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为什么进行意识形态批判？

有位同志抱有进步、革命的思想，深刻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的不可持续性和建立一个无阶级社会的必要性，却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一名“共产主义者”。我于是很是纳闷，明明是唯物主义的逻辑，吸收了辩证法的思想，也站在劳动者和被压迫者的立场上，是什么原因导致还要在名义上拒绝“共产主义”的称号呢？这位同志解释说：因为他不会认同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自己不是狂热的信徒，只追求正确的分析方法和思想，而不愿意陷入一种意识形态的束缚和教条中。我深感高兴，因为这表明了这位同志不是要把自己搞成怀疑论者或者喜欢思想的不连贯性或缺乏体系，他只是没有意识到，共产主义思想就不是他所反感的那种“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最早由法国启蒙学者德斯蒂·德·特拉西于1796年提出，原指“观念的科学”，他试图建立基于感觉经验的社会认识论。后来拿破仑随即以“意识形态家”贬斥空想理论家，使该词获得脱离现实的政治意涵。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继承并转化了这个概念，指出当观念体系与物质实践分离并声称独立时，就构成了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这种虚假不是认识论层面的谬误，而是存在论层面的颠倒：意识形态用观念解释观念的历史，将特定阶级利益表述为普遍利益。因此，“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绝非中性描述，而是特指那些将历史性社会关系永恒化的观念体系，是“虚假意识”，其称谓本身已包含价值判断。

马克思揭示意识形态产生的物质根源在于统治阶级对“精神生产资料”的垄断。统治阶级不仅支配物质生产，还通过教育、媒体、法律等机构掌控精神生产工具，使本阶级思想获得“普遍性形式”。可见，所谓“精神生产资料”，应断句断为“精神生产+资料”，而我们常说的“生产资料”是物质生产资料。《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但意识形态通过抽象化过程掩盖这种关联，例如将封建义务包装为“神圣责任”，或将资本增殖美化为“财富创造”。这种观念生产机制在葛兰西《狱中札记》中发展为文化霸权理论：统治阶级通过控制精神生产资料，将阶级统治转化为被统治者“自愿认同”的文化规范，使剥削关系隐没在“自古以来”“人性使然”等自然化叙事中。

马克思主义展开意识形态批判的根本目的，在于打破这种精神生产资料的垄断。当劳动者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塑造的“常识”（即个人通过日常经验积累的零散认知，其逻辑基础是直接经验归纳而非系统性反思，简单来说就是对重复性现象的非系统化认知，如“钻木取火”）束缚时，会将私有制、雇佣劳动等历史现象视为永恒秩序。马克思指出，必须通过革命实践夺取精神生产资料的控制权，使工人阶级形成自觉的阶级意识——这不是用新意识形态替代旧意识形态，而是通过揭露所有意识形态的历史暂时性，建立与社会存在相统一的科学认识。葛兰西则进而提出“阵地战”策略，强调要在学校、工会等精神生产场所展开斗争，将分散的日常经验升华为对资本主义整体结构的批判认知。这种批判本质上是对精神生产关系的革命，它不仅要解构意识形态的虚假普遍性，更要重建劳动者掌控自身的精神生产的物质基础。

什么是“意识形态”？

我们需要讨论下意识形态的来源和本质。人类历史的起点是物质生产实践。原始社会中，人类通过劳动与自然互动，形成基于直接经验的常识，这些常识既是生存工具，也隐含对未知力量的想象投射（如将雷电解释为神怒）。随着分工发展与阶级分化，社会矛盾逐渐无法通过直接经验解释，宗教、哲学等意识形态（即通过观念体系对社会关系进行合理化或遮蔽的思想形式）开始从常识中分化并系统化。例如，奴隶制城邦将“人分等级”的常识升华为“神定秩序”的宗教信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30页）。

