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原文：The Myth of Lenin’s “Revolutionary Defeatism”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draper/1953/defeat/index.htm）

第一章 马克思－恩格斯－第二国际的传统

今日的马克思主义者常常将“较小之恶”理论视为改良派社会爱国主义者在战争中的典型立场。这种认识有其历史背景。要理解这一点，必须放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两个阶段的对比中思考：即资本主义的进步时期与帝国主义阶段之间的区别。

一，马克思在前帝国主义时期的标准

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常常会问这样的问题：“哪一个国家（即哪一个民族资产阶级）的胜利，对工人运动的后果将更为有利？”然后基于这个标准决定是否支持。这显然也是一种“较小之恶”的选择逻辑，尽管他们并未使用这个术语。但这种方法有两个根本性的历史前提：

（1）交战双方的差别，并非单纯体现在“较小”或“较大”的恶之间，而体现在它们在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根本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谓的“较小之恶”，本质上是一种历史范畴，而非在天平上算计“后果”的功利加减。这正是列宁在他战争理论中继续采用其方法论的根本依据——他明确划出了两类战争之间的界线：一类是年轻资产阶级对封建反动势力的进步战争，另一类是世界范围内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掠夺战争。后者彻底改变了战争的政治性质和后果，因此必须替代前者的标准。

（2）列宁在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论战中，始终强调另一个极为关键的时代差异：他指出，在当下（即帝国主义时代），社会主义力量已经进入历史舞台，有可能争夺政权，而在过去还不是这样。这意味着：尽管“较小”与“较大”的恶仍然存在（它们总会存在），但我们不必在二者之间作出选择，因为我们代表的是二者之外的历史性替代方案。而且，只有这个革命性的替代方案才可能带来真正进步的出路，才可能使战争结果不是一种“恶”。相较之下，两个战争阵营都只能带来反动性的后果——只是程度上的差异。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当然能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找到许多论述，他们在某些具体战争中主张一方战败，理由是这将有助于实现某种进步的历史后果。相应地，他们也支持另一方的胜利，理由仍是这对革命有利。这类立场即前面所述的亲战失败主义（pro-war defeatism）。

因此，如果仅靠摘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些句子，就想“证明”他们相信“失败促进革命”，那不过是一种断章取义的引用堆砌。当然，他们在特定历史战争中确实持有这一观点；但同样也可以通过其他引文“证明”他们认为胜利也能促进革命，这在同一历史情境中也是成立的。

在1915–1916年间，季诺维也夫是唯一公开支持列宁“失败主义口号”的布尔什维克宣传者。他特别热衷于进行这种历史引证。当他援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权威来为“失败主义”背书时，实际上是在将这种政策与亲战失败主义的方法论捆绑在一起。但讽刺的是，他本人对此毫无察觉。

季诺维也夫在为“失败主义”寻求历史正当性时，援引了恩格斯在1866年奥普战争前夕对局势的评价（致马克思书信，1866年4月2日）：

“尽管凡是要为这场战争负任何责任的人都该被绞死，我毫不偏袒地认为奥地利人也不能豁免于此，但我最希望的是普鲁士人遭受一次沉重的打击。”

因为，恩格斯接着说，如此一来有两种可能发生：

（1）奥地利人将在两周内逼近柏林，强迫其议和，从而避免拿破仑三世的干预，而柏林政权的地位将变得不可维持，一场反对“普鲁士主义”的运动将随之爆发；

或（2）奥地利人尚未到达之前，柏林就会发生变革，而反对运动也照样会开始。

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确实是“希望自己政府战败”；但这对他来说意味着希望或倾向于敌对政府的胜利。而季诺维也夫竟然将此作为其“失败主义”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先例”，正好暴露了其逻辑问题。

二，对沙皇专制战争的“特殊立场”

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方法论最有力、最坚决地运用于一个对象：俄国沙皇制度。对他们而言，俄国是欧洲大陆上一切反动势力的支柱与煽动者，是反革命的中心与堡垒，是德国特别是普鲁士境内一切封建残余的鼓舞者和支持者。在每一次反动的幕后，都隐约出现沙皇、其外交官及其军队的威胁。

