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88年前，1937年7月7日，宛平城的枪声隆隆，震醒了沉睡的雄狮，震惊了整个世界。在随之而来的全面抗战中，中华民族结成了一个统一战线，无数仁人志士为中华民族面临着的最紧迫的危机而前赴后继、献出生命。这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但是，对这个历史事件的阐释似乎被翻出了某种“新意”。请允许我对这种现象进行理性的剖析，也请不要下意识地将对这类事情进行理性分析视为侵犯道德禁区的行为——这恰恰是最尊重现实的方式。
一、当下的七七叙事
七七事变的经历，是众所周知的，因而有关它的叙事似乎也是无可亦无须辩驳的。但是，历史是复杂的，史料是多样的，综合及解释史料的方式是多元的，从而得出的历史结论也往往会大相径庭。因此，如何理解一段历史，就受到意识形态的极大影响；理解历史的方式反过来也会服务于意识形态的构建。
有关七七事变的叙事也是如此。每年的7月7日前后，各路官民媒体总要发布文章、视频，以纪念七七事变；有的网络社区也发布“禁娱”的通告。这一事件，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来说是极其严肃的。这种纪念本身，作为一种被不断重复的仪式，配合着满屏“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之类的的弹幕与评论，已经成为中国互联网的特有景观。建造这个景观的行为，被视为一种“国民道德”，是爱国的体现，也就是说，人们认为这种行为足以表达自己对于“中华民族”这个共同体的依附、归属与忠诚。在他们看来，理解、认可、赞同与投入这种行为，显然是“出厂设置”，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生活的前提。
从民族的角度来看，这一套叙事很完美，可以说是自洽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近代唯一完全胜利的对外战争，其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起到了莫大的作用。人们才会说，对这段历史，“不会忘、不能忘、不敢忘”，因为历史恰恰是一种维系当下的纽带，而失去对民族的认同，意味着民族的瓦解——其结果就是被分裂、被屠杀、被吞并、被殖民。这显然是不能接受的。因此，这一系列仪式才会如此重要。
但是，我们依旧要提醒，在这种叙事中，我们还弱化了什么、简化了什么、遗忘了什么。这种仪式的绝对严肃性提前就规定了哪些人会被它选中：英勇抵抗的士兵、舍小家为大家的民众、凶狠而蛮不讲理的敌人。脸谱化是不会被提出来的问题：提出了就是对这种绝对严肃的猥亵。结果，我们看到了一种特殊的“国家拟人化”：似乎在七七事变中，针锋相对的双方已然是某种“民族精神”本身，而非在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人。
这种简化本身就潜藏着危险的因素。它规定了反思的进路。历史已经被极端地简化为“侵略-抵抗”这种纯粹的形式。尽管仅仅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可以从许多角度考察，但是，人们似乎不约而同地只选择询问：“为何被侵略？怎样才能不被侵略？”答案也是现成的：“因为我们太弱小了。只有强大起来，才能不被侵略。”叙事完成了，它作为纯粹的过去指向了未来。
二、叙事何罪？
然而，这种叙事为何而被笔者称为“危险的”？哪怕是从“侵略-抵抗”的范式出发，我们也可以从几个角度洞察这种叙事的实质。
（1）侵略者。这个叙事很少涉及这样一个问题：侵略者为何侵略？答案并非中国弱小，这仅仅是一个次要的原因，其解释力也远远不足，因为这并不能解释美国为何也遭受了这种侵略——我们还需要从日本的角度考察侵略的原因。或许会有人说：因为日本人侵略成性；因为日本人贪婪；因为日本人残忍。这是人们容易从各种宣传中透露的信息中得出的结论。但是，危险性恰恰在此：它试图将问题归结于某种“国民性”。于是，就好像日本这种国家就是天生的侵略者了；中国人就是天生的爱好和平了。诚然，某个国家的决策确实会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但是这并非将这种民族精神独立出来并赋予其历史根本动因的理由。这恰恰是一种倒置。就好像在鲁迅的年代，中国积贫积弱，他悲观地将奴性当作中国的国民性；近几年中国的势力在国际上强大起来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可不是充话费送的”一类的言论便流行起来——正是社会物质的运动要利用精神为自己开辟道路，而不是相反。
日本侵华的真正原因，恰恰不是“好侵略、贪婪、残忍”这些看似强势的因素，而是因为日本社会陷入了危机。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对日本造成了严重伤害，使得这个年轻的帝国主义国家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它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将资本输出至殖民地以及供养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党羽，也就是说，它的一切向内的统治的手段，都遭遇了挫折，不能够持续进行下去。与其眼看着自己的统治被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打破，倒不如放手一搏，用掠夺而得的资源为自身续命。从下文可以看到，对这一点的片面忽视是民族沙文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2）抵抗者。毫无疑问，为了抗日，中华民族结成了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统一战线以国共合作为基础。为何赞同阶级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会与统治阶级的代表国民党相合作呢？显然，根据一个广为人知的判断，在抗战时期，“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民族矛盾超越阶级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结论无疑是正确的。当时中国人最有代表性的两支政治力量，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是不会与日本妥协的，而日本的威胁存在着将这两支力量尽数消灭的危险，解决这个侵略者，是两者面临的共同任务。这是国共合作的基础，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存续的原因。