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意识形态包含以下内容：哲学、部分社会科学、政治法律思想、宗教、道德、艺术。而形式科学（如数学、逻辑学、理论计算机科学）、思维科学、另一部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是非意识形态（即科学）。马克思主义把意识形态描述为掩盖着事物的实质的“颠倒”，其根源在于现实本身的颠倒。例如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上帝创造人是一种颠倒。意识形态反映了现实世界的矛盾和苦难。国家和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序言）。宗教的颠倒使现实的缺憾在思想上得到补偿（可见，宗教是人民精神上的止痛药），为了弥补现实世界的矛盾，它在超越现实世界的想象中重新制定了一种严谨的解决办法。这种补偿机制并非纯粹被动，因为被压迫群体可能通过重新解释宗教传统（如早期基督教平等观）形成反抗性文化资源，但总体仍受统治阶级的“收编”。人由于受他们的物质活动方式的限制，只要他们不能够在实践中解决上述的矛盾，他们就倾向于把这些矛盾反射在意识形态的形式上，也就是说，采取纯粹精神的和推理的解决办法，而这些解决办法实际上是掩盖和曲解了这些矛盾的存在和性质。这种意识形态的歪曲，通过掩盖矛盾的办法来为矛盾的再生产效力，因而也就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

在意识形态的运作机制中，常识作为其最隐蔽的载体发挥着特殊作用。常识具有双重结构：其表层是劳动者从实践中提取的可行经验（如劳动创造使用价值），底层则被意识形态预设渗透（如忽视生产资料所有权对分配的决定作用）。葛兰西强调，必须通过“有机知识分子”引导常识中的经验要素与科学批判结合，将其转化为揭露矛盾的“健全常识”。常识并非完全独立于意识形态的精神领域，而是意识形态矛盾性在日常生活层面的具体化。当劳动者认同“勤劳致富”的常识时，既包含着对劳动创造价值这一客观事实的经验感知（非意识形态要素），也隐含着将阶级关系永恒化的意识形态预设——即忽视生产资料占有差异对财富分配的决定性作用。这种双重性使得常识既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社会实践可行性（如指导具体生产活动），又能通过将意识形态命题伪装成“不言自明”的真理来巩固统治关系。常识的意识形态功能不在于其命题的虚假性，而在于其通过经验直观性中断对事物本质的追问，正如“太阳东升西落”的常识并不错误，但若停留于此便遮蔽了地球自转的实质。

值得一提的是，科学发现通过实践反复验证后，其结论也可以脱离具体理论语境沉淀为普遍认知（即成为常识），但是这可能会导致其实际内涵的消失。如相对论质能方程（E=mc²）包含的时空观革命被简化为“能量守恒”的常识命题，但其革命性内涵却趋于隐没。值得注意的是，科学常识的简化过程必须与社会主义性质的民主化的知识传播相结合，否则可能退化为新的教条（如将历史唯物主义简化为“经济决定论”）。不过显而易见的是，科学常识与意识形态常识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虽经简化仍保留实践检验的客观内核（能量转换常识可通过核反应堆实证），后者则通过对经验材料的片面截取构建虚假普遍性。

科学与意识形态的根本差异源于对“本质”的把握方式。科学以动态性、历史性和实践性为根基，其真理性通过物质活动的持续验证而生成。例如，恩格斯指出牛顿力学“在实践界限内是真理”（《自然辩证法》），但当微观与高速运动现象突破原有实践范围时，其理论框架必然被量子力学与相对论扬弃。这种认知演进表明，科学本质是“在改造对象的过程中改造自身”的辩证运动，而这一过程需要劳动者通过生产实践与理论批判的互动来实现，正如列宁强调“共产主义是从人类知识总和中产生出来的”（《青年团的任务》）。这种认知演进表明，科学本质是“在改造对象的过程中改造自身”的辩证运动。相反，意识形态试图以静态逻辑体系消解矛盾，如资产阶级经济学将“等价交换”凝固为永恒法则，却遮蔽了剩余价值产生过程中劳动与资本的结构性对立（《资本论》第1卷）。两者的区别在于：科学通过实践中介使认识与对象形成历史性统一，如门捷列夫周期表起初仅是对已知元素的经验归纳，但通过镓、锗等新元素的实验发现，其理论从经验规律上升为揭示原子本质的化学基础（参见《列宁全集》第18卷第130页），而意识形态则将特定历史阶段的认知抽象为超验真理。马克思主义揭示，科学的实践性使其必然突破意识形态的形而上学外壳——正如达尔文进化论打破“神创论”的永恒叙事，但其理论本身又需在遗传学发展中接受新的实践检验，这种永不完结的自我否定过程，正是科学作为“现实本质的展开形式”的存在论特征。

