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序章

自从1980年代中国政府在中国共产党右派官僚的领导下复兴资本主义制度，工业城市以及基于工业发达地区的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就成为中共加紧剥削、压迫的“重灾区”。产业工人和广大无产阶级劳工广泛受益于计划经济时代供需均衡政策，比如，在东三省，一位煤钢或铁路工人的工资可以养活一个五口之家，过上比较富足的生活。正是由于工业发达地区因计划经济导致的供需均衡、稳步发展不符合资本主义创造大量劳工失业、形成劳动力后备军进而创造低廉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后为重建资本主义、加入世界帝国主义的国际市场主持了一大批曾经繁荣的工业城市的去工业化、去产业化。

面对着广大失去工作的产业工人动员起来捍卫权利的涛涛怒火，中共自1980年代起不得不巩固全新的阶级基础，巩固他们已经彻底丧失的无产阶级支持，并镇压工人运动。随着东北、华北等地的去工业化，全中国在1990年代出现了大量经济萧条与生产不足，而工人失业造成的消费锐减进一步扩大了各大产业衰退。通过这样的方法，中国政府人为创造了一个劳动力价格极其低廉，工人因为失去工作和生计不得不含泪同意扩大剥削力度——在去工业化、经济萧条的背景下，劳工人口所代表的潜在生产力远高于当时的生产需求，中共开拓了一片劳工价格极为低廉，不断累积的资本可以轻易组织起能让他们攫取暴利的大规模生产。中共去工业化的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让中国的生产力衰弱，而是通过暂时性的经济危机打垮计划经济下非常稳定的供给结构，并通过物料稀缺、生产不足、工人失业等多重因素打压群众斗争，并为资本主义蓬勃发展打下物质基础——中共和中国政府内的许多官僚开始了“大下海”，许多曾经国企、地方政府的干部摇身一变，成为了国家资本自由化、私有化的“弄潮儿”，他们肆意玩弄着手中的权力，将数亿乃至数十亿的国有资本通过“政策手段”化为市场经济的私有财产，自己也顺势从官僚制度中的管理者变为了新兴资产阶级。资本的成长与对外沟通需要乐园，于是，上海浦东、深圳等大量新开发区和新城市被建立起来，成为资产阶级掌控下的生产力聚集之地与新金融事务的核心区；与此同时，全中国成百上千座城市摇身一变，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业中心与工人阶级享受应有物质权益的地方变为了各地资产阶级和官僚的金融中心、政治中心与统治中心，中国城市的组织形态被深刻改变——经济计划委员会变为了国资委、发改委、银保监会与证监会，供销社的角色被数量繁多的小商铺与大超市取代，工人阶级集体拥有的饭店和娱乐中心变为了一家家“市场化”的小企业。

现代中国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与“工人贵族”（下文简称为“工贵”）便是产生自这样的环境。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形成及其历史命运，与改革开放后中国上述的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迁密不可分；在1980年代起资本主义重建过程中，城市中生活较为富裕人口的集合体逐步壮大成为一个政治上不具备自主性、经济上高度依赖国家和市场环境的特殊阶层。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个体工商者，这一阶层的成员主要包括从事个体经营与技术服务、处于中层管理位置的公司职员、初级公务员、教师、医疗乃至传媒行业的“白领”，以及新兴的数字平台经济中的自由职业者和临时劳工。他们虽然在资产占有上尚不能与垄断资产阶级媲美，却在社会生活和文化观念上普遍追求与资产阶级接轨——广纳小资产阶级与“工贵”的“中间阶层集团”（简称“中产”，这里避免使用“中产阶级”这一违背科学社会主义对阶级的定义，而是采取“中产”这一具有一定物质条件层面术语代表性的词汇）在中国的定义包含所有自雇者、在企业和产业中取得可观分红的中高层管理（华为等企业以工人持股为幌子缓解阶级矛盾的政策并不包含在内）、金融机构与企业中的管理者与脑力劳动者、中层公务员乃至大学教授等不直接、直观受资产阶级对个人劳动所得剥削，且享有较好物质生活条件、在改革开放前中期处于更为宽松政治环境中各“中间阶级”的所有人。从物质基础上来说，他们中既有小资产阶级，也有无产者工人，但是，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政府中获益、巩固他们的阶级利益是这一中间集团内几乎所有人共有的特征。

