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任何政党想要以健康的形式成长并长期存在，都需要其赖以生存的、持之以恒的阶级立场，以及能够以这个阶级立场为基础构成其坚定、无可动摇的支持者群体——要么是一个强大的独立阶级，要么是不同具有类似或完全一致利益的阶级共同组成的联盟。
历史上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在其政治主张无法取得它代表的阶级的支持，其支持者无法团结、精神涣散的情况下保持组织建设与政治强大。中国共产党正是依靠其土地政策，将中国广袤农村中数以亿计的贫农整合为其拥护者，通过意识形态宣传和其基层组织动员工人阶级，加以内战时团结国民党腐败的独裁统治下与国府离心离德的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集团，才最终得以完成1949年的中国革命，建立了中国这片土地上的首个工农联合政权。这一政权完成了驱逐帝国主义的经济蚕食对中国的政治操纵，结束了长达千年的中国旧社会时期土地与社会秩序，在一切层面上都实现了真正的进步和瞩目的成就。
然而，随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右派官僚领导下发生的资本主义重建，中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失去了其曾经赖以建国、执政的国家体制。在毛泽东时期，虽然中共党内存在严重的官僚化问题，国家也没有完成工人民主制度的建设，但是许多抱有美好的社会主义愿景的党员与国家领导人仍不断尝试从这个体制内部进行改革，对抗官僚和资本主义重建的危机，并维持着工人阶级作为在经济与物质基础上的统治阶级。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共党内斗争愈演愈烈，引发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缺乏全国性政治纲领、缺乏先锋党的组织基础的群众运动。文革中部分群众运动的独立性被迅速击垮，并转而为官僚利用为民粹主义的政治机器，使得这场运动没能建立起工人民主制度，而政权存在的足以让其崩溃的矛盾仍然没有解决。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中国官僚集团就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了资本主义重建的进程，试图通过这个方法解决矛盾并维持自己的统治。
由于国家的统治阶级发生重大变化，中共治下的党权与资产阶级政府的行政权责也随之转向，二者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中共从一个虽然官僚化，但是仍通过其施政方针维持强大基层动员与控制能力的政党，逐渐蜕变为一个腐化、保守、政策处处充满实用主义思想的威权主义执政党。这一转变是中共阶级立场重大转变的必然结果，由于官僚集团作为独立于生产者的特殊阶层，其决策过程受制于科层制的信息传递层级，导致经济信号在纵向传递中产生严重滞后与失真。由于缺乏来自生产单位与消费领域的即时反馈，中央计划无法动态反映社会真实需求与资源分布，最终形成计划指标与实际经济活动的系统性偏差。这种权力垄断必然引发双重矛盾：一方面，计划制定者试图通过行政指令消除市场波动，却因信息盲区导致资源配置效率持续下降；另一方面，官僚机构为维系自身管理合法性，被迫引入利润、成本核算等异质于计划逻辑的评价标准。这种矛盾本质上是权力结构异化的产物——当经济管理权脱离直接生产者，计划就退化为封闭的行政命令体系，其自我纠错能力随着官僚机构的膨胀而持续弱化（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实现工人民主制度，而这恰恰是官僚集团不愿意看到的——这意味着官僚统治的终结）。此外，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的国际分工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导致工人国家必须与他国贸易才能正常发展生产力，而这就意味着它必须与资本主义国家贸易，也就是说，工人国家必然要进行商品生产。这种商品生产不仅为获取外汇技术，更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必要环节，但是世界市场的价格波动与资本竞争压力构成外部强制力，迫使工人国家必须调整生产结构以换取外汇和技术，此过程必然强化商品货币关系对国内经济的渗透。同时帝国主义军事威胁迫使资源向国防倾斜，挤压民生投资空间。最终官僚只能求助于资本主义下的利润指标来完善经济，从而逐渐放弃指令性计划经济并转向私有制。因此，官僚必然在最终决心重建资本主义，并迫使工人阶级丧失经济上的统治地位。资产阶级的再一次产生和壮大与资产阶级官僚的上台令所谓的“中央人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转向全社会劳苦大众利益的对立面，而使中共不得不加速朝着更加保守、充满剥削的方向疾驰——中国共产党不断蜕化，成为了一个由垄断资产阶级及其官僚拥趸掌控的资产阶级波拿巴组织。中共先前立足于让工人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之上，为党内政治矛盾所限制的残缺体制，逐渐转变为依托自身政治权力，试图平衡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并以“仲裁者身份”试图维护体制稳定与官僚集团存续的资产阶级波拿巴体制。由于这一所谓的裁决者身份完全来自资本主义之中的阶级矛盾与冲突，其必然转而维护资本主义经济与剥削的存续。
这一变化终结了中共在执政前四十年中建立的，以宪法所规定的唯一合法执政党领导下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为主体，以党干部与地方官僚为政治主体统合群众的地方执政模式，逼迫其在诸多领域不断改变策略。中国共产党自1980年以来的所作所为及其现状同它的老对手，在于1950年代大陆地区的国共内战基本结束后走向彻底失败、崩溃的中国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愈来愈相似。然而，中国共产党坐拥中国土地上所拥有的先进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至今所创造丰富的物质条件，这一现状导致其必然不会像以买办金融资本的阶级利益为核心的国民政府一般固步自封、腐败颓废，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先后成为了全球其他资产阶级的“现代奴隶产地”、“盟友”与“头号竞争对手”。中共，正如世界上任何有组织的政党一样，其行为都符合物质现实变化所引发的连锁反应，随着中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从草创到繁荣再到追求争霸、位居世界之巅，中共在过去四十年不断变化、顺应其经济基础，面对资本主义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压力，其必将因为资本主义的重建而走向任何新型资本主义国家为解决工业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内部矛盾都必然走上的道路——帝国主义。
本作品力求通过分析中共的党史与中国的经济史，系统性阐述中共改革开放至今的经济与政治政策和现状，并确立一个一切科学社会主义者和革命共产主义者都应当了解的事实——帝国主义全球争霸时代必将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无法缓解时再次到来，无论是通过战争还是和平的手段。从改革开放走向伟大复兴的中共顺应着这样的历史潮流，慢慢走入资本主义的又一个深渊。此外，我们通过中国的经济史，也可以了解一个工人国家是怎么样官僚化，乃至倒退到资本主义社会去的。
党权与党争——毛泽东时期的中共建制
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末的毛泽东时期，中共的党权不仅相对独立完整，而且在高层架构中明确区分了党机关与国家行政机构。这种布局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立足于工人国家的指令性计划经济的物质基础之上，作为具有超然地位的执政党对国家进行政治领导，而不必直接介入如政府办公，审查核算，政策打磨与具体执行办法等由如“人民政府”或“某某部门”等“行政机关”，而非“某某地方党委”这些“党的政治机关”处理的日常事务——与今时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党委与地方政府机关基本分开，并不使用同一套官僚干部班子。在这一阶段，党的政务官指导和监督政府中负责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而不进行关键方针与政策决策的事务官；党的政治干部确保政策的执行和意识形态的传播与贯彻都能基本依照党中央的决策执行。具体到现实之中，则体现为党权与党的政治方针和讨论同日常的行政工作基本分离，方针性与导向性的文件与指导皆由省级与北京中央党组织发布，而市、县、乡、镇等各地方党支部依照这些政治方针，指导当地政府与合作社、公社组织出台、实施具体执行办法。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为一个整体在中央高层能够对绝大多数问题发号施令，掌握绝对权力的同时，中共省级以下的各地方党组织又能够以超然地位对行政工作起到关键的指导作用。
