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者》翻译组
六，鲍吉（Baugy）小组的攻击
正是在这个时候，布哈林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俄侨小组提出了这个问题。
1915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4 日，布尔什维克在伯尔尼召开了党的国外支部会议。来自鲍吉（Baugy，瑞士）的布尔什维克小组提交了一份文件，对党对战争的立场提出了一系列批评。鲍吉决议的第二点涉及战败的口号。它声明反对 “希望本国战败 ”这个口号的提法，尤其是对 “小恶 ”的观点持反对态度：
“小组明确谴责任何以类似《中央机关报》第38期那样提出的所谓“俄国战败”口号的做法。在中央委员会的宣言以及对范德维尔德的答复中，俄国的战败被描述为在对战争其他问题进行客观评估之后的‘较小的祸害’。然而，第38期的社论则称，每一个革命者都有义务‘希望俄国战败’。
“该小组认为，对这个问题的这种处理方式，不仅毫无实践意义，而且还引入了不应有的混乱。如果一个革命者仅仅有‘希望’俄国战败的义务，那就没有必要在政治党的中央机关报上为此撰写社论；但如果他有义务做得比‘希望’更多，那这就不仅仅是客观的评估，而是鼓吹对战争的积极参与（即选边站队）——而这种参与恐怕连《中央机关报》的编辑部也不会赞同。
“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该文章最后一段中对同一问题的处理方式，其在结尾处将对战败的希望归因于随之可能爆发的革命起义。在这种意义上进行实际宣传是完全不可行的，因此必须对‘希望战败’的宣传进行彻底的否定。我们认为，在所提到的文章中，根本没有划清对局势的客观、完全可接受且正确的评估与对战败的鼓吹之间的界限；本小组认为，最迫切的任务就是以最果断的方式消除该问题中的一切混乱和模糊。”
问题显而易见：如果你真的“希望”失败，那你就应该为失败而努力。（尤其是如果你认为“希望失败”如此重要，以至于要为此写决议、写文章、写社论、写战斗檄文！）
但“为失败而努力”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必须记住，尽管列宁在此前一篇文章中曾短暂地尝试将失败主义口号“国际化”，但“希望失败”依然主要被理解为：“希望本国被敌对国家在军事上打败”。列宁多次不得不强调，他的意思不是要“去炸桥”、帮助敌人等等。他之所以必须一再强调“自己不是这个意思”，正是因为他使用的这个口号在整个运动中确实被这样理解。
他的同志们当然知道什么叫“为革命斗争而努力”，但在一场我们两边都不支持的战争中，“为失败而努力”又是什么意思？ 布哈林和鲍吉的同志们说得很对：革命斗争在客观上可能会导致失败，但我们奋斗的目标不是“失败”，而是社会主义。
而列宁对此从未有任何回应。不论是这次伯尔尼党内会议，还是任何其他场合——在这个时期的全集中没有，在后来出版的手稿、哪怕是最粗略的笔记中也找不到任何相关记录。他干脆就从未正面回应过这个问题。
七，表述四：“不要在危险面前止步……”
更重要的是：面对来自鲍吉同志们的批评，列宁放弃了他们所抨击的那一提法。最终通过的决议中完全没有提到“希望本国战败”这一表述。这是列宁第二次在遇到“失败主义”口号措辞上的困难时，放弃了被批评的提法并重新创造一个新说法。他起草的伯尔尼决议在这一点上是这样取而代之的：
“在任何国家中，反对发动帝国主义战争的政府的斗争，都不应因革命宣传可能导致该国战败而中止。政府军的失败削弱了政府，有助于被其压迫的民族获得解放，并使反对统治阶级的内战更加容易。这一主张对于俄国来说尤为正确。俄国政府的胜利将带来世界反动势力的加强，国内反动力量的增强，并将伴随着对已被占领地区人民的彻底奴役。鉴于此，在一切条件下，俄国的战败被视为较小的祸害。”
这看起来像是一种妥协。“较小的祸害”式的提法依然保留在其中。诚然，它原先那套“特殊”论证已经彻底死亡，不会再被挖掘出来；诚然，说俄国的战败“似乎是”较小的祸害这一表述也颇为奇怪，让人不禁疑问这种不确定的语气是怎么加进来的。但无论如何，这“失败主义”的第一表述依旧存在。
第二表述也说：“战败有利于革命。”
但取代了第三表述——恰恰是那个曾遭到猛烈批判的版本——的，是一种全新的“国际化”失败主义表述：阶级斗争不应因革命宣传可能导致的战败而中止。换句话说，就像我们之后将再次遇到的那样：不要因可能导致失败的风险而停下斗争（即第四种表述）。