小资产阶级的兴风作浪

在改革开放的所谓“黄金时期”——尤其是1992年南巡讲话后到2012年前的二十年——中国的城市中产集团通过小资产阶级个体户与金融从业者的暴增及其所附属的各类物质需求，在各个都市圈内迅速成长为一个数量庞大、结构复杂、对政治和经济极为敏感的阶层。他们是中国城市化浪潮的直接产物，是中共国家资本主义体系在初期依赖的主要“稳定器”。一方面，这一群体从房地产资产的暴涨中获得了巨额“被动性积累”。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0年至2015年间，中国城镇住宅平均价格上涨超过400%，而同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增长了不足200%。大量购置早期商品房的小资产阶级——包括企事业单位内部购房、教育系统分房、自由职业初期买房者——在短短数年内通过房产实现了家庭资产的“倍增”，由此产生了对制度的强烈正向反馈认知。另一方面，这一群体的主业集中在国家主导服务型扩张领域，如教育、医疗、银行、互联网、传媒、电力系统、铁路系统等。这些行业一方面受国家管控，另一方面又被“市场化改革”所部分撕裂，使得行业内职工普遍享有稳定薪资、福利制度、编制优待等“体制残留红利”。加之城市化所带来的岗位结构性扩张，大量依附于改革开放后推动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中国政府国家政策的中产者得以在看似“技术-知识-专业”导向的职业路径中谋求阶层跃升。于是，城市小资产阶级之所以在中国社会中被广泛视为“中间阶层”，并非因为其在财富或权力上的稳定，而是由于其特殊的双重依赖性地位：一方面依赖于国家权力给予的准稳定职业环境与资产升值空间，另一方面又依赖市场化运作中对专业性、流动性和消费能力的认同。然而，正是这种“双重依赖性”，埋下了他们在中国政府走向帝国主义霸权之路后，在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垄断化、公共服务排他化的多重冲击下，成为最早被挤出“安全区”的群体。

无论如何，在最终崩溃到来之前，中产者都吃尽了时代红利。正是在1990年代中后期，中国城市中产真正迎来了其“繁荣的黄金阶段”。这一时期，国家主导的大规模城市化进程与“去工人阶级化”的产业结构调整，使得原先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城市社会逐渐让位于以知识劳动者、小商户和中层管理人员为核心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结构。在“高知分子下海”、单位改制、个体经营合法化等多重政策推动下，大量高校毕业生、前国企职工、事业单位干部等转型进入金融、保险、传媒、电商和民营教育、医疗等新兴行业。在此过程中，一部分知识分子集团（知识阶层）迅速积累起初步资本，形成了既依赖国家政策、又享受市场红利的“灰色中间层”。仅1990年代末，中国城镇小资产阶级人口即从1982年的不到800万增长至超过1400万，增幅接近100%；其中金融行业脑力劳动者人数更从1982年的70万暴增至1999年的300万，增长超400%。这批迅速成长起来的小资产阶级，其物质生活水准和社会话语权在新世纪初期也随之显著提升。以城市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中产集团是大资产阶级与中共官僚巩固城市作为统治中心的物质基础、稳定人口中心的社会环境并为金融产业和政治机构的扩张提供人力和劳动支持的重要群体，他们逐渐取代计划经济时期的工人阶级，成为了公务员和各类脑力劳动队伍里的中流砥柱。作为“改革成果”的受益者，往往拥有商品房产、稳定收入和一定的社会保障，并大多通过媒体、教育系统、行业协会等组织渠道对社会舆论施加显著影响。这一群体主导了90年代后期至2010年代初中国社会中的“主流意见”建构，从“经济发展优先”“稳定压倒一切”到“改革开放不可逆”等论调中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这也正是为什么他们在这一阶段被中国政府和“知识界”普遍视为所谓“中产阶级”的主力群体，尽管其在经济上无法比肩垄断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缺乏真正独立性，但其在文化与社会结构上的中介功能却为维稳体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柱。他们看似代表工人阶级，代表劳动者，实际上却是维护资本主义秩序稳固不可或缺的一环。