正如先前所提到的，在这一时期的城市地区的中共党组与党委，同今日中共党政完全一体、党组织溶解于行政机关与行政工作的状态完全不同：如1960年代的北京市政府，各部门设立专门的北京市党委驻外党组，这些党组几乎从不参与日常的行政管理工作，而是负责监督和制定政府部门的政策指导方针，并以类似督查的模式确保政府行政操作符合党的政治总纲。因此，这一时期的城市党组织仍然保持高度的政治独立性，此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们完全明白一个应当立足于政治领导地位的共产党溶于日常事务对其党权独立性的危害——即党的政治独立性与超然地位必将为日产的冗杂工作与官僚化的办公内容所僭越、空心化；因此，北京的党中央多以行政工作是否贯彻中共高层的“总体路线方针”为核心关切，而尽可能避免直接通过党组织干涉政府的事务执行。
而在这一时期占绝对人口优势的农村地区，中共成功利用1954年起直至1960年代中后期持续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农业集体化以及人民公社化运动等关键土地政策，将农村的领导权牢牢把握在以党干部为领导核心的地方单位中。通过消除落后的农村土地关系以及国民党执政时期农村宗族势力与资产阶级行政官僚一手遮天的政治现实，中共成功将地方党委与政务官树立为社会治理与政策制定的核心：在土地改革中，约有300万地主被剥夺土地，而超过一亿的农民受益于土地的重新分配，完全打破了传统地主阶级对农村的控制；而在随后的农业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约97%的中国农民加入中共领导下的生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这些公社作为农村治理的基本单元，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基本担任了基层政府机关的职能。而随着先后发动的各类政治运动以及文革时期“知识青年下乡”运动，中共成功为农村生产和行政性工作集中了大量的劳工与知识分子，将近1700万城市青年被送往农村，推动农村教育和卫生等产业发展，进一步加强中共具有绝对控制的农村无产阶级力量；至1960年代末，中国98%的村庄设有组织工作清晰、完全受各县、乡、镇中共党委领导的农村党支部，动员农村人口在党的领导下实施具体的生产活动与基层治理。通过改变土地所有权和加强基层组织工作，中国的农村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态在毛泽东时代就从根本上消灭了落后的生产关系。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也同样巩固了其执政建制对于中国乡村的基层控制。
然而，正是由于这样的党政模式，中共内部的政治斗争可以十分轻易地外溢到地方，这一传统甚至直接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和各大“地方局”取消建制、各个“地方派”论功行赏的时期。在这一体系下，各地党委由一位书记所总领，而这位政工干部往往隶属于某一党内派系。以此为基础，此时的中国政治体系内飞速建立起了若干个巨大的官僚化的政工干部所形成的权力网络，并以此为基础阻挠任何工人阶级寻求民主的诉求。同时，由于中共内部有许多政工干部没有接触过系统性的社会主义理论，他们的政治认识仍然受到中国古代社会、近代的清朝时期与中华民国时期行政方法的影响，其往往轻易导向官僚主义的执政方针，并同先前的地方官僚实力派合流，形成一股中共内部反对工人民主制度化的力量。尽管许多中共领导人曾经试过以政治运动和党内整风的方法处理党官僚不断堕落的趋势，但是官僚阶层结构化以后内生性的保护主义阻止了任何以城镇行政中心为基础的、自上而下地从官僚阶层内部进行改革的尝试；而由于此时的中共受到的政治和经济压力极大，其也没有能力将全部精力运用到党内的政治斗争和反对官僚的问题上。因此，中共执政体系的内生性危机便一拖再拖、直到社会主义制度被彻底推翻。
历史的十字路口
随着中共地方官僚主义派系在原本的政治基础上掌控中共中央，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共内部坚持旧有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立场的党员失势，实用主义官僚集团的上台导致中共中央开始逐渐扑灭地方党干部与普通党员对社会主义的支持；党的实用主义化以及党本身的行政官僚化（即由党员愈来愈多地直接担任地方政府与行政单位部门官僚等措施作为起始，至今持续数十年）进而令先前的党政体制不再可行；随着一个完全放弃了任何“意识形态原则”、秉持彻底的政治实用主义的官僚集团上台，他们急切地希望同在当时已日益僵化的所谓“苏联模式”（这一所谓模式的僵化问题实际上全部来自于同一群官僚自身忽视工人阶级需求、镇压其民主诉求所导致的）做出切割，并通过资本主义化政策为自身牟取现实的物质利益，希冀以放弃社会主义为筹码争取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在冷战与国际贸易中对华缓和，为自己所掌管的、因缺乏社会主义民主而千疮百孔的国家机器续命。在此基础上，中共急于转变其地方控制模式以巩固新党国体制下的乡镇基层掌控力。随着工人国家时期大规模工业化积累与计划经济体制的结束，中共地方组织的任务从动员工人阶级参与建设变化为安抚民众，重建资本主义市场机制与“增强经济效益”，中共的角色逐渐从一个主要依靠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政党转变为完全依赖经济发展与执政稳定性维系权利的纯粹技术官僚组织，在政治定义上更像是政府机关附属的人员选拔机构。1980年代起的中国共产党自这一重大历史转折开始，不断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内部裂痕不断扩大，进而不断堕入新的危机。
在经济与社会层面上，中共在自1980年代资本主义重建后的数十年内不断遭遇挑战。在准备结束计划经济的1982年，中国的城、镇、乡地区共有超过一亿五千万工人从事有组织的社会化劳动，这其中，有超过八成成的一亿两千万人属产业工人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蓝领工人”，占全国人口近八分之一，该年工业产值占中国全国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六十以上；这些工业产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基本能够保证相差不大的人均工业产品消耗，并且基本无法产生较大规模的生产过剩（主要指产能过剩，由于缺乏工人民主，官僚指导下的计划经济经常出现产能分配不均导致的局部性产品过剩与产品短缺，但是一些工业品的生产计划问题并不会影响总体分配的相对公平）。施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首要条件是通过产能过剩与剩余价值剥削下的分配不均创造一个令资产阶级受益的资本主义市场，并以资产阶级为基础不断巩固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这一体系所需求的根本经济基础就是廉价劳动力与失业者后备军。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共官僚首先从庞大的中国第一产业开始，通过大规模的私有化政策与所谓的“国企改制”，令大量传统产业工人失业、下岗，产业工人数量从1982年的近九千万在十五年内锐减至1997年前后的约四千五百万。随着产业工人的大规模失业，中国国内同时出现了工业产品价格的飞升与劳动力价值和劳工收入的暴跌：以1982年为基准指数100，工业产品平均价格至1997年已经上升至240，而劳动力工资指数则呈下降趋势，降至70左右（这还是在不考察货币购买力变化与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购买力平价后的实际的工资指数应降至30左右），二者走势出现明显背离。这种背离正是由于在大规模国企改制和私有化过程中，产业工人大量失业导致劳动力供过于求，初步私有化的前国企为了弥补产能降低而推高产品价格的直接反映。这一物质基础直接在中国创造了一个劳动力成本极其低廉、工业品价格相对高昂的市场。
计划经济崩溃所直接导致的就是党独立于行政机关这一政治状态的终结。与毛泽东时期拥有超然地位，政治性领导一切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完全不同的是，在投身于威权资本主义的党内官僚领下，党的任务从探寻“如何在社会主义经济框架下建设国家”变为了“如何最大化利用资本主义体制，来者不拒地运用政策发展经济”。随着以上述的稀缺性为基础的中国资本主义市场在中央官僚的政策牵头下基本成型，资本主义体制的实用主义逻辑占据上风，中共不再需要维持一种持之以恒的意识形态总路线、总方针，也不需要各个地方行政机关在党的意识形态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于是，党官僚与政府行政官员的界限基本模糊了。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共所依仗的统治阶级变化，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党组、党委、各企业与经济部门党支部不再是政治中心或者“政治总纲”，而变为由行政官僚兼任的党干部职位以促进资本主义市场的繁荣并介入国企改制、加速私有化进程。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许多所谓的“党干部”与“党组成员”的帽子都戴在了那些行政官员的头上，他们用着中共党官僚的头衔领导一系列政府工作，如地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组，对外贸易的招商引资，1980年代末至将1990年代初的诸多国家和地方项目等等；在一些人的眼中，中共好似从一个伟大领袖、光辉政客的政党变为了一个“务实干部”、“青天大老爷”的俱乐部。原本占据重要领导地位的各级党委“一把手”（党委书记、党组书记等）却被中共高层要求“不再担任地方政府的行政一把手”，地方党支部与独立于政府的党员也被要求“不要干涉地方人民政府的日常行政工作”。