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者》翻译组
六，盖得与海德曼
法国社会主义月刊《社会主义运动》（Le Mouvement Socialiste）在1904年3月号刊登了一期有关战争问题的专题座谈，作者阵容包括来自各国的第二国际最杰出领袖们。在这篇合集中，所表达的普遍立场是支持日本对抗俄国的战争立场，尤其以法国社会党“正统马克思主义派”领袖朱尔·盖得（Jules Guesde）以及英国社会民主联盟（SDF）领袖亨利·海德曼（H.M. Hyndman）的态度最为鲜明（愿上帝保佑他们！）。
俄国社会革命党机关报《革命俄国》（Revolutsionnaya Rossiya）于5月18日一期中对这两人提出了批评。尽管该报当然也强烈反对俄国的战争政策，但它批评盖得与海德曼亲日，反对盖得提出的“反对俄国、支持日本”的立场。该报指出（非常正确地），“海德曼在座谈中的回答无非是一篇对日本的狂热颂歌。”它接着说：
“我们认为，这个问题的提法是根本错误的。我们认为，所有社会主义者只能、也必须支持的是工人阶级的日本和人民的日本，而不是帝国主义的日本。”
列宁站出来为盖得与海德曼的亲日立场辩护，并称社会革命党的批评是“思想混乱”的表现。他先再次重申了要区分“进步”与“反动”资产阶级的原则，然后写道：
“……因此，我们就能够理解，国际革命社会民主派中最坚定不移的代表人物——法国的朱尔·盖得与英国的海德曼——毫不含糊地表达了他们对日本的同情，因为日本正在痛击俄国专制制度。当然，我们俄国这里也出现了一些在这类问题上头脑混乱的社会主义者。《革命俄国》批评朱尔·盖得与海德曼，声称社会主义者只能同情‘工人和人民的日本’，而不能同情资产阶级的日本。这种批评就如同指责一个社会主义者，承认自由贸易资产阶级比保守资产阶级更具进步性一样荒谬。盖得和海德曼并未为日本资产阶级及其帝国主义辩护，他们所做的，仅是在两个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冲突中，正确指出其中一方的历史进步性。社会革命党人的这种思想混乱，自然是我们激进知识分子当中缺乏阶级观点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解的必然结果。”
列宁接着继续批评孟什维克（我们将在后面章节讨论），并嘲讽他们所说的“不要去‘投机’（！！？）于日本资产阶级的胜利”、“不论胜败战争都将是一场灾难”等“空泛陈词”。
在4月5日的后续文章中，列宁写道，这些话“只是一些与阶级观点、与现实社会力量分析相背离的感伤性言辞”。他显然认为：所谓“阶级观点”，正是体现在主张帝国主义日本的胜利之上，而不是那种既反对战争又拒绝支持日本军事胜利的立场。
为了更贴近理解列宁所辩护的立场，让我们回头看看盖得与海德曼在那场座谈中的原文。事实上，《社会主义运动》这期合刊（Le Mouvement Socialiste，1904年3月）提供了宝贵见解，反映出：第二国际关于战争问题的基本思路——其中已隐含1914年全面社会爱国主义的萌芽；1904–05年日俄战争中“失败主义”的真实含义——不仅对社会党人，也对社会主义运动中最显赫的领袖而言。
在这本杂志的前一期中，M. 比尔（M. Beer）如此描绘了历史背景：“……在过去三十年中，日本的历史发展与俄国截然相反。1868年，日本废除了封建制度并建立了民族国家；1889年，废除了绝对君主制，建立了立宪政府，为自由发展的道路打开了空间。而在同一时期，俄国却废除了1860年前后采取的所有自由主义措施，到1880年左右又回到了传统的俄国政策，到了1890年，已经变成一个‘亚洲式的’文化和政治力量。”
在下期专题座谈中，朱尔·盖得（Jules Guesde）写道：
“要判断在这场染红远东大地的战争中，究竟哪一方应当获得社会主义者乃至最平庸民主派的同情与祝福，只需考察两个方面的后果：（1）失败将带来什么？（2）那些被错误地称作‘我们的盟友’（即法国的盟友——俄国）胜利又意味着什么……”
盖得指出，如果俄国被打败，俄国人民在失去满洲与朝鲜的过程中并不会遭受本质性的损害。而要迈向社会革命的第一步，必须先打断欧洲反动势力的脊梁骨。
“所以，没有任何犹豫的余地。为了法国与世界的利益与和平；为了俄国自身的解放，我们必须反对俄国并支持日本。日本万岁！”
这位“国际革命社会民主派最坚定不移的代表人物”高呼“日本万岁！”，但这相比于海德曼（Hyndman）的言论仍显温和。海德曼做了正是列宁否认他做过的事：为日本帝国主义洗白。海德曼写道：