一旦俄国专制制度被摧毁，欧洲（首先是德国）的一切民主力量都将如履“七里靴”般迅猛前进，而无产阶级革命也将紧随其后。因此他们高呼：“打倒沙皇主义！不择手段地摧毁它！对沙皇主义进行革命战争！”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到俄国在欧洲政治格局中扮演的特殊角色，他们也号召革命者对这一威胁采取特殊的战略方针，提出了一系列对沙皇俄国独有的要求——这些要求并未对其他国家提出。

这种对俄国的特殊对策作为遗产，传承给了成立初期的第二国际，并深深植入其纲领中。几十年来，它成为马克思主义运动的一个公理：“为沙皇政权的失败而斗争！”

正是这个传统公理，成为1914年8月4日德意志社会民主党在战争狂热面前崩溃的意识形态借口。固然，1914年的俄国，早已不是《新莱茵报》时期那种封建野蛮的铁板一块。一个现代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已经有力地发展起来。在1905年，它甚至成为欧洲革命的先锋。沙皇政权已无法继续扮演旧日的反动角色，它现在的背后，是本国的革命力量。“特殊立场”的政治基础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但这一“特殊立场”及其传统仍然存在，仍然根植于意识中。它并非德国社会民主党崩溃的根本原因，但却强有力地为其背叛提供了意识形态掩饰。

就在1914年8月4日——黑色的一天——德帝国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团投票支持皇帝的战争拨款之前，其机关报重新陷入老调：

“德意志社会民主党一向痛恨沙皇制度，因其是欧洲反动的血腥守卫者；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密切注视这个野蛮政权的每一次动作，到今日其监狱关满政治犯，而它却仍然对每一次工人运动战战兢兢。如今，我们必须在德意志的战争旗帜下，与这些可憎的恶棍清算总账。”

当时的报刊上充满了对那早已过时的传统的号召（并掺杂着全新的沙文主义腔调），于是，《法兰克福人民之声》（Frankfurter Volksstimme）于1914年7月31日写道：“首先要与俄国的皮鞭作战！”……“难道俄国沙皇——这位连俄国人民自己都深恶痛绝的最大敌人——应当统治哪怕一位日耳曼血统之人？”……“向沙皇主义宣战……这一切自由与民主的死敌！”……“可怜的恶魔，真正没有祖国的生灵，这些血腥尼古拉的被奴役臣民——即使他们想保卫些什么，也只能保卫自己的锁链……”

对此，罗莎·卢森堡评论道：

“这些久已遗忘的和弦，是当年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为反抗尼古拉一世附庸国而奏响的音符，如今在1914年，突然又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耳中回响，将他们召唤入伍，与普鲁士容克制度肩并肩地携手作战，去反对1905年大革命的俄国。”

甚至连季诺维也夫本人也在1916年写道：

“六十年来，德国革命先锋始终向人民宣扬对沙皇主义的正义仇恨。从《新莱茵报》时代起，‘反对沙皇主义’的呼声就未曾停止地回响在德国工人的耳中。而今，在1914年战争爆发之际，这些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已经投向帝国主义阵营——竟公然利用德国工人对血腥沙皇主义的革命仇恨，将‘反对沙皇主义’的旧口号犬儒主义地作为掩饰工具，迫使工人流血牺牲，为的是德国帝国主义的利益。”

而且，这种论调并非仅存在于战争初期。直到战争结束前，社会爱国主义的领袖们仍不断宣称，他们支持皇帝的战争政策，正是在履行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遗训。当俄国的三月革命爆发时，他们甚至将其当作自己的功绩，作为他们政策的正当性和“进步性后果”的证明。保尔·伦施声称：“事实上，俄国革命是德国胜利的孩子！”——因为战争失败确实促进革命，而他们不也正是“促成”了沙皇政权的失败吗？1917年10月，在维尔茨堡召开的党内第一次战时代表大会上，当党内领导层被迫对其战争政策进行交代时，大卫医生（Eduard David）为党的立场辩护：

“我们立场的正当性还有一个强有力的论据。一个政策最好的评判标准，是它的成效。它取得了什么成果？战争带来的一个巨大果实，就是我们曾齐声欢呼的——沙皇制度的崩溃、俄国革命、俄国民主，以及伴随它的，那些沙皇制度曾给欧洲带来的全部危险的消除。但如果1914年8月4日我们按哈塞和他那些朋友的意思去做，这一事件根本不会发生。”