所以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绝非一种“意识形态”。它不像在庸俗的电子游戏（点名《钢铁雄心4》）里一样同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是“人类各种意识形态中的一个选择”，而是一种非静止的、真理性通过物质活动的持续验证而生成的科学思想。这和意识形态先入为主去用形而上学的体系解释人类社会是两种相反的方向。

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意识形态不会立即消亡，反而会呈现特殊形态：一方面，工人政党需要运用科学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永恒化谎言（如揭穿“市场万能论”的历史暂时性），同时领导工人国家不断拆除这些意识形态产生的根源：商品生产、阶级、传统家庭等；另一方面，过渡时期仍存在脑体分工等旧社会痕迹，这可能导致新型意识形态的产生——例如将特定阶段的计划管理模式绝对化为“社会主义本质特征”，此时必须通过群众性文化斗争（如在不破坏统一的国家计划和政治方向下的工人控制和工人自治实践）打破新的形而上学倾向（参见葛兰西《关于南方问题的笔记》）。只有当物质生产突破稀缺性桎梏、阶级存在的社会基础彻底瓦解时，意识形态作为“虚假意识”的再生产机制才会消失，此时人类将首次建立起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统一的认知体系。

可见，意识形态是作为一种否定的和局限的概念出现的。它之所以是否定的，是因为它牵涉到对矛盾的歪曲和曲解；它之所以是局限的，是因为它并不包含所有的错误和歪曲。意识形态观念和非意识形态观念之间的关系，不能解释为谬误和真理之间的一般关系，因为意识形态是“不完整的真理”，它们本身也以一种方式反映着一部分现实。葛兰西进一步指出，即便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也必须部分吸收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经验常识和主观诉求，否则无法建立有效文化霸权。正如辩证法并不否定形式逻辑在日常生活中的必要性一样，意识形态的合理性仅在历史的、具体的范围内才存在。另外，科学（包括马克思主义）也是靠着吸收意识形态中有生命力的部分，并将其与实践与实践经验结合才发展起来的（可以这么说：没有意识形态，就没有科学），这恰恰证明意识形态的一些内容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合理性。只通过批评无法彻底解决意识形态的歪曲，意识形态只能随着产生它们的矛盾的实际解决而最终消失。

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意识形态对人的影响并不是简单的“压迫”，因为它不是直接的暴力。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剥削也是如此，这是一种经济关系，它意味着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劳动成果的无偿占有，而非抽象的“压迫”关系。要进行剥削，前提是劳动者可以生产出社会剩余产品，否则你的压迫再怎么深重，也无法剥削其他人。暴力本身不会生产物质，且暴力也得依靠物质才能存在。虽然剥削建立在强制之上，但是剥削阶级需要劳动者因为害怕或是麻木而“自己动起来”，而这就是意识形态的任务。这是因为，剥削和压迫的维持依赖于统治阶级的“文化霸权”将剥削和压迫说成“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或是“常识”（如将地租表述为“土地收益的自然分配”），使被剥削者误认现存秩序符合自身利益。

这种“自我驱动”一方面体现为劳动者通过经验验证某些意识形态命题（如“按时播种才能收获”），这种验证的局部真理性强化了对整个意识形态体系的信任；另一方面，意识形态通过常识的重复性将历史性范畴自然化，例如将特定社会形态下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转化为人类社会的永恒法则。这种自然化过程的微观机制在于：每个市场交易者都在具体交换中确认“等价原则”的有效性，却无法直观感知整个资本循环中价值转移的结构性失衡——这正是葛兰西所说的“常识的碎片化认知对整体性批判的阻断”（《狱中札记》）。另外，这种自然化过程不是通过理论灌输完成，而是经由无数日常实践中的微观确认实现的——正如市场交易中每次等价交换的成功经验，都在强化对交换关系非历史性的信仰。

语言与意识形态

语言作为人类物质生产实践的直接产物，本质上是以符号系统为载体的社会实践形式。它既不是先验的思维框架，也不是中立的交流工具，而是社会关系的物质性存在方式——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的，“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这种物质性体现在：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关系的确立，始终依赖于特定生产方式下的交往实践。原始狩猎部落对“火”的命名源于生存的直接经验，而现代金融术语“衍生品”的产生则根植于资本全球化的抽象化进程。语言系统作为意识形态运作的介质，其特殊性在于它既承载着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经验（如劳动过程中形成的方位词体系），又不可避免地被打上阶级关系的烙印（如封建等级制下的称谓系统）。

