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统治阶级的仕途主义

“仕途主义”可以说是中国官场的写照。“仕途主义”狭义上是指在中央集权制的官僚系统中，官员将个人在系统中的升迁视为最大的自我价值。中国的历代政权为了治理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十分重视官僚制度的作用。超长的历史周期和极大的规模与广度，使中国沉淀出复杂的官场文化。在生产力没有充裕到满足每个人的自由需求时，只能有少数人通过独占多数资源来实现从生产中的解放。阶级国家的作用之一就是维护这种不平等局面，以让社会不至于因资源争斗而崩解。维护不平等的局面必然要使用暴力、强制的手段，官僚作为权力的行使者，对公共权力的实际占有使其得以依靠这一点为自己谋得超过一般人的利益。阶级国家承认并保护了这部分利益，官员被给予了特别的待遇。在等级制中，官员的权力大小和待遇大小与具体的等级挂钩，升迁就成了官僚最为突出的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将升迁看作走一条长路，那可以说”仕途”一词是十分形象地描述了它。

仕途主义是官僚对自我价值的病态追求。仕途主义的官僚通常为了升迁，而忽视社会的其他需求，拿社会、甚至是整个统治阶级和政权为代价实现一己的利益。这自然就会伤害社会的健康，伤害政权的合法性。任何政权的统治者都不会承认仕途主义正确，都会要求打击官僚主义歪风，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痛恨官僚以权谋私（他们本来就在不危害政权的限度内给予了官僚特别的利益），而是为了自我保护。中国至今仍在沿用集权式等级制的官僚制度，官僚主义作风、腐败作风的土壤与前现代有很大重合，历史以来民间对官僚的批判到了现在也不过时。在如此条件下，中央推行的反腐活动、作风建设不外乎是这种逻辑的产物，却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

革命团体的仕途主义

这种条件也可能会反映在不健康的革命团体之中。当组织缺乏民主集中制的运行，即事务决策由少数上层的闭门会议做出，多数成员无法”染指”，那么上层就具有不一般意义。这与国家官僚的性质并不相同，因为前者仍是依靠组织成员的主动性来实现”权力”，总的来说，他并不能总是偏离服务革命，而后者依靠垄断公共权力，总是将决策之中的野蛮、草率成分一并加于社会上。即使如此，组织的上层与下层依然形成了明显的差别。只有上层才有决策的权力，只有上层才能尽情发挥自己的主动性，那么为了实现作为革命者的价值，“我”就必须首先在组织中“升迁”，这便是仕途主义萌芽。随着组织的发展壮大，广度、深度都得到大的发展，还会出现工作项目的浅深、狭广差别，如若组织过分宠爱成熟、突出的项目，资源过分倾斜于它，那么就会形成隐形的项目上下差别，同样会提供仕途主义发展的土壤。

总的来说，革命团体不健康的发展，会给其成员造成这样的认识，即为了能够尽可能实现自己作为革命者的价值，就必须首先在组织中谋得上层的职位。这就构成仕途主义了。更有甚者，忘记革命初心，一心追求虚荣地位抑或是被权力欲熏心。这样的人就会荼毒革命队伍，当组织发展到拥有调动物力的能力时，离贪污腐败恐怕也不会远。因此，认识到革命团体中的仕途主义的危险是有必要的。将这一点与阶级国家官僚的仕途主义条件联系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它。

仕途主义的革命者有何利益可图?

不同于国家的官僚体制，革命团体经常处于生存挣扎的状态，尤其在那些政权稳定、政治极权的环境中。不仅革命团体因政治反对得不到社会资产主要所有者――资产阶级的可靠支持，而且由于非法环境，资金的募集也相当困难。在这样的重压下，革命团体在物质上极为匮乏，同时成员的精神也不断受到挑战。极为普遍的是，那些轻如浮萍的革命团体的运行，只能依靠成员无回报的奉献，也可以说是为爱发电。这种形式虽然允许在匮乏条件下，让这样的小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根基并不牢靠，长此以往，人心散尽，小组织也就渐渐消亡，回顾数月乃至数年的热情工作，只能发现什么都没有留下，徒劳一场。

“升官发财另寻他路”，投身革命团体，以利益的眼光看，大抵没有收益。然而，仍不断有新的青年在探索这一条路，这真是人的意志的一种魅力。他们对旧秩序有着批判的眼光，积极进取全新的世界，社会的未来正要由这些人创造。所以说，能下决心参与到革命团体中，服务到其的建设中，就此不能吹毛求疵了。以此来看，仕途主义怎么可能在这扎根呢？毕竟这里没有财富可求呀？

官僚的福利待遇，当然地吸引了大批循规蹈矩的人投身仕途，成为普通人的一种生活方式选择。就这些人而言，革命的思想相当浅显甚至是从来不加以考虑的，革命的先锋从不会出自这样的人之中。能够投身革命团体的人，就已是心性独特的相对少数了。有革命之志的人，虽不那么谋求物质的富足，但也不会就此成为圣人，而会发展出另一层面的需求。广泛的是，产生对革命利益的需求，但每个人不一定就会产生对此的正确理解。例如有的人会产生围绕自己的偏见，认为自己的作用对推进革命极为关键，因而怀疑所有对自己的否定，形式上它会扮演成“怀疑官僚主义”“怀疑针对个人”“怀疑批评者是错误立场”等似乎大义凛然的客观理由。仔细甄别不失为革命团体的课题之一。