最为重要的是，这一群体的政治表达能力远超无产阶级，比如演员、公众人物、大媒体平台博主等普遍掌握传播工具的传媒从业者，他们集中于教育、传媒、技术服务等话语强势行业中，成为“主流社会”的代言人。一旦社会危机或不稳定因素出现，中国政府往往通过迎合该阶层的利益诉求来获取广泛社会的妥协与支持。例如历年国有资本操纵下的房价暴涨就是中共通过维持房产升值保障其“被动积累”，“统战”早些年在城市定居的大量金融从业者和中高级脑力劳动者；在教育医疗系统出现问题时，优先保障体制内编制岗位与其子女入学等政策红利等一系列政策。这种策略一度极为有效，使得中产集团在表面上对国家统治表现出极高的忠诚与支持。然而，这种看似稳固的忠诚，其实建立在资产膨胀预期和体制稳定预期的双重支撑之上，一旦面临系统性资本危机或福利制度崩塌，其立场便极易发生动摇。

阴霾

于是，当中共开始转向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斗争之路，当中共不再仅仅关注资本主义市场的无序扩张和城市的建设，而是被资本主义崩溃的危机逼迫，不得不建立起中国完善的生产体系、和美帝国主义霸权做决定自身命运的殊死一搏时，城市中产者的经济优势地位便逐渐悄然消失。

无论是佳士运动中尝试动员工人发动罢工与革命的左派学生，还是白纸运动中起领头羊地位的自由派白领，他们都代表了城市中产阶层在2015年后逐渐累积的政治不满，并以看似激进的意识形态语言和类似世界各国历史上小资产阶级自发运动的方式爆发出来。在中国城市中产集团从改革红利的最大受益者转变为体制不满者的历史过程中，存在一个极其关键却常被忽略的节点：即这一群体的“双重依赖性”在新时代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已由支撑其繁荣的保障机制转化为制约其命运的矛盾根源。正是在中国政府完成“世界工厂”转型、并在2012年后逐步进入帝国主义争霸阶段的宏观背景下，小资产阶级的相对稳定性开始丧失，进而在一系列结构性调整与社会重构中显现出其政治态度的断裂与身份认同的失衡。所谓改革开放“弄潮儿”的经济特权——无论是来源于房地产暴涨的资产溢价、还是来源于编制与公共服务行业的体制残留红利——都建立在全球化红利与国家经济扩张期对该阶层的功能性需求基础之上。一旦中国政府的统治逻辑从“稳增长”向“战略压缩”“国家安全”与“全球竞争”转型，这一群体即被迫面临去资产化冲击、职业结构飞速变化以及政治角色彻底失衡的困境。2015年后，中国房地产业泡沫压力剧增，民间信贷危机频发，许多不动产价值开始缩水，而债务率却不断攀升；数字平台经济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带来中层技术岗位与行政职能的“中空化”危机，教育、医疗、传媒、金融等城市中产者集中就业的行业遭遇高强度的结构性压缩与绩效驱动，体制外岗位流动性愈来愈高、不稳定性愈来愈强，体制内则愈发呈现出“去福利化”倾向，再一次成为工人阶级家庭“考公”求稳定的出路而非昔日富裕市民的乐园……于是，城市中产居民的“职业稳定性”神话不复存在，他们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从功能性合作者向潜在对抗者的辩证转化过程。正如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一书中分析法国小资产阶级政治态度时所言：小资产阶级在经济萎缩与政治边缘化的夹击下，往往呈现出高度动荡与非理性的反建制情绪，成为政治动员中最容易被“激进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话语”俘获的阶层。中国城市中产的心路历程与百年前相对物质条件极为相似、甚至一致的法国小资产阶级如出一辙。

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这种情绪产生自中国逐渐转向帝国主义争霸、试图整合国内政治力量、压制不稳定因素并重新建立政府作为统治阶级公共契约的过程中对小资产阶级和工人贵族上述物质利益的挤压。于是，人们看到中间集团在言论上愈发激进，既包含对“精英政府”“既得利益”的怨恨情绪积累，也有对国家政策失序（如教培双减、房地产调控、医保改革等）的强烈反弹，更是有着许多小资产阶级恐惧“阶级滑落”、对底层劳动者群体既同情又排斥的“阶层焦虑”。由于他们长期以来政治环境和教育背景的相对宽松，以城市小资产阶级之中知识分子为主的集体开始了对欧美自由主义话语的“功能性借用”——与普遍认知相反的是，这绝非是出于意识形态认同，而是出于对现行体制困境的逃避式抗议，是一种心理困境。于是，中国中间阶层中占据知识与发声渠道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中国式帝国主义崛起的进程中，正由“维护现状的主力”悄然转化为“不稳定因素的潜伏载体”——它的觉醒并不意味着阶级自主性真正形成，而是对自身边缘化地位的一种政治反射：一方面试图重新向国家靠拢，试图通过喊话获得“统战地位”、保障与再分配的再确认；另一方面又在体制不断“瘦身”与“打破铁饭碗”的治理逻辑下逐渐失去信任，走向分裂与游移。