意识形态对语言表达的支配作用，首先表现为词汇意义的历史性重构。当希腊城邦将奴隶制生产关系神圣化为“自然秩序”时，“自由”（eleutheria）一词被剥离了其在荷马史诗中“摆脱战争威胁”的本义，转而特指城邦公民对奴隶的支配权。这种语义转换并非偶然的语言演化，而是意识形态通过截取经验片段构建虚假普遍性的典型案例。现代资产阶级语言体系更发展出高度精巧的遮蔽机制：在经济学话语中，“劳动”被抽象为生产要素清单中的中性条目，其背后活生生的剥削关系被抹除；“失业”作为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必然产物，被修辞转化为个体能力欠缺的证明。这种语言暴力不是通过强制推行实现的，而是经由日常交往的微观实践完成的——每个求职者在简历中自我商品化的书写行为，都在无意识中强化着劳动力市场的意识形态预设。

某些哲学家将语言神秘化为独立王国，这种倾向在现代的分析哲学和后现代主义中达到顶峰。维特根斯坦早期将语言视为世界图式的逻辑对应物，后期虽转向“语言游戏”说，却仍将意义生成封闭在话语共同体内部；德里达的“延异”概念将能指链的滑动绝对化，使文本陷入自我指涉的无限循环。这些理论把语言从社会实践的土壤中连根拔起，使哲学话语沦为脱离物质基础的空中楼阁。当海德格尔宣称“语言是存在之家”时，他故意忽视了德语中“劳动”（Arbeit）一词在纳粹意识形态中被赋予的种族主义内涵。这种“为抽象而抽象”的语言观，实质上是将哲学家的思维困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牢笼里——他们越是沉迷于概念游戏的精巧构造，就越成为现存秩序的无意识辩护者。

马克思主义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让哲学语言回归日常用法，而这就必须重建语言与实践的血肉联系。葛兰西倡导的“有机知识分子”，其历史使命正在于将工人阶级的日常语言升华为批判性武器。语言斗争的关键不在于创造新术语，而在于对既有词汇进行唯物主义改造，例如当代中国农民工创造的“打工人”话语，既包含着对异化劳动的苦涩自嘲，也潜藏着阶级意识觉醒的可能契机。关键在干通过系统的文化斗争，将这些碎片化的抵抗性话语升华为新的意义体系：当“996工作制”不再被表述为“奋斗精神”，而是揭露为“劳动力透支机制”时，他们正在意识上撕碎“利润分享”的意识形态面纱。这种语言实践的辩证法体现在：一方面必须突破资产阶级语言的概念牢笼，另一方面又需要保持与群众经验常识的对话通道。

今天的数字媒介为语言斗争提供了新战场，例如短视频平台上工人博主用方言讲述流水线生活，这种“去专业化”的表达方式正在解构资产阶级的“精英话语”霸权。但技术中介的进步性具有历史局限性，若脱离物质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网络空间的言语反抗最终会被资本收编为“流量经济”的养分。因此，语言实践必须与车间民主、经济民主的政治斗争相结合，使话语权的夺取获得坚实的制度支撑，例如苏俄政权初期推行的工人通讯员运动，通过让普通劳动者掌握新闻写作技能，才真正打破了知识分子对话语生产的垄断。

当英国宪章派工人用“奴隶”（slave）自称时，他们不是在强化压迫性身份，而是通过语言的反转暴露资本主义的本质矛盾。这种语言策略的颠覆性力量，源于它将意识形态编织的意义之网戳出了破口。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语言形态，既不会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简单否定，也不是乌托邦式的全新创造，而是在扬弃现存语言体系的过程中，将那些被遮蔽的、被扭曲的实践经验重新照亮。就像马克思从黑格尔哲学中拯救出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工人阶级也要从资产阶级语言中抢救出被异化的交往理性，让语言重新成为自由人联合体的纽带而非阶级统治的工具。

这个工作，只能由科学的思想去指导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