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者》翻译组
第二章 日俄战争中的“失败主义”
按照后来的神话叙述，列宁“失败主义”最坚实的历史先例被认为正是他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的立场。人们声称，列宁在1914–1916年的“失败主义”只是他早先路线的延续。事实上，有人甚至宣称，在1904–1905年，不仅列宁是失败主义者，连孟什维克乃至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大部分力量都充满了“失败主义”情绪。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立场，就是从这一经验中发展出来的。
1916年，季诺维也夫就是这样写的：
“今天的德国并不拥有1905年的传统，因此不可能具备任何清晰的‘失败主义’传统”——而我们布尔什维克，则幸运地拥有1905年的传统，因此在1914年更容易接受‘失败主义’立场。”
但这并不属实。列宁在日俄战争中的立场，在“失败主义”问题上，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立场有根本差异。
事实上，列宁1904–1905年真正的战争政策，在我们运动所熟知的文献中从未被如实讲述过，据我们所知，甚至从未被讲述过。它只能从他当时的文章中“挖掘”出来——而这些材料中，这一点其实是非常清楚的。
按理说，在1914–1916年列宁为他当时的“失败主义”口号激烈辩护之际，他应当（哪怕只是顺带）提到自己在上一次战争中对“失败主义”的看法。但他从未提及——哪怕一字。相比之下，季诺维也夫则是完全不同的一匹“马”。后者有意掩盖与歪曲真相，而正是他的叙述误导了整个运动。
一，季诺维也夫的“历史版本”奇特之处
我们再次从季诺维也夫对“失败主义”的历史叙述开始——更准确地说，是他试图为列宁式“失败主义”发明一段历史传统。
这场错误教育的主要来源，是他于1925年出版的《俄国共产党史》，而书中关于“失败主义”的部分，主要参考了他191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失败主义——过去与现在》，文章详细讨论了日俄战争中的“失败主义”。
在这两份文献中，季诺维也夫确实指出，失败主义情绪在当时的俄国不仅存在于社会主义者中，也存在于资产阶级自由派中（事实上，早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俄国就已出现过失败主义情绪）。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在他关于这一问题的大量论述中，他居然完全没有引用任何一个确凿的例证来支持这个事实——而我们稍后将不得不自己去引用证据。至于季诺维也夫为什么不引用，原因将会变得一目了然。
他挑选的“失败主义”例子，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失败主义实例。
当然，即便如此，他所引用的例子也足以显示当时反战情绪的广泛性；但我们此前已经指出，“反对战争”与“希望自己国家在战争中失败”之间仍有关键差异。实际上，季诺维也夫在1916年的文章中就曾激烈主张这种差别。
他当然说明了日俄战争的不受欢迎；说明人民反对这场战争；说明社会中存在“失败主义”情绪（以另一种意义而言），即人们期待失败，甚至将这种失败的预期（或在某些情况下，对失败的接受）与革命变革联系起来。他确实展示了大批人并不期待战争胜利，甚至害怕沙皇获胜的结果。但我们已经指出：仅仅“反对胜利”并不等同于“希望失败”，尽管两者可能在某些情况下相互转化。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对此都非常清楚，因为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猛烈批判“既不希望胜利，也不希望失败”的立场，称之为“中派主义”。而在1904–1905年，“既不求胜也不求败”的观点其实更为常见。=我们已经明确指出，当时确实存在真正的失败主义立场，但大量的反战意见故意避免走到那一步。这种立场通常是：
