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人是社会的人

马克思曾说过：“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的抽象物，而是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说白了，社会不是一个装着人的“篮子”、一个承载人类沟通、交流的平台，而是人类个体彼此间复杂联系构成的一张网络。在这里，核心起作用的不是人个体本身的特点——重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庸俗的观点喜欢玩弄文字游戏，将“社会”与“个人”看作两个对立、不相容的概念，仿佛社会的就是脱离个人控制的，个人的就是不受社会影响的。我们必须明白，人类社会中不存在个人和社会的对立。所以，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三手稿）中写道：“甚至当我从事科学这类的活动……的时候，我也是社会的，因为我是作为人活动的。不仅我的活动所需的材料，甚至思想家用来进行活动的语言本身，都是作为社会的产物给予我的，而且我本身的存在就是社会的活动”。

他接着说，应当避免把“社会”作为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因为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在人类社会中生活却又在客观社会经济条件之外的人不可能存在，即抽象的生物个性（即“不变的人性”）并不存在。一般不会有人把一个从出生就生活在人类社会之外的人视为一个健全的、具有人性的人，因为这种脱离社会的人只会存在动物的意识，而这种意识不会是所谓“邪恶”或“善良”的，因为“邪恶”与“善良”也是相对于人的东西，“邪恶”与“善良”也只能在社会中才能被理解。人性只能是社会总体的一部分，是历史的一部分。动物有生理上的出生，而人类还有社会出生。人的出生不只是单纯的诞生了一个生物体，而是说明降生了一个带有具体社会身份的人。任何回避社会出生的企图以及单纯由机体生存的生物学前提演绎出的一切“人性”理论都是不可信的，并且注定要产。因为无论一个人的每一举动，无论一种具体思想意识的形成（想法、艺术形象、甚至是梦的内容）都不可能脱离社会经济条件来阐释和理解。甚至即使生物学的专门问题，如不充分考虑被研究的人的社会地位，也不可能得彻底解决。

现代已有充分科学研究表明，长期脱离社会互动会导致语言能力和抽象思维能力退化，印证了“人是社会性动物”的命题。神经科学领域的关键期假说指出，人类语言习得存在敏感期（0-12岁），若在此期间缺乏语言输入，大脑语言功能可能永久受损。典型案例是1970年美国发现的13岁“野孩子”Genie，她在隔离环境中仅能通过肢体动作沟通，尽管后期接受语言训练，仍无法掌握复杂语法和抽象词汇。现代脑成像技术进一步揭示，长期社会隔离者大脑的布若卡氏区（语言产出）和韦尼克区（语言理解）灰质密度显著降低，直接影响语言处理效率。

抽象思维的退化同样与社交剥夺密切相关。坚信“人的实质由社会关系构成”，拒绝从大脑深处解释高级心理过程的心理学家维果茨基指出，抽象思维依赖社会互动中传递的“文化工具”，如语言符号和数学逻辑。隔离环境中的儿童在类比推理任务中表现明显落后于同龄人，尤其在理解隐喻和解决假设性问题时存在障碍。神经可塑性研究也显示，长期社交剥夺会削弱前额叶皮层功能，而该区域负责执行决策和抽象推理。不仅如此，还有研究发现，单独监禁超过一年的囚犯出现词汇量缩减、句子结构简单化，并难以理解“正义”“自由”等抽象概念。

生物学机制为这一现象提供了更深层解释。镜像神经系统的研究表明，人类通过相应脑区的激活建立内部的行为表征从而“亲身经历”其观察到的他人行为来实现理解他人行为、意图、情绪等功能，以实现模仿、语言理解、社会交往等行为。这证明了我们在观察他人行为时进行的居身模仿使得我们能够较为自动化地理解他人行为的意图而不是通过概念性的推理，为自我-他人的联系提供了神经机制上的桥梁。当个体长期脱离社会，人的社交认知能力必然萎缩。产生这些结果的生物学原因是：社会隔离会降低催产素（催产素能促进个体社会化，而个体在社会化过程顺利时能刺激催产素分泌，两者为正向回馈关系。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如长期挫折，将对催产素的形成造成不良影响，进而损害个人社会化能力）和多巴胺分泌，引发认知功能衰退。

