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说到工人民主，或者叫社会主义民主、无产阶级民主，大部分人的态度首先都是急于站在反对或者支持的一方从道德角度分析。支持者们将他奉为共产主义“先祖”们定下来的一个神圣信条，引用列宁针对工人民主做出的规定证明只要你没有遵守就是违反教义大逆不道；部分人说工人民主是必要的因为“民主”两个字本身是崇高的，只要不加上这两字就是堕落的所以必须认可工人民主。
反对者们，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官僚论”的支持者们，则更可笑地和资本家、公司高管、政府官员们坐一桌，去说工人阶级多么愚笨和能力不足，打着“客观”的幌子去说独立于基层的文官政府、官僚体系是必须的，而还政于民是灾难性的，想必把这些人放到1917年圣彼得堡的街头，都能去斥责苏维埃是无政府主义分子们的老窝。他们不知道是幻想着自己哪天能通过干革命走上仕途道路，还是被中国政府平日贬低基层劳动者创造力的宣传学入了脑（也许两者都有影响），竟然能希望维持官僚体系、只把资产阶级的高官们换成“效忠”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官僚”就不会出问题，他们在国家机器的白色涂料上面新涂一层红色染料就变成了“好东西”。
而我们说，工人民主不是道义，也不能从实用主义角度去短目说有没有必要，更不是骗取工人阶级选票与支持的谎言，不能当成一种累赘用“革命的官僚主义”避免。必须从现实的物质基础、政治立场、工人政权的组织形式等等角度理解工人民主的意义。简单说，工人民主制度的核心在于：
1.对劳动者的普遍武装以削弱国家机器作为持剑人、暴力手段的存在；
2.真正的罢免权而不是给官僚们的上访权、建议权，群众真正拥有通过民主会议，随时否决任何一个干部的任何一个命令的权力；（党和国家领导还是人民代表大会领导？）
3.国有制计划经济，不是办公室僵硬命令往下传而是有机、灵活的经济体系；
4.从最基层、厂房和街头开始的工人监督或是工人控制；
5.对机构（包括但不限于政党、政府、工会等）全职工作人员的工资水平与权力进行限制。
对劳动者的普遍武装
就第一条已经足够让一些人担心得睡不着觉了。革命前筹备武器、发动起义，支持印度游击队和我国历史上前辈的战斗时，他们大喊工人阶级需要武装起来。但说到政权建立之后，屁股坐在中南海脑子也就成了中南海的：群众？他们才不懂军事也不懂自己的命运该如何掌握，允许他们有不被政府、不被党监视、命令的武装，那不反了天了！
我们认为，在工人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曾经作为外部镇压机构的旧军队也会立刻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劳动者的普遍武装，即建立人民代表大会直接控制的民兵体系。这不是指的所谓搞成全民持枪大乱斗的无政府主义图画。在工人国家，武器原则上集中存放于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管理的、具备安全设施的专用仓库。民兵成员需接受严格的政治审查和军事训练，获得授权后，根据具体任务或防御需求，凭委员会指令从仓库领取武器；任务结束后或武器闲置时，应归还仓库。严格禁止私人无理由持枪及在公共场合携带武器。考虑到现代军备的复杂性（如精密电子设备、高价值弹药），必须确保人民代表大会对武装力量的绝对控制，而不是个人能随时开着导弹车回家。
此外，工人国家仍然会保留小规模的常备军，而这部分常备军会因为世界革命的推进而被逐渐解散，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全民皆兵”。旧军队的作用本来就是镇压工人和抢夺资源，现在工人们不需要抢夺，而且需要镇压的阶级，也就是资产阶级是少数人，作为大多数人的工人不需要额外的机关来镇压他们，工人阶级自己就可以作为镇压机关。但必须警惕任何形式的“人人持枪”可能带来的社会混乱和安全风险。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大量证据（如美国的多项研究显示枪支拥有率与凶杀率正相关，以及诸多大规模枪击案中，即使现场有持枪者也无法有效阻止悲剧）表明，无节制的枪支流通是公共安全的重大威胁。控枪严格的国家和地区通过立法显著降低暴力死亡率，这证明减少随意流通的枪支、实行有序管理才是遏制暴力的有效路径。
