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评析托洛茨基主义？
有些人一看到这个标题就会感到疑惑。你们不是一个“托派组织”吗？你们不应当然地奉行托洛茨基主义吗?既然你们信奉托洛茨基如同信奉真主（就和我们信奉我们的主子一样），你哪来的胆量去“评析”？不应该是赞扬吗？
对于此类宗派主义者，他们做不出任何事情，我们也不想多花时间去批判。这些曾经往我们头上扣帽子“托派”的同志，缺乏对我们的政治路线、对历史事件的评析、对组织建设的思考的基础了解。我们自始至终宣传自己“反对某人之派”被断章取义为所谓“大帐篷主义”和“折中主义”（包括但不限于“为了‘团结’而拿自己的理论原则做交易”“为了‘团结’‘客观’而对自己的理论实质遮遮掩掩”）。
山头大王们当然理解不了这之间的区别。他们反对所谓安托西修，却对四个字其中任何一个都缺乏了解：立场先行，根据自己派别的教义去打共产主义队伍内的“圣战”。在酋长看来，国王只是大一点的酋邦的酋长，王国和酋邦的本质区别他们是不知道的。反宗派主义的意义他们理解不了，只能理解是另一个宗派——因为自己只能局限于宗派的思维。
所以本文并不是为这些人而写，我们对于转化最为顽固的宗派主义者不抱有幻想。他们满足虚荣心、保持在一个网络小群中的地位所依靠的，就是共产主义队伍一盘散沙、不严肃、无组织的状态。我们最温和的写作也会触及巨婴们的底线。本文的目的，是让同志们完整了解托洛茨基个人的主张和所谓“托洛茨基主义”的历史意义和局限性。
共产主义还是教条主义
实践唯物主义者首先着眼于世界的物质性存在，以及人类在物质生产活动中的具体关系。理论并非凭空诞生，而是深深扎根于人类改造自然的劳动实践和由此产生的社会矛盾之中。马克思、恩格斯最初的洞见，正是从解剖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运行开始的。他们分析商品、劳动、剩余价值，并非为了构建某种抽象体系，而是为了揭示现实压迫的根源，并从中寻找解放的道路。因此，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实践唯物主义者，首要任务就是理解并介入真实的历史进程，而非在书斋里争论理论标签的归属。
伟大的革命思想家们，如列宁、罗莎·卢森堡、托洛茨基、葛兰西，他们的理论生命力恰恰在于对现实斗争的深刻回应。列宁和托洛茨基没有机械照搬马克思关于西欧的论述，而是深入剖析了俄国的具体社会形态和帝国主义时代的新矛盾，才领导了十月革命。同时，卢森堡对群众自发性与先锋党的自为性的辩证结合、工会官僚化、资本积累规律的敏锐观察，葛兰西对“市民社会”（精神生产资料）、文化霸权的精辟分析，都是他们身处特定历史环境，为解决当时当地紧迫的革命问题而进行的理论创造。他们的贡献在于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分析具体问题的工具箱，而非创立一个与整体革命传统割裂的、排他性的“派别”。
如果我们执着于“派别”标签，就往往容易陷入教条主义的陷阱。因为这可能将理论视为一堆凝固的、不容置疑的教条，而非指导实践的分析方法。实践唯物主义者清楚，任何理论的真理性都需要在具体实践中不断检验和发展。马克思本人就拒绝“马克思主义者”的标签，恩格斯晚年也严厉批评过把理论当作“现成公式”来裁剪历史的做法。纠结于“某人之派”，很可能就会导致将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策略性结论或理论侧重，甚至是对“某人”的一切实践都视为“原则的体现”，把这些内容抬高到超越实践检验的地位。这就可能违背了实践唯物主义的精髓。我们要明白，革命的理论永远是开放的、发展的，其价值在于能否有效解释和推动现实运动，而非是抽象的“正确”。
同样地，实践唯物主义并非对任何自称“左翼”或“批判”的思潮都予以抽象认可，它必然基于对现实阶级斗争的分析，明确反对那些偏离革命实践核心的理论与实践。实践唯物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否定阶级斗争需要工人阶级组织化政治力量夺取政权的核心任务，因为这种否定脱离了对国家机器阶级本质的唯物主义分析；实践唯物主义反对布朗基主义将革命政党官僚化并压制工人阶级主体性的实践，因为这种实践背离了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原则；实践唯物主义反对社会民主主义满足于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进行改良并最终与资产阶级统治妥协的道路，因为这条道路放弃了彻底变革生产关系的革命目标；实践唯物主义也反对那种脱离群众斗争实践、日益学院化和哲学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倾向，因为这种倾向削弱了理论指导现实运动的实践功能。