科学社会主义中传统意义上的“高等工人”，如教师、医生、记者、公务员等职业，曾长期被认为是“体制内的稳定力量”，但这一现实从2010年代后期开始迅速崩塌。随着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危机逐渐冲击自由市场，中国面对内部经济失调的巨大压力和工人阶级抗争的巨大炸弹，无力继续维护小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于是改革初期形成的“铁饭碗”制度逐步被绩效化、合同制、临时化、外包化所取代——以教育系统为例，自2015年以来，全国大中小学系统内部的大量正式编制被压缩，取而代之的是合同制教师、代课教师与教辅岗位人员。据教育部数据，2021年全国基础教育阶段中，小学教师中有超过22%为非正式编制，而这一比例在县域及以下地区则超过35%。这些人承担着与正式教师相同的教学任务，却无法享受住房、公积金、晋升通道、医保等保障，在地方财政紧张的大背景下，他们的处境愈加边缘。类似趋势在媒体行业、医院系统、科研单位中广泛出现。原本靠“体制红利”保有尊严的知识性职业群体，正被一点点转化为劳务派遣者、编外合同工、项目临时人员。他们被迫面对市场最激烈的竞争，却由于竞争的激烈无法享受资本所给予的任何溢价。他们既失去了体制保护，也未获得所谓市场经济的青睐，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不沾、下不靠”者。

与此同时，在2014年之后，随着中国宏观经济增速放缓、产业结构趋于饱和，小资产阶级内部原本最具“精英性”与上升通道象征的金融行业从业者与其他脑力劳动者（如咨询师、程序员、设计师、工程师等），也逐渐陷入物质地位与社会预期的双重衰退。这一变化极为关键，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时代中国中产市民阶层的“黄金神话”——即只要依靠学历、智力与专业能力就能实现个人财富积累与社会流动的信条——正被系统性地瓦解。金融行业曾一度被视为改革开放之后小资产阶级“精英化”的集大成者。从1990年代证券市场的建立，到2000年代银行系统与国际接轨，再到2010年左右资本市场多元化发展，中国一线城市的金融从业人员成为中共话语体系中“专业化城市白领”的典范人物。他们往往拥有海外留学背景或重点高校的金融、经济、数理等专业教育，能够通过大型银行、券商、基金、公募、私募、PE等渠道获取高额薪资与年终分红。而在城市空间中，他们是消费主义的中坚力量，房产、车贷、信用卡、海外旅游、健身、美食、奢侈品消费与国际化教育，构成了他们的典型生活方式。然而，2014年之后，这套生活逻辑开始遭遇系统性崩解。首先是经济周期的变化：2015年的股灾之后，中国资本市场经历了长时间的震荡调整，随后监管趋严、去杠杆、金融防风险等宏观政策轮番上阵，直接压缩了金融机构尤其是投行、券商、私募的盈利空间，大量以“项目提成”与“分红”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金融职员面临断崖式降薪。与此同时，银行行业开始大规模“去人力化”——柜员岗位被网点合并与自助终端取代，中后台岗位则被外包与自动化系统压缩，大批非核心岗位员工被迫转岗甚至裁撤。2022年，央行数据显示，中国银行业从业人员数量首次出现负增长，而人均收入也自2018年后进入长期停滞区间。