现代军事技术的高度信息化与自动化降低了传统常备军对专业训练的依赖，例如无人机、网络战和人工智能的普及使得部分军事任务可通过技术赋能的平民协作完成。同时，工人国家若通过去中心化的军事技术分配（如开源武器系统），理论上可构建基于社区的防御网络。此外，哪怕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局部战争形态的演变（如混合战争、非对称冲突）更依赖临时的社会动员而非建立大规模常备军，这为民兵提供了战术空间。在工人国家，这种技术趋势与工人民主控制相结合，意味着武器系统的设计、生产（在大型工厂集中进行，但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和管理（集中与有限分散相结合）模式，都应服务于增强工人阶级的整体防御能力，而非个人或小团体的武装。 但是，现代高技术战争依赖尖端工业链与专业指挥体系，而民兵组织在资源整合、协同作战、应对高强度系统性对抗方面存在天然劣势。因此，在过渡时期，为了有效抵御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威胁，工人国家仍需维持一支由工人阶级民主控制、规模适中但高度专业化的革命常备军，其人员主要从训练有素的民兵骨干中选拔，并严格置于人大的监督之下。这支常备军与广泛的地方民兵力量相结合，构成梯次防御体系。
阶级消亡后的共产主义社会，全民皆兵需以高度社会化生产与自由人联合体为前提。物质极大丰富与生产资料公有化将消除军事垄断的技术基础，自动化防御系统、开源武器平台与分布式制造技术可使军事能力分散于全体劳动者。此时，防御体系与生产体系深度融合，人民通过技术赋能的直接民主参与战略决策，军事职能转化为社会自我管理的延伸。武器管理也将发生根本性变革：武器的生产将如同其他社会产品一样按需、有计划地进行；武器的存放将高度分散化、安全化，可能存在于社区中心或经过认证的劳动者家中，完全服务于社会共同防御的需要，不再具有任何阶级压迫或私人强制的性质；武器的使用权限将基于社会共同制定的规则和透明的授权机制，彻底消除特权。但该设想依赖两个核心条件：一是彻底消除内外阶级对抗，使防御不再服务于工人阶级专政；二是技术发展完全突破专业化军事壁垒，实现攻防手段的平民化可控。而要实现这些，除了在全世界范围内建成工人国家后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外，没有其他选择。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现在的人民代表大会是给中国作为一个无实际用处的“橡皮图章”服务的，虽说宪法将它放于第一位，实践上什么都不敢说。然而，在工人民主制度下，人民代表大会应该成为哪怕是一个最小的村落的政治形式。它应该成为我国的“苏维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应当是由全国各个地方普选选出的地方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全部直接对选民负责，且全部随时可以由选民罢免。（不需要等到普选的时候，在平时就可以召开临时会议直接罢免）每个地区的工人和劳动者通过简便的互联网平台，直接选举本地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具体选举方式应该采用比例代表制，选民投票支持心仪的政党名单（而非直接的个人），各党按得票率获得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席位数量，而具体的代表人选则是党派安排的。在选举前，应当有充分的公开活动期：各政党提出候选人名单并展开政策辩论，选民可在线参与讨论、向候选人提问。要确保多数选民认识、熟悉自己的代表，明确他们代表自己的利益也清楚自己的诉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机构）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按人口比例选举的代表组成。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两个核心机构：一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成员由代表大会从其代表中直接选出，负责监督执行委员会（即行政机构）的工作，同时负责立法审议，其职能更偏向于宏观决策和监督；二是执行委员会主席，由全国选民直选产生，作为行政机构的首脑。主席提名各部部长人选（如工业部长、农业部长、外交部长、民族事务部长等），但必须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投票批准，部长才能正式上任。这些由选举产生的部门领导掌握决策权，而执行具体行政任务的政府职员（办事员）则通过公开考试、专业能力认证和服务评价体系选拔晋升，属于专业技术岗位，负责政策落实与日常服务。