这些证据共同表明，社会互动不仅是认知发展的必要条件，更是维持人类思维复杂性的根本保障。

人与社会有机互动而并非机械决定论

所以人类就如同一个机械、一面镜子一样，单纯是社会环境在白纸上的剪影吗？但是这不意味着历史因素就可以洗脱个人主观因素导致的罪行与错误，因为这贬低了人的主观能动性。马克思主义只是强调个人的行为不可能脱离客观历史的限制，历史只是奠定了个人主观的基调与大环境。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完全可以能动地创造自己的环境，这种新的环境反过来又会产生各种新的意识。（考虑人的躯体和大脑对人意识的影响时，要明白躯体和大脑是物质组成的，因而是自然的一部分，是“外部的客观因素”）实践唯物主义一向反对将复杂的社会运动简化为单一物质要素的机械决定论倾向。例如，机械唯物主义将历史进程等同于齿轮传动式的物理因果链，认为社会变革仅由技术工具或地理环境直接触发，例如认定“蒸汽机发明自动催生资本主义”而忽略生产关系、阶级斗争等环节。

这种思维方式剥离了事物的普遍联系与矛盾转化（正如种子发芽既依赖基因也需光照、土壤的多维作用），如同将人体代谢仅还原为细胞分裂而漠视神经、循环系统的整体协同。机械唯物主义将多维动态系统降维至线性决定模型，既无法解释文艺复兴为何未在更早发明印刷术的中国发生，也难以剖析现代算法垄断背后技术、权力、文化的交织逻辑。实践唯物主义超越了这种形而上学框架，它在坚持物质第一性的同时，以矛盾分析法把握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与历史的具体性。

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所说的那样：“自然主义的历史观（例如，德莱柏和其他一些自然科学家都或多或少有这种见解）是片面的，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人在改造环境的同时也被环境塑造，这种双向运动构成历史发展的动力。马克思主义既承认社会经济条件对个人意识的根本制约，也肯定人通过阶级斗争、技术革新等方式重构社会关系的能力。

社会发展受到物质自然制约

同时，我们也不能片面只从人文和历史的角度理解“社会”，将其塑造为一种人类高于世间一切的伟大创造。社会同自然界不分割，人类被认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人类一切活动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通过劳动和繁殖来生产和再生产，所以既是自然关系，也是社会关系（参看《1844年手稿》）。马克思主义不把社会看作独立存在的现象，并忽视它和自然界的关系，人类社会是自然的组成部分。人类社会的一切根本性发展和背景都离不开对自然界的深入理解和改造，不是伟人的思想和灵感决定了社会的形态，而是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相应的生产关系决定不同社会类型的性质。

马克思主义把社会和自然界的关系看作一种在历史上不断发展的通过人类劳动的物质变换，这种物质变换同时创造和改变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这个历史过程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是不断改变的社会分工，这构成社会生产关系。所谓“生产力”是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统一体，“生产资料”则是生产产品所需要的工具（生产手段）和原料（生产对象），而原料从自然界而来或是自然界本身。

这种物质变换过程及其所依赖的生产力，其具体形态和水平在根本上受到地理环境的深刻制约。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包括自然资源禀赋（如土壤肥力、矿藏分布、水源状况）、气候条件、地貌特征以及交通可达性，直接决定了特定地域所能获取和利用的生产资料的质量与种类。例如，土地肥沃、水源充沛的区域天然提供了优质的农业原料（土地本身和作物生长条件）和便利的水利工具开发条件；矿藏富集区则提供了关键的工业原料和与之匹配的开采工具发展基础。相反，资源匮乏或地理隔绝则严重限制了生产资料的可得性与效能。与此同时，劳动力作为生产力的另一核心要素，指的是劳动者个人所有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是其进行生产活动所运用的个人能力，也是人的本质属性的体现，而劳动力在特定地理环境下所能发挥的效能也大不相同。同样的劳动投入，在沃土上收获的谷物远多于在贫瘠土地上，在矿脉附近开采矿石的效率远高于在资源稀缺地区。因此，由地理环境塑造的生产资料差异与劳动力效能的差异，共同构成了不同“质”和“量”的“生产力”。

正是这种客观存在的、由地理环境奠基的生产力质量差异，成为塑造不同社会发展路径和社会关系（社会分工与生产关系）的核心物质基础。历史上，古代西欧与古代东亚在原始社会结束后形成的不同社会形态（西欧形成了封建制社会，东亚形成了邦统制社会），正是其各自独特地理环境所孕育的特定生产力结构作用于社会分工与生产关系演变的必然结果。推而广之，在一个物质构成、资源分布与地球迥异的星球上，其智能生命所能利用的生产资料（该星球上特有的原料与工具）及其劳动力（受其生理构造制约的能力）所构成的“生产力”基础也必然独特，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其社会分工、生产关系及社会形态的发展轨迹将与人类历史经验截然不同，某些地球上的典型社会阶段可能完全不会出现。这充分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与自然间的物质变换（生产力发展）及其塑造的社会关系，其具体历史形态深受客观物质条件（包括地理/星球环境）的限定。