在失败主义口号的历史中，最令人匪夷所思的一点，莫过于这个最后的表述竟被广泛接受为是“希望失败”的简单同义反复、再陈述或变体，甚至被认为是“俄国特殊论”或“较小祸害论”的另一种说法。但事实上，它不仅完全不同，其含义更与“希望战败”正好相反。
“不要因失败的风险而止步”这一说法意味着，我们并不希望失败本身，而是希望继续进行阶级斗争，直至社会主义胜利——哪怕这种斗争可能在军事层面上带来客观上的失败影响，我们也在所不惜。
当列宁明确使用“风险”这个词时，他明确地否定了第三表述（即“希望战败”）。而在其他场合，这种否定只是隐晦表达，而非正面陈述。然而，在当时的左翼运动中，我们却可以在同一篇“教育性”文章中看到这两种表述被不加区分地一并引用，被当作“列宁失败主义”的例证；更常见的是，为了“加强效果”，还附加上了那个“较小祸害”的俄国特殊论。
可以说，在整个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再没有哪个问题像“失败主义”口号这样混乱不堪。但造成这种混乱的根源不是在后来的解释者身上，而是在列宁本人的表述中。
即使是这个“不要在失败风险面前止步”的表述（它本身并不是失败主义），其中也包含了一个积极的因素——我们将在另一篇文章中如前所述地展开讨论。但现在让我们继续用比较测试法来分析这个口号：
我们不希望因为存在失败的风险或可能性就中止社会主义斗争：很好。那么，我们是否也不应在人身伤害或损失的风险面前中止斗争？我们是否也不应因为斗争可能会激发法西斯势力的组织化，或者因为斗争可能会引来政府的迫害，或者因为斗争可能导致种种其他意外后果，就因此而停止斗争呢？这些风险，我们当然要评估并加以应对，但我们既不会“希望”这些风险发生，也不会把它们上升为政治口号、主张或主义。
而列宁之所以将这类表述提升为政治原则，也不是出于一般的理论发展，而是因为他陷入了一个自我制造的理论僵局，却又拒绝通过彻底放弃“失败主义”这一套来摆脱它。他当时主要是在寻找一种最尖锐的方式划清界限，把“绵羊”和“山羊”分清楚——失败主义遂成了布尔什维克战争路线的“荣誉之点”；而不久之后，它就变成了一种“口令”，也就是派别身份的标志性口号。
八，总结：失败主义的四种表述
到1915年3月为止，我们已经得到了“失败主义”的四种表述——它们都是试图在不解决根本矛盾的前提下应对那些无解矛盾的产物。在继续论述之前，让我们先加以总结：
第一种：俄国的特殊立场：德国打败俄国是“小恶”。
第二种：“战败有利于革命”的客观论断。
第三种：希望每个国家在帝国主义战争中都战败。
第四种：在战败的危险面前不要止步。
这是四种不同的政治主张，其中只有三个对国际运动有意义。其中只有两个是希望失败的（1 和 3），只有一个可以以“口号”的形式提出（3）。
即便假设这四种“失败主义”各自都有某种自洽的含义，列宁的立场究竟意味着什么？事实是，从此之后，列宁会根据论战的目标和策略需要，在这四种立场之间不断切换、变换手法。让我们看看，直到1916年11月“失败主义”最后一次出现在列宁著作中为止，他又引入了哪些新的面向。
九，托洛茨基对“失败主义”口号的攻击
我们现在来到了列宁唯一一篇专门论述其“失败主义”口号的文章：《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本国’政府的失败》。相比之下，列宁在其他地方对这个口号的引用都仅是零星提及。而这篇文章本身，堪称一团糟，与之相比，他之前的那些段落都简直是清晰思辨的典范。毫不夸张地说，这篇文章让列宁彻底失控，完全抛弃了清晰的逻辑思维。
为了理解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以及理解这篇文章本身，有必要介绍一下它的直接背景——幸运的是，这段背景是清楚可考的。这一背景就是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的冲突，而这些冲突与“失败主义”本身并没有直接关系。
当时托洛茨基是《我们的言论报》的核心人物，该报是一份在巴黎出版的俄文日刊，为革命流亡者而设。它聚集了不少持异议的布尔什维克、一批国际主义的孟什维克（其中包括马尔托夫，直到几乎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为止）以及一些无党派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托洛茨基本人也属此类）。技术协调人是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Antonov-Ovseyenko）；其撰稿人和合作者名单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为了俄国革命的杰出领导者。这份报纸是俄国革命阵营中反战立场最鲜明的媒体。