而“侵略-抵抗”叙事，就有意地模糊了国共的区别，只是在片面地强调全中华儿女的大团结。所有不同的中国人被统合进了一个极其宽广的范畴，就好像驱使他们做什么的就仅仅是“中国人”这一身份、“爱国精神”这种精神，而不是现实的、复杂的、相互交织的利益关系。英雄自不必说，他们是可敬的爱国者；汉奸更不必说，他们是叛国者。一切都被一种道德区分了；除此之外再无根本的区分。难道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就消失了吗？绝不，不然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国民党顽固派反日又反共。阶级分析法却可以告诉我们：他们是亲英美派，代表着英美帝国主义在华的利益，而这就与共产党代表的工农阶级存在着不能根本调和的矛盾。正如前文所说，日本的侵略恰恰也是因为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在这里不过是阶级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
共产主义者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绝非因为他们与民族主义者有同样的目标，绝非因为他们要将某种民族国家当作民族精神的现实实现。共产主义者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是因为一方面民族解放运动可以瓦解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秩序，动摇帝国主义国家国内的统治，进而推动帝国主义国家国内的革命运动；另一方面只要共产主义者取得民族解放运动的主导权或是部分主导权，他们就可以设法在取得民族独立后立刻对整个社会的运行方式进行彻底改造，使得新生的民族国家转化为工人国家，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作出贡献。
（3）战争定性。或许是出自“反侵略”叙事，在中共的官方教科书中，明明白白地写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法西斯与反法西斯同盟之间的一场正义战争；尽管它对一战的定性还是帝国主义之间的争霸战争。毕竟有关抗日战争如何定性直接关系到中共的合法性问题，“正义”这个词汇便大胆地出场了。一段时间内，法西斯在中共乃至世界的政治语境中，几乎成了一个口袋，无论某种思想与法西斯有无关系，只要是被定义为“邪恶的”，在它前面就可以冠以法西斯的名讳。这与“反侵略”叙事十分契合：法西斯是绝对邪恶的，那么同他对立的就是正义的。于是，二战之前的所有历史债就神奇地一笔勾销了，法西斯就被从历史中提取了出来，成为了一种独立于时空的绝对混沌。意欲用凡尔赛条约盘剥德国的法国资产阶级不再罪恶；引发大萧条的美国资产阶级不过是犯了一点小失误；保卫殖民地的英法军队蜕化为了仁义之师，哪怕就在战争后不久它们也试图镇压殖民地的人民。既然反法西斯是绝对正义的，那么只要能够掌握对法西斯的定义权，“为了维护和平”“迫不得已”发动战争就具有了合法性。就好像美国用反恐掩盖侵略实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也使用了“剿灭纳粹组织亚速营”的借口。
综上，流行的七七叙事通过将历史片面化，再利用二元对立的道德判断构建了历史的障眼法，纷繁复杂的历史在道德仪式中被异化为民族叙事的工具。
三、叙事之后
自从中共彻底背弃工人国家理念、拥抱市场以来，阶级之间的区分使得“人民”作为宽泛的概念彻底失去实际的政治统合功能，中共需要一种比“所有人，包括‘企业家’与‘劳动者’都是人民”更为高级的骗术来操控无产阶级的意识。民族就此被他们选中了，一系列民族主义宣传开展开来。“中华民族五千年绵延不绝”“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包容开放”“不能忘记中华民族这个根”等等一系列宣传口径在各大平台频繁出现，这些言论或明或暗宣扬某种中华特殊论、中华优越论，利用民族优越感对冲阶级矛盾紧张产生的不稳定因素。对于一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来说，这种宣传确实能骗到人。真的有人会认为“我的生活这么差全是因为美西方打压，我们必须让中国强大起来”，却忽略了近在咫尺的敌人——自己的老板。克扣、拖欠他们工资的，让他们无休止加班的，侵吞他们健康与年华的，正是他们的雇佣者，他们的阶级敌人，而非远在海外的某个民族。
近几年更进一步，民族主义宣传逐渐向民族沙文主义的方向转变。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资本逐渐扩大自己的地盘，中国的外交部越来越“硬气”。“厉害了我的国”，围绕“国之重器”的宣传更加突出。无论是前三十年的两弹一星，还是近期的歼-20、六代机、航母战斗群、万吨驱逐舰、新式舰艇“下饺子”、军用机器狗，中共越来越有意让被宣传者知晓中国武备的强大。军校待遇的提高、阅兵的造势，中共可能在期望社会尚武风气的复苏。最直观的还是年年攀升的军费，2014年约0.8万亿，2025年已经攀升到1.7万亿。即便如此，仍然有人觉得“军费还不够多”，这直接地反映了中共对强大军事力量的追求。于是一系列宣传自然地将军事的发展合法化了：你看看，我们本来是热爱和平的，奈何“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前有七七事变为证，为了不被侵略我们必须强大。