这一现象充分说明在邓小平时代后期以及江泽民时代尝试进行所谓“党政分开”工作，实则是争取彻底取缔中共作为一个政党所拥有的独立政治意义和政治纲领，通过彻底弱化党官僚的独立存在以完整中共体制的彻底国家化并将中共深入社会各阶级、阶层的治理单位化为中国国家政府的一部分，争取将中共的党组织虚级化，变为一个完全让位于中国政府和中国资本主义体制，为其提供单纯的政治合理合法性的橡皮图章。只有这样，中国的资本主义重建才能在资本主义经济效益最大化的旗帜下，摆脱毛时代党组织剩余的最后幻影阻挠资产阶级官僚彻底拥抱其反动、反工人阶级利益的目的、残留至今的桎梏（无论是的社会主义外衣，还是党先前深入基层群众，以基层无产阶级党员作为主体的组织策略），开足马力为资本主义繁荣这一目的服务。对于此时的中共中央领导而言，最好的情况莫过于中国政府一直由一群“名义上的中共党员”所运作，把中共的一切机关弱化为一种仪式性的、赋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任命政府执政合法性的单位，并通过文官政府与各路资产阶级的直接合作达成他们理想中的“波拿巴主义”政权。因此，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共”与“中国政府”这两种术语几乎可以混用，而这在毛泽东时期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此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决策所带来的巨大负面效果，更是低估了帝国主义势力对于一个稍显弱势的国家与政党所能展现出的最大的恶意。由于资产阶级对于各级立法机关、地方政府等资本主义制度下代表其资产阶级利益的的国家机器先天具有极其强大的影响能力，中共中央领导们很快就会意识到，若是失去了一个强大、具有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某种独立政治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他们的一切政治地位都将迅速被资产阶级扫尽历史的垃圾堆，而这样的政治现实也将在十几年后彻底扭转先前的“既定方针”。
筑起“世界工厂”
既然中共的新官僚们为国际资本主义势力纳上如此丰厚的一份见面礼，以美国金融资本为首的全球垄断资产阶级和金融资产阶级寡头自然也投桃报李，于改革开放后开足马力在华投资，将中国建设成为了一个“二十一世纪的现代雇佣奴隶制国家”——正如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一小册子中所论断的，发展到顶点的资本主义国家会通过金融垄断的方式，将本土的工业与各劳动密集型产业尽可能地转移到工业基础较差、现代化产业刚刚起步的国家，以此来实现最大程度的牟利与安抚国内工人，通过本土去工业化的方式尽可能削弱最具有组织能力和革命性的产业工人的阶级力量——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初所扮演的角色就有点类似于二十世纪初期帝国主义国家所属“殖民地”的地位（这只是一种类比，而非对其的定性）；只不过，由于全球的金融资本已经在上个世纪将全世界几乎每一份土地与每一个国家的财产瓜分殆尽，中国这最后一片劳动力极为丰富、工业品需求量极大、其官僚竭力谄媚国际金融资本，调节本国汇率以迎合外国资本的投资和商品进口需求的国家就成了全球资产阶级尚未开发的“处女地”。也正是因此，二十一世纪最初的十年成了中共官僚的“黄金十年”，随着中共着手于完善资本主义市场建设，吸引大量外国投资涌入，中国政府得以缓解极高失业率带来的政局不稳，并着手从1980年代末持续至1990年代末全国工人运动的余波中复苏。中共成为了“世界工厂”当之无愧的“厂长”，代替全球的所有帝国主义“股东”们牢牢锁住工厂里的每一名工人。
但是这里我们要说明一件事，那就是中国在此过程中仍然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而非“新殖民地”。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制造业时，中方通过强制性技术转让条款和合资企业股权比例限制，确保技术溢出效应。世界银行2008年报告指出，中国汽车产业要求外资合资比例不超过50%，且中方保留品牌所有权（如大众-上汽模式），使中国在2005年后逐步掌握整车平台研发能力，催生奇瑞、吉利等自主品牌。这与拉美国家被动接受外资控股、丧失技术升级路径的模式（如墨西哥汽车业）形成本质差异。另外，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06年研究，中国电子产业虽依赖外资代工（如富士康），但通过本土供应链集群化实现逆向创新：深圳华强北在2003年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的手机零部件生态系统，本土企业占据PCB板、电池等中游环节70%份额，为华为、小米的自主品牌崛起奠定基础。反观“殖民地经济”，本土企业仅能从事组装等低附加值环节。
中国始终将外资创造的贸易盈余转化为自主产业链建设。2001-2010年，中国累计投入4.3万亿元建设港口、电网和高速铁路（世界银行数据），其中上海外高桥造船基地的30万吨级船坞（2008年竣工）使中国造船业从散货船向LNG运输船等高附加值船型升级。2010年中国造船完工量达6560万载重吨，超越韩国居全球第一。在通信领域，中国推动TD-SCDMA成为3G国际标准（2000年），迫使诺基亚、爱立信等外企适配该标准。此外，亚洲开发银行2010年研究显示，中国在2010年前，就在东亚产业链中从“加工终端”升级为“集成中心”：2005-2010年，中国从东盟进口集成电路增长320%，加工后出口欧美，掌控设计、物流等高附加值环节。同期越南对华出口中78%为中间品，用于中国整车/整机装配，形成以中国为枢纽的“嵌套式分工”。可见，作为“世界市场”的中国，是全球化分工中的阶段性角色（代工），而非结构性依附。
1994年是中国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财政包干制度逐渐转变为分税制开始实施的重要年份，标志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为了刺激资本主义化进程的前中期发展，通过将土地资源管理和以劳动力密集为特征的基础设施投资等财政权下放地方的方式，中央政府成功刺激了各省级行政单位在物质利益刺激下大规模发展资本主义市场、通过土地的迅速私有化与此后持续超过二十年的房地产与基础设施投资扩张为起点建设了一个极为繁荣的资本主义市场。然而，财权下放的同时也导致事权的下放，虽然这一时期的分税制相较于改革开放初期极为混乱的财政包干制度——这是一种近似于“财税联邦制度”的央地财政关系，各地的税收上交部分多以固定收入部分的固定份额为主，导致地方政府尽全力通过各种手段将收入从政府财税收入部分以私有化、社会募捐、特别基金的形式从应缴税账目上划去——通过1994年开始施行的分税制，中央虽然收回了部分对各地政府的财政控制权，确保了中央政府稳定的财政收入，但由于各级政府获得了除特定固定税种、增值税和其他几类消费税种外绝大多数财政收入的自助支配权，其不再需要像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前中期一般以花样繁杂、巧立名目的方式扩大财政收入，而是可以光明正大地发展本地经济而不必担心收入会流入国库、无法投资于本地并成为本地官员的实际“政绩”。通过将国税与地税区分并将绝大多数土地税收转入地方政府应用于本地财政预算的收入，辅以国有土地管理和经营权基本下放至各地方政府的措施，地方政府得以将全部土地增值带来的收入投入扩大再生产，这些政策与上一章所提到的广泛存在的工业品与传统产业供不应求与失业人口的大量增加产生了连锁反应：由于任何外国投资与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金融业繁荣的期冀都有赖于高速城市化与对良好基建的极高需求，房地产与基础设施建设行业成为全国各地所有政府机关“淘金”的行业，官员们疯狂地招商引资、鼓动政府内具有“良好商业能力的人才”“下海经商”，以期吸引尽可能多的外国资本来华，以全球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势力合作共赢的方式帮助他们稳固国内经济、并以一个繁荣的资本主义市场回击中国国内以工人阶级动员为主的一切反对力量。
在这些极其有利于外资进入中国的条件加持下，加以此时的中国如上文所述，是全世界资本主义投资目的地的最后一片“完美净土”，全球几乎每一个资本主义大国的每一个产业之中规模最庞大、技术最发达的一群企业代表都疯狂地在中国开拓业务，期待分得一杯羹。在二十一世纪的最初十年，外国资本对华年均投资额从九十年代末的三亿美元左右暴增至2012年前后的一百亿美元，且在此后长期维持在一百亿美元以上。由于外国投资伴随着科技进步带来的产业升级，新兴产业技术的应用（如高端装备制造、金融、信息技术及服务业）导致平均工业品价格指数相较于1982年的基准值100继续飙升，达到了2012年的约280。这一现象被2008年金融危机后胡锦涛与温家宝政府实施的四万亿元救济计划在经资本市场杠杆作用派生出的该年度新增约四十万亿以上现金流进一步刺激，形成了二十一世纪最初十五年中国市场经济极度繁荣、经济极度过热的所谓“改革开放黄金十年”。