实践唯物主义者关注的核心是阶级斗争的客观现实和工人阶级解放的实际可能性。我们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卢森堡、托洛茨基、葛兰西等革命家的思想遗产，是为了汲取他们分析社会矛盾的方法论武器，学习他们在革命实践中展现的洞察力与策略灵活性。这些思想家的理论，共同构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用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革命思想宝库。这个宝库不是由相互排斥的宗派领地拼凑而成，而是一个在历史实践中不断丰富、相互激荡的整体。我们共产主义革命者的精力，应当放在如何运用这些思想资源，结合当前具体的社会条件、阶级力量对比和人民斗争经验，去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推动社会朝着更进步的方向发展。实践的难题是复杂的，有效的行动方案需要在实践中摸索和锻造，它不可能简单地从某位思想家的著作中直接“摘录”，而必然是综合运用整个革命传统智慧的结果。因此，贴上一个派别的标签，对于解决实际问题并无实质助益，反而可能限制思考的视野和行动的灵活性。
因此，实践唯物主义者的立场天然要求超越派别的狭隘性。我们的出发点始终是活生生的现实世界，他们的目标是改变这个世界。理论是照亮实践道路的火炬，而非划分门户的高墙。真正继承前人精神的人，不会沉迷于门户之见，只会专注于如何运用他们共同锻造的思想武器，去分析新的矛盾，迎接新的挑战，在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中继续前进。
作为科学而非“信仰”的马克思主义
实践唯物主义本质上是一种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即科学），它区别于任何固定的理论体系或思想派别。它不是提供一套现成的结论让人们去背诵和遵守，而是提供一套如何分析现实、如何介入现实并最终改变现实的思考与行动原则。它的核心在于坚持物质一元论，承认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并且特别强调社会实践在连接物质与意识、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实践唯物主义认为，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实践去抽象地谈论真理或谬误，本身就是一种形而上学的错误倾向。它要求我们所有的认识、所有的理论都必须置于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实践中去检验、去理解其有效性的边界。这种对理论适用范围的严格限定，是防止思想僵化、避免教条主义的关键。
可见，实践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性质意味着它本身不预先设定任何不可质疑的“终极真理”。任何理论，无论其在特定历史阶段和特定范围内被证明多么有效，都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社会现实是永恒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充满了矛盾与冲突。昨天有效的分析框架或解决方案，在今天变化了的条件下可能变得部分失效甚至完全错误。因此，坚持实践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就必然要求我们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理论，时刻注意理论是否会脱离实际，变成束缚思想的教条。实践唯物主义也反对将任何在一个具体情况下形成的理论神圣化、绝对化，它表明，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它服务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修正和发展的能力。可见，实践唯物主义不追求建立一个封闭的、排他的理论王国，而是致力于在动态的实践过程中把握真理。
这种方法论决定了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思想流派和社会运动时，必须坚持具体的历史分析原则。我们支持历史上伟大的革命家，并非因为他们构成了一个完美的、毫无瑕疵的理论偶像群体，更不是因为他们的每一句话都是金科玉律。支持他们，是基于对其理论贡献和实践活动的整体性、历史性分析，判断他们在推动人类解放、反对剥削压迫、促进社会进步的宏大历史进程中，整体上起到了积极的、推动性的作用。他们的理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规律和内在矛盾，为工人阶级和广大被压迫人民的斗争指明了方向；他们的实践直接投身于推翻旧制度的革命洪流，并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奠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帝国主义时代提出了新的、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的、符合俄国国情的革命策略，成功领导了十月革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国家，并在理论与实践上探索了工人阶级专政的形式；卢森堡对群众自发性和工人民主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作用的强调具有深远意义；葛兰西对文化领导权的论述极大地丰富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战略，同时让大家可以注意到在精神上层建筑的斗争的重要性。他们的思想虽有差异甚至分歧，但共同构成了对资本主义进行彻底批判和对社会主义进行不懈探索的宝贵思想财富。