现代的互联网技术的存在，可以让代表与选民的联结无比紧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部门会议进程应该实时向相关行业全体工人公布。例如汽车工业政策辩论时，各地汽车厂的工人能同步观看本行业代表的发言。若代表言论违背了选民委托或竞选承诺，工人可立即通过安全验证的民主平台发送质询，甚至可以发起实时罢免动议。（罢免可以针对任何一个具体的代表或官员，哪怕是行政机构的首脑、人大常务委员会的成员，也可以针对某个党派在人大和政府中的一切代表和官员）但是，为了防止罢免权被滥用，罢免程序也应该设有防滥用机制：需一定数量选民实名联署并陈述具体理由（如渎职、背叛承诺），便可以在该选区启动辩论和投票。当然，成功罢免需以下条件：投票参与率超过基准，且赞成罢免票达多数，被罢免代表即时离任，快速补选接替。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群众代表及官员的罢免同理，但是仅限本地选民参与。可见，这种罢免权适用于每一位由选举产生的代表和官员。
同时，考虑到某些特殊岗位或情况下，罢免后可能难以立即找到具备同等专业能力或经验的替代人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赋予群众另一项直接权力：通过本地或相应层级的人民代表大会，群众可以随时发起程序，对任何一位代表或官员发出的具体命令、决策进行否决。（这种否决的动议和罢免的动议一样，都是可以针对任何一个明确的代表或官员，甚至是整个党派的）这确保了即使不立即撤换其人，其任何违背民意或损害公共利益的具体行动也能被及时阻止，真正将最终决策权牢牢掌握在劳动者手中。此外，为防止上述否决权干扰必要行政效率或遭滥用，否决动议同样需达到一定门槛，涉及专业技术领域或紧急状态时，人民代表大会可启动快速审查机制评估其合理性；同议题短时间内不得重复发起否决。
我们也应该明白，工人民主制度不应该回避现实情况的复杂性，但也应当力求制度简洁高效。在全国性根本问题（宪法、战争和平、经济计划框架）的决定问题上，应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特定情况下的全民公投决定。涉及特定群体或行业的事务，则可以主要征求该群体及相关专家意见，而非要全国的人都参与。此外，纯粹地方性事务也必须完全由地方自主决策，通过本地在线平台快速征集民意即可。工人民主制国家也应该通过技术手段（如AI信息分类推送）让选民能聚焦关切领域，降低参与负担。
单单承诺不会背叛革命、不会背刺工人阶级，对一个政府是不够的。只有这个政府按照这种结构民主地组织起来，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不以几个官员的品质和能力为转移，我们的命运才能在自己手中。
革命党、工会和革命政权
如果我们只和大家说，我们主张多党制、议行合一、社会化扶养、指令性计划经济、工人控制等要素。那么大家是想象不出这么一个图景的，甚至还会造成误解，例如他们会质疑：你们既然也支持“党领导一切”，那么“多党制不就是分化力量”？你说“议行合一”，那么是不是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直接统一？
我们则解释，工人政党是制度的核心驱动力而非管理者。多个合法工人政党在工厂、社区建立支部，组织学习讨论，传播思想，提出政策纲领，推举优秀党员参选（这些政党非所谓“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党应该通过比例代表制参与人民代表大会。此外，某党的某一党员若当选为部门领导或行政首长，其权力应该仅来源于选举授权，而党的决议对政府无法律强制力。在工人民主制国家中，政党的角色聚焦于政治领导，即教育群众、组织参与、政策创新、监督批评。此外，公共媒体资源（报纸版面、电视频道、网络空间）应该按政党在最近全国选举得票率分配免费时段，确保宣传公平，同时另设公共资源池供工会、合作社等注册团体申请使用。