“日本所要求的，并非无理取闹。它实际上要求的，只是将俄国无耻侵占的满洲归还中国……（从地理角度来看）若满洲继续落在俄国人手中，这将对日本的未来极为不利。对俄国来说，占据这块中国领土，只不过是其长期兼并扩张道路上的又一步。对日本来说，这不折不扣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所有像我们一样承认亚洲人民有权决定自身命运的人……所有像我们一样认为俄国政权在中国扩张其罪恶只会对整个人类造成伤害的人——所有这些人都必须盼望日本的胜利。”
海德曼继续说，四十年前，日本被看作是野蛮之地，而如今它正在与“欧洲的黑暗野兽”作战。人们必须“钦佩它的进步与政策”，尽管它仍有缺点。在日本，“我们看到了高尚形式的爱国主义”。至于日本对中国的攻击，他称之为“只是一次判断错误”；但现在，日本不仅为自身生存而战，也是在为中国的独立而战！（多么荒唐！——译者）
“我希望它取得胜利，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的事业，也为了这场胜利所将带来的后果。”
所有社会主义者都必须期望看到俄罗斯的筋疲力尽。只要莫斯科的专制因一次失败或一场代价高昂的胜利而遭到削弱，我们就将看到一个新时代为这个伟大的国家及其邻国开启。他还希望这场战争能够唤醒中国，使得中国“在日本的鼓舞与启示下”赶走俄国人、德国人、法国人和英国人。
因此，我们看到了海德曼的立场。人们几乎忍不住要假设列宁必定读过这篇极具分量的专题座谈（《社会主义运动》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极为杰出的刊物，而当时列宁正身在瑞士），而且他并不是单纯依靠社会革命党机关报的引文来了解相关内容。也许他实际上并未完全掌握座谈原文。不论如何，若说社会革命党人的批评有误，那也只不过是“太过温和”罢了。
七，第二国际的立场
我们继续引用这期座谈的其他文章，以更全面地了解社会民主主义对日俄战争的看法。列宁并不孤单；可悲的是，他只是主流洪流中的一员。
考茨基（Kautsky）与弗朗茨·梅林（Franz Mehring）两人的发言则显得更为审慎。考茨基写道：
“在我看来，几乎没有哪个问题像这次战争那样，被如此明确地提出；而且在这个问题上，国际社会主义中也从未有过如此高度的一致：斗争的中心在于对抗沙皇主义——这是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外交政策核心所在……”
然而，考茨基并没有对日本方面的战争立场作出任何表态。
梅林的文章则显得格外模糊。他在其中提出一个模糊的区分：革命政党永远不会对战争本身有兴趣，但它可以对某些战争的结果有兴趣。他对于争议焦点最接近的表达是：工人阶级并不对“俄国还是日本会胜利”这个问题感到无动于衷；如果日本获胜，沙皇专制将受到致命打击；如果俄国胜利，专制将进一步巩固；如此等等。
范德维尔德（Vandervelde）则写道：
“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社会民主主义是团结一致的。它与俄国社会党人和日本社会党人一道，谴责那些激发战争的资本主义势力；它对天皇的帝国主义没有比对沙皇帝国主义更多的好感；但鉴于这场战争对欧洲国际及对内政策所必将带来的深远影响，社会主义者不可能不选边站队，并希望那个更危险的对手失败——因为它的胜利将是对工人运动的最大威胁。从这个角度来看，毫无疑问，沙皇主义就是敌人！”
请注意：在所有发言者中，范德维尔德最为明确地批判了日本帝国主义与沙皇帝国主义（甚至比列宁还要明确）；但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引出一个赤裸裸的“较小之恶”（lesser evil）政策立场：我们“希望那个更危险的敌人失败”，换言之，我们支持那个较不危险的帝国主义打败更危险的帝国主义。
《社会主义运动》主编安德烈·莫里泽（André Morizet）也持类似看法，对“社会民主主义意见的一致性”表示欣慰。然而这种“一致”不过是幻觉：大家都反对沙皇主义与战争，但其他关键的政治问题则被刻意回避了。第二国际的国际社会主义局仅仅发表声明，呼吁所有社会主义政党“以全部力量与联合行动反对战争的进一步扩展，使本国不仅避免参战，而且努力恢复并维护和平”。
但是，这种表面的“共识”究竟掩盖了多少分歧呢？我们从唯一一个明确反对日本战争立场的社会主义政党就可见一斑。那正是由片山潜（Sen Katayama）领导的年轻的日本社会党。但在引用片山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俄国社会主义者中的领军人物——普列汉诺夫（Plekhanov）的表现。
普列汉诺夫非常谨慎。他在《社会主义运动》后一期的发言中写道：自己对3月那期文章所表达的看法“几乎无补充”。他并不将战争归咎于帝国主义：战争的爆发，是因为沙皇制度为了遏制国内革命思潮，主动挑起的。就是这样。他大量篇幅用来描绘俄国军事指挥层的无能与愚蠢。他预测沙皇将遭受更多失败，并因而遭到削弱；而如果沙皇政权垮台或极度虚弱，社会主义者将拍手称快……