同样，实践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也要求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这些革命家及其理论的历史局限性。他们的思想产生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受到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阶级斗争状况、科学认知水平等多重因素的制约。
在1912年，托洛茨基试图调和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深刻的原则分歧，推动形成了“八月联盟”。这一行动在理论上模糊了工人阶级政党应有的鲜明阶级立场和组织原则，客观上为革命力量的分裂和混淆提供了基础。列宁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批判，指出这种调和主义在革命的关键问题上必然导致向机会主义让步。后来，托洛茨基了解了他之前的错误，并彻底地承认了列宁对于这个议题的看法一直以来都是正确的。托洛茨基当时是犯下了错误，但他的错误不外乎是诚实的，从革命的利益上出发的。因此列宁也毫不意外地认识到调和主义是“从各种非常不同的前提出发”，而这些前提既有革命性的，也有机会主义性的。列宁自己有时也高估了与孟什维克统一的可能性而“犯下了机会主义”的错误。1909年他邀请了普列汉诺夫以及其他“支持党的”孟什维克成立联盟。卢那察尔斯基也表示，直至1917年，列宁仍然“想像着一个与马尔托夫共同成立的联盟将会是多么的有价值”。后来事件的发展证明了列宁的错误。
卢森堡在民族问题上，特别是针对俄国境内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问题上，曾持有一种过于抽象和教条化的立场。她基于对帝国主义时代经济集中化趋势的分析，以及对民族主义运动可能被资产阶级利用的担忧，倾向于低估乃至否定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自决的革命意义和潜在进步性。这种观点未能充分理解民族压迫在沙皇俄国作为“各民族监狱”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所激发的巨大革命能量，未能认识到支持民族自决权（哪怕其形式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是瓦解反动帝国、争取被压迫民族下层群众支持社会主义革命的关键策略，这在客观上脱离了东欧和俄国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现实土壤，显示出卢森堡的分析框架在特定问题上的局限性。
承认这些局限性，不是否定他们的伟大贡献，而是遵循实践唯物主义的原则，将其思想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理解，避免将其教条化地搬用于条件已发生根本变化的今天。
反过来，实践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也为我们分析为什么反对某些人物或思潮提供了清晰的尺度。例如，孙中山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其历史积极性在于首次明确提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纲领，并领导辛亥革命终结了中国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然而其局限性根源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与妥协性：他领导的革命未能真正实现土地革命，也未提出彻底反帝纲领以消除列强在华特权。同时，孙中山政府在革命后迅速与旧势力妥协，将政权让渡给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导致革命成果被篡夺。这证明资产阶级无力领导完成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妥协性使革命止步于政权形式更迭，未能实现社会结构的根本变革，因而我们实践唯物主义者反对孙中山。