这和很多宗派主义者倡导的党领导一切完全不同。他们不是反对中共，而是自己想当中共，随着带来了自己版本的偏执、傲慢、虚伪和唯我独革。政治上，现在中国革命只需要一个革命共产党而不是一个小组织们的联合阵线；但在工人国家层面，则不是革命党反抗资本主义政权的环境了，这个公式也就不再适用。我们不会先下定论社会主义将会是多党制还是一党制，我们说社会主义不管你什么政党，是人民代表大会制，放到以前叫苏维埃，也可以叫工人委员会——具体工人国家到时候会不会有好几个社会主义政党，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实际革命进程将导致的结果，不从水晶球里预测出来，而从我们现在正在奉献的这项事业——中国革命——中诞生。
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并肩战斗过，这不是布尔什维克谦让的结果，而是苏维埃的决定。苏维埃还允许了非法西斯主义但反共的团体继续在首都进行了一定的政治宣传，也不是心地善良，而是客观环境原因。在保障主权和工人民主制度的前提下，工人民主制国家也可以允许非暴力主张的反对派政治团体（包括支持无政府主义、支持资本主义、甚至是支持封建主义的组织）合法存在和宣传。若其主张获得广泛共鸣，证明的恰恰是工人政党与工人政府本身存在问题，而非所谓“群众容易被煽动”。如果确实可以让群众满意，群众也不可能被煽动起来；若其煽动暴力或勾结外部颠覆势力，则依法予以取缔。
我们再谈谈工人民主制度下的工会是什么样的。工会作为阶级组织，在革命后应参与社会生产管理，同时应该逐步实现“工会国家化”。这里说的“工会国家化”意味着：工会与国家的关系是过渡性、工具性的，其融合并非强化国家机器，而是推动政治国家的自我消解。工会应成为列宁所说的“共产主义学校”，并逐步与国家融合，而工会的完全“国家化”的实现的那一刻，便是无阶级社会实现的时刻。此时工会不再作为对抗性组织存在，而是转化为社会自治的细胞。在后资本主义社会，工会必须兼具双重功能：既参与国家主导的经济建设，又保持相对独立性以捍卫工人权益、制衡官僚特权，过早融合会削弱工人对官僚制的制衡能力。
工人控制与专家、技术人员
对于自由主义者，革命是吊死、驱逐几个让自己不爽的领导人。但对于共产主义者，革命更重要的不是摧毁了什么，而是建立了什么。工人国家在建立后不会接受一个“压迫更少”的资本主义金融体系，而是要把所有银行合并成一个银行，并将其国有化，由在银行内的职员组成的联合会以及政府的民选工作人员共同监督和管理它的业务；工人阶级将把所有资本家最大的垄断组织、出版和广告企业收归国有，并由这些企业的工人组成的联合会以及政府的民选工作人员共同监督和管理这些企业。这是为了保障表现（言论，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即保障劳动者表达自己意见，以及组织会议、集会和游行的实际自由，国家要保障出版发行报纸、小册子、书籍及其他一切出版物和有助于组织人民集会的所有设施的所有物质、技术手段，保障这些出版物在全国自由散发；资本主义公司见的商业秘密会被取消，国家垄断对外贸易；新的经济体制将会大幅度缩减工作时间（包括学生在学校的时间），缩减在岗工人，并为非在岗工人提供免费的日用品和教育服务，以便他们在技术迭代过程中学习新技术以适应新工作（而不是像资本主义下那样直接落入“被代替”而找不到新工作的悲惨状况），同时这样的措施也可以让所有工人才有时间认真投入自我事务的管理中去位。
除了上述措施，工人国家将通过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在全社会范围内将生产置于国家和联合会的控制之下，通过民主讨论科学规定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消费积累比例、必需品生产、工具生产、居民收入等，并确定教育、医疗、文化、交通、体育、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入比例（在此过程中，国家必须是唯一的生产原料获取渠道）。对产业纲领和生产计划的反对意见可在工人报刊媒体中反映。这种计划经济的执行可借鉴沃尔玛高效整合供应链的模式，它与其供应商及其整个供应链中的其他供应商实时共享收银交易中的信息，及时地进行补货出售等操作，从而保证多方获利。
他们的运作效率极高且非常像一间完全按照计划整合在一起的公司。但上述的“计划经济”与工人国家的计划经济不同的是，工人国家的经济计划由银行、企业职员联合会、工人联合会及工人政府自下而上民主制定。工人国家利用互联网长期监测需求动态（如运输乘客量、教育形式选择变化），据此制定投入产出计划，并优先发展应对气候灾难的生态产业或社会化家务劳动等关键领域。显然，存在多个“计划中心”（但最终协作形成统一的国家经济计划和政治方向，所有工作场所必须服从，使工人国家的一切企业联合为一个巨大整体），成千上万劳动者参与民主计划，在适当层级组织各产业生产，采用最合适的计划类型；在技术革新过程中，工人会通过学习新技术适应新岗位而非永久失业，劳动者亦可依个人意愿辞职或调配岗位。必须指出的是，大多数产品与其他产品之间不会相互影响。虽然某些产业之间可能有重叠，但我们可以将经济划分为相对独立的不同部分。此外，这些产业会因不同特性而有所不同地集中化。某些可以高度集中，比如公共交通、钢铁生产、矿石开采等，而像食品、衣服、毛巾等消费品就可以比较零散化。这不仅关乎利用先进技术实现计划的可能性——没有生产者与使用者的持续反馈，任何大数据算法都难有效；同时，一些因公共服务属性需维持的低效企业（如景区、机场、火车站、郊区等地方的商店）将获得无条件国家补助以保持运作并确保商品廉价。