关于日本，普列汉诺夫仅作了两处顺带提及：
“……而在日本，政府与国家是合一的，社会主义运动才刚刚起步；而在我们这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中最优秀的分子之间早已存在深渊……”
是谁告诉他，日本“政府与国家是一体的”？当他写下这些话时，他已经读过片山潜（Sen Katayama）的一篇文章，该文明确提出日本社会党对战争的反对立场——更不用说片山潜对天皇政权反工人政策的强烈批评了。我们也不妨回忆一下，海德曼曾在日本人民身上看到“爱国主义最崇高的体现”。毫无疑问，这位英国的“亲日派”若见到日本社会主义者，大概会毫不犹豫地将他们斥为“不爱国”。
普列汉诺夫提及日本的第二次则更有意思——尽管并非出自他本人。普列汉诺夫在文中长篇引用了两份由俄国城镇中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团体所通过的决议。这两份决议均表达了对日本社会党反战立场的声援；其中一份更进一步指出，这场战争“只对我们的政府有利，而对不分语言与民族的工人阶级而言则是有害的”。尽管普列汉诺夫引用了这段话，他却并未就其发表评论，也没有特别指出它的意义。
片山潜的立场，显然部分基于和平主义情感，也部分基于对天皇政权的阶级敌意，而非某种系统化的战争分析。事实上，在战争尚未正式爆发但危机已临之际，他写了一篇文章，在其中即使反对对俄开战，也对日本当局的政策做出了一定程度的粉饰。在这篇文章中他写道：日本人民对俄国傲慢而不友好的态度感到愤慨，特别是因为俄国及其盟友夺走了“我们在中日战争中胜利的果实”。人民的态度普遍是反俄的。“日本在朝鲜与中国的政策一贯致力于打开这两个国家的大门，引入文明，并以现代文化标准进行发展。俄国始终阻碍着日本这些有益的努力。”他认为当前战争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俄国违背承诺、拒绝从满洲撤军。他指出，民间有和平派与战争派之分，而“政府的态度相当暧昧，但它似乎并不希望战争……”
然而在写下以上这些话后，片山潜还是阐述了日本社会主义者的反战立场。他们“反对对俄战争”。他写道，这场战争只会是一场为资本家谋利而牺牲无数生命的战争。“如果日本战败，我们将不得不向俄国支付巨额赔款——我们，也就是……工人阶级。倘若我们胜利了，这对工人也未必是好消息。”他说，日本在中日战争中获胜后，工人阶级并未从中获得任何好处；他们只是被征收了更多的税金，用以维持军队，军国主义也随之愈演愈烈。“我个人不认为俄国占领满洲对日本而言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完全不是这样：日本工人并无任何根本利益与此相关。”
他接着描述了日本政权的压迫性：征兵制、军国主义、警察国家、没有保护工人阶级的法律、集会常被警察驱散、工人没有选举权。他写道，他坚信日本人民中的绝大多数反对与俄国开战，尤其是工人阶级更是坚决反战。
在战争爆发后的另一篇文章中，片山潜基本重复了同样的立场：
“日本社会党人在当前与俄国的冲突中所持的立场，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且坦率。他们当时反对战争，现在仍然反对，不仅反对与俄国的战争，而且反对一切战争……日本社会主义者对战争的抗议是勇敢而坚决的。”
日本社会党组织了许多反战集会，且非常成功。政府对此进行了压制，还停办了社会主义刊物。
八，孟什维克的立场
那么，在第二国际中，是否只有日本社会党明确反对日本对外的战争呢？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社会革命党（S-R）机关报《革命俄罗斯》（Revolutsionnaya Rossiya）的立场，它正是该党的中央机关刊物。除此之外，孟什维克党也拒绝了亲日“失败主义”的路线。
孟什维克的立场将我们引回列宁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正如我们已经见过的，由季诺维也夫引用的那段马尔托夫后来在其《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史》中写下的内容。季诺维也夫假装这是一种马尔托夫战后“修改历史”的行为，试图粉饰自己当年的“革命罪行”，以在资产阶级面前洗白。
但孟什维克当年真的支持“失败主义”吗？马尔托夫是否真的在后来有意隐瞒？看来并不是。这似乎又是季诺维也夫式的文字操作（“Zinovievism”）的又一个例证。