由于各工业部门的产业升级与生产率提升，传统的制造业产业工人逐年递减，以从事出卖劳动力为生的蓝领工人和全体工薪阶层的数量却仍逐年增加，蓝领工人人口更是在2012年达到了超过三亿——这是由于各类新技术、新产品生产线引入国内所创造的新型需求所导致的，以个人消费品、第三产业等新型需求产业为主。然而，蓝领工人的购买力平价工资指数（仍以1982年的基准指数100为基期）却在这一年降低到了不到40，而全体工薪阶层的购买力平价工资指数也减少到约60（以1982年为基期）。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随着依赖生产过剩与不均衡发展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代替指令性计划经济，工人阶级生产的工业品从通过平均分配的方式满足绝大多数人基本一致的工业品需求和消耗转变为在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剥削体系下展现出远远虚高于其实际生产价值的交易价：随着全球人口在新世纪继续爆增，以欧陆和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工业品的需求愈加旺盛，而他们同中国官僚的政治联盟愈发猖狂，人民币同美元的实际兑换汇率从1982年的约2：1暴跌至2012年的约6：1，这一令人诧异的数字变化充分暴露了全球资产阶级伙同中共官僚以操纵汇率的方式剥削广大中国劳动人民所拥有的、以人民币为货币单位的每一分血汗钱，并将这一过程中获取的巨额利润全部转嫁到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头上。
这一所谓的“黄金年代”的幌子更是中共不断分化工人阶级所创造的巨大谎言。中国政府通过利用市场繁荣带来的金融机构扩张需求壮大小资产阶级和生活更加富足的工人阶级人口（即“工人贵族”，其“富足”主要体现在工资高、工作环境较好，甚至工作时长会比其他工人都少些），并通过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确保一群绝对拥护中共官僚机关的的“中间阶层”群体（即资产阶级学者常说的所谓“中产阶级”，不过所谓的中产阶级并不构成一个阶级，而是同上述所说的一般，主要由小资产阶级和工人贵族的人口构成）。仍以1982年为基准指数100，中间阶层群体（包含收入较高的专业人员、企业中层管理人员、高技能工程师、高校和各类研究所科研人员与教授等知识分子，等诸多类别，涵盖工薪阶层中生活水平较优渥的工人阶级，从事小规模商业经营、零售、个体服务等经营活动的小资产阶级，以及银行、保险、证券、基金等金融行业内从事非柜台等服务性工作的的脑力劳动类金融从业者，包括没有实际产权的基金经理、信托管理人员等）的收入指数在1980年代和1990这一经济动荡、社会不稳，工人阶级收入同比下跌超百分之五十的时期仅下降不到百分之三十。在1990年代中后期，由于中国政府这一阶段鼓励“高知工人”与“前国企、政府职员”“下海”及“青年金融人才”的政策，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应届大学生、前普通工人阶级纷纷选择加入中国资本市场刚刚起步时的对资本主义市场极为重要的诸多金融机构（这一时期金融机构从业者由于资本市场起步导致的较高生活水平也是一大关键原因，1999年金融业从业者人均收入较同期的熟练产业工人人均收入高约百分之三十），如保险业、银行业、各国家交易所等，以个体户和中小企业所有者为主的城镇1小资产阶级人口在1990年代末较增长到超过一千四百万，较1982年增长约百分之八十到一百，而前述的脑力劳动类金融行业从业者人口则在1990年代末骤增至约三百万，较1982年（1980年代前中期，绝大多数金融行业从业者都集中在国有的四大银行系统，仍属普通工人，而到了1997年则已经有约百分之二十供职于私有的新型金融企业）的七十万左右有约百分之四百的令人震惊的增长率，到了2010年左右，狭义的脑力劳动类金融行业从业者已经超过四百五十万。在包括上述所有中间阶层的工薪阶级与自雇类个体户的统计中，大部分中间阶层人口的购买力里平价收入指数较1982年的基期仍有减少，只不过同产业工人骇人听闻的截止至2024年约20的指数相比，绝大多数中间阶层仍然能维持约75-80的指数，而金融业从业者的收入指数更是在2019年前后回升到了约100左右。截止至2024年九月，在中共大力鼓励金融业和个体创业者的政策推动下，城镇个体户、金融业从业者、自雇人员等群体所组成的中间阶层占总就业人口超百分之十五，具有一定的人口数量与类似的阶级利益。由于上述中间阶层相对于其他工人阶级更为富足的物质条件完全来自改革开放后较为繁荣的资本主义市场激发的城镇和金融、贸易等资本主义市场下的媒介型基础产业繁荣，他们的阶级利益极度仰仗中共镇压工人运动并“维护社会稳定”。中间阶层在这十年中的极速扩张与这一集团在各类社会群体，尤其是媒体产业中的大量存在，也创造了所谓“改革开放后物质生活显著提升”的谎言，事实上仅仅是一小部分掌控公共知识与发声渠道的中间阶层生活的相对生活质量显著改善的假象，与之相对的是工人阶级在二十一世纪开始的这十年中，如上文统计数据所展现的那般，所受的无尽剥削与压迫。
“世界工厂”牢头的抉择
工人阶级迎来了十年苦难，而试图将中共在消除其阶级意识与党的政治独立性后让位于行政机关和官僚科层制的进程也同样迎来了彻底的失败。由于中国当今政府的合法性不仅仅来自经济建设和民生发展（尤其是对上述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扶持）的成功，也同样来自中国解放战争以及革命建设时代遗留下、得以团结广大劳动群众的巨大威望——这一威望完全归功于广大工人阶级党员与群众的政治与经济参与。显然在基层群众的心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绝对无法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赋权的。尤其是在二十一世纪愈加猖狂的资本主义市场剥削、压迫下（先前触目惊心的数据已然证明了这点），一个缺少健全基层党组织的中国政府更没有能力在缺少了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光环”庇护后，依靠官僚机构与隶属于新资产阶级的社会团体（如二十一世纪大量涌现的企业商会，各地方私企的行会等）完成对地方群众与乡镇地区的政治统合，尤其是在这些资产阶级团体已经发展出自立意愿，经常性同外国资产阶级沆瀣一气，利用一部分追求更多民主与个人权利的小资产阶级政治运动和工人阶级的动员与罢工等事件要挟中共向资产阶级与自由主义者“放权”。
2012年前的中央与各地人民代表大会与今日不同，其仍然能够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中国土地上有巨大缺陷的资产阶级立法工具，通过发表公开言论、各类议案、进行对政府机关的监督与调查等手段动员群众力量对中共构成一定压力，中共在此时为了安抚外国资本和同国际资本合作所必必要的本国资产阶级仍未完全掌控全国各立法机关；以许志永事件为例的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后期爆发的诸多事件都反映了小资产阶级民主化诉求和工人阶级的经济诉求被国内资产阶级通过人大、政协或是境外帝国主义势力利用，污名化为“反共反华”运动并试图以此向中共施压，要求其交出更多权力的方法。对于新产生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而言，中共的机关就是一个“尾大不掉”的无用机构，一个所谓“完美”的资本主义体制和资产阶级并不需要它，而是希望借用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机关”，彻底瓜分中国的一切经济利益并防止一个对全社会一切方面有着强大渗透能力的中国共产党掣肘他们的食利——毕竟，这样庞大的统一国家、统一政府和统一政党可是随时拥有撕破同国际资产阶级势力之间的一切联盟并寻求争霸的能力。在改革开放后的二三十年中，由于工人阶级的动员还不够强大、小资产阶级提出的政治纲领还没有触及中共中高层官僚们作为一个管理全国的“高干特权集团”存在的根基，中共中央的领导们还能容忍为了发展市场经济、融入全球资本主义潮流而带来的工人阶级动员扩大与资产阶级力量壮大。然而，随着国内资产阶级日益强大，其愈发猖狂，甚至有妄图干政的行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愈发明显地期望通过国际金融资本势力颠覆中国共产党党员操办下的国家秩序、肢解或半肢解统一的中国国家官僚机器以增强欧陆和英美资本对华经济剥削的力度，而工人阶级又随着经济剥削的愈演愈烈加大了动员力度，中共各级机关在2010年后都逐渐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恐惧——中共与中国政府高层官僚自从重建资本主义制度以来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稳固自身的利益，并确保“中国政府”这一大集体下每一个官员能够永远以“世界工厂代理人”或是“国际资产阶级的好伙伴”的身份永持权柄：然而资本主义化措施导致的二三线城市没落和资产阶级实力壮大已经令许多地方党官僚丧失许多特权与许多利益，并正将矛头指向中央；北京的官僚们惧怕资产阶级有朝一日当真和“境外势力勾结”，从他们手中夺取他们赖以生存的一切政治权力；他们同样惧怕那来自中国工人对一切帝国主义势力滔天的怒火喷涌而出，吞噬他们自1982年以来努力打造的一切供自己坐稳位置的物质基础。
中国共产党党机关内部的政治矛盾和危机首当其冲。中共在改革开放前的以地方党干部为核心的执政传统以及数十年的宣传令中共党内仍留下一大批政治上虽然极度懒散，完全不愿捍卫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对于党的机构强烈守旧、坚定捍卫自身政治利益的所谓“老干部”——这些官僚往往存在于并未受益于改革开放，而是沦为输血机与劳动力储备区的各省份，尤其是因改革开放初期因廉价劳动力需求而被迫去工业化、摧毁经济基础的东三省，以及结束计划经济的均衡发展后依赖沿海地区经济支持、经济迅速衰退而导致大规模人口和就业岗位流失的山河四省、华中南地区等——由于改革开放后北京的中央政府长期施行经济发展优先、政绩评估与升迁同经济挂钩的方针，尽管这些地区的官员能够因广泛地方基础设施和公共债务扩张而发展本省的资本主义经济、通过招商引资与扩大债务的方式创造经济增速，但这些省份的经济增长数字显然在华东、华南的对外贸易区面前黯然失色，而这也导致这些省份的官员往往只能在地方省份内做到较高职位而很难升入中央，除非能够主管某些重点的国家工程、国家工业项目、创造落后地区因特别因素导致的极大量经济增长、在经济以外诸如少数民族治理、统战或是文化与社会稳定等方面有极为突出的成绩而被作为中央政府成员候选人调入广东、上海等地区主政作为前置考察，进而作为高级专家、专业领域技术人才或经济学者进入中央政府；如果满足不了这些条件，就算一个中共官僚已经是省级领导官员，其也很难离开现任进入中央，这样的现象逐级下沉，导致许多市级、县级官员都因为缺少空位而升迁无望。显然，袁家军、胡春华这样的翻身咸鱼属极少数，而真正具有技术能力或自身就是高级知识分子的中共官僚在这一时期更是凤毛麟角。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市市委书记是国家领导人储备岗”、“江浙沪地区主官最有希望当主席”的种种刻板印象更加印证上述政治现实，绝大多数地方官员往往因为中国政府金字塔结构的天然倾向与种种不均衡因素长期呆在同样的岗位直至退休。