(a) 出于犹豫或态度矛盾；
(b) 更成熟的表现是倾向于一场消耗战或僵持战争，这也是当时常见的观点。
二，季诺维也夫的伪造示例
在了解这一点的前提下，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去审视季诺维也夫所举出的那些“失败主义”例子，并进一步探讨他为什么有选择性地遗漏了真正的例子。
（1）鲍里斯·契切林（Boris Chicherin）
这是季诺维也夫在两个著作中都着重引用的“代表性例子”。在1925年的《俄共（布）史》中，他写道，契切林（一位著名自由派，虽是君主主义者）曾说过：
“这场战争的后果，最终将有助于解决国内危机。至于哪种战争结果更值得期待，这实在难以判断。”
——就是这句话！乍看之下，并没有表现出对“失败”的期待。但季诺维也夫马上加上一句解释：
“这句话含蓄地表明，相较于胜利，沙皇俄国的战败更值得期待——而且它是在沙俄审查制度下写出的。”
也就是说，季诺维也夫在暗示：契切林使用了“伊索寓言式”的语言（即绕过审查制度的隐语）表达出对失败的支持。
但这一说法是虚假的。揭穿他的人，正是他自己。在他1916年那篇文章中，季诺维也夫对契切林这一案例有更完整的叙述，其中表明：契切林的这段话根本不是写出来的，更不存在“审查制度”。真实情况是：这是契切林在临终前几天所说的话，由另一位人士（Zemetz）转述，并发表于流亡刊物《解放》（Osvobozhdeniye）上。那么，也许Zemetz是在“审查制度下”写的？也不是——因为《解放》是流亡期刊，根本不受俄国审查机关控制。
换言之：这个所谓“经典例子”实际上就是字面意思：这位自由主义的君主主义者不知道该希望战争胜利还是失败。这并不奇怪，在当时自由派资产阶级中间，这种政治犹疑与困惑的状态非常普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状态也广泛存在。但季诺维也夫在1914–1916年攻击的“中派分子”还远比契切林更“左”，而现在他却把契切林当作历史上的“失败主义者”典范！
令人惊讶的是：季诺维也夫为何要费尽心思歪曲契切林这个模棱两可的人物，而不是引用真正的“失败主义者”？
（2）社会革命党（S-R）领导人：格尔舒尼（Gershuni）
在1925年的党史中，季诺维也夫也大篇幅讨论了格尔舒尼。当时格尔舒尼身处狱中。律师告知他战争爆发了，社会对战争的厌恶和沙俄军队的初步失败。他回应道：
“第二次克里米亚战争？旅顺港 = 塞瓦斯托波尔？”（塞瓦斯托波尔是沙皇主义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重大失败）
格尔舒尼在回忆录中写道：
“……一切突然变得清晰起来。我感到某种无限恐怖、无限威胁、无限悲伤的事物正向我们扑来，如同雷霆击中国家，唤醒沉睡者，撕裂那遮蔽多数人双眼的面纱，让他们看见专制制度的本质。”
那“无限恐怖”的东西显然是指——失败。但如果格尔舒尼真的希望失败，他在回忆录中并没有明确说出来让季诺维也夫引用。格尔舒尼在旅顺陷落之后还写道：“我们战栗了。旅顺陷落——专制也会崩溃。”对此，季诺维也夫评价说：“这显然是失败主义心态。”
但是否真是如此“显然”？这一例子最大的特点就是含糊不清。如果再补充一点信息就更可疑了：社会革命党机关报当时明文反对希望俄国被日本打败的立场！
（3）其他例子
前两例是季诺维也夫篇幅最长的。接下来，他还引用了萨文科夫（Savinkov）的小说《灰马》（The Pale Horse），其中一个虚构的恐怖分子主人公在听到对马海战中俄国海军惨败的消息后，“陷入最矛盾的情绪”。
在1916年文章中，季诺维也夫还引用了斯特鲁维（Struve）等人的话。但无一例外，这些例子比前两个更不能称为“失败主义”：季诺维也夫只是证明了一些自由派反对战争，然后直接给他们贴上“失败主义者”的标签，再加上一句“他们其实是失败主义者”。
（4）普列汉诺夫（Plekhanov）