显然，存在多个“计划中心”（但最终协作形成统一的国家经济计划和政治方向，所有工作场所必须服从，使工人国家的一切企业联合为一个巨大整体），成千上万劳动者参与民主计划，在适当层级组织各产业生产，采用最合适的计划类型；在技术革新过程中，工人会通过学习新技术适应新岗位而非永久失业，劳动者亦可依个人意愿辞职或调配岗位。
工人国家要让过去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拥有专业知识的专家为自己服务，变成服务于新体制的技术管理人员。如果不去继承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完备的技术和培养出的优秀的技术人员并让他们为革命服务，那么工人革命就会沦为一种乌托邦空想，因为新世界不是从石头缝里出来的，而是从旧世界的废墟中诞生的。工人国家必须给予专家们广泛的活动空间保证他们的创造力与工作热情，并将他们置于政治监管之下，以保证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这一障碍在现代社会有三种抵消趋势。首先，我们必须把权力关系和权力的委托代理与涉及专业知识的权力的运用区分开来。将社会劳动（可支配资源）配置于卫生和社会保障部门的决策权，应当成为并且也能够成为广大公民的神圣权力。只有在这种决策权落于政府部门及国家官僚、大企业或‘市场’手中时，才存在着官僚主义的异化。可是，不可能真的认为，广大群众被褫夺了动手术的能力，这种能力集中到了‘一小撮’外科医生手里。尽管病人有权得悉足够的医疗信息，这种观点却是反对一切科学的无知偏见。
第二，科学和其他专门知识的极端复杂化，非但没有助长专家的权力，反倒决定性地限制了它。权力总归是社会权力，是一些人对于其他人的权力。一位外科医生拥有处置病人的权力。一位能源专家则拥有对于外科医生的权力。而一位建筑师或市镇规划人员则拥有对于能源专家的权力。食物标准的制订者则对所有人拥有权力。不过，每一种类似权力都会由于专门化知识的增长和普及而减小。整个社会拥有至上的权力以决定多少资源应由外科医生、能源专家、市镇规划者、食品标准制订者来处置。随着权力越来越社会化，官僚的权力在缩小而非增长。 第三，如果社会保障基本上建立于非货币、非市场机制上，在社会保障事务中必须通过专门渠道获取信息的趋向便会大大减少。倘若社会保证养老金领取者、孕妇、残障人士或大学生可以免费得到某些产品和服务，针对每一个案的繁文缛节就不那么必要了。”
向共产主义过渡时会碰到的问题
即使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工业国家，拥有完备的工业体系与充足的资源，从革命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阶段也不会一帆风顺。劳动的客观社会化与基层社会生活日益加强合作的趋势具有矛盾性质。它们包含着集中化和分散化这两种并行趋势，这些趋势使中介机构不可避免。
一架喷气式飞机上有五十万个部件，它们需要五十万种独立的设计。极其可能的是，要有上万工人在最大限度获取信息的基础上协作（在这个词最广泛的意义上）生产最终产品。同样可能的是，在工厂、办公室或一体化小组，有意识的协作会完全代替管理等级制，这种等级制的逻辑更多地取决于榨取剩余劳动的需要，而非取决于技术约束。
不过，事实仍然是，聚拢所有这些设计和部件需要有固定担负着中介职能的机构。难于想象这种中介任务不再是代表着一种社会劳动分工形式的全日制工作。这一分工形式在一种全新的技术诞生之前是不可能消亡的。这些职业中介机构至少还有可能拥有对于人民的某些权力。生产过程中的事实同样存在于分配、运输、电信、文化、卫生各方面。会不会有这样的医院，其规模较小，与社区条件相适应，从而在病人和医务人员之间不再需要有中介？一间配备有最新设备、有效率、最小规模的医院，也必须有行政人员，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是如此。病人不可能一步入医院就择定他所中意的病床。因此，作为中介的行政人员会拥有对于病人的权力，这仍将是病人遭受虐待的根源。