反对唯经济论——人类社会与历史的复杂性

于是有人说，那既然人是社会的人，而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受到物质基础的制约，那文化、政治、宗教等等都不过是幻影罢了，人类历史和社会的决定者就是“客观的经济因素”。看似唯物主义的立场，实际上回到了旧物理学界的还原论：这些人拒绝接受客观世界错综复杂的现实，想要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不仅来解答方程，而是来解释人类社会的一切历史发展和社会结构。听起来很好吧？的确，省了不少功夫。

但经济基础并不是决定历史的唯一因素。恩格斯又在《致约瑟夫·布洛赫》中说到：“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懒惰的人妄图将整个社会的发展规律和动力总结在一个万能公式里，这种徒劳的尝试就像追求“还原论”的科学家们一样：追寻那“世间万物最小的构成单位”来从底往上解释整个世界的现象，先是找到原子，然后找到质子和电子，最后追到夸克——微观粒子越来越多，问题越来越大，每走一步都理自己的目标更远。很可惜世界不是简单的，而是复杂的，复杂性不仅贯穿自然现象，更存在于人类社会的运转规律中。

论历史创造的主体

社会作为人类物质生产关系的总和，是特定生产力基础上形成的阶级结构体系，而历史则是社会形态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中更替发展的客观进程。在认识什么是社会后，我们也得了解历史创造的主体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表示：自然界与劳动群众的共同实践构成历史创造的主体。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那样“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没有自然提供的物质基础，人类连最基本的生存都无法维持，而没有劳动群众日复一日的生产实践，任何社会形态都将停止运转。这种人与自然持续不断的物质交换过程，正是历史得以绵延发展的根本动力。

那么我们如何理解具体的个人活动？我们必须警惕两种错误倾向：1.将历史伟人神化为超越社会条件的创造者；2.将普通群众贬低为被动承受历史洪流的原子。普列汉诺夫在《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中对此作出了精辟论述：“……一个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并不因为他个人的特性给了伟大的历史事变以个别的特征，而是因为他赋有那种特性使他最能够为他那时代的伟大的社会需要服务，至于这些需求之所以发生，乃是一般原因与特殊原因的结果。卡莱尔在其论英雄与英雄崇拜的名著中，称伟人为开始者。这是一个很适当的称呼。一个伟人恰好是一个开始者，因为他比别人见得深远些，期望事物比别人更强烈些，他解决那些社会心智发展的已往过程所提出来的科学问题；他指出那些由社会关系的以往发展所造成的新的社会要求，他主动地创议去满足这些要求。他是一个英雄。但他不是这样意义中的英雄，即他不能够停止或改变事物的自然过程；他是这样意义中的英雄，即他的活动乃是那不可避免的与无意识的过程之自觉的与自由的表现。这是他的全部意义之所在；这是他的整个力量之所在。但这意义是非常巨大的，其力量又是可怕的。”普列汉诺夫这儿给伟人或英雄所下的定义，解释了像拿破仑第三那样的貌似伟大而其实渺小的历史人物。因为，真伟人与真英雄既然是能自觉满足新的社会要求的人，那么另一些人，他们自觉地满足旧的社会要求，他们努力替某一时代中成为反动的社会要求服务，只由于阶级斗争的特定形势，将这样人物暂时捧到了社会之巅，捧成为英雄伟人。这些人，按照上述普列汉诺夫的定义，当然是既非英雄，亦不伟大。

劳动群众作为自然力与社会力的统一体，其历史创造性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他们通过物质生产将自然界的潜在价值转化为社会财富，正如古代农民将荒野开垦为良田，现代工人将矿石提炼为半导体材料；其次，他们在实践中不断突破自然给予的界限，从驯化动植物到开发核聚变，持续拓展人类改造自然的边界；最后，他们也以集体实践塑造着新的社会关系，正如。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强调的“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论断，在此展现出更深层的辩证意蕴——不仅指人类物种的起源，更指向每个历史阶段人类本质力量的更新。

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书写的主导权固然常被胜利者所掌握，但胜利者之所以成为胜利者，根本上是由客观物质实践决定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那些最终在历史舞台上占据主导地位的个人或集团，本质上不过是特定历史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产物。这种矛盾运动的载体正是亿万劳动群众与自然界的持续互动：古埃及法老的金字塔建立在尼罗河泛滥形成的肥沃冲积平原之上，英国工业革命的蒸汽机轰鸣离不开煤矿工人在地下的艰辛劳作，当代信息技术的突破也依托于稀土矿工和芯片制造工人的集体智慧。每个所谓“历史转折点”的背后，都堆积着无数普通劳动者与自然物质交换的痕迹。

个人崇拜与“领袖”