在讲完自由派“失败主义者”的例子之后，季诺维也夫声称：“孟什维克们——虽然犹豫不决——也采纳了失败主义立场。”他的例证是普列汉诺夫。他引用的是1904年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大会上的场景：战争期间，普列汉诺夫代表俄国代表团、片山潜代表日本代表团在大会开幕式上分别致辞，两人随后在舞台上热烈拥抱，引发全场掌声。两人都强烈反战。
季诺维也夫于是声称，普列汉诺夫的演讲就是“失败主义的”。事实上，他引用普列汉诺夫的演讲中某段煽情性结尾，其中确实谴责了俄国可能获胜的前景。于是他就自动将其归入“失败主义”范畴——完全没有任何正当理由。（我们稍后将看到，孟什维克党实际上并不主张失败主义。）
三，俄国的反战情绪
到目前为止，我们依然没有在季诺维也夫那里看到任何一个明确主张“希望失败”的例子。如果只根据他的说法来判断，一个有批判精神的读者甚至可能会得出结论：所谓1904–1905年俄国存在“失败主义”，完全是这位多产写手杜撰出的神话。
但这样判断又会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失败主义”确实存在。事实上，这种立场甚至在季诺维也夫自己的《党史》中“潜入”了一点——就在他攻击马尔托夫时不小心提到的那些例子里！
也就是说，他从一开始刻意隐瞒，最后不得不转而歪曲。当季诺维也夫放弃再发掘例证时，他转向讨论孟什维克对战争的立场。他写道：
“但今天，马尔托夫在他所写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史》中试图否认孟什维克在战争期间采取过失败主义立场。”
他引用了马尔托夫的一段话：
“自从俄军屡战屡败之后，在自由派社会和革命圈子中，典型的失败主义态度便逐渐发展起来，并愈发强烈地产生一种希望——希望继续的军事灾难能在几乎无需俄国人民作出额外努力的情况下给予沙皇政权致命一击；与此同时，某种‘亲日主义’和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战争中所扮演角色的理想化也开始浮现……此时，《火星报》（孟什维克机关报）出来反对失败主义，主张如下立场：从人民和革命的利益出发，我们希望战争的结局不应让俄国承受巨大牺牲；自由不应通过日本刺刀带来。”
季诺维也夫对此愤愤不平地回应说：
“马尔托夫显然在混淆问题……试图在资产阶级面前为自己过去的革命‘罪行’开脱……亲日立场与失败主义毫无关系。”
但究竟是谁在混淆问题？我们不妨更仔细看看。
马尔托夫所描述的确实是一种事实情境：1904–1905年俄国确实存在真正的“失败主义者”，这些人明确表达了对沙皇失败的渴望，而且他们很自然地将这种态度延伸到其明显的结论：支持日本胜利，即“亲日主义”。
当然，这并不适用于所有反战派。那些既不希望胜利、也不希望失败的人（中立派），或对战争持矛盾态度者，或主张“消耗僵持”局面的人，都不包含在内。但在自由派资产阶级当中，确实有相当数量的人主张失败，并由此倾向于把日本看作“进步力量”的胜利方。不仅在俄国，在当时的整个世界——特别是英国和美国——这种态度也广泛存在。那时，日本尚被看作“开化力量”的代表，而俄国被视为“野蛮帝国”的堡垒。（“黄祸论”尚未占主导。）
这种倾向在俄国自由资产阶级中尤其容易理解。该阶级希望获得政治改革和政治分权，而沙皇政府拒绝将国家权力的一部分交给他们。他们知道：如果沙皇赢了，就会更加自负、更加专横；而如果失败了，就会被迫让步。许多人认为这场战争纯粹是王朝主义的冒险，与所谓“民族利益”（即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毫无关联。也有一部分人倾向于让俄国将帝国主义扩张方向转向西方而非远东。
例如，斯特鲁威（Struve）主办的机关刊物《解放》（Ozvobozhdeniye）在战争爆发时写道：
“对俄国来说，占领满洲和取得出海口在经济上毫无意义……失去满洲和关东半岛（被日本夺去）根本算不上损失，反而对我们有利，因为从自身利益出发，我们本就早该放弃这场笨拙的冒险。而我们的敌人所要求的，也不过就是这一点。”
最后一句话对于理解自由派舆论从反战情绪转变为公开的失败主义来说尤为重要。资产阶级自由派认为，被日本打败对他们并无实际损害，因为日本不可能远征本土攻击俄国本土；日本的胜利只不过意味着失去远东那些本来就是负担的前哨，对他们那个阶级毫无利益可言。而如果沙皇制度遭遇决定性的失败，那就可能削弱专制统治，使其更容易接受国内的妥协。“日本人不会进入克里姆林宫，但俄国人会。”一位俄国自由派如是说。