到了1914年，那套旧的“特殊立场”早已被彻底掏空其政治和历史内容，但它依然以空洞的形式在第二国际的意识中回响。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这一回响也影响到了列宁的“失败主义”。

三，季诺维也夫是如何设法将恩格斯“变成”失败主义者的

在数篇1916年的文章中，尤其是最晦涩的一篇中，季诺维也夫试图既反驳社会沙文主义者对“反沙皇主义”的辩护，又将恩格斯的权威套在他自己的“失败主义”版本之上。但他采取的方法非常值得分析。

为了完成这项逻辑上的杂技表演，他回溯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对俄国的革命战争”路线，并试图证明：在提出这一主张时，他们是首先要求推翻德意志政府，然后由工人政权来发动这场“革命战争”。他之所以必须这样主张，是因为他一方面要：

(a) 驳斥社会爱国主义者关于“反沙皇主义即战争正当性”的说辞；

(b) 又希望用恩格斯的权威为自己的“失败主义”背书——但又不愿承认这个前例其实意味着：这种‘失败主义’本质上与支持敌国胜利是相连的。

他怎么做的呢？——他回到19世纪90年代恩格斯讨论的一个假设情景：如果俄国（甚至俄法联盟）进攻德国，德国社会主义者应当怎么办？季诺维也夫这样概括恩格斯的立场（注意：这是季诺维也夫的表述，不是恩格斯的原话）：

“那么德国无产阶级应该怎么做？德国社会民主党应该怎么做？是去保卫普鲁士容克阶级，支持它‘自己的’政府吗？不，这完全不能接受……恩格斯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案：德国无产阶级应该推翻自己的政府，并发动一场反对沙皇主义的革命战争，与法国工人结成统一战线。”

但是，季诺维也夫凭什么声称：在这种情境下，恩格斯认为支持非社会主义政府的防御战争“不可接受”？又凭什么说恩格斯主张先推翻本国政府再进行革命战争？

他所依靠的，是一段出自恩格斯90年代文章《德国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in Germany）中的引用。恩格斯在讨论同样的假设情景时写道：

“在这场斗争中，我们的国家唯有采取革命手段才能保全自己的民族生存……我们拥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政党，那就是社会民主党。我们没有忘记1793年法国给我们的伟大榜样（即‘雅各宾’式战术）……”

接着，季诺维也夫发起质问：

“我们姑且不坚持说今天的战争根本不是恩格斯所设想的那种战争。（[注：作者H.D.指出这恰恰是最关键的区别，但季诺维也夫却选择回避]）我们只问：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德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没有推翻他们的政府？为什么他们没有诉诸‘最革命的手段’？”

但——这一切完全是对恩格斯观点的歪曲。

恩格斯对此问题的立场非常明确：他支持的是在旧阶级主导下的防御性战争。他提倡“革命手段”，是指社会主义者应要求现有政府采取革命性的措施来赢得战争——正如马克思在美国内战期间主张林肯政府应采取“革命手段”（例如解放奴隶）来对抗南方。恩格斯期望该政府的胜利最终为社会主义者赢得政权创造条件——甚至可能在战争期间就实现权力更替，但他从未主张必须推翻政府作为支持防御战争的前提条件。

他在1891年10月24日写给贝贝尔（August Bebel）的信中明确说到：

“……如果俄国获胜，我们将被碾压。所以，如果俄国挑起战争——就打！就打俄国人及其盟友，无论是谁。[注：此处显然指的是法国——H.D.]然后，我们必须设法以一切革命手段来进行这场战争，并确保任何不采取革命手段的政府都无法继续掌权……”

同一天，他写信给索尔格（Sorge）：

“如果德国被击溃，我们也将被击溃；即便是在最有利的情况下，这场斗争也将激烈无比，以致德国唯有通过革命手段才能维持自身。因此，我们很可能会被迫掌权，并扮演1793年的角色。”

很明显，恩格斯并未设想这场战争必须由社会主义政府领导。这正是他和马克思在前帝国主义时代的典型思路。社会沙文主义者曾试图利用这类引文为自己辩护。而当季诺维也夫表示他不会就这点与社会沙文主义者争论——恰恰是在他们真正犯错之处上选择回避——他等于是在对方的立场上与之辩论。