但是，中共所发展的军事力量是否真的仅仅是保卫国家，恐怕就两说了。中国除了明面上以台湾、美军为假想敌进行的各种军事演习以外，暗地里也在利用军事与美国争霸。俄乌战场的无人机、印巴冲突中的战斗机、伊以冲突中的导弹防御系统、胡塞武装的导弹等，都可能有“中国制造”的痕迹，这也表现了中国资本的野心和胃口。可是，民族沙文主义者却为此拍手叫好，全然不顾中国同美国争霸的行为不过是为了中国资本的扩张与维持资产阶级在国内的统治。如果这种争霸激烈到了需要世界大战的程度，那么无产阶级收获到的只有一个高压的军政府、断崖式下跌的生活水平与尸山血海。
中共“铭记历史”的一系列民族主义宣传，实际上不过是统治危机下的借尸还魂：经济危机，各行业不景气，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压迫更加严重，阶级斗争愈发激烈。中共用这一系列的仪式召唤那个最纯粹的“民族精神”，本质上是用民族主义的道德律令筑起阶级统治囚笼。但是，人本就没有什么所谓“出厂设置”，出厂设置论预设民族国家的神圣性，把历史构建出来的东西当作永恒，结果把人本身也扁平化了：人首先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一个个复杂的个体。他们的生存首先是由于自己付出的劳动，而非国家的恩赐；毋宁说国家“赐予”的和平环境本身也是资本能够有序地压榨他们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侈谈“出厂设置”，就是对中国无产阶级面临的悲惨处境充耳不闻。
中共的民族沙文主义的宣传实验，亦即对日本的仇恨，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已经有不少人喊着“山川异域，不共戴天”“彻底清算日本”等等口号在各大平台出现。借助对七七事变历史的片面化宣传，中共虽然还假惺惺地说“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但是一些民族沙文主义者喉舌已经坐不住了，他们主张“血债血偿”，恰恰违反了珍爱和平的原则。中共的珍爱和平看似符合普世价值观，但是其倾向性的描述与实际的行动反而使其目的昭然若揭。他们实际是要为自己的扩张张本，他们口中的和平不过谎言。
四、如何对待日本？
当然，指出中共的反动内核，绝不代表认同日本侵略者与当今日本右翼的行径。日本侵略者无疑实施了惨绝人寰的掠夺、屠杀、人体实验，这永远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当今日本右翼隐匿真相、篡改教科书、公然撒谎，甚至参拜为战犯而设的靖国神社，其心可诛。但是，正如上文所说中国抗战时的复杂性，日本社会当时也存在复杂性。侵略扩张从来都不是日本无产阶级的普遍诉求，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也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日本无产阶级的反对运动。由此可见，因为某种“历史的罪恶”便把一个民族全体都当作邪恶之徒是多么愚蠢，这种人正是中了中共反动宣传的诡计。
他们提到历史绝非想要客观地让人们了解历史，而是刻意抓出历史的一部分、掩盖另一部分，以服务于当下的政治利益。日本也并非与中国有什么血海深仇。至迟在秦汉时期，中日之间就产生了商贸交流；隋唐时期日本学习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在这个时期中日关系总体还比较友好。尽管元明时期日本海盗确实对中国沿海人民造成了极大伤害，但这一现象同样是日本社会崩溃、中国闭关锁国、南洋贸易兴盛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亦不能简单地以道德评判。现代，日本的汽车、动漫等强势产品传入中国，双方同处在一个世界经济的整体之中，本身就是相互依靠、相互依存的。如果像2012年发生的打砸日货事件，反倒是违反经济全球化潮流的。渴望自由流动的资本都不会被国界束缚，无产阶级又怎么能以邻为壑、作茧自缚呢？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亲日派。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并非由什么民族矛盾规定，而是由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决定。日本资产阶级目前暂时依附美国资产阶级，因而中共引发的仇日思潮，实际上也是对美国秩序的挑战，但是，无论是中共的秩序，还是美帝的秩序，都是对无产阶级剥削压迫的秩序，都不是我们欢迎的秩序。
无产者没有国界。资本主义将整个世界连接成一个整体，为了增值到处吮吸剩余价值，结果也让几乎整个世界的无产者都受到差不多严重的压迫。日本的垄断资本长期以来利用无产者之间相互竞争获取超额利润，却将无产者逼得普遍采用躺平摆烂的方式做出无声抗议，这一点与中国的新一代无产者处境何其相似，双方几乎就是隔着黄海的镜像。资本主义让全世界的工人们陷入同样的困境，工人阶级想要反抗，就只有组织起来、团结起来，戳破民族沙文主义的谎言，用国内革命战争回答国际争霸战争。共产主义者们必须用各种可行的方式破除狭隘的民族观念，让无产阶级的自觉行动代替自发抗争，从而完全推翻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统治。
因此，我们铭记历史，绝非为了记住仇恨，而是为了和平。这种和平绝非中共所谓的和平：因为那种和平不过是一种空虚的和平，其在国外以霸权之间的相互平衡为基础因而是脆弱的，在国内以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不断剿杀为基础因而是虚伪的。我们要的和平是人类整体的和平：当全球范围内推翻了资本主义统治时，我们才真正有可能迎来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