法国共产党人路易·阿尔都塞试图通过“理论实践”的概念和“多元决定论”来克服当时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中存在的庸俗唯物主义、经济决定论和简单人道主义倾向，同时，他也强调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类似精神生产资料的结构）在维持统治中的复杂作用，对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运作方法，甚至如何理解生产关系本身有很大的启发。然而，阿尔都塞理论的局限性在于他混淆了精神生产资料和国家，把精神生产资料视为“国家的衍生部门”，还过分强调了社会结构的“无主体”决定作用，相对贬低了具体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实践和工人阶级主体能动性的核心地位（虽然他口头承认这些内容）。他的分析框架，尤其是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功能的论述，虽然揭示了统治的隐蔽性，但在解释社会变革的动力机制时显得不足，客观上可能导致对革命实践可能性及其必要性的悲观或消极理解，未能充分阐明被压迫阶级如何在实践中打破这些结构性的束缚。所以，实践唯物主义者反对阿尔都塞。
斯大林在领导苏联实现工业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客观上巩固了苏联工人国家的基础。然而其实践日益脱离工人民主原则，通过官僚专制体制压制党内民主与苏维埃民主，用行政命令取代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实践过程。其发展模式形成脱离群众的特权官僚阶层，让行政权无限膨胀，将计划经济异化为官僚专制的工具，最终让苏维埃民主矮化为其缩影。这种自上而下的统治方式扭曲了工人阶级专政本质（虽然斯大林的政府仍然建立在一个工人政府体制基础之上），在客观上为社会主义制度埋下资本主义复辟的隐患。所以，实践唯物主义者反对斯大林。
可见，实践唯物主义的“反对”，不是简单的道德谴责，而是基于对其社会实践后果、阶级基础、历史作用是否符合社会进步方向的客观分析。
实践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在理解革命过程本身时，也展现出独特的洞察力。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深刻社会变革都是一个连续的、充满探索和反复的复杂过程。最初的革命行动，往往带有强烈的探索性质。它可能源于对旧制度无法容忍的愤怒，其直接目标可能是推翻旧政权的政治统治。这种最初的革命，受制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如阶级力量的对比、群众的觉悟程度、革命领导层的认识水平等），其纲领和实践常常是不彻底的，可能主要解决政治权力转移的问题，而未能或无法立即彻底解决深层的社会经济结构问题。然而，实践唯物主义认为，这种“不彻底”并非毫无意义的失败，更不是应该被唾弃的“背叛”。相反，它为后续更彻底、更深入的社会革命创造了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它扫除了旧制度最直接的政治压迫机器，打破了束缚社会发展的主要政治桎梏，极大地教育了群众，积累了宝贵的斗争经验，并在一定程度上重组了社会力量格局。没有这个必要的探索和准备阶段，那些触及社会根基的深层变革就缺乏基础和突破口。后续更彻底的革命，正是在前期行动所开辟的空间、所提供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对前期不彻底性的克服、深化和完成。这是一个连续链条上的环节，是同一历史进程中不同阶段的递进。试图跳过这个必要的探索和准备阶段，幻想“毕其功于一役”地实现最彻底的社会革命，往往因为脱离现实条件而陷入空想，或者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实践唯物主义强调在革命进程中不断根据实践反馈调整策略，深化认识，推动革命向更彻底的方向发展，而非僵化地固守某个预设的“完美”蓝图。
因此，实践唯物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其力量不在于提供包罗万象的答案，而在于提供分析问题、指导行动的“活的灵魂”。它要求我们始终立足于活生生的社会实践，以发展的、辩证的、历史的眼光看待一切理论和现实。它要求我们既要坚持从物质实践出发的根本原则，又要充分发挥革命主体的能动性；既要珍视历史经验，又要勇于突破陈规；既要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又要敏锐洞察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特殊性。它反对任何形式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因为后者为了维护自身理论的“纯洁性”和派别的“正确性”，常常陷入“为否定而否定”的悖论，脱离现实斗争的需要，最终丧失改造世界的能力。实践唯物主义支持的，是那些在历史长河中整体上推动社会进步、启迪人民觉悟、促进人类解放的思想和实践。判断支持与否的标准，不是抽象的道德或标签，而是具体的、历史的实践效果及其与社会发展方向的契合度。它要求我们不断在实践中检验理论、发展理论，在改造世界的同时改造自身认识，永葆思想的开放性与革命性。这才是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而非“教义的汇编”的本真精神，也是实践唯物主义方法论赋予我们的最强大武器。