其次，金融行业迎来结构性泡沫破裂。从2016年P2P行业集中爆雷，到2020年蚂蚁金服上市失败，再到2021年教培行业遭遇强监管、互联网金融业务被全面清理整顿，大量依赖金融科技与政策红利生存的小资产阶级创业者与中层管理者遭遇了职业断层。原本依赖资本“故事”维系的高薪岗位逐一消失，许多30岁出头、已经成家买房、背负车贷的前“金融精英”重新回到就业市场时却发现，自己既不再年轻，也没有掌握真正可迁移的技能，无法与更廉价的应届生、自动化系统竞争。与此同时，平台化、绩效化、外包化的工作机制也在金融与高端服务行业中全面渗透。曾经依靠“资历”与“背景”获得稳定工作的模式，被“打卡制”“KPI”“996文化”与年年考核的项目制彻底取代。咨询、律所、科技、传媒等行业的中低层职员，普遍被压入“类外包”合同关系中，即使挂名为正职员工，却面临项目随时终止、无固定工位、无固定上司、薪酬极度不透明的境况——许多曾经是小资产阶级的中间集团劳动者惊恐地发现，自己马上就要成为失业的无产者工人阶级一员。根据2021年某猎头平台的调查数据，一线城市35岁以下从业于金融、咨询、互联网的职员中，有超过38%属于“非固定合同、无年终奖、无晋升路径”状态，而在2023年该比例已超过47%——而这些人当中，有超过86%是曾经缴纳第二等甚至第一等税收，也就是中国税收体系中最高级别个人所得税的人群。这样的思想落差是极为显著的。

此外，大城市生活成本的暴涨，也对城市高收入脑力劳动者阶层形成了极大的物质性压迫。2014年之后，北上广深核心地段的房价上涨远超工资增长——以深圳为例，2015至2021年间，全市平均房价上涨了超过85%，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不到35%。一名月入两万元的金融分析师，在购房与赡养、抚育的双重压力下，已几乎无法实现实质意义上的积蓄。而租房生活成本同样持续攀升——尤其是“长租公寓”制度下的押金冻结、租金贷陷阱，使得许多青年脑力劳动者陷入债务循环。这批人中的许多原本是国家意识形态最为倚重的“中产楷模”：他们既不像“暴发户”那样令人反感，又不像“草根创业”那样不确定性极高——他们是“新中产”的表率，是“知识创造财富”的活证据。然而到了2017年以后，他们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裁员名单与心理诊所的病人名单上。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出“35岁焦虑”“中年危机”“考编热潮”的集体呐喊。他们之中，不少人正在转向对国家政策的质疑，转向对“努力就能成功”的叙事的反思，甚至加入底层劳动者的联合抗争——这一切都表明：城市脑力劳动者曾经享有的优越地位与信仰，正在快速坍塌。

如果说金融、教育与医疗产业的变化代表了“体制外倾”危机的加剧，那么平台经济（包含一切以互联网平台为基础的产业）的扩张则让大量本来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城市边缘劳动者被极速压迫、成为工人阶级的一份子，甚至直接解体了这本属于中产集团中坚力量的一个重要部分，让他们彻底陷入“自我剥削的泥潭”。在2015年至2022年间，中国的所谓“灵活就业人口”（即自雇个体户甚至是失业者）从2亿人迅速增加至超过4亿，其中大部分集中在外卖配送、网约车、直播、电商、内容创作等领域——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类产业的从业者往往被视作小资产阶级、“中间阶层”的一份子，除美国以外来廉价移民劳动力为主的这些平台经济产业外，欧洲与拉美国家的许多出租车司机都是年逾不惑乃至花甲的老人，他们在上个世纪的资本主义黄金发展期通过尚未健全的法律制度轻易成为私营交通系统的一份子，拥有自己的出租车或者网约车的全部所有权，同时平台必须保障百分之八十（意大利、法国）以上的收入分成，并提供劳动保险和社会保障。同时，许多历史更加悠久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内的统治阶级都懂得扩张小资产阶级人口对自身统治地位巩固带来的巨大优势，大幅度提高如视频和社交媒体软件创业者的收入，并允许他们更加轻易地商业化、产业化，迅速将流量变现、形成平台经济上的小资产阶级资本集团。于是，这些国家的许多平台经济从业者都符合自雇佣劳动力的定义，每天工作不到六个小时，在闲暇时间还能够参与其他生产活动，通过自主劳动获取收入的理想场域。