此外，资产阶级也明白，专制政府之所以陷入这场战争，部分原因就是为了利用战争热情来对抗革命情绪。首相普列韦曾说：“我们需要一场小规模的胜利之战，以遏制革命浪潮。” 而乌鲁索夫亲王在回忆录中写道：“政府成员在首战之后曾表示希望，这场战争将激起一股爱国主义浪潮，从而遏制反政府宣传，使地方当局更容易维持秩序与社会安宁。”
四，亲日“失败主义”
无论动机如何，事实是：确凿的证据表明，1904–1905年确实存在真正的“希望失败”立场，而且这一立场常常与希望日本胜利密切相关。在与马尔托夫的论战中，季诺维也夫被迫援引了一些实例来回应：
“在战争期间，当日本军队与沙皇俄军作战时，自由派社会中的某些圈子（尤其是学生），竟然传闻说——向日本天皇发去了一封祝贺胜利的电报。”
（历史学家 A.G. Mazour 在其著作《过去与现在的俄国》[Russia Past and Present] 中将此事当作事实记录：这些学生确实向日本天皇发去祝贺胜利的电报。）
季诺维也夫继续说道：但我们革命者坚决反对这种“亲日主义”。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谴责了自由派资产阶级以及那些肤浅的学生革命分子的一切‘过分行为’，他们即便没真的发电报，也肯定有发的打算。在这个意义上，马尔托夫说得对：是的，我们反对‘亲日主义’，但我们确实主张沙皇军队的失败……”
于是我们看到，季诺维也夫在1925年断言：布尔什维克的立场是主张沙皇失败，但不支持日本胜利。如果这是真的，那就意味着我们终于遇到一个与“亲敌失败主义”不同的“反战失败主义”了。（不过我们将看到——这并不属实。）
接着，季诺维也夫在同一篇反驳马尔托夫的文章中，又不经意间提供了另一个“真实失败主义”的例子——再次以攻击马尔托夫的方式表达出来：
“……马尔托夫有意混淆视听，他写道：‘芬兰“积极分子”领袖齐利亚库斯（Konni Zilliacus），后来成为1905年芬兰政府首脑，曾公开向普列汉诺夫和外地的“火星派”代表提出建议：与日本政府的特工接触，以便获得资金与武器来支援俄国革命。’”
这个例子非常有趣，因为这里明确出现了主张通过日本支援革命的“失败主义”者。法国共产主义者苏瓦林（Boris Souvarine）在其《斯大林》一书中也提到：
“日本政府……确实向所有颠覆政党提供了金钱与武器的援助。唯一接受的，是芬兰‘积极分子’、格鲁吉亚的社会主义联邦主义者，以及波兰社会党中最具民族主义倾向的派别——其领袖皮尔苏茨基（Pilsudski）甚至亲赴日本与沙皇俄国的敌人商议条件。”
但问题是，为什么当马尔托夫指出这一确切事实时，季诺维也夫却斥之为“混淆视听”？他的解释是：
“马尔托夫补充说，这项提议被拒绝了。这倒是真的。当俄国革命者，乃至俄国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明确主张失败主义时，日本人和他们的一些代理人试图以如下手段引诱我们：‘既然你们主张沙皇失败，我们很乐意提供金钱与武器支援你们。’不言而喻，这种性质的提议遭到了我们组织以及所有诚实革命者的义愤拒绝，包括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在内。”
这并不能解释马尔托夫“混淆视听”的原因。季诺维也夫只是断言：“亲日立场与失败主义绝对毫无关系。”——但如果他真能举出哪怕一个不是支持日本胜利的真正“失败主义者”，他的话才更有说服力。
1906年2月1日，《伦敦双周评论》（Fortnightly Review）上有一篇当时的文章，对俄国国内的情况作出如下描述：
“当日本战争的消息传遍全国之后，除了农民之外，整个帝国几乎一致认为，如果俄国的战争目标成功，那将意味着俄国自身的毁灭。从一开始，俄国人就祈祷着日本的胜利……
当第一批日本战俘被送到卡卢加时，全城都跑来看他们的到来，人们向他们撒花。在市内最好的俱乐部里还专门为他们设宴，出席者包括该省议会的成员与官员，致辞时言辞极其自由，甚至可以说带有革命色彩。正是在那场晚宴上，第一次有人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他们是在为俄国的自由而战。”后来因为这场活动，俱乐部被勒令关闭……”