写给“托派”同志：要超越派别
“托洛茨基主义”源于对二十世纪初全球资本主义矛盾的分析，尤其强调一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联动性。托洛茨基本人基于帝国主义时代的不平衡发展规律，提出落后国家可能率先建立工人阶级政权，但其巩固必须依赖发达国家革命的支持，否则这个社会主义政权必然面临内部文化水平、生产力水平与所有制形式之间的矛盾，国际分工与消除商品生产的矛盾，以及外部帝国主义势力的反扑。这一理论在十月革命后的动荡时期具有现实紧迫性，托洛茨基参与领导革命武装、建立红军等实践，证明其理论并非空想，而是试图回应俄国社会两极分化和国际资本压迫的严峻现实。托派早期在德国、西班牙等地的工人运动中亦发挥过革命作用，其反对阶级妥协、主张激进斗争、斗争策略灵活的姿态，确曾激励部分工人阶级对抗法西斯主义与资产阶级统治，这是其革命性一面的体现。
虽说1917-1923年欧洲革命浪潮证明世界革命的历史条件已然成熟，但是新生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在理论上与组织上的薄弱性，导致其未能引导西欧工人阶级抓住革命时机。群众因历史经验不足仍寄望于改良主义组织，而缺乏革命经验的各国共产党和第三国际无力突破这一困境，致使资本主义获得暂时稳定。在西欧的社会主义革命失败后，资本主义的反扑加剧了的苏联孤立，为工人官僚阶层篡权创造条件，而斯大林派便是官僚阶层的代表。斯大林派1924年提出的“一国社会主义”论，将共产国际异化为苏联外交工具（对托派持批判态度的、《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斯诺也这样认为），直接导致1925年英国总罢工与1927年中国革命的策略性叛卖。托洛茨基领导的左翼反对派坚持马克思主义传统，却被斯大林集团污名化为“托洛茨基主义”，而这种政治诬陷本质是官僚阶层镇压党内民主的理论遮羞布。
斯大林集团在1928年后以“第三时期”的极左冒险主义的政策，将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机械等同，分裂工人阶级阵线，最终为希特勒上台铺平道路。1933年德国工人阶级的灾难性失败，宣告共产国际已彻底沦为斯大林官僚集团的附庸。在这种改良主义与斯大林主义共同背叛革命的时刻，马克思主义传统必须通过新建一个工人国际来继承，而这就是托派的第四国际的成立背景。在这种情况下，第四国际必须在组织上和政治上为当时即将爆发的重大事件做好准备。因此，托洛茨基于1938年预测，在接下来十年之内，旧的叛徒组织将全军覆没，第四国际将成为地表上决定性的革命力量。这个分析基本上并没有错，但每个预测都是有条件的。在经济、政治、社会方面，多种因素总能带来与预期不同的发展。事实上，在托洛茨基写作三十多年后，革命势力的弱小仍是世界政治发展的长期特征。不幸的是，执掌第四国际的“大员们”却将托洛茨基的预测看成是不可推翻的箴言。
因此，托洛茨基主义在二战后的演变逐渐暴露其理论困境，而美国托洛茨基主义的衰落是这种理论僵化的典型案例。黄其洪教授的研究指出，美国托派长期拘泥于托洛茨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论述，将“不断革命论”“世界革命战略”等概念视为不可调整的教条，拒绝结合美国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种族矛盾复杂化以及工人阶级结构变迁（如白领劳工阶层扩张）等现实条件更新策略。其组织内部因对经典文本的诠释差异而持续分裂，陷入无休止的派系斗争，例如对苏联性质或殖民地革命领导权问题的争论消耗了大量实践能量。这种宗派性使其无法建立持久的群众基础，更未能提出适应美国政治生态的具体斗争方案，如工会运动改良、反战动员或社会福利诉求的整合，最终沦为脱离工人实际需求的小圈子辩论。这种脱离实践的抽象激进主义，印证了英国托洛茨基主义者泰德·格兰特的以下判断：“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接二连三地犯错。从一个错误的政策走到其同样错的反面，然后再回到更高程度的错误。这是小资产阶级趋势彻头彻尾的标志。至于这个集团，至少在其最高领导层，这已经变成了他们的有机本身。他们的整个世界观已经被25年来所犯的错误所塑造，成为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工作习惯所必不可少的因素。就连称这个趋势为‘中派’都算是一种恭维。”