怀揣着这样的理想，许多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在2015年前后加入了平台经济大军，而b站、滴滴等软件一开始十分友好的政策似乎让他们看到了跟他们的欧洲同行一样跻身小资产阶级行列的希望。然而，他们低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愚蠢与疯狂——中国的资本家不懂得巩固和扩大小资产阶级，而是疯狂剥削，平台经济从业者们迅速成为算法控制下的“精密劳动动物”。以外卖行业为例，饿了么和美团的骑手系统通过全流程数字化调度，压缩了个体劳动者的自主空间，推行“毫秒级绩效管理”与“地图奖惩制度”。一项2021年对300名外卖骑手的调查显示，超65%受访者每天工作时长超过10小时，而其中有高达72.3%月收入不足5000元，缺乏任何社保与医疗覆盖，而就是这样的数据也和他们的实际跑单量挂钩。这一数据揭示了平台经济的本质：以“工作时间自由”为名义，建立彻底的劳动支配机制，实际上倒退回了资本主义最野蛮时期被社会主义者坚决反对的计件工资制度。同时，b站、知乎等媒体平台的从业者激励在2019年后也迅速下跌，时至今日，许多一两百万粉丝的大博主只能依靠大规模播放广告艰难谋生。于是，原本幻想通过“创业”走上致富之路的自由职业者，发现自己在微博、抖音、B站、知乎等平台上只能靠“打赏”“数据”换取极其有限的生存空间。算法改变了内容分发机制，打破了个体劳动与收益之间的可预期性。在这里，小资产阶级的自营性被彻底侵蚀，取而代之的是对平台规则的依赖性和对观众注意力的奴役。

伴随职业结构与收入结构的剧烈不稳定，城市中产者家庭内部长期积累的“阶层上升逻辑”开始断裂。其核心在于教育与住房这两大支柱的失控——这两大支柱同教育产业与金融产业的业内情况遥相呼应，形成了一张巨大的危机网。随着中国政府对优质教育资源（如“985”“211”“双一流”高校）的集中配置日益强化，城市内部的高考竞争变得极度内卷化。根据《中国教育年鉴》数据，2022年中国高考本科录取率为42%，但在中西部省份低至30%；而北京、上海的重点高校录取率却接近70%。本身，中西部地区有足够资源参加高考的家庭就有相当部分来自生活较一线城市而言更差的小资产阶级，而这样的新现状意味着对于绝大多数二线以下城市的富裕中产家庭而言，其子女进入精英阶层的机会正在迅速关闭。住房方面，自2018年起，中国政府全面收紧房地产信贷政策，“房住不炒”成为主旋律，使得新一代中产者无法重复父辈通过房产增值实现阶层跃升的路径——这其中最受打击的就是以贸易和销售个体户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往往缺少除自身经济资源以外的社会和政治资源，在“学区房+双减”政策的合围下，家庭收入与教育资源的严重非对称性进一步挤压了年轻一代的社会流动可能。许多年轻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即“中产二代”，实际上已经变成“夹层贫民”：父家庭不够“穷”无法获得中共缓解阶级矛盾的财政补助，不够富无法进入精英通道，只能在系统性失望中自我瓦解。

万物崩解与他们的未来

当上述物质性与结构性的压力积聚至一定程度后，中产者原有的“身份幻觉”——即相信自己是资产阶级的候选人——彻底破产。这不仅引发经济上的焦虑，更引发他们政治身份的破产、自我羞辱与彻底崩溃。他们被告知是中产，却无权在中共官僚独大的政治体制中发声；被要求负担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却无法决定自身的命运；他们向下不敢认同工人，向上又无法靠拢资本；他们自以为理性，却在每日的房贷、加班、内卷中被迫接受制度化的愚弄。

由此而来的，是心理健康危机的大规模爆发。据《2022年中国城市心理健康调查》，在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30岁以下人群中有近36.5%出现中重度焦虑与抑郁症状；其中大部分人处于年收入6万—15万之间，即正是所谓“小资中产”的核心群体。这一数字说明，城市中间集团在物质维度的下沉，正迅速转化为精神维度的绝望。

思想的绝望带来了意识形态的巨大转变。在2017年因贸易战等危机导致经济结构进一步变化的中国，以知识群体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整体呈现出典型的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并存的矛盾心态。他们在官方意识形态主导的宣传系统中，内化了“国家带来发展”“稳定压倒一切”的服从叙事；但与此同时，又极度信奉“努力改变命运”的个人奋斗神话，对北上广深等超级城市中的“成功人士”报以艳羡。他们信任国家，但更信任商品房、股市和孩子的高考成绩；他们在政治上是体制的顺民，在文化上却是消费主义与精英主义的追逐者。这种服从型忠诚和精神分裂的矛盾结构，其最关键的基础是物质安全感与阶层上升预期的双重支撑。在中国“高增长+低福利”的体制模式下，小资产阶级靠自身积累而非社会保障生存：他们要为孩子的学区房、老人的医疗费、自己的养老金承担完全市场化的负担。这种制度安排迫使他们成为市场信仰的最忠诚拥护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有通过所谓自由市场的选拔机制，他们才有生存和翻身的可能。