结果是他自己陷入了困境，因为他同样试图保留那个为社会沙文主义所用的传统的一部分。他必须歪曲恩格斯，因为他想保留旧的方法论（但仅用于“失败主义”），却又不接受这个方法论的实际结论。他想要将恩格斯塑造成“失败主义者”，却隐瞒了恩格斯主张击败俄国的同时，也是支持自己国家的政府。

四，季诺维也夫是如何为普列汉诺夫“发明”失败主义的

继“失败主义者”恩格斯之后，季诺维也夫又将“失败主义”的标签贴到了普列汉诺夫身上。他在1916年欣然引用了普列汉诺夫于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者苏黎世大会上的发言。当时，普列汉诺夫代表俄国社会主义者发言称：

“当德军越过我们的边境时，对我们而言它将是解放者，正如百年前法国国民公会时期的军队进入德国时，是为了打败诸王、将自由带给人民而来的解放者。”

季诺维也夫在1916年——正值德国社会沙文主义理论家们大肆援引类似话语之际——竟然把这段话当作“权威依据”来引用。虽然他自己没有明说，但他实际上正好展示了：所谓“对俄国的特殊立场”，在马克思的视野中，其历史意义是根植于资本主义早期阶段——那个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进步时代”（如法国大革命）。

那么，季诺维也夫为什么还要这样引用？因为在这一语境中，普列汉诺夫自然地表达了对沙皇主义失败的支持：

“我们的德国朋友越是打击俄国沙皇主义[普列汉诺夫继续说道]，我们就越感激他们。干得好，我的朋友们，打击沙皇主义，尽可能多地将它送上审判席，尽一切手段打击它！”

普列汉诺夫支持“对俄国的失败主义”，你看——正好证明了布尔什维克在这场战争中的立场，我们有先例可循……然而，季诺维也夫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他实际上是在暴露这一“失败主义”政治方法论的真实逻辑。

他洋洋得意地总结说：

“我们已经引用了普列汉诺夫在苏黎世大会上的声明，这些声明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是‘失败主义’的。”

但为了掩盖线索，他又像对待恩格斯一样，虚构了普列汉诺夫的本意，声称普列汉诺夫所设想的只是一场由工人政权领导的“革命战争”。在这种双重意图带来的逻辑摇摆中，他急忙补充道：当然啦，在1916年的今天，再发表1893年普列汉诺夫的那些话显然是不合适的。如今的俄国社会主义者不会再向德国人发出那样的邀请了，时代已经不同了，等等。

但这就意味着——引用普列汉诺夫为“失败主义者”的价值到底还有什么？确实，普列汉诺夫在当时可以说是“在某种意义上是失败主义者”，但正是这种“意义”，在1914年为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背叛提供了口实和正当性。

同样的逻辑漏洞，还出现在季诺维也夫从马克思著作中找出的几段话中。例如在俄土战争时期，马克思在1877年9月27日写道：“勇敢的土耳其人用他们给予的痛击，使俄国的爆炸提前了若干年。”但季诺维也夫没有提到，马克思在那场战争中不仅仅是在评论战争失败的革命后果——他实际上是支持土耳其获胜的。

总结

我们可以这样总结：

(1) 我们会看到列宁1914–1916年关于“失败主义”的立场中，回响着马克思—恩格斯—第二国际的“特殊立场”传统，即从某种意义上讲，支持俄国沙皇主义的失败，作为“较小之恶”。

(2) 在回到这一传统的过程中，列宁的“历史先例”专家——季诺维也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失败主义”辩护的具体论战中，在各个方面都暴露出这个口号对旧方法论的依赖。尤其是：

(3) 季诺维也夫实际上将他的“失败主义”政治立场，与“亲战失败主义”政治立场等同起来。他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找不到任何将“失败主义”与对双方阵营的反战政策结合的先例。他甚至看不出“支持敌国胜利”的失败主义与他自己试图构建的不支持敌国胜利的失败主义之间的区别。

在继续深入分析之前，我们已经可以肯定：我们面对的是一种对自己理论含义都极为混乱的政治立场，即使它在某些方面可能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