在1915年初，《我们的言论报》曾与列宁方面尝试接洽，试图展开反战宣传上的合作。一次机会似乎出现在同盟国社会党伦敦会议（即协约国阵营内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会议）即将召开的背景下。由于俄国也是协约国一员，俄国反战的社会主义者们决定借此机会进行一些“教育”。《我们的言论报》向布尔什维克与中派孟什维克的“组织委员会”两方发出了邀请，建议联合起草一份反战声明，在伦敦会议上公开发布。列宁同意了，并草拟了一份声明。然而，这次联合行动最终并未实现，并伴随着一些不快的情绪。但值得注意的是，分裂并不是因为“失败主义”的分歧，原因很简单——列宁那份起草声明中完全没有任何关于“失败主义”的字眼，连最淡化的形式都没有。
尽管如此，自“失败主义”口号一出，《我们的言论报》就一直在猛烈抨击布尔什维克这一主张。正如阿尔弗雷德·罗斯梅尔（Alfred Rosmer）所写：“这场围绕‘失败主义’的论战，是列宁与《我们的言论报》之间的争执，尤其集中在托洛茨基身上。
联合行动破裂的主要原因在于是否让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参与，但托洛茨基本人事实上被普遍视为《我们的言论报》集团的左翼。他在战争问题上的立场是彻底的国际主义，而《我们的言论报》一方整体上认为他们与布尔什维克在战争路线上的两个主要分歧——和平口号与失败主义——是次要问题。当时（和以往一样）真正将托洛茨基与布尔什维克分裂开的主要矛盾并非政治路线，而是“组织问题”；在这方面，托洛茨基一直扮演着主张布孟统一的“调和者”。
在伯尔尼会议上，布尔什维克决定创办一本新杂志，命名为《共产主义者》（Kommunist）。列宁表现出对托洛茨基国际主义立场的信任，邀请他参与编辑工作，这一点值得我们特别记住。
而托洛茨基却以一封公开信的形式，当面回绝了这一邀请。这封信发表于1915年6月4日的《我们的言论报》，可谓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托洛茨基拒绝参与，并非出于任何政治上的分歧，而是基于他的一贯“组织立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派别主义”方式等。他在这封公开信中特别强调：即便存在政治上的分歧，也不应成为合作的障碍。在这一背景下，他顺带提到并评论了与布尔什维克之间的政治分歧，其中对“失败主义”口号的评论如下：
“……无论在什么条件下，我都无法同意你们（通过一项决议所强调的）观点，即俄国的失败将是‘较小的祸害’。这种看法在方法论上是对社会沙文主义政治方式的一种根本让步，是一种既无必要也无法辩护的让步，它用一种（在当前条件下极为武断的）‘较小的恶’的导向取代了对战争及其根源条件的革命性斗争。”
托洛茨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要害。他点明，“小恶”式的失败主义说法，在方法论上与社会沙文主义没有根本差别。《我们的言论报》早就指出，这种失败主义概念不过是“护国主义”的翻版（类似我们今天说斯大林的黑人政策是“反向种族隔离”那样的含义）。他清楚地揭示了失败主义口号所蕴含的社会沙文主义潜力，而我们稍后还将看到更多这方面的证据。
面对这次打脸，列宁唯一的公开回应就是那篇大加抨击托洛茨基公开信中关于失败主义的一句简短评论的文章。这篇文章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恶毒与愤怒——但他真正生气的并不是“失败主义”！托洛茨基宁愿与那些可疑的左翼孟什维克和持异议的布尔什维克合作，也不愿与他站在一起。像列宁历来对托洛茨基最激烈的攻击一样，这次也依旧是以“组织问题”为主要火力来源。然而他开火的却是一个次要的政治分歧，而不幸的是，这一轮炮击用的却是潮湿的火药，毫无威力。
十，列宁对托洛茨基失败主义批评的驳斥
我们现在要分析列宁那篇专门用来阐述失败主义口号的唯一文章——《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我们”的政府的失败》(Defeat of “Our” Government in the Imperialist War)。以下是阅读这篇文章时必须注意的几个重要问题：
文章开头不久，列宁引用了托洛茨基在《公开信》中对失败主义的批评，作为他攻击的对象。但这段引用并不完整，而且遗漏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列宁是这样写的：