此外，第四国际的部分支派也将托洛茨基文本简化为教条，将“不断革命论”机械套用于前殖民地国家，忽视农民作为同盟军的作用。更严重的是，其实践日益陷入“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镜像陷阱：当苏联官僚集团以“现实政治”名义背叛革命原则时，某些托派组织却为凸显自身“纯洁性”而拒绝参与群众斗争，甚至将其他左翼力量视为主要敌人。这种宗派主义实质是以对抗姿态替代具体阶级分析，背离了托洛茨基与早期第四国际所制定的《过渡纲领》的精髓，即根据工人实际阶级力量和觉悟水平提出渐进斗争要求。墨西哥的工人自治实验证明，当托派扎根现实运动时能激发强大创造力：1940年代托洛茨基协助建立的工人委员会成功恢复生产并实现民主管理，成为拉丁美洲劳工运动的典范；反之，当运动沦为对斯大林主义暴行的道德控诉（甚至是把一切问题归罪于斯大林个人）而非建设性替代方案时，其革命性便迅速枯竭。
综上所述，实践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要求我们以具体历史分析的态度看待托洛茨基及其思想遗产。首先必须明确，“托洛茨基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主要是斯大林派别在政治斗争中建构出来的标签，目的是将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从布尔什维克传统中切割出去并污名化。因此，我们无需也不应完全接受斯大林主义设定的讨论框架来评价托洛茨基的理论贡献和实践活动。托洛茨基本人，特别是在十月革命、国内战争以及共产国际早期活动中，是列宁最紧密的战友之一，其理论阐述和实践行动深刻地融入了那个时期布尔什维主义的整体发展脉络，是马克思主义在帝国主义时代和俄国革命具体条件下创造性运用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关于不断革命论、对苏联官僚化趋势的批判以及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坚持，在特定历史阶段具有深刻的现实洞察力和革命指导意义，这些分析本身是严肃的现实主义探索，而非脱离实际的理想主义空谈。
然而，实践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也促使我们注意到托洛茨基思想遗产在后世传承中出现的复杂演变。特别是在托洛茨基遇害后，以第四国际为代表的托派运动，在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历史背景下，其理论和实践在某些方面逐渐呈现出一种值得警惕的倾向。这种倾向并非源于托洛茨基理论的内在矛盾，而在于其追随者有时将“反对斯大林主义”本身置于了核心地位，以至于部分理论和实践策略可能演变为对斯大林模式的简单镜像式否定，或在某些情境下未能充分依据变化了的历史条件和具体的阶级力量对比进行灵活调整。这种固化倾向，尽管其出发点是为了维护革命原则，但在客观上可能导致理论与实践之间出现脱节，削弱了其作为改造现实的有效方法论的力量，使其在特定情况下更接近于一个立场鲜明但策略相对僵化的思想派别。
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的理解以及对历史经验教训的反思，实践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支持这样一种立场，即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需要也不应该通过创立或依附于“某某主义”的派别名号来证明自身的合法性。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其作为科学方法论的本质，在于其对社会现实深刻的、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能力和指导实践改造的能力。拒绝“托洛茨基主义”或其他类似标签，并非否定托洛茨基个人的历史功绩和理论贡献，而是强调回归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核心原则和方法，以及对活生生的现实的分析。这是一种积极的策略选择，旨在避免陷入宗派主义的陷阱，超越围绕特定领袖或派别标签的争论，将焦点始终凝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去分析现实矛盾、推动革命实践这一根本任务上。托洛茨基本人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其价值在于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工具进行的深刻分析和英勇斗争，而非一个被后世附加的、可能被教条化的“主义”标签。实践唯物主义倡导继承的是托洛茨基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进行革命探索的精神实质，而非将其理论凝固化、标签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