把对革命利益的错误理解汇集起来，就可以形成仕途主义的认知，只不过用”为了革命”包装起来了。更别说革命队伍中还可能有真正的阴谋分子。仔细甄别来，革命团体中的仕途主义和官场仕途主义性质仍不相同，前者究竟是要以服务革命为支撑，至少形式上要做好，而后者就是不加掩饰的宦海沉浮。可前者不会转化为完全的官僚主义么？完全会，革命团体的仕途主义的恶化发展不是不在发生，而是速度被恶劣的生存条件减慢了，这种条件既包括没有物质利益可追求，也包括团体成员的政治健康。这两项条件的变化，都可能导致仕途主义的扩张。

与宗派主义的组织拜物教交合

在组织结构中占据上层是仕途主义最为普遍的追求形式，那么这个组织又是否是力量最大、地位最高的一支同样决定仕途主义的利益大小。革命团体有着隔离的性质，因为它们需要保护秘密，不可能完全向外界公开自己的状况。这样的话，任何一支组织就更加把自己的基础建立在既有成员上，换句话说，老成员更能为组织内部所了解，资历会不可避免地成为当选因素之一。如此情况便很明显了，更换一个新的组织，或者组织改组造成成员换血，都会深刻地伤害仕途主义者的利益。

一想到和其他组织的联合，就意味着把不了解也可能不信任自己的他人引入组织中来，意味着自己的地位会受到挑战，意味着要把权力分享给被新人信任的他人，仕途主义者不免会气到发抖。当然，这在形式上可以扮演成“引入落后分子损害队伍的纯洁性”“他们是不可信任的”“我们是意见不统一的”的“客观”理由，再次提醒我们仔细甄别是革命团体的必要课题。那么如何保卫自己的地位呢？只要组织间不融合只业务合作就好了，因为“意见不统一”“只是工作有共同合作的点”。总之，组织的权利不应该向那些已经去信任别人的人分享。我们应该吸纳那些从一开始就信任我们组织的人进来，这难道不是仕途主义者对于可靠的、意见一致的革命者的理解吗？

组织拜物教崇拜组织架构、组织制度这类伪似客观的上层建筑，这与仕途主义的目的不谋而合。革命团体的根本在于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组织的一切运行终究是要由人来实施，因而对架构、制度的观点终究不能脱离人的意识的范畴。越是看重纯粹的上层建筑，就越轻视活生生的人的观点，即越脱离组织的根本。通过强调职位、制度的不可冒犯，仕途主义者愈加能够远离基层的观点，巩固自己的地位，至少这意味着“坚强有力的领导”不是吗？此外，与信任、忠诚的相关性，使仕途主义者可以在宗派主义上找到工具。在这些意义上，宗派主义、组织拜物教、仕途主义并不是相互独立的问题，它们相互交合、互为臂膀，共同撑起个体的升迁之路。

坚决反对仕途主义

革命不应该是个人建功立业的仕途。革命团体应是所有个体政治参与的综合。分工、纪律、指挥本身不是目的，它们只是保障政治利益实现的途径。没有同志们兄弟般的合作，我们不能实现任何一点伟大的创造。仕途主义的惰性就在于，它埋没多数人的主动性和创造力，而过分地强调个体的作用。上层的任何旨意，到了下层究竟还是要下层自己实施。没有充分的解释和教育，或者是旨意根本不关照下层的意志，机械照搬、执行懈怠、旨意变样都不可避免。仕途主义者走到头，回过头来才发现，自己的话不再有人认真聆听。怎么办呢？就这样吧，只要自己的地位不被侵犯，革命的减缓和毫无成效都是可以容忍的。仕途主义最终成为目的本身。

健康的民主集中制是防范仕途主义的有效工具。革命团体的意见不应由机械的周期选举和提案投票组成，而应在每一步、每一项，都在活生生的人中去寻找来源。这就意味着组织方式的灵活性、意见的思路多变、不固定的制度。这并不奇怪，追求制度设计的相对永恒和成员严格的循规蹈矩只是组织拜物教的幻想。通过这样的措施，让一切生动的、创造性的、杰出的观点和人物站上舞台，而不能发展自己能力的仕途主义者就无处遁形。

对于个人来说，须知基层的任何一人都不是小人物，上层也不是成绩的代名词。社会的任何环节要做好，离不开这一环节的人的主观能动性。我们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人，我们都是我们手上工作的唯一依靠。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属性，让校园管理、企业生产、政治生活都产生了命令者与受命者的分野，让生产实施者反而不是生产决定者，让多数人成为生产活动中纯粹的机械工具。参与革命组织的民主生活，是我们第一次真正做主自己的命运。祝愿我们都能做出大胆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