“托洛茨基说，希望俄国战败是‘一种不必要且不可辩护的对社会沙文主义方法论的政治让步’。”
然而，事实上，托洛茨基的批评是明确针对“较小的祸害”这一表述的。列宁却没有展现出托洛茨基是从这个角度展开批评的，而是从半途中开始引用，并在没有引号的情况下用“希望俄国战败”替代了托洛茨基实际批判的“较小的祸害”这一提法，好像托洛茨基是针对“希望战败”口号而发的评论。
这一点极其重要，因为尽管被攻击的是“较小的祸害”这一表述，在整篇文章中列宁却从未提到过这一表述的存在，更谈不上为其辩护了。
也许是因为他自己已经放弃了这一说法？即便如此，也无法为他在争论中使用这种偷换概念的手法做辩护。但实际上我们知道，他后来在其他著作中仍旧会再次使用“较小的祸害”这个说法。但在这篇文章里，他回应的是对这一说法的批评，却对此只字未提！
在本文中，列宁主要使用的是“希望战败”这个版本（第三表述），而非“较小的祸害”这个第一表述。讽刺的是，这种“希望战败”的提法恰恰是刚刚在伯尔尼会议上被舍弃的口号版本！当然，伯尔尼会议并非是一个有中央委员会约束力的正式代表大会，仅仅是一次协商性的会议；但正如我们之前所见，在面对鲍吉小组的反对时，列宁没有坚持“希望战败”这一表述。若说那是达成的某种妥协，那么现在看来这个“妥协”根本毫无意义。
无论如何，令人关注的是其反复出现的模式：这是列宁第三次在面对对失败主义口号的批评时，不是捍卫原先被批判的说法，而是又换了另一个版本。我们早前已经看到，对阿克塞尔罗德的反对，他发明了一个新表述（即“战败的客观有用性”或“战败促成革命”）；对布哈林和鲍吉的反对，他又插入了另一个新口号（即“不要因为可能导致战败就停止斗争”），并丢掉了原本受到攻击的提法；而现在对托洛茨基，他同样没有回应被攻击的那一说法，而是重新拾起了在伯尔尼被放弃的版本。
这可不是一个清晰明了、捍卫自己信念的列宁的形象。这是一位在这个问题上极其混乱、不知所措的列宁，他实际上根本无法为自己的主张进行严密的辩护——尽管他“直觉”上觉得这个口号具有某种本质性的价值，足以作为与社会沙文主义划清界限的一把利剑。
尽管如此，列宁仍然在文中引用了伯尔尼会议的决议！他借此来回避被提问的问题——即关于德国胜利是否是“较小祸害”的问题。他在文章中写道：
“托洛茨基使用回避问题的言辞，使自己在如此简单的语境中也迷失了方向。他似乎认为，希望俄国战败就意味着希望德国胜利……而这正是托洛茨基也在重复‘社会沙文主义的方法论’！为了帮助那些不会思考的人，伯尔尼决议已经明确指出，在所有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现在都应当希望本国政府的失败。”
这恰恰是伯尔尼决议并未“阐明”的内容；事实上，这正是该决议所抛弃的提法！
而且，即使假设伯尔尼决议确实包含了这个表述，这也根本无法回应托洛茨基的批评。列宁写道，托洛茨基“似乎认为”希望俄国战败意味着希望德国军队取得胜利，好像这是托洛茨基的某种误解或偏差。但我们已经看到，这正是整个运动一贯的理解。这正是1904–1905年列宁本人对其的理解，也正是在1914年9月——仅仅几个月前——列宁对其的理解。更何况，连他自己布尔什维克党内最亲密的同志（如卡尔平斯基）也正是从这一含义出发批评它的。而布哈林-鲍吉集团，也在仅仅数月前，正是基于“希望战败”意味着在战争中站队这一点提出了反对意见。也正是出于这个反对理由，该表述才未被写入伯尔尼决议。
当列宁只是回应说他将失败主义口号适用于所有交战国时，他不过是在表明自己拒绝将“较小的祸害”这一表述运用到其已确立和一贯的意义上。托洛茨基当然知道列宁并不真的“希望德国胜利”。他指出的是失败主义口号本身的方法论指向了那条道路。而列宁软弱的“你也一样”的反击，实在是格格不入。
在这篇令人沮丧的文章中，列宁甚至不满足于“希望战败”这个提法。此前在伯尔尼会议上，鲍吉小组就曾提出质疑：“希望”是否可以仅仅停留在愿望阶段。在这篇——也是仅此一篇失控的文章中——列宁写下了“致力于军事上的战败”这一表述变体。他宣称他的口号是一个“号召战败”的口号。他得意洋洋地宣称，“沙皇政府完全正确地指出”，布尔什维克杜马代表的宣传“有助于它的失败”。他写道，对本国发动战争的政府发动打击，“就意味着帮助本国战败”。
“帮助谁？”这样的写法，哪怕是从最善意的角度来看，也是语义漏洞百出！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段里列宁甚至滑向了“本国的失败”，而非“本国政府的失败”。
他重复了三次，我们不可能不在对战争的反对中“对政府的失败作出贡献”。甚至在某一处，“失败”一词还不够锋利、不够“硬”，他写道：一个工人不能在战线上与对面工人团结一致，“而不对‘他自己的’帝国主义‘大国’的失败、肢解作出贡献”。