有赖于小资产阶级牵头下整个城市中产集团自我安慰的政治思想，中共政权长期依靠一套“发展合法性”的叙事机制维持对“城市中产”的控制。这套机制包括上文提到以及尚未描述的几种典型叙事：

• “稳定压倒一切”（将政治压制合理化）；
• “发展是硬道理”（将收入增长与牺牲自由挂钩）；
• “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通过统计话语构建幸福幻觉）；
• “外部敌对势力介入”（将一切质疑导向外国敌意）；
• “奋斗改变命运”（将结构性不公个体化）。

然而，随着现实与政治宣传间的裂痕不断扩大，城市中产者中最先发生的变动就是盲目政治信任的断裂——大量原本沉默的市民中产对“国家叙事”产生极度疏离。以“润学”风潮为例，自2020年起，出国逃离中国成为中产群体热议话题。这一趋势不再是单纯的技术移民或教育投资，而是一种制度逃避倾向。从“润出中国”到“润出体制”，再到“润出话语圈”，他们集体性地放弃了对国家主导叙事的参与，转而投向以Telegram、推特、豆瓣小组、知乎匿名答主、以及其他自媒体平台构成的“半地下公共言论圈”。这类“半地下公共言论圈”的兴起，正体现出中产集团在意识形态层面与官方叙事之间的全面断裂。他们既不再愿意将自己的诉求寄托于体制内的“改革空间”，也难以接受以往的中共宣传逻辑。他们在网络空间中构建“去中心化”的所谓“小共同体”，彼此交流伟大复兴理想的幻灭、交换生存技巧，构成了了一种颇具讽刺性和去政治化外壳、看似没有政治反对、实则构成物质基础上与中共需求格格不入的潮流。

值得警惕的是，这种意识形态疏离虽然在形式上表现为“逃逸”和“冷嘲热讽”，在内容上却深受冷战后全世界小资产阶级最为熟悉的新自由主义文化的影响——主要为高级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中产者在转向“润圈”“匿名表达”“数据时代消极自保”的过程中，从未自动孕育出革命性意识，而是陷入了新的意识形态困境：他们一方面否定国家话语，另一方面又无力摆脱对“全球资本理性”与“市场经济秩序”的政治幻想。换言之，他们批判的是“这个国家”，却并未质疑“那个世界”；他们逃离的是“体制”，却不质疑“市场”；他们拒绝政治暴力，却热衷于自我施加的政治滤镜。这种看似“话语分裂”的结构，使他们在放弃中共的政治机器所主导的、那个他们无限熟悉的秩序的同时，并未走向阶级解放的方向，反而滑向更加精致化的个人主义与工具理性。随着中国帝国主义争霸的白热化，互联网上出现了各色意识形态新潮流，有新法西斯主义、“国粉”、“哈耶克信徒”等等等等，这都是中间集团醉生梦死，以意识形态幻想逃离现实的方法——年轻的小资追求政治麻醉，上了年纪的小资追求满天神佛，于是，各类基督教会、佛教、道教堂口在2020年前后，由着疫情对中共基层组织破坏的推波助澜，重新长出了自己的嫩芽。

这正是帝国主义时代下夹缝中的中产者试图反抗的典型悖论：他们在中共与中国政府国家治理的压迫中感到窒息，于是逃往他国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虚幻自由”；他们在国内中产阶层坍塌的现实中感到无力，却又试图通过移民、携款外逃等方式实现个人逃脱；他们对自身的政治话语权极度敏感，却不愿真正参与基层组织建设与阶级联结。这种结构性的政治怯懦，是新自由主义几十年来对城市中产阶层深度塑造的结果——他们失去了成为变革主体的方向感，只能在全球资本主义的结构缝隙中苟延残喘。