那么，人类是不是始终需要“英雄”，甚至必须要建立“个人崇拜”制度呢？个人崇拜据说是人类的天性。这说法并非毫无根据。从历史上看，人类最初震慑于一切自然界的力，然后又困惑于社会的诸般灾难。以个体的人来说，实在是太渺小了，因此他不得不处处感到畏惧，时时觉得恐怖，这种畏惧和恐怖，从来驱使他去寻求一种保护，向天，向神，向帝王，向领袖，去寻找一种免于威胁的安全。他们从那些地方去寻求并获得了虚幻的或真实的保护与安全，这就发生了崇拜。这可以说是人类崇拜这个“天性”的主要的（虽然不是唯一的）根源。这也就是说，人的崇拜主要乃起于恐惧。当然，我们在人与人之间，时时会看到钦佩、爱慕、敬仰等等高贵感情，构成了相互间崇拜的基础和原因。这不用说也是事实。光是令人畏惧，绝不能赢取心悦诚服的崇拜。但是单凭心悦诚服的爱慕，却同样不可能造成一种群众性的具有巨大力量的崇拜。人群的结合，固然由于诸种因素，但最主要与最基本的，却终究是“利”而非“义”。只有在利害共同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巩固与长远的感情关系，共同利益决定了共同的情谊。因此，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诗人、或思想家方可能为广大群众所敬爱，所崇拜，但他们自身不可能因此成为群众的领袖，更不可能形成一种对内具有强制力对外具有排他性的崇拜制度。可是那些宗教家、政治家和军事家就不同了，他们可能具有令人敬爱的品德，但他们却并非因此才成为领袖的，他们之所以为广大群众所拥护，所崇拜，主要乃因为他们代表着一部分群众的利益，他们有能力保护这部分群众的利益，或者在不崇拜的情形中能损害群众的利益。（最后一种情形乃是领袖崇拜制度最坚固与最现实的基础）如果我们深入观察劳动实践的本质就会发现，真正的历史创造性从来不只是个人天赋的产物。当瓦特改良蒸汽机时，他继承的是纽科门蒸汽机的技术积累；当袁隆平培育杂交水稻时，他运用的是数千年的农业劳动的实践经验。可见，就算是最天才的创造，也不过是自然物质在特定社会条件下的转化形式。最终决定历史走向的从来不是个别发明家，而是使用劳动工具并利用自然条件以实现发明家的想法的广大劳动者们。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从来被指责为暴君口吻，但若我们从事情的本质看，这个“顺昌逆亡”的抉择，却是任何一种统治、任何一个领袖制度得以建立的基础。当然，领袖不是悬空存在，更不是受命于天的，他首先得“顺”着群众中一部分人的利益才能兴起，不过兴起之后，特别是当他已形成为一个有组织的群众势力的象征之后，事情便表现为群众对他的“顺昌逆亡”了。由于群众的趋昌避亡，便产生了自动的或被逼的领袖崇拜。可见领袖崇拜决不能从人的天性中寻找原因，这个问题是植根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具体关系中的。这种崇拜制度的形成，本质上反映了特定历史阶段社会力量对比的客观状态。即便“胜利者”通过掌握话语权来塑造历史叙事，但这种叙事权的获得本身恰恰是物质力量较量的结果——正如军事上的胜利往往源于经济基础的优势，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也必然建立在相应的物质实践基础之上。当我们以唯物史观审视历史时，这个命题就显现出新的维度：“顺昌逆亡”的选择权本质上属于物质生产的基本规律。黄河泛滥时，顺河道疏浚规律者昌；工业革命中，顺热力学定律改良机械者昌；信息时代，顺半导体物理特性创新工艺者昌。所谓“历史创造者”，不过是那些最先把握住自然规律与社会需求结合点的劳动集体。

一般说，社会的阶级冲突越缓和，社会的生产力越发达，一般人的文化教育程度越提高，则领袖的地位越降低，它越不会高超于社会之上，群众对领袖的崇拜越少，以致根本建立不起个人崇拜的制度。在这方面，古希腊伟大的传记家普鲁塔克说过一句极有意思的话，他说：“强大的民族对自己的大人物忘恩负义。”这句话如果我们用浅显明白的话来翻译一下，那是说：人民对于其领袖的崇拜，是和他们的自觉和自为程度成反比例的。丘吉尔于领导了英国赢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让自己的人民一脚踢下了台，于是在其回忆录中感慨之地引取了那位古希腊人的名言。这个现象恰恰印证了这个观点：当物质生产发展到能够支撑更广泛的社会自治时，个人在历史中的神话色彩就会自然消退。胜利者的历史书写权，终究要服从于客观物质实践塑造的社会认知水平。那些试图超越物质基础强行维持个人崇拜的统治者，终将在新的生产力发展要求面前暴露出其历史暂时性。

接受人类社会的复杂性，认识到个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的有机联系，共产主义者才有可能对社会现象做出正确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