我们现在是在支持“肢解”了吗？毫无疑问，列宁使用“肢解”这个词时心中可能想到的是殖民帝国的瓦解或对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但他在文章中并没有在这样的语境中写下这句话。
他写道：“我们无疑不仅仅意味着希望其失败，而是实践性的行动，以促成这种失败。”实践性的行动以促成失败？这是什么意思？列宁在此处加了一个括号说明：
“给‘洞察的读者’：这绝不是指‘炸毁桥梁’、组织失败的军事罢工，以及一般意义上帮助政府击败革命者的行为。”
于是我们得知这句话不意味着什么。但它意味着什么呢？其他同志也曾提出过同样的问题。我们当然可以理解那种通往反战斗争与革命的“实践性行动”，它可能会在战线上产生军事失败作为副产品，这种思路大致对应“第四表述”。然而即使是这样的思路，在这篇失控的论战文章中也并未出现。
幸运的是，“通过实践性行动促成失败”这一类口号，甚至在后来对列宁的神话叙述中也未能扎根，原因我们也不难理解。
对于我们所提出的问题，或是列宁的批评者们所提出的问题，列宁的这篇文章没有在任何一点上进行有理有据的政治论述。取而代之的，是空洞的断言，用于替代论证。譬如文章开头的前三句话便是：
“在一场反动的战争中，一个革命的阶级不可能不‘希望本国政府失败’。这是一个公理。只有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自觉拥护者，或他们无助的卫星，才会对此提出质疑。”
这完全是虚张声势。即使失败主义是正确的，它也绝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运动，或世界上任何其他政治传统中的“公理”。而考虑到该口号在布尔什维克党内遭到广泛的否定，甚至包括一些党的核心领导人，这第三句话所展现的，不过是失控的愤怒罢了。
整篇文章充斥着这类咄咄逼人的断言式虚张声势：像“无可争议地意味着……”这种句式，在问题远非“无可争议”之时说出此话，而事实上，正是该问题最需要辩论；“只有这一口号意味着一贯地号召革命行动……”这类表述，其中“只有”这个斜体词承担起了本该由严密政治论证承担的重任；而且正是在这里，我们几乎被告知，如果没有战败，就“不可能”有革命。
在这一点上，也应当提及列宁在整篇文章中反复使用的一种“混同伎俩”：即把托洛茨基的观点与整个政治光谱上的其他所有人混为一谈——直至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极端社会沙文主义者。等到这篇文章在愤怒的高潮中结束时，托洛茨基和其他人已然变成了“实际上站在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一边的人，因为他们‘不相信’工人阶级在国际范围内对抗其本国政府的革命行动的可能性，也不愿意推动这种行动的发展……”
这篇文章中，还出现了关于失败主义口号在反战立场中作用的最极端表述，例如：“否认战败口号的意义，就意味着将自己的革命行动降格为一句空话，或纯粹的伪善。”
唯一一处甚至看起来像是在尝试进行论证的段落是如下内容：
“若有人认真想要反驳‘号召本国政府失败的口号’，那么他必须证明以下三点之一：要么（1）1914-15年的战争不是反动的；要么（2）与此相关的革命是不可能的；要么（3）所有交战国的革命运动之间的协调与互助是不可能的。”
然后列宁接着论证说战争是反动的，革命是可能的，国际行动也是可能的。但这恰恰是偷换问题焦点。这三项条件的确构成了一个革命反战立场的基本前提，但它们丝毫没有触及那些在革命反战政策框架内对“失败主义口号”提出的各种批评。
列宁在一段时间后才进行所谓的“连接”，却也仅仅是以最终的断言式口吻：“然而这是不可能的，除非……”“这种发展是不可能的，除非……”
列宁对第三个条件的评论颇值得注意：“最后这个理由对于俄国尤其重要，因为俄国是最落后的国家，在那里立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必须最早提出‘战败’这一理论与实践口号的原因。”
这只是列宁1914年最初提出战败口号时政治动因的一个微弱回响——当时该口号是作为一项仅限于俄国的特殊政策被引入的。而现在，他只是小心翼翼地用它来解释为何在所有国际主义反战者当中，只有俄国布尔什维克集团提出了这一口号。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列宁针对“不胜不败”口号的攻击。我们将在后文中具体讨论托洛茨基与卢森堡对此问题的看法。现在，仅需指出以下几点：