苏瓦林（Boris Souvarine）也写道：
“失败主义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已现端倪，而这一次，在自由派资产阶级、受压迫民族以及工农阶层中都有广泛表现。面对正在节节败退的帝国俄国，年轻的日本帝国主义几乎被视为‘文明的捍卫者’。”
这是1904–1905年“失败主义”的真正面貌。这对那些接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列宁失败主义“神话”的人来说也许令人意外，但实际上我们还能指望它是什么样子？因为直到1914年，都必须由极其娴熟的政治理论家才敢尝试去构建一种“失败主义”，它既希望自己政府失败，却又不希望敌方政府胜利——而且他们也没有成功。
对那些反对沙皇的自由派、工人、少数民族来说，从“反战”走向希望沙皇政权战败，几乎必然意味着他们希望是由“日本”来击败沙皇。
如果季诺维也夫对此矢口否认，那只能说明他事后感到尴尬。他把这种尴尬转化为对马尔托夫的粗暴指责。因此，在1916年和1925年，他极力寻找那些可以作为“1904–1905年失败主义”例证的材料——但前提是，这些例子不能暴露出失败主义实则意味着亲日主义这一“真相”。而他最终找到的那些例子，却往往不仅只是“希望日本胜利”的亲日主义者，甚至还将“日本”理想化为“进步力量”。
那么或许可以辩解说：这些倾向仅仅出现在那些政治上不成熟的反战派当中——比如初出茅庐的学生、工人，或者涉世不深的自由派？
并非如此。因为，在那些将其反战反沙皇立场最坚定地带向亲日主义方向的人当中，正包括以下两类：
（1）第二国际的杰出领袖们
（2）列宁本人
五，列宁的亲日立场
季诺维也夫“党史”中所描绘的图景，从头到尾都是一个童话。 与之相应的，还有整个马克思主义运动所普遍接受的另一个神话：即列宁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主义”立场——其真实含义到底是什么。
事实上，列宁明确主张日本在这场战争中胜利，因为他将日本视为进步的代表，而沙皇俄国则是反动的堡垒。
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回到列宁1904–1905年间的原始著作。
首先，在整个1904年中，列宁几乎完全没有提及这场正在进行的战争。这是因为1903年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分裂刚刚发生，党内斗争正处于激烈阶段，而列宁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党内事务上。
在1904年全集中，关于战争的明确提及仅有两处。第一处出现在4月：那不是文章、也不是纲领，而是一份五一节传单，由列宁起草、以党中央与编辑部的名义发布（距离战争爆发已过去3个月）。内容是：反对战争、推翻沙皇、要求和平——但没有任何关于“失败”或“失败主义”的表述。
第二处出现在7–8月间，在一篇题为《致党内同志》的文件中，主题仍是党内分裂危机。文中仅仅顺带提到战争，说其继续将导致革命酝酿不断加剧。仍旧没有任何关于“希望失败”或“失败主义”的明确陈述。
1905年开年，旅顺陷落在即。列宁于1月4日在《向前》（Vperëd）撰文称：
“俄国政治危机的进展……取决于与日本战争的进程……专制的俄国，已被立宪的日本所击败……军事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而这将加剧人民的不满、激变与愤怒。”
然而此处虽然判断了“失败不可避免”，但还未明确表述“希望失败”或“主张失败”。
直到（1月14日），列宁才第一次就这场战争及其失败展开了全面论述，阐明了他对这场战争的立场——《旅顺的陷落》。
这篇文章以及之后的几篇文章中充满了对日本在战争中代表进步一方的政治性定性。我们已经在上一期《前进》中看到他提到：“专制的俄国自此被立宪的日本打败。” 这种政治对立中所蕴含的观点在接下来被明确展开：
“进步的、先进的亚洲，给了反动的、落后的欧洲以沉重打击……一切先进俄国人、俄国社会民主党、俄国无产阶级对专制制度所做的批判，如今得到了日本军队的确认……”