这样数十年如一日坐同一把板凳的现状只会导致地方官僚的权力集团愈发集中于某些个人，反而扩大中国经济较落后地区政府权力对资本主义市场的渗透，造成招商引资等资本主义框架下的常规商业行为与行贿受贿、贪污腐败深度捆绑——这些地区的地方官僚一方面不可能通过稳健的经济发展像他们的上海、广东同僚一样升入中央，又亲眼看到在沿海地区资产阶级壮大造成的政府权力流失、地方主官甚至需要和资本家“共治天下”（比如蚂蚁金服上市事件之前的马云及其资本集团就是最好的例子，以杭州为代表的浙江省官僚集团完全依赖于其经济贡献，不过这些官僚并不害怕，因为他们可以迅速因为经济发展的政绩而进一步青云直上），进而被激发出失去权力的深刻恐惧，自发甚至自觉地操纵行政手段扼住资本集团迅猛发展的可能性，通过培养贪污腐败的手段将新生资产阶级关进政府权力的牢笼，通过将资本发展的节奏与资本家主动令官员受益、帮助其巩固权力的腐败行为挂钩，地方官僚得以大权在握，成为一省、一市的“土皇帝”。而由于北京政府在此时一味追求经济发展的数据提升的态度，贪腐官员就算是造成了天大的社会不稳，只要其事态不超出一个地区或省份的边界范畴，其就几乎不可能被追究法律责任，最多也只是平调雪藏而已。在这一时期，北京政府为了安抚进一步升迁无望的地方大员、加速资本主义市场的建设，往往采取近乎北洋军阀与国民政府时期“笼络地方官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政治联盟态度，地方官僚的无法无天令人咂舌。
这些较为落后地区的腐败干部虽然直到习近平上台前都不被重视，北京政府也对他们的贪腐行为听之任之，但是他们却同时能代表改革开放后中共在较为落后的省份内基层治理体系内影响重大的一环。资本主义不均衡发展的新常态意味着这些官员所管辖的、庞大的地方公务员体系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共执政集团内的一股庞大趋势。如果失去了他们的支持，北京的中共中央将在许多省份内不再能够确保政策能够深入地方。在中央层面，邓小平等人可以通过“中央顾问委员会”等特别机关实现平缓过渡并建立新的权力交接体系，但是在中国如此庞大的地方政府中，他们完全无法做到任何“和平交接”——尽管经历过毛泽东时期的官僚一波一波老去、退休，但是他们只要仍在任上一天就必然会因为盘根错节的势力网络阻止任何动摇官僚特权的改革在不伤害资本主义市场的情况下深入地方（为了维护自己在帝国主义势力和外国资本家面前的“开放友好”形象，北京政府根本不敢深究此时与资产阶级深度绑定的地方官僚，更是不敢树立任何可能破坏根基未稳的资本主义市场秩序的改革），而他们的“接班人”也不遗余力地贯彻他们“先辈”们的宗旨，尽全力防止改革开发造就的新生资产阶级过度干涉党国内政与地方机关的治理体系。正如先前所论述过的，市级以下的各基层单位的党政划分并不清晰，县委书记与基层各单位（村委会等）书记、主任基本隶属于党务官僚的范畴，虽然权力较大、级别较高的地级市和省份主官能够通过贪腐的手段维护权力，而上行下效，导致在市级以下的广大县、乡、镇地区也出现因资本主义发展而导致的贪污腐败以及由这些现象支撑的地方政府权威幸存，但资产阶级壮大与上级单位要求扶持民营企业的政令也确确实实导致他们丧失许多改革开放深入地方前八十、九十年代时所拥有的裁定权，而不得不与外来投资者与资本家协商本地发展事宜，许多2000年前后的影视作品中所体现的“官商一体”、“容纳资本”等情节正是反应了这样的时代背景。不仅如此，贪污腐败横生虽然抑制了资产阶级绕过中共官员建制自由发展的可能性，但是也同时将地方政府的物质利益置于资本家的经济活动与黑幕交易之上，变相地促进了资本集团以另一种方式渗透中共的党和政府机关。
这一现象同中国县、镇级官僚数千年以来作为“父母官”维护自身权威与统治力的阶级利益严重冲突，进一步刺激各地官僚的严重不满并导致中共基层控制力减弱。在2010年前后，有许多反对江泽民、胡锦涛改革开放路线的中共内部反对派都曾试图利用各地党员与干部对这一现象的不满大做文章，其中最为经典的例子就是在重庆妄图通过动员并控制群众运动唤起工人阶级对过去工人国家时期的怀念，进而巩固自身民众支持并要挟中共中央选择他成为国家领导人的前任重庆市委书记，“太子党”成员薄熙来。薄熙来是中共内部保守派干部将毛泽东时期社会主义元素与“父母官”身份糅合的代表人物，曾在重庆主政期间尝试打压外资与民营资本的无序扩张并重建国营企业的关键主导地位，并得以号召一系列重庆辖区内的地方官员效仿。尽管薄熙来在党内斗争中败于以习近平为首的诸多其他意识到他动员群众行为所具有的巨大不可控因素的官僚，他所引发的诸多政治事件事件仍然成为一个分水岭，既将中共党内斗争日益扩大的风险暴露在全中国人民面前，也另愈发恐慌的许多中共官员意识到即刻更改航线迫在眉睫的必要性。
上述的腐败问题与地方政府的政治危机因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效果而进一步扩大。由于分税制的逐渐落实与固化，中央对经济较好、经济责任较高的许多地方政府的掌控随着财权转移与地方政府对大多数行政事务所属事权的全权负责进一步弱化。分税制明确将税收收入按比例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划分，但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却承担了大量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支出。这种“收入中央、支出地方”的格局导致上一周期的地方财政收入往往不足以覆盖下一周期庞大的支出责任，从而迫使地方政府寻求其他融资渠道，如加大对土地出让收入和各种地方融资平台的依赖。地方政府在自主筹资过程中的行为极大增强了其财力和决策自主性，但是也极大刺激了各级政府对当地资本家和民营企业的依赖性，直接增强了各地资产阶级对政府财政政策的直接影响。先前所提及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4万亿刺激计划，催生了地方大规模基建和房地产投资化解政府入不敷出的现象，但是也创造了大量新的公共债务，为未来激化财政收入与支出之间的矛盾埋下引子。自2010年起，许多地区的地方债务总额占当地生产总值的比例在2010年已达到百分之十五左右，而隐性债务规模远远超出公开统计数据，根据一些估算后累计可达到百分之二十甚至百分之二十五以上——这些地区有的是改革开放的重点实验地区，有的是内陆经济欠发达的省份。无论如何，地方债的炸弹只能通过滚雪球的方法解决，也就是不断扩大新的政府投资、创造新的经济需求、以一笔债务化解另一笔债务、以新投资化解现有投资所需的收益。这一切投资需求须依靠改革开放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重点地区的“龙头产业”扶持，比如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万科、恒大以及成千上万的中国企业。他们依托政府招商引资的政策，通过社会融资、贷款与先前政府公债的叠加掀起一股基础设施建设的高潮，带来中国长达十几年的高债务、高投资、高回报经济增长。显然，这样极度依赖企业和政府社会信用的举债型经济发展模式是需要某种庞大的社会力量为其背书的——这一力量就是中国政府的政策性扶持与鼓动，在2010年代风靡一时随后暴雷的P2P个人贷款时间也是这一资产阶级头脑过热的副产品之一，很好地阐释了这种举债型经济模式极差的稳定性与不持久性。就像P2P必然因为坏账而爆雷，地方政府一环套一环的公共债务扩张也随时随地都处于危机之中，这就导致他们不得不通过更大的注资实现债务抵消、维护体系。不过，此时的中国社会对资本主义发展有高涨的热情和极好的预期，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中国的资产阶级都满怀赚的盆满钵满的期望，随时准备吃的满嘴流油——不断扩大的公债和基建扩张象征着投资机会、象征着利润，而资本家必然会哄抢利润。巨量企业在政府的包装掩饰和积极预期下对这些投资机会的争夺创造了更多地方官员中饱私囊的机会，进而形成又一个恶性循环，创造中共执政危机到来时有一个巨大的“薛定谔的原子弹”。