然而，这一局面的维持并非无懈可击。随着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危机日益深化，全球财政紧缩带来的金融动荡、地缘冲突导致的技术割裂与信息孤岛，以及欧洲和美国社会自身“后福利化”带来的社会撕裂，资本主义发展至今的一切历史都再一次揭示：那个曾经被广大小资产阶级与工人贵族视为“终极替代选项”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秩序，正在同样快速失去合法性与吸引力。当润学的终点变为美国唐人街里刷盘子的996，当互联网上醉生梦死的赛博梁山泊最终也不再提供庇护，他们将不得不直面那个最根本的问题：在资本主义崩溃的危机下，谁，都无处可逃。

对于想要捍卫自身经济利益、寻求一片未来的中间集团而言，这个问题不仅是生存问题，更是历史问题。一旦润无可润、逃无可逃，中国的中产们将第一次真正被迫在政治选择面前作出决定：是退回个体主义堡垒，彻底原子化、去动员化，成为“失语的中产尸体”；还是转向基层、转向联盟、转向真正能够创造未来的工人阶级，成为可能的革命力量，共同手牵手建立起一个美好的新明天。这一节点的到来，绝不是意识形态自发演化的结果，而是由历史压迫、资本主义剥削、社会现实矛盾共同倒逼的历史抉择。

对于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革命者而言，中间阶层的政治游移、意识形态裂变与生存危机，既是一场结构性灾难的前奏，也是一扇难得的历史窗口。这是争取他们、塑造他们、组织他们的唯一机会——在他们被完全收编、彻底原子化之前，将其纳入到革命运动的社会基础中来。在俄国革命的历史中，正是由于左派社会革命党和在决断时刻终于下定决心和自己的阶级做切割、加入布尔什维克运动的孟什维克左派等小资产阶级力量的鼎力相助，俄国共产主义者们才能够在军队和各地政府中获得绝对的政治支持，进而成功将内战延后到布列斯特条约签署、获得喘息之机后方才爆发。随后，被无产阶级说服的大量俄国知识分子自愿加入革命，成为工人革命队伍的一员。在1949年中国革命，同样有大量对国府彻底灰心丧气的知识分子决心捍卫革命的无产阶级力量。历史告诉我们，小资产阶级与中间集团之所以长期动摇，根源并不在其“认知落后”，而在于他们缺乏真正可信的政治力量解决他们的思想困境、提出唯一可能的方案——中共以“发展合法性”和“政治封锁”掩盖了真实的阶级剥削与压迫，使许多本应站在工人阶级身旁的城市劳动者与个体经营者误以为“体制内求稳”与“市场上爬升”是仅有的出路。而今，随着这两条路径的全面崩溃，他们的思维空间正走向无序，他们的经济身份正在向工人阶级靠拢——这是革命者的机会。

在这样的情况下，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绝不能再等待，也不能再自我封闭。面对这一处于临界状态的庞大中间群体，我们必须提出比自由主义更清晰、比思想解构更深刻、比制度幻想更切实的历史纲领与政治组织路线。过去十年，自由派用“制度改良”的话语包裹中产焦虑，掩盖了阶级剥削的本质。今天我们必须主动提出：不是你不够努力，而是制度压迫你劳动；不是体制失灵，而是资本剥夺了你的生活！

失去希望的知识分子们，走向贫穷的劳动者们，丧失自己产业的小企业主们，请你们记住：

“你不是失败者，你是被系统性牺牲的一代；你绝非懦弱，而是这个制度正拒绝你每一次尝试的跳跃；你是伟大的，每一个受剥削压迫的人都是伟大的。”

“你曾经相信，只要努力，就能拥有体面的生活；
你曾经努力工作、节衣缩食、送孩子上最好的学校；
你不曾偷，不曾抢，不曾贪污，不曾躺平，
可今天，你仍在市中心边缘的角落住着，背负债务，怕被裁员，怕孩子落榜，怕老人病倒——

你做错了吗？不，你没有错。错的，是这个体制。
错的，是让你一个人承担一切代价的这场“发展的硬道理”。

你并不孤独——有千万工人也在忍受剥削，
有无数自由职业人在平台的技术算法下昼夜奔波，
有成千上万和你一样的“中产”，正在经历同样的沉默与崩溃。

今天，请不要再孤立地痛苦，不要再孤独地焦虑。
让我们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你并非“中产”，大家皆为无产。
不再为资本服务，不再为权力背锅。
我们不想再润，我们要留下来，建设属于我们的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