更为麻烦的是那些在国家消亡过程中仍然持续存在的各种冲突：社会、个人和集团利益之间的冲突；本地、地区、国家和国际利益之间的冲突；不同年龄集团之间的冲突；与少数民族利益之间的冲突等。在现实的工人国家阶段，这些冲突不仅持续存在，而且其形态和强度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内外尖锐的阶级斗争所决定。国际资产阶级通过世界市场施加经济压力（如不平等贸易条件、技术封锁），甚至进行间谍破坏和意识形态渗透（宣扬个人主义、消费主义、民族分裂），试图利用和放大工人国家内部的任何分歧或矛盾，动摇工人阶级专政的基础。同时，国内也存在着复杂的斗争：代表旧社会残余的势力会寻求恢复资本主义关系；更关键的是，在工人国家内部，即使存在工人民主，有官僚主义作风的管理者与直接生产者（工人群众）之间，围绕着经济决策权、资源分配、管理效率与透明度，始终存在着一种持续的、需要民主机制来调节和监督的张力或潜在冲突。商品生产与指令性计划的矛盾也是斗争的焦点之一：计划力图根据社会需要分配资源，而商品货币关系则倾向于自发的价值规律运行，这种矛盾在工人国家参与世界市场时尤为尖锐，并可能被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
因此，马克思主义者从未提出过这样的观点，即一个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将为全人类带来纯粹的和谐。马克思主义者立足于未来趋势和从历史得出的证据，坚决主张在共产主义社会，即便是工人阶级专政时期，存在严重的冲突也不需要由任何“特殊机构”（如一个官僚集团）来解决。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工人国家阶段，解决上述各种冲突（包括那些被阶级斗争复杂化的冲突）的关键，恰恰在于发展和深化工人民主，使工人阶级能够通过自身的、广泛的、直接的参与来管理和调节社会。各种不再承担压迫职能的社会组织（例如学校、“扩大的家庭”共同体、社区、工厂委员会、生产者-消费者会议等）正是工人阶级在实践中锻炼自我管理能力、学习解决冲突（包括由阶级斗争引发的冲突）、抵御官僚主义倾向和资本主义复辟企图的主要场域，这些场域会以群众自己的成长而化解这些冲突，无须外在的“帮助”。这些组织有效运作的前提，正是工人阶级在政治、经济和精神生产资料领域掌握实际权力，能够识别并挫败来自内部（官僚主义蜕变、资本主义残余）和外部（帝国主义颠覆）的威胁，从而确保冲突的解决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而非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突破口。
这里我们举个例子：在某些老旧小区的电梯改造工程中，三楼以上住户的便利需求与一楼居民的采光权、隐私权形成了尖锐对立，而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必然将导致一楼居民承受永久性损失。这个时候，群众可以自发组成调解小组，通过召开民主会议，促使高层住户理解底层居民的特殊诉求，并完善补偿方案的资金筹措等问题，以保障电梯的安装可以尽可能使所有人的利益最大化：如用公益基金补偿一楼住户，并重新设计电梯井道位置以减小采光影响，或是帮助一楼住户迁移到更好的住房中（这一点在国有制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是容易实现的）。这种多维度协商网络可以将冲突转化为共建的契机，从而最大化所有人的利益。
有人会说如此宏伟的蓝图服务不了自身品质低劣的人类。人类许多世纪以来生活在一贯的物质匮乏（自然条件造成的或由社会造成的）之中，生活在生存斗争、竞争以及积累私人财富的驱动之中，自私心在大多数公民、包括劳动者的心目中确实占据很大的位置。但恰恰出于这一原因，出于其“私人”利益，大多数人完全可能会参加上述形式的自治活动。
还有一点常常会被人忽略，那就是：在工人民主制度建立之前，群众必然已经在长期的、艰苦的革命斗争中锻炼成长。这个斗争过程本身就是最好的政治教育，它使群众从分散的个体凝聚成有共同目标、有组织纪律、清楚自身根本利益的“自为”群体。他们不是被动的旁观者，而是通过实践深刻认识到必须掌握自己的命运。既然他们能够付出巨大牺牲去推翻旧制度、建立新社会，那么，担心他们在自己当家作主的新制度下会突然变得对切身相关的公共事务“冷漠”，显然是脱离实际、不合逻辑的可笑观点。