与这些往往被称为“保守派”的贪污官僚相对的，是在华东（如江浙沪）、华南（如广东）等改革开放后迅速自由化、对国际资本门户大开省份主政的官员。在这些地区主政的官员因为中国政府举全国之力创造的资本主义金融、工业窗口，可以通过更为“健康”的企业真实盈利而产生利润，并不需要触及其他地区那样危险的债务炸弹，他们往往能够直接从看似繁荣、稳定的资本市场受益，而资产阶级扩充实力所创造的经济增速也能直接折算为“有效政绩”，助他们在青云直上的仕途一臂之力。这也是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区看似“贪腐”官员较少的原因，实际上，资本主义市场对工人阶级加大剥削的行为能够直接扩大他们的阶级利益，这些官员当然不需要像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官员一样额外贪腐；除此以外，他们也不需要为扩大自身政绩而增长的地方债务炸弹而负责。无论是违反资本主义法律的贪污腐败，还是任由资本主义无序扩张、剥削工人的所谓廉洁官员，其本质上都是通过资产阶级国家的暴力机器与资本主义剥削工人的血汗牟利，只不过方法不同、对资本主义社会造成的维稳和动乱结果不同而已。然而，这些地区资本家的自由发展也带来了巨大的副作用，那就是国际帝国主义势力能够通过与这些“门户开放”与“自由贸易”地区资产阶级的经济往来，培养起逐渐支持欧式、美式自由主义、反对中共统治的政治力量。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这些物质基础的发展更加依赖自由主义市场规则，就连中共官员的升迁也取决于资本家生意好坏的地区，令资本家更为舒适的自由主义政治原则和所谓的“小政府”模式（所谓的“小政府模式”和任何资产阶级专政制度都没有区别，本质上无非是通过缩小政府与国家机器的公权力将更多可供资本家牟利的公共领域投资私有化，以减少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权力这一资产阶级之间的公共契约的方式加强资本集团的独立权力，这同任何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治理模式是同样反动的）自然能够慢慢取得支持，就连在中共政府内也出现了汪洋、杨雄，以及上文提到的胡春华等曾在改革开放关键地区任职而支持进一步放开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经济和行政控制、加速资本主义扩张的政客。这些政治集团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或“自由派”，而只是改革开放重要节点地区物质基础变化的自然产物，尚不能够对中共的执政根基造成迅速的深刻改变，但广大中共公务员就算不明白水滴石穿的道理，也能感受到、预料到资本主义和国际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领土上继续无序扩张对社会稳定、对他们渗透社会的行政机器能够造成的破坏。
总而言之，中国政府内因不同的阶级利益导致的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已经到了一个重要节点，一个如果不迅速转变则必将令外部帝国主义势力有机可乘、像面对袁世凯北洋政府时一般激化中国的地方主义倾向，进而造成全国的政治分裂与动荡——处于两个互相对立的极端位置上的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内的“建制派”，他们希望通过维护个人权威与经济腐败捍卫自身的经济利益，以及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党内自由派”，他们直接从资本主义市场的繁荣发展与资产阶级的壮大而收益，希冀进一步“解冻”。然而，正如上文所说，他们能代表的仅仅是中国共产党内的“两个极端”。与这些人相对的重要政治势力是上文一直没有机会谈及的另一群“公务员”——“务实派”技术官僚。如王沪宁、陈吉宁、袁家军等高级知识分子、中央部委官员或先前提到的“重要国家工程”负责人，以及中国共产党党务机关的负责人，如各地与中央政府内的中共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以及在改革开放前中期被“边缘化”的各省市中共党委书记。与那些直接参与政务和经济发展的地方政府事务官员相比，这些专家往往更加难以同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市场产生直接的物质联系，他们的阶级利益更加直接地反应在中共作为一个执政集团的稳定存续上——他们的权力完全来自作为中共治国体系的一份子，维护整个政府的稳定运行。无论是陕西的贺荣，还是来自华东、华南的韩正与李希都基本能代表整个“务实派官僚”集体， 他们看的比“保守派贪官污吏”与“自由派中共人士”都要更远一些，既能够认识到一个稳定、有条理的资本主义市场对中共巩固地位的好处，又能够明白中国共产党过度放弃公权力、迎合国际帝国主义势力必然带来的执政危机。事实上，能够代表绝大多数中国政府内“公务员”的阶级利益的集体，恰恰是这个“务实派官僚集团”；在任何政府内，占据绝大多数的公务员都是行政办公人员以及身处基层、完全没有能力干涉政务决策，他们不可能像贪官污吏一般以权谋私，更是一辈子无望升任中共体系内处级以上的领导岗位。这些公务员真正构成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内“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既不想看到资产阶级随着改革开放深入进一步夺取他们手中本就微乎其微的权力，更不希望中共因为外部势力干涉而自毁前程，砸了他们的“铁饭碗”。正是这些占据中国政府内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公务员们作为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和高级政府职工追求社会稳定、保全自身利益的集体发声，才促使了习近平上台后中共的调转方向。
似乎是迎合了他们对社会不稳的恐惧，工人阶级反对剥削压迫的动员也在2010年后不断激化。中共在1980年代重建资本主义至2010年前中期这三十多年的政策基本完全忽视了工人阶级任何增长物质利益的诉求，尽管保留了诸如普遍的社保、医保与低收入群体较低税收等政策，但是工人阶级的实际收入与物质生活较1970年代末逐年下降；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在这三十年间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发展一个繁荣的资本主义市场以巩固自身作为一个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波拿巴主义集团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因此对帝国主义势力与国内资产阶级一再缓和，不断向他们的许多诉求屈服。然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这个成为资产阶级波拿巴主义政府尚不足半个世纪的统治集团在此时已逐渐慢慢意识到国际资产阶级吃人的本性，他们若是想要当这个“波拿巴主义的居中仲裁员”，那么就绝不能放任资产阶级与国际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无序扩张，尤其是当这一扩张已经威胁到中共自身的统治根基，动摇中国政府的合法性与中共作为一个政党的团结。中国政府必须中国工人十年以来由前所未有的经济压迫所带来的，愈发无法压制的滔天怒火泄至他处，更需要重新缓解党内矛盾外溢的巨大风险。据不完全统计，2012年的中国工人集体罢工事件数较2011年增加将近整整一倍。
正是在这样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务实派”将很快夺权，组成“习近平集团”的领导核心；而政府内“沉默的大多数”将组成其最坚定的政治基本盘。同“邓小平理论”的全盘解冻与胡锦涛时期的“温和自由主义”政策分道扬镳的时刻，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慢慢成型。
北京的阴谋家
2012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由胡锦涛及其“党内自由派”政治集团的操纵下，以“温和”形象自我伪装的习近平以及新一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被代表中共各地党员和官僚机关利益的党代表们在中共中央委员会指导下被确立。习近平在2014年以前曾被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内外不同政治群体（包括但不限于中共领导人、海外自由派、前民运人士、诸如藏传佛教格鲁派领袖达赖喇嘛等反中共的宗教人士等）广泛认定为“改革先锋”、“民主卫士”，期待中国在习近平的“带领”下继续深化邓小平、江泽民与胡锦涛时期持续并加强与国际资产阶级利益接轨的诸多国内政策；当时，绝大多数海内外自由主义者都认为习近平的上台是一个重要的风向标——一个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掌权者们愿意进一步向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新自由主义秩序妥协，继续实现中国的自由主义建设和资产阶级以同政府直接协商的半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成为真正的国际资本之天堂。然而，自由主义者并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官僚机构运行的内部逻辑——中国共产党并非民主议会制度中的党，其党内官僚的升迁与履职并不依靠“个人魅力”或“人设”，而是依靠政绩与顺从整个政党的机关通过其有机的执政网络于无声之中做出的集体决策。正如在上文中已经反复提及的那样，自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全速推动资本主义复兴、彻底削除中共作为“社会主义”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意义以来，公务员与政治家在中国共产党的党统与中央人民政府的合署机构内浑然一体，改革开放后的中共绝非一个政治上持之以恒、坚定理论道路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其任何据有实权的领导干部们在资本主义重建后的中国都只需要坚持一条永恒不变的原则：那就是左右摇摆的“实用主义”本身。习近平的所谓“亲民主自由主义”态度是由全中国与执政党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倾向渲染的，是官僚们通过紧锣密鼓、环环相扣的执政机器，以海量文书行政工作与政治指导方针，在全国暴力机器支持下得出的政治道路，这与任何个人的政治抱负或理论偏好都几乎毫无关系；或许身在北京中南海的几位大领导能够对这处国家机器的最终面貌打几个补丁，放上几块好看的牌匾，但最终，中国共产党把握地方实权的一切行政领导干部的唯一核心纲领，就是作为中共官僚整体的一部分忠诚地反映并执行这个机体通过上述的一切方法以集体思考下达的集体结论。很明显，既然亲自由主义的态度与一味迎合国际资产阶级的利益已经威胁到了这一执政机体的存续本身，既然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独立代表们已经开始公开发言、试图借用本国资产阶级和国际帝国主义势力的干涉，通过仅存的民主议会制度直接凌驾于政府的诸多秘密之上、指挥这个执政党和政府的施政方针，那么这些噪音当然不能被允许存在下去。官僚集团的恐惧浮出水面，而如薄熙来等令恐惧继续深化的“鼠目寸光之辈”已经被执政党的自我清洁机制所击垮，那么习近平和整个中央自然不可能延续那上个十年的政策。