托洛茨基（或卢森堡）都从未提出过这个口号。 尽管列宁从未明确表示托洛茨基提出了这个口号，但读完这篇驳斥文章后，恐怕多数读者都会产生这种误解。事实上，列宁唯一实际引用这个口号的是孟什维克的森姆科夫斯基（Semkovsky）。孟什维克的领导层确实曾提出过这个口号，至少以“不胜也不败！”（“Neither victory nor vanquished!”）的形式出现过，如丹所记录。列宁在此正确地指出，这种观念预设的是希望回到战前现状，而不是将帝国主义战争引向革命结果。
我们在日俄战争中也见过孟什维克采取类似做法：他们不是绕过，而是骑墙于“胜利还是失败”的两难选择之间，并且是在现存政府框架内处理这一两难。这与托洛茨基对胜负问题的处理方式毫无共同之处。
十一，其余记录：1915年8月至1916年11月
从这里起，让我们继续梳理列宁对“失败口号”的后续论述，仅在出现新的关键点时稍作停留。四种不同的表述在他的文本中被不加区分地交替使用。
（1）在《社会主义与战争》小册子中（列宁与季诺维也夫于1915年8月合著），列宁写道：我们必须“希望自己的政府战败”，我们必须“看到政府在军事上的挫败与推翻它的机会增加之间的联系……所有交战国的社会主义者都应表达出希望他们的‘本国’政府被击败的愿望。”
他还说，这将“与每一个有阶级意识的工人的潜在想法相吻合”。当我们看到列宁于1917年返回俄国时是如何了解这些“潜在想法”的，这句话值得特别记住。
（2）在《第二国际的崩溃》一文中（大约同一时间，1915年夏）列宁也简略提到了“希望失败”的概念。
（3）列宁在1915年8月23日致什利亚普尼科夫的私人信中写道：
“俄国的事态已经完全证实了我们的立场——那些蠢货和社会爱国主义者（从阿列克辛斯基到齐赫泽）称之为‘失败主义’的立场。事实证明我们是对的！军事上的失败正在动摇沙皇制度，并有利于俄国以及其他国家革命工人的联合。他们说，如果你们革命者推翻了沙皇制度，你们会做什么？我的回答是：
（1）我们的胜利将使德国‘左派’的运动以百倍之势爆发；
（2）如果我们完全战胜沙皇制度，我们将向所有交战国提出以民主条件缔结和平的建议；如遭拒绝，我们将发动一场革命战争。”
最有意思的是，这段文字中前后文发生了立场的转变。段首，列宁所称“完全被证实”的立场，是那个轻松的第二种表述方式：“失败促成……”。很明显，这只能意味着俄国被德国打败的情形。然后列宁毫无过渡地转向另一个问题：由革命者击败沙皇制度，也就是革命的胜利。两者之间当然有联系，但在“失败口号”本身中，“希望失败”指的是被敌国政府打败，这种失败反过来是为了促成革命的胜利。（正是在列宁之后的“再解释”时期，这个“希望失败”的口号才被重新诠释为仅仅“希望通过革命实现失败”，而不再包括“通过敌方胜利实现的失败”。）
还有一点：似乎只有蠢货和社会爱国主义者才把这种立场“冠以失败主义之名”。但这并没有阻止列宁（尤其是季诺维也夫）后来亲自把这一立场称为“失败主义”，有时加引号，有时没有。在后来的共产国际中，“失败主义”这一术语反而成了标准说法，尽管曾有上述批评。
（4）1915年10月，列宁写了一篇题为《俄国的失败与革命危机》的文章（该文未发表，留在他的文稿中）。他在其中指出，沙皇军队遭受的失败正在导致革命情绪的发酵。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唯一看到他在此背景下提到日俄战争，但并未涉及他当时对这场战争的立场。他仅指出：“又一次出现了军事上的失败，并由此加速了革命危机的到来。”事实上，文章中还有如下一段有趣的话，提到正在进行的战争（即1915年的世界大战）：
“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立场同样清楚：借助失败与日益增长的革命力量，从惊慌失措的君主政体那里争取妥协，并迫使其与资产阶级分享权力。同样清楚的，还有革命无产阶级的立场，它正努力利用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动摇与困境，来完成革命。”
在这里，居然是资产阶级自由派（注意，是在1915年！）被描绘成认识到“失败促成革命”这一原则的群体——如果我们认真对待列宁先前的一些表述，那他们就应当被视为“失败主义者”！——而与之对立的革命者却并未被描绘为“追求失败”。你愿意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吧。事实上，文章接下来还得意洋洋地提到孟什维克已经发出了“在德军后方发动起义”的号召——“这可是他们花了一整年时间攻击‘内战口号’之后的举动！”列宁感叹。逻辑混乱令人叹为观止，因为显然，在敌国政府后方发起起义的号召，与反对对本国政府发动内战（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战斗）之间，并不构成任何矛盾。