如果每个季度就街区或邻里的供暖举行居民会议，相关家庭真的会无动于衷而不出席吗？他们难道不会关心周遭公共汽车的开通次数或车站的设置吗？工厂的劳动负荷和劳动节奏难道不是和工人密切相关吗？他们对自己在办公室和工厂，以及孩子们在学校吃什么样的盒饭难道会漠不关心吗？对于城市污染、货币收入、住房、食品、假期和公共交通（只要它们尚未免费分配）之类的“一般性”问题他们会持消极态度吗？在维护充分就业的问题上他们会不为所动吗？更进一步，群众若感到自己基本上是陪衬，而真正的决策为人所操纵，他们就会对才刚提及的那些会议兴味索然。群众总是比某些“现实主义”者所确信的更有智慧，他们会迅速识别出哪些会议只有橡皮图章的意义，哪些会议真正让他们发挥作用。前者导致玩世不恭和冷漠，就像竞选诺言不曾兑现或结果与诺言相反时出现的那样。后者则会产生基于自身利益参与自治的良性循环，由此一种普遍的社会责任感会伴随工人民主的成功而滋长起来。
秩序与自由
有人说马克思主义者主张“自由”，所以就认为革命成功就意味着彻底“自由”了，可以“为所欲为”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革命本身就是一个推翻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过程。革命的目标不是制造混乱和无序，而是用更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新规则取代压迫性的旧规则。因此，革命后的新社会必然也需要秩序，需要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这种新秩序下的规则，其目的是保障工人民主的有效运转，保护革命成果和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而不是回到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老路。它是在群众共同参与和同意基础上建立的约束，是维持社会协作、实现集体目标所必需的。
工人民主制度自一建立就在逐渐消亡，因为工人民主赋予了真正的大多数人所享有的民主，在这个秩序和大生产的基础下，日益简化的监督和报告的职能将由大家轮流执行，等到所有人习惯于逐渐遵守秩序，这些职能也就不会成为少数人的特殊职能。随着社会主义建设所带来的经济发展，阶级差别也会逐渐缩小，最终消失。在这样的发展下国家的机关也就这样像泡腾片一样逐渐溶解于社会当中，社会也会自然而然发展为无阶级无政治性国家的社会主义社会。
以上的制度是工人国家的健康状态，也就是工人国家的正常状态，如果世界革命受挫、处于内战或是遭遇其他的危机，苏维埃可能就是以监督为主，管理就由额外的工人政府机构来做，而且可能会组建红军，部分自由也可能会被限制，如实行临时的一党专政、限制言论自由、组成地方的三人或五人专制小组等。由此可见，工人国家里形式上的民主程序并不是什么时候都需要的，在遭遇危机时还是需要一些限制措施来保证工人国家的存亡。
工人民主的形式随着实际情况变化而变化
列宁曾经在分析工人阶级的专政时强调，其具体形式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着历史条件和斗争阶段的变化而灵活调整。他指出，专政的核心任务是对剥削阶级的镇压，但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具有多样性，包括暴力与非暴力、军事与经济、行政与教育等多种形式。这些形式的选择取决于各国革命面临的具体情况，特别是民族特点和社会环境的特殊性。例如，在人口众多、社会结构复杂的东方国家，革命形式必然带有更多特色；即便同一国家，不同时期专政的表现形态也会因斗争形势演变而改变。
工人阶级专政建立后，阶级斗争并未消失，而是转化为新形式。列宁以苏俄实践为例：革命初期曾剥夺资产阶级选举权，但他明确表示这并非所有工人阶级专政的必然要求，而是俄国特定环境的产物。理论上完全可以设想不剥夺资产阶级选举权的专政形式。同样，被称为“红色恐怖”的镇压措施也非专政的本质属性，革命政权最初避免使用恐怖手段，只是在剥削阶级发动大规模反抗后，才被迫采取对应措施。一旦斗争形势缓和，这类非常手段就应取消。1919年俄共党纲明确指出，对自由的限制仅是暂时性手段，随着剥削可能性的消失，其必要性将递减直至消亡。