我们已经看到，列宁不仅批评了社会革命党人对日本的“同情”，还将其与孟什维克的“混乱”态度联系在一起。原因在于，孟什维克的机关报曾专门撰文反驳列宁所写的《旅顺陷落》一文——正是在该文中，列宁充分表达了其亲日式的“失败主义”。孟什维克抨击列宁“热衷于日本资产阶级胜利的幻想”，而列宁则讽刺这种谨慎为“感伤主义的陈词滥调”。
关于孟什维克在战争期间立场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例证，出现在列宁《全集》的注释中，编辑们为了说明列宁为何要攻击孟什维克，而引述了该文。这是一份由《火星报》（Iskra）编辑们签署并以传单形式散发的孟什维克声明（无明确日期）：
“如果俄国在这场战争中获得胜利，那么胜利的将是沙皇及其帮凶，对象则是整个俄国，是工人阶级，也是资产阶级。如果日本击败俄国，那么资产阶级将在帝国政府面前获得胜利，随后二者将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工人阶级。俄国完全胜利或彻底战败，对工人阶级都没有任何好处；尽管说到底，没有哪种失败比沙皇专制每日对人民所施加的压迫更为可怕。但工人阶级无需在‘民主胜利’与‘俄国失败’之间作出选择。即使失败是‘较小的恶’，它也会带来大量灾祸。那么，工人阶级需要什么？哪种结果对它最有利？首要的是战争的结束。它需要的是以任何代价达成的和平。”
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立场是“既反对胜利也反对失败”。孟什维克正在试图提出一种反战立场，避免落入支持日本胜利的陷阱。他们试图挣脱“胜利或失败”这一两难局面。我们将会看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托洛茨基与卢森堡是如何以一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方式走出这一困局的。
但孟什维克终究是孟什维克：他们无法做到这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那些反战的孟什维克也会重蹈这个老路。）
在试图回避“胜利还是失败”这一两难困境时，孟什维克落入了“以任何代价换取和平”这一口号的陷阱。列宁对此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不可能主张“以任何代价换取和平”——和平固然应当争取，但绝不是“不计代价”的和平，正如列宁在某一篇文章中所特别强调的那样。
在4月5日的文章中，列宁对这一口号的批判尤为激烈。他颇为得意地指出，孟什维克的《火星报》在3月16日的一篇社论中开始倒退，试图修正此前的立场。那篇社论写道：“不能仅仅提出要和平，因为如果和平是以维持专制制度为代价，那将意味着国家的毁灭。”对此列宁评论说，这是很好的认识：不能真的主张“以任何代价求和平”，而必须明确指出和平的代价应当是推翻专制政权。
换句话说：争取和平是正确的，但这种和平斗争必须与继续进行推翻专制制度的革命斗争密不可分。
此外（此处非列宁原意，而是作者总结）：主张俄国战败固然是错误的，但同样错误的是对军事失败对沙皇政权及其国内政治的客观影响做出完全错误的评估。孟什维克的分析否认战争的失败会削弱专制政权，否认它会为工人阶级及其他反对沙皇制度的力量打开革命的机会。他们未能从这场战争中得出任何革命性的前景。
因此，孟什维克提出的“既不胜利，也不失败”的观点，实际上是试图回到战前的现状。他们不知道如何在不落入“胜利或失败”两难境地的前提下开辟另一条道路，于是退回到了这种温和派（centrist）和和平主义（pacifist）的路线。这种路线不是因拒绝支持日本而产生的，而是源于他们自身的基本政治立场。
然而，在批评孟什维克的“以任何代价求和平”口号时，列宁的写作似乎将对该口号的驳斥，自动等同于对孟什维克反对亲日失败主义立场的驳斥。但这实际上并不成立。
在上文引述的孟什维克声明中，我们还可以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预先回应一个将在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出现的问题，我们注意到：声明中包含了某种“较小之恶”（lesser evil）的表述：“失败是较小的恶”，与沙皇制度的胜利相比如此，尽管他们拒绝支持日本帝国主义对俄国的失败。