但不知为何，列宁最终从这一混乱中得出了再次确认“失败口号”的结论，依据正是孟什维克的号召与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态度：
“……面对俄国的革命危机——这场危机正是被失败所加速的——而这正是‘失败主义’形形色色的反对者所不敢承认的……战争的教训迫使我们的反对者也不得不真正承认‘失败主义’的立场，以及提出‘在德意志军国主义者后方起义’的口号的必要性，也就是说，提出了内战的口号。事实证明，战争的教训正一点一点强行塞进他们脑袋的，正是我们一开始就宣传的思想。俄国的失败已经成为了较小的祸害，因为它在广阔的范围内推动了革命危机，并唤醒了数以百万、千万、亿计的人。”
（5）1916年2月，列宁在一篇题为《威廉·科尔布与乔治·普列汉诺夫》的争论文章中提到：“两人都指责革命社会民主工党人‘失败主义’，使用的正是普列汉诺夫主义者最爱用的措辞……”在这篇文章中，社会沙文主义者对本国政府失败的恐惧，与“希望失败”的口号相对立。科尔布“在说德国左翼的策略意味着‘军事上的削弱’，即希望并协助其失败、失败主义时，是对的。”
（6）列宁第一次将“失败口号”正式提交国际主义左派表决，是在他提交给昆塔尔会议（即第二次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纲领中。在第一次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该口号尚未被提出。
在现存的这份提纲草稿的初稿中，列宁写下了如下内容，他显然是在赞同地引用齐美尔瓦尔德委员会第3号简报中的一段话，尽管该段并未包含在齐美尔瓦尔德宣言或其决议中：
“……如果我们号召群众去反对他们自己的政府，‘不管一个特定国家的军事形势如何’，那我们不仅在原则上否定了在这场特定战争中‘保卫祖国’的正当性，也承认每一个资产阶级政府失败的可取性，以便将失败转化为革命。而这必须被公开地说出来：革命性的群众斗争不可能成为国际性的，除非其有意识的代表们公开地以失败和推翻一切资产阶级政府的名义团结起来。”
以“不管军事局势”为原则去反对本国政府——也就是说，无论阶级斗争对战争局势会造成何种影响——实际上是一种“第4号表述”的变体。当然，这并不涉及“希望失败”的诉求，但确实明确表示要“以失败的名义”继续反战斗争。
然而，尽管初稿似乎为这一说法叫好，最终提交的提纲却将这一思想评价为“并不充分”：
“仅仅像齐美尔瓦尔德宣言中所说的那样——工人们在革命斗争中不应考虑他们国家的军事形势——这还远远不够；我们还必须清楚地说出这里仅仅被暗示的内容：即，在战争期间进行革命性行动是不可能不带来本国政府失败风险的；而在一次反动战争中，政府的每一次失败都能促进革命……”
到了我们这个时代，这种“继续阶级斗争，不考虑其对军事局势影响”的公式，已经成为对“失败口号”的最常见的淡化版本，并被写入了诸多组织建党的纲领之中。列宁说“这还不够”，从他的立场来看他是对的——但他没有指出，真正不够的恰恰是那个“希望失败”的诉求。他本人也并没有明确提出这一点，尽管他在反托洛茨基的论战中言辞激烈。
（7） 在对卢森堡《尤尼乌斯小册子》（关于战争）的批评中（1916年8月），列宁将“失败口号”的问题仅仅放在了一个脚注里。从表面上看，《尤尼乌斯小册子》的立场与列宁提出的“失败口号”完全不兼容，但列宁对此并未大动干戈。在脚注中，他写道，这个问题必须这样提出：
“（1）‘革命干预’是否可能在没有失败风险的情况下实现？（2）是否可能在不承担风险的情况下鞭笞本国资产阶级和政府？（3）我们是否一直主张，并且反动战争的历史经验是否不正好证明，失败有助于革命阶级的事业？”
这些是列宁所提出的最被“冲淡”的两个版本之一。顺便一提，卢森堡的小册子确实有一些关于失败与革命之间联系的评论，尽管这些评论完全没有陷入列宁那种片面单向的错误理解；尽管她没有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讨论“失败风险”问题，但读者完全不会对她的立场感到怀疑：她不会因为德国军队可能失败而有所保留。
（8） 在1916年8月为《青年国际》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列宁简略提到“希望本国政府失败”。
（9） “失败口号”的最后一次出现在1916年11月，在一篇题为《论单独媾和》的文章中，语气与我们已经熟悉的完全一致：