比起他的前辈，如胡锦涛和“团派”，习近平无疑是更加灵活的政客，他能够敏锐地捕捉到整个执政党内深深的不安，更能够意识到在国际资本主义于中国盈利的背后对整个中国共产党执政体系已经造成的巨大负面影响和破坏——2014年前后正是中国工人阶级罢工斗争运动的高潮，而这样的运动又和不在安分的国内资产阶级企业家们联动，对中央构成前所未有的压力。胡锦涛和他留下的老“自由派”班子没能认识到这一点，他们仍对帝国主义势力抱有侥幸的妥协心理，认为通过适当的政治、市场经济化与言论管控的宽松能够换取一些喘息的时机；然而正如我们早就论述过的，中国的国内局势与资本主义力量之间尖锐的矛盾早已不允许任何缓和的空间——就像1914年的欧洲那样，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爆发已经迫在眉睫，生产力落后的国家（一般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资源持续被剥削、希冀获得本土工业化的目标与中国因生产过剩而竭力寻求新市场、输出劳动生产力的需求结合在一起，在2010年代中期已经开始促使中国资本涌入亚非拉地区进行投资，而这样的金融运作必然彻底摧毁欧陆和美国金融寡头输出矛盾、转嫁危机的根本方式——那就是以欧元和美元，以伦敦、巴黎和纽约为基础操纵全球货币的新殖民主义“全球治理”体系——当新旧两种资本主义处于利益完全针锋相对、且任何一方的失败都将导致其统治阶级彻底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时，帝国主义统治者们自然也就失去了任何妥协谈判的余地。这一历史轨迹将导致日后“全球不稳”的集中爆发。
不过，此时的习近平及其幕僚集团尚未认识到这一点，仍然希望同敌对的帝国主义势力妥协而——中国资本主义全力扩张的奋力一击要等到中国国内矛盾与中共改革彻底失败，中美之间彻底脸皮。2012年的习近平及其集团虽然是骗过了胡锦涛及其背后依赖上海与广东金融资本支持的“团派”和“新上海帮”，以自由主义倡导者的形象登上中国政府的第一把交椅，但其本身也不是什么坚定的民族主义者或“反西方派”，而是如上文所说，只不过是代表“务实派”或“稳健派”官僚阵营的一群阴谋家。此时的习近平无非是想要以改革的方式缓解国内矛盾，以一种更加稳定、自主的方式在更为安稳的国内环境下同外国资本家“做生意”；尽管如此，他们很快就会意识到，无论是无法缓和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下不断累积的国内矛盾还是新帝国主义争霸时代下吃人不吐骨头的的资产阶级行动方针都不可能允许他们实现这样的夙愿。最终，这一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班子将在为期五年的内部改革和对外重新谈判策略失败后，走向全世界社会主义者最熟悉的一幕——帝国主义霸权。
走向帝国主义的充要条件——全面崩盘的国内改革
经过2012年到2016年间通过“反腐倡廉运动”以及各类通过中央以空间规模自上而下运用暴力机器整顿政府与党务机关、抑制资产阶级对执政体系渗透的尝试基本成功，习近平通过2016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六中全会正式确立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代表党内广大政务官员与看似更加“保守”的地方官僚利益的政治集团似乎以自由派口中“习近平欺骗全中国人民建立极权统治”的方法再次“掌权”。从表象上看，随着“一带一路”策略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术语出台，新一届中国政府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从改革开放的西化大方针一下子转向为反对西化、重建宣传口径上对“党”的强调，希冀通过重建一个去“国家化”、无需“算经济账”的执政体系帮助官僚在各社会领域从不断壮大的资产阶级手中夺回权力——在自由派与新生不满的资产阶级口中这无疑是所谓“毛泽东回来了”、“中共倒退三十年重回共产独裁”的标志；但事实上，这并非是所谓“习近平背叛改革开放”，而只不过是中共官僚集体作出的自救选择——中共确实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北京中央政府抛开“经济账”，把中国的资产阶级整合起来算一笔“政治账”、成为仲裁者，逼迫中国的地头蛇们在内斗而崩溃的阴影中悬崖勒马；而中共的第十八届六中全会也绝非什么“彻底掌权的起步”，而是中共内斗愈演愈烈、国内矛盾亟须立刻转移的标志。
我们必须再次强调上文已经指出的一个观点，即习近平及其政治力量的行为并不是所谓的政治前瞻性体现。虽然革命共产主义者能够通过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出官僚集团不断崩溃的必然趋势，但在邓、江、胡时代被包容扶持了数十年的中国自由派资产阶级归根结底是一个被中共培养扶植、没有任何强大独立力量，中共官僚对他们的恐惧更多来自对西方帝国主义介入中国事务、阶级矛盾不经缓解继续扩大，以及2010年后资本主义不断扩大所带施加的“未来阴影”，而不是所谓能够随时被“自由派”夺权的迫在眉睫的政治威胁——习近平集团和中共官僚做出回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共内部的不安与恐惧所导向的自发行动，而非自觉的政治规划——中国的历史很长，同地方金融资本与“实业家”勾结而逐渐脱离中央政府控制，拥兵、拥权、拥地、拥金而自重乃至自立的官僚和“地头蛇”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大清帝国正是亡于地主阶级和军官集团（北洋军阀等）的阴谋勾结，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也正是由于于地方军阀内斗、全国财阀资本家为牟取暴利而坐山观虎斗才能够制造出足以令其如此迅速就亡国的巨大危机；是历史的阴影导致中共绝不希望重蹈其资本主义先辈们亡国的覆辙。当然，自由派资产阶级不乐意看到这样的结果，一个强大的波拿巴主义中共集团能够对其产生远超完全依赖税收和贿赂支撑财政的国家化的中国政府的影响，但是他们的的意见并不能产生什么关键作用。他们虽然渗透了中共的执政机器，但是截止2016年他们仍需附属于更广泛官僚-资产阶级集团的小阶层。因此他们自然也可以迅速被重新打压，纳入官僚的全面掌控之下，再次成为更彻底的、辅助中共官僚集团掌权的工具。
许多自由派和欧陆与英美学者、政客使用“习核心”、“习近平集团”、“习派”等词汇指代随着习近平上台而“掌权”的一股政治力量，包括但不限于习近平主政福建、浙江时期的“属下”。这一说法当然有迹可循，毕竟此时的中共中央为巩固权威、加强信任，必然需要一批拉帮结派、称兄道弟的政务官员执掌全国事务，派系政治和山头主义本身也是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执政联盟通过国家机器划分势力范围、巩固自身物质利益的方法。只不过，这种说法把中共的最高权力机关降格为仅仅是一群通过“仕途”走上个人成功道理的官僚结盟的小圈子堂口，而彻底忽略了中国共产党体制本身为习近平执政赋予的“党内法统”与“政治支持”——简单来说，就是一群官僚为了维持自身的政治权力动员起来支持习近平执政所带来的深远影响，这种影响通过中国政府的国家机器层层渗透。
于是，在习近平上台后，中共在党组织建设问题上采取了一种新政策。中共不再追求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谓的党政分离与中共的橡皮图章化，而是完全接纳了党的国家官僚化，并试图通过一个看似强大的党的力量，将整个政府融入党的管理体系。在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地方的主要行政事务往往由市长和“政府官员”而非党的书记这类“党务官员”操办，著名案例如山西省大同市前任市长耿彦波，上海市前任市长韩正等，都是在任职市长期间取得突出政绩、主管辖区事务而党委书记并不占据重要政治位置的代表人物。（韩正在2017年后担任中共上海市市委书记，这里指代他任职上海市市长的2010年前后；即使是在十八届六中全会后担任上海市市委书记的韩正也因为上海在改革开放中的特殊位置，在任期内对实际政府事务的直接掌握低于其上海市市委书记任期内的上海市长应勇、杨雄等）。党的书记和事务官不再有任何政务官与事务官意义上的差别，而彻底成为了公务员仕途的不同升迁阶段，中共给这一整个进程打上了所谓“党指导一切”的大旗，妄图通过复兴对毛泽东时期党务机关崇高地位的追忆而赋予根本意义完全不同的党国一体化合法性外衣，以政治威权的中共统治全国。不过，一个政党的存在需要一定阶级的稳固支持和一种基于阶级立场、能够团结全党的真正的意识形态，而当前阶段，中共作为一个实用主义为体的政治机构显然无法做到这一点，它既无任何意识形态魅力，也无法从政治性角度直接团结任何阶级；因此，中共只能通过在中央与地方高级别行政主官中扩大“讲政治的技术专家”（这些人选能够给绝大多数中共官员带来“可靠掌舵人”的印象），在地方上增加党的规模（截止2024年的超过9700万党员）以尽可能地笼络更多不同阶级与集团并保留甚至增加市级、县级主官中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与其他“政治色彩较弱”的公务员数量以抑制老派保守官僚的贪污或迂腐作风、维护稳定，但这反而进一步导致党员与官员之间的差异过大，阶级成色、出身背景五花八门，这些人的唯一共同点是对“党”或任何意识形态没有任何信仰上的忠诚——他们要么是出于朴素爱国情感加入政府，要么就是完全为了追求个人仕途的机会主义者；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党务官僚国家化进程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可能遂中央高层官僚们的心愿，因为一个无论思想还是成员的阶级立场都极度分裂的组织是绝对不可能维护其作为一个“政党”的独立力量的。正如我们在改革开放数十年进程中所看到的，党需要在城市不断创造新的资产阶级，并在农村通过重新建立私有化与雇佣关系，加速人口的财富与阶级分化。失去强有力的工人阶级专政制度与基层动员能力的中共不得不在地方上采取和先前不同的另一种治理模式，也就是农村宗族势力和地区集团的卷土重来以及这些势力融入党国体系的过程——由于缺乏优秀的，愿意为社会主义理想做出贡献的青年干部与党员，中共不得不从利用其他方式吸纳新的党官僚。