姑且承认：在沙皇专制制度之下，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中，俄国的失败的确是比其胜利更小的恶。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承认存在大小不同的两种恶，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者必须支持其中的较小者对抗较大的那个。我们不能局限在这两种罪恶之间的抉择之中，好像这是唯一的两种可能性。我们主张一个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超越这两种结局：不是支持敌国胜利，也不是支持己国胜利，而是提出另一个出路。
从这个政治意义上来说，我们完全可以在某场战争中说，“失败是一种较小的恶”，但同时拒绝成为“失败主义者”，因为我们主张的是第三条道路。但是，当我们转向1914年9月列宁使用“较小的恶”这一表述时，我们会发现他所体现的，并不是这种第三条道路的立场。因此，1905年孟什维克提出的“失败是较小的恶”这一说法，决不能被视为列宁1914年立场的先声或前兆。表面上两者用语相似，但脱离语境后才会产生这种错觉。在实质政治思想上，它们是完全不同的。正因如此，我们认为孟什维克在1905年所使用的“较小的恶”表达，是一个恰当的例证，说明这种判断并不等同于失败主义立场。
九，列宁路线的“俄国特殊性”
关键在于：社会主义者在面对这种帝国主义战争时，其立场不应建立在帝国主义交战国之间军事决胜的前景之上。然而在日俄战争中，列宁却明确地期望战争以其中一国的军事力量取得胜利而告终。因此，在1905年6月9日写于对沙皇舰队在对马海峡惨败的评论中，列宁欢呼这场毁灭性失败的意义，并写道：“每个人都明白，这场战争的最终结果取决于交战国一方在海上的胜利。”
列宁之所以特别提到“海战胜利”，是为了表明随着舰队的崩溃，沙皇政权已然穷途末路；但与此同时，他的方法论立场也显露无遗：他所期望的战争结局，正是“交战国一方的胜利”。
最后，还应注意列宁关于日俄战争立场的另一个总体特征。在任何时候，他都没有将“失败主义”上升为社会主义者的普遍政策原则。那只是适用于这一场战争、这两个交战国、此一具体情势的立场。他从未赋予“失败”以后期在1914–1916年间他和季诺维也夫所赋予的那种“原则性”涵义。
显然，这种“失败”的概念无法被“国际化”。在政治上，它根本无法适用于除俄国之外的其他国家，除非该国同样是与一个“进步”的资本主义国家作战的落后、半封建的反动专制政权。
虽然从立场本身即可推知这一点，但列宁的论证还从另一个角度进一步揭示了这一特殊性：他反复强调，俄国的失败并不仅仅是由于其战争目标的反动性质（例如帝国主义），而更根本地是因为其社会结构本身的腐朽、过时、非现代化，远逊于“进步”的日本。（须注意，日本是否较俄国“进步”尚可辩论，但它显然无法与西欧相比。）
例如在6月9日的文章中，列宁写道：
“专制制度……现在终于面临它应得的结局。这场战争揭示了它所有溃烂的伤口，暴露了它的腐朽本质，显现了它与人民之间的脱节……战争已成为一种无情的审判。”
在更早的文章《旅顺陷落》中，列宁对这种观点有更为详尽的阐述：
“（专制制度在战争中的溃败）正是我们整个政治体制崩溃的一个征兆……今天的战争是由人民发动的，这一点使战争呈现出一种特别鲜明的本质特征：那就是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对立在现实行动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旅顺的陷落，给沙皇制度的罪行画出了一份宏大的历史清算表……军事和文官官僚机构，被揭示得与农奴制时代一样贪污腐败、寄生无能……广大农民群众的愚昧、文化匮乏、文盲状态以及被压迫地位，在与一个进步民族的冲突中，在一场需要高度素质人力资源和当代技术的现代战争中，被残酷地显露出来……沙皇制度被揭示为现代组织的障碍，是满足现代需要的绊脚石……国家的军事组织与其整个经济文化结构之间的联系，从未像今日这般紧密。因此，这场溃败必然成为深刻政治危机的开端。”
诚然，列宁确实将失败与革命联系在一起，但他更根本的出发点是将失败与沙皇制度的“非现代性”、前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以及专制政体与人民之间的脱节相联系——相较之下，日本则被描述为“现代的”、“年轻的”、“有活力的”、“进步的”。因此，他的失败主义所基于的历史土壤，属于资本主义青年阶段的情境，无法照搬到帝国主义阶段的新现实中。而帝国主义时代，此时事实上已经开始。
列宁在这场战争中的立场，是一种“政治滞后”的体现（可类比社会学中“文化滞后”的概念）：社会主义理论尚未赶上新的政治现实。尽管列宁比任何人都更快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赶上了这一现实，但他未能完全摆脱社会主义运动所承载的旧传统残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