领导和警棍就会找上门口。问问控诉资方的工人吧！不过多久，中华总工会的干部就带着队伍来劝降。

有的人说“卢欣是个广东的干部，哪有能力使唤山西的官啊”。但是，即使她没有直接“打电话找人”，她通过12345发起的求助请求本身，就可能因其身份而被系统自动“高优先级处理”。 这种事情并不罕见，任何在中国几乎只要是和公务系统打交道的人都有可能会遇到。而这恰恰就是中国行政体系中长期存在的一种现象——一个非正式却运转高效的权力协同网，一个非正式、不书面、不留痕，但在资源调配与维稳事务中极为高效的灰色机制。

事件发生后，从“12345热线”介入，到垃圾处理站人力调度，再到现场翻找行动的实施，每一个环节都没有出现可供追责的命令链条，但实际运作却近乎完美。 在中层行政官员的经验判断中，使自己的晋升仕途更加开阔的自然诉求早已导向了“对体制内上级/同级提供必要配合”的潜规则的形成。一旦知晓事件牵涉公检法系统干部，立刻就会默认对接处理。 

这套权力协同机制的可怕之处在于即使没有暴力部门出手，但它却依旧高效、每个人都只“做了本职工作”，但整个系统却齐刷刷地为一位特权者让道。它无需阴谋和贿赂，因为整个系统的“默认行为逻辑”就是——不为陌生人让步，而为熟人和特权动用资源。

这准确来说不是腐败，但比腐败更隐匿更难对抗；腐败是非法的权力勾结和特权阶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合法的腐败”。这就如同一个普通人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窃取了他的劳动所得，被称为“非法”。而资产阶级每日对工人阶级秘密的剥削，则是合法的，人民企业家们建设祖国的贡献。

这说明了什么？同志们，用统治阶级自己定下的条例去束缚、质问他们是没有意义的。相比于明面上、违法的压迫和剥削，背地里、合法且受国家机器保护的压迫和剥削，是更恐怖的。他们不需要贪腐，即可享受特权。这个中国没有“青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