他还称这场战争是“与一个进步民族的冲突”。
“一个先进国家与一个落后国家之间的战争，再一次发挥了巨大的革命作用，正如历史上多次发生的那样。而无产阶级中有阶级觉悟的分子，虽然坚决反对战争——战争乃一切阶级统治的必然产物，却不能对日本资产阶级在战胜专制制度中所完成的革命性工作视而不见。无产阶级当然敌视一切资产阶级……但这种敌意并不能免除它在历史上区分不同资产阶级的责任：究竟是扮演进步角色的资产阶级，还是反动角色的资产阶级。”
列宁明确表示：日本在扮演“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角色”。
但在反对自由竞争的同时，我们不能忘记，相对于半农奴制而言，自由竞争代表了一种进步。同样地，在反对一切战争和一切资产阶级的同时，我们在宣传鼓动中必须谨慎地区分进步的资产阶级与封建的专制制度；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必须强调俄国工人虽身不由己却参与其中的这场历史性战争所具有的伟大革命作用。
我们看到，在这场20世纪第一次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中，列宁仍在延续马克思—恩格斯—第二国际的标准，即用“进步的资产阶级”对抗“反动的政权”的旧有分析方法，这种方法本是应用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时代。他在追问的问题是：在这场具体战争中，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统治阶级的胜利，会带来对社会和革命发展具有进步意义的后果？
从理论上说，列宁在日俄战争中所持的分析方法，正是后来在1914年8月4日德国社会爱国主义者用来辩护其“拥护本国战争”的理论基础。他在1905年4月5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当一场战争在两个掠夺性民族之间展开时，我们有必要辨别其中每一个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步性或反动性。俄国社会民主党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这些一般原则应用于与日本的战争。”（在同一语境中，列宁立刻回引了《旅顺的陷落》一文）
这无疑阐明了他当时“失败主义”的方法论基础。
由于他认为日本代表进步，并支持其胜利，列宁在文章中充满了对日本军事力量的欣赏，甚至是狂热称赞。在《旅顺的陷落》中他写道：
“一向被人鄙视的小日本，如今八个月内就攻下了这座要塞（旅顺），而英法联军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耗费一年才攻占塞瓦斯托波尔！”
他还一一列出日本军队的军事优势，以极大的喜悦炫耀其军事实力，简直是赞美其军舰、武装与现代化水平：“……日本舰队装备精良，配备最先进的防御工具……年轻的新日本，其力量日益壮大。”
在《旅顺的陷落》中，他似乎甚至试图为日本的扩张与帝国主义收益辩护，视之为“进步性的胜利”。举例来说：日本在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击败中国，但在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俄、法、德三国干涉，让日本不得不放弃大部分战利品（旅顺、大连）。对此，列宁的评价是：
“进步、先进的亚洲对反动、落后的欧洲予以重击。十年前，这个反动的欧洲，以俄国为首，对日本打败中国一事忧心忡忡，三国联合起来，把战胜国的最好果实从其手中夺走……如今旅顺的回归日本，正是对整个反动欧洲的一记打击。”
但这还不是全部：他更进一步，明确无误地阐明自己的立场，在一段文字中为儒勒·盖得（Jules Guesde）和海德曼（H.M. Hyndman）在日俄战争中所表达的观点进行了辩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