同时，工人民主的实践需把握根本原则：集中是组织方式，民主是阶级本质。即便在集中程度最高的内战时期，苏俄仍保留着工人民主的基础机制：苏维埃代表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保障劳动者政治权利，工会通过选举产生干部，党内保留争论刊物，士兵委员会监督军事指挥官，工厂委员会参与管理。这些制度构成工人民主的“生命体征”，其存续与否是判断专政性质的关键标尺。具体可通过四个维度观察：工人组织的独立性、政治讨论的空间、申诉机制的有效性、基层自治的持续性。当阶级权力能通过制度渠道更新，群众能有效监督并罢免代表时，工人民主就依然存在。
群众政治水平常被质疑影响民主实践，但历史表明成败关键在阶级力量对比。巴黎公社和西班牙革命的教训显示，工人民主能否巩固取决于是否彻底改造经济基础——必须同时掌握国家机器、没收大资本、改造精神生产资料。巴伐利亚苏维埃因未彻底剥夺容克地主财产而失败，智利工人委员会因未控制国家机器遭政变颠覆，皆证明经济改造不彻底将使民主实践脆弱易损。
“先锋队专政”与“群众专政”本质统一。只要群众掌握不受限制的罢免权，通过言论自由和监督机制确保代表服从集体意志，先锋队的领导就是群众专政的体现。关于这个问题，列宁曾说过：
“……且拿德国人来讲吧。他们的组织包括有群众，一切事情都是由群众发动起来，工人运动已经学会了自动行走，——我想你们一定不会否定这点吧？可是，这百万群众又是怎样善于重视自己‘十来个’有锻炼的政治领袖，怎样坚决拥护这些领袖呵！在国会中往往听到敌党议员讥讽社会党人说：‘好漂亮的民主主义者！你们只是口头上空讲工人阶级运动，实际上出台说话的总是这一班头领。一年又一年，十年又十年，还是这个倍倍尔，还是这个李卜克内西。你们的那些好像是从工人中间选举出来的议员，真是比皇帝任命的官吏还难得调换些哩！’这是企图把‘群众’和‘头领’对立起来，激发群众的劣根性和虚荣心，想以群众破坏对于‘十来个聪明人’的信仰来夺取运动的稳固性和坚强性，——但德国人对于这种蛊惑人心的企图，却只是加以鄙笑而已。德国人的政治思想发展程度和政治经验已足使他们懂得：在现代社会内，若无“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却不是成百成千地产生出来的），久经锻炼，拥有专门训练，受过长期教育而声应气投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强的斗争。……”
因此，重点在于不让罢免权流于形式。另外还要明白一点，积极参与选举并有能力成为代表的人一般都是先锋队，而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工人群众的意识水平会逐步和先锋队一致，从而在最终消灭作为阶级或是阶级的自身。但是到阶级真正完全消亡的时候，已经失去了存在意义的“党”的“空壳”可能还会继续存在一段时间，直到人们意识到它们在实际上已经死亡，从而解散这些“空壳”。
最后，我们要注意一点：这里仅仅是说群众有能力在政治上坚持真正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对他们的领导，而不是说任何一个地方的群众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都足够了。提升群众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不但有必要，而且这也是先锋队的职责之一。在教育层面，各工人政党要构建可以覆盖全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体系，通过社区组织、文化组织、党校、媒体等平台开展分众化理论宣讲（但是任何一个工人政党都不能强制群众来听讲，群众必须是自愿来学习的），将党的理论与群众生活实践相结合。在文化层面，工人国家也需推动终身学习体系建设，依托数字技术打造文化资源共享平台，在普及基础文化知识的同时，注重培育辩证思维能力。同时，工人国家也应健全民主参与机制，引导群众在基层治理、企业决策等环节开展民主实践，通过工人民主制度的具体运作深化对工人民主乃至共产主义的本质的理解。工人政党也应该要重视青年群体的政治引领，以自愿原则为基础，培养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只有将理论武装、文化滋养和实践锻炼有机统一，才能使群众在参与国家治理中不断实现自我教育、自我提升。
因此，工人民主的形式始终随现实条件动态调整，其底线在于权力必须源于且服务于工人阶级集体意志。限制自由的措施仅作为特殊时期的暂时手段存在，而民主机制的实质性内容——工人组织的自主性、政治参与的渠道、对权力的监督制衡——构成不可动摇的原则。这种原则的坚定性与形式的灵活性辩证统一，确保专政性质不脱离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