“无论当前战争的结局如何，它都将证明那些曾说唯一可能的出路是为社会主义而发动无产阶级内战的人是对的。它将证明那些主张沙皇政权失败——沙皇政权的彻底军事失败——‘无论如何’都是较小的灾难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是对的……即便欧洲的无产阶级在当前无法迈向社会主义……东欧与亚洲只有在沙皇制度彻底军事失败、彻底丧失施行其半封建帝国主义政策的可能性的情况下，才能以七里靴的速度迈向民主。”
在这里，正如列宁所有其他论述一样，“小恶”这一公式仅适用于沙皇制度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视角。在此同样明确无误地表达出：列宁所说的是俄国被德国军事打败，而不是被社会主义革命打败。随着回到1914年首次提出的那种表述方式，这个“失败口号”的逻辑圈也就闭合了——在列宁还活着的时候，它不会再被提出。
十二，当“失败主义”并未被提出时
在1914–1916年间，列宁著作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他在某些场合并没有提出“失败主义”口号。当然，将这个问题推向极端并无意义，也不能要求他在每次谈论战争问题时都重复这一口号。事实上，在1914–1916年间，列宁仅在11篇已发表文章中提到过“失败主义”思想；除此之外，还有7份文件（包括未发表文章、书信、笔记等）在其全集中也提及了这个概念。
显然，如果我们严肃看待列宁曾对失败主义口号的极端重要性的强调，那么我们可以轻易列出一长串他本应提到失败主义但却没有提及的文章。在此，我们只列出一些特别典型的例子，这些例子中似乎最有理由应当出现“失败主义”口号。
（1）1915年2月对伦敦协约国社会主义者会议的草案声明
这一草案是列宁为回应《我们的言论报》（Nashe Slovo）提出的联合行动提议而起草的。他试图系统地罗列一个完整、彻底的国际主义反战政策所需的基本观点。这个草案绝不是某种“妥协性”文本，而是为了提出一个完整立场。
草案中完全没有“失败主义”或类似内容的暗示。
（2）1915年3月布尔什维克致伦敦会议的正式声明
虽然前述联合声明未能成行，但布尔什维克还是派出立维诺夫（当时在伦敦）代表单独递交了一份声明——这份声明由列宁亲自撰写，且毫不妥协。
这份布尔什维克单独声明中，也没有任何“失败主义”的提法。
（3）1915年3月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会议的提案
布尔什维克代表团参加了这次在伯尔尼举行的会议，并提交了一份关于战争政策的决议案。
该决议案也没有出现“失败主义”内容。
（4）1915年10月13日《社会民主报》发表的《关于战争口号与立场的若干提纲》
这份提纲由列宁撰写，后来在1917年反复被引用，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关于战争立场的重要参考文件。虽然该文不是战争政策的完整总结，但却涉及多个关键点。
“失败主义”不在这些“关键点”之列。
（5）1915年9月齐美尔瓦尔德会议
此次会议上，列宁推动成立了“齐默尔瓦尔德左派”，旨在将布尔什维克对战争的完整立场呈现于国际反战力量面前。尽管列宁在自己的提案被否决后投票支持了多数派的宣言，但他与支持者发表的左派宣言被视作“完整而明确的纲领”（季诺维也夫语）。
然而，这份“完整而明确的纲领”完全没有提及任何形式的“失败主义”。
（直到1916年4月的昆塔尔会议，失败主义才第一次在国际会议中被以某种形式提出。）
这些五个典型案例若从“失败主义”是反战政策必不可少条件的立场来看，显得十分奇怪。但事实上，它们并不奇怪，它们只是与后人创造的“神话”相矛盾而已。列宁对失败主义的激烈宣传主要是在反击攻击时，或是在党内派系论战中使用的。
（6）1917年及其后回顾战争时期的总结中
在1917年以及其后的共产国际初期文献中，列宁常常总结1914–1916年社会主义阵营对战争问题的三种立场：社会沙文主义右翼、“中派”各流派，以及国际主义左翼。
在这些总结中，“失败主义”从未被作为标志性口号提及：既没有指出中派对其的否定，也没有强调布尔什维克对其的支持。
（7）1917年3月至11月的关键时期
列宁最彻底放弃“失败主义”口号的时段，就是1917年从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之间的整段时间。这一时期将作为下一章的主题单独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