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与各省市级地方政府的技术官僚也并未放弃通过各种手段对抗地方势力对行政机器的政治影响。地方官僚打造自己的“独立王国”的政治手段要么创造本地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通过类似中华民国时期晋系军阀阎锡山的封闭治理模式削弱中央对物质基础的直接掌控，要么是以拉帮结派等政治手段形成联合体。显然，中共拉拢基层知识分子集团、重新巩固地方政治掌控力的尝试缺少不了地方公务员体系的协调，因此直接公开矛盾并进行对抗是不可能的。针对此问题，习近平政府使用了非常高明的手段，即其人上所开展的“乡村振兴，脱贫攻坚”政策。通过纯粹的政策性帮扶，中国政府鼓励较为发达地区的企业进一步向欠发达地区大额投资，并将落后地区的农产品以政府分工的形式派发购买份额予经济更为发达地区的单位和个人作为消费者，以此为基础扩大市场的消费能力，同时削弱落后地区的经济独立性，同时也拉拢了一部分农村人口并通过物质条件增长、经济发展的事实令许多地方官直接获益。改革开放后极速扩张的官僚行政权力与生产过剩问题通过乡村基础设置扩张与生产力转移的方式暂时得到缓解，这也是许多建制派支持者引以为傲的事情，即通过大量国家投资消灭短期贫困的现象。消灭贫困、提升农村和落后地区基础设施以及推行通水通电通信号所带来的物质生活水准提升当然是革命共产主义者乐于看到的，但是一个对受剥削压迫阶级有利的事件未必是资产阶级善良的体现——相反，绝大多数这些事件体现的都是资产阶级利用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与需求巩固自身权力的尝试——对于脱贫攻坚这一政策也是一样。由于政府强制干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背后是地方政府公信力与执行力背书，在疫情后掌控力大为下降、债务危机爆发风险剧增的情况下，许多曾经建立起某些产业、被安排到某些“对口市场”的欠发达地区迅速面临产业濒临破产的窘境，同时，基础设施扩张并没有解决受剥削的工人消费动力和能力不足的问题——将一些农村的土坯房和瓦房翻新成现代化的公寓楼的确会让短期的财务报表更好看些，但住进去的人拿的是政府补贴、做的工作依然和以前没有任何区别。在一开始，这样政府通过消耗国库延缓资本主义生产危机的方式还能暂时持续，可随着客观市场并没有得到有效扩大、工人阶级消费能力并没有提升，这样饮鸩止渴的方法带来的仅仅是债务危机进一步滚雪球、向内陆投资的企业愈发可能破产的巨大风险。
回到政治问题上的分析：正如之前所说，巩固中国的资产阶级官僚集体的运行稳定的一大“法宝”就是在已有的政府官员与完全拥护中共统治地位的城乡、城镇结合地区小资产阶级与农村的地方新宗族势力“地头蛇”中加速入党进程来创造一个看似辉煌的政党。这些势力的重建是改革开放和资本主义复辟所必然导致的，但是他们对执政体系自下而上的渗透与改造却是由中共官僚“开闸放水”所开始的——毕竟，在农村和地方政府管辖的广袤欠发达地区中所找出的“专家候选人”与“有志知识分子”几乎只能来自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随着愈来愈多这样的人入党、加入政府，他们背后的地方势力也加入中国的政治牌桌，中共意识到地方公务员与本地资产阶级沆瀣一气创造出的一批不受上级政府制约的资产阶级“独走”所带来的危害性，正如上文所提到的一些新资本家与地方官员之间的巨大冲突。应对这一问题，北京政府采取的策略是尽量促进地方资本国家化、政府话，使各类资产阶级能够通过中共的执政机构加入政府，给予其物质利益进而要求其将资本掌控权的一部分交予国家监管，尤其是那些和地方公务员已经有人尽皆知的联系的产业。例如，浙江省的许多新民营企业家、中小企业愈发疯狂地追求加入政协、人大等机关，而他们往往和某些“家族公务员朋友”有错综复杂的联系，这背后的原因正是中共不断干涉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发展轨迹，通过增加对“爱国民营企业家”（例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政策性支持，促使这些较小规模的资本家与他们达成政治协作，为中国政府装点门面。另一方面，中共急于在地方上恢复中国传统的“父母官”模式，逐步打破了公务员的地域回避原则，直到2011年仍然强调的同市出身官员不得在本地任职的规定如今基本成为废纸一片（这是当年北京政府对抗贪腐几乎唯一的有效方法，随着中共统治成本的暴增与资本主义危机带来的官僚短缺而不得不被废除），诸如山河四省等难以吸引政治人才的北方地区地区、县级政府与党委中相邻地区或省内干部任职比例超过75%（2017年）；借助官员的个人威望以及朴素落后的、对于官员和执政体制的个人化认同，中共才得以在乡镇地区维持大不如前、难以为继的地方掌控力——以北京政府对地方政府的人事任免权进一步“隐性缩水”为代价。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北京的中国共产党中央，虽然以“官二代”为代表的权贵官僚子弟因习近平集团上台后为平衡党内利益并提拔“稳健派”专家而消灭“太子党”后逐渐淡出政治核心圈（如内蒙古的乌兰夫家族彻底被空心化、排除出中共执政集团等事件），一批“出身高贵”的城市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既得利益者集团却在习近平对这类主要为城市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官僚的需求下掌管了主要的中央权力和升迁渠道，使得地方势力依旧难以进入党的中央治理机构。这一现象刺激地方官员要么铤而走险，面对北京政府“反腐倡廉”运动清洗官僚队伍的威胁依然选择与宗族势力和地方资产阶级集团通力合作，继续巩固这些社会力量通过官僚个人对整个体制的影响力，导致地方主义的利益集团规模进一步扩大；要么彻底不再有上进心，不再追求“吃力不讨好”的政绩——2018年以来全社会对公务员“铁饭碗”的追捧与强调无疑证明公务员作为稳定收入职业而非追求政治权力场所的属性扩大，这样的属性将被经济危机的弥散进一步强化。
无论是“十八大”以后“不收手、不停手”的腐败官僚，还是因为中央政府的维稳与调和利益措施而放弃“上进”、懒政的官僚集体，其都能代表中央与地方政治目的、物质利益的不一致。由于地方强力集团的介入、非党力量的干涉以及官僚体制在自我清洗政策下导致的动荡，中共愈发难以作为一个拥有超然地位的政治实体掌握国家。中共尝试将极度庞大的资本主义行政体系融于自身的尝试自开始时就已经注定了失败，北京的中央官僚们完全忽视了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与庞大的资本主义市场对波拿巴主义政党强大的渗透能力，结果只能是其被中国庞大的地方政府体系彻底反噬，越来越丧失其独立性。在许多县城政府与地方党委，中共与所谓的人民代表大会组织要么成为宗族势力，城乡资本家与政府官僚“角逐权力”的战场，要么成为地方“懒政不作为干部”的茶话大会。2016年后的中共完全体现了中国国民党在1930年代的特征，这一进程可以总结为“共产党的国民党化”。随着传统的党权与国权、地权界限丧失，地方执政机构彻底丧失意识形态热情的驱动力，“党和政府”在中国十几亿民众心中的地位要么沦落为旧社会走“仕途”的“官场”，要么沦落为“衙门”，而非那个改革开放之前，笼罩在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官僚集团对广大群众的号召力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外衣治下，掌握国家每一个政治齿轮的，具有超然地位的、拥有巨大意识形态股动力和魅力的、来自革命时代之遗产的中国共产党。随着资本主义因生产过剩导致的周期性危机以改革开放繁荣时期地方投资与债务的投资回报率下降、地方政府入不敷出的方式集中爆发，各级政府的财政储备与商业信用又面临崩溃，地方官僚只能进一步向资产阶级集团投降或是彻底“躺平”、期待安然退休。与此同时，北京竭尽全力想要维持的强大中央又与渴望更多政治自由与自主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在经济危机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形成不断扩大的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这体现在资产阶级资助下广泛出现的自由派公众人物与媒体平台上“谏言良多”所谓知识分子。随着不可避免的政治矛盾扩大，同床异梦的中央与地方党政机关亲眼看着矛盾正吞噬全党——自习近平上台后从未停歇的一系列政治斗争与官员落马正是这种对抗的外化体现。随着中共的政治斗争随着权力的重新洗牌与对地方政府控制力的争夺而不断激化，不同派别不断降低底线，加大这一你死我活的资产阶级内斗的力度。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代表大会第六次中央全体会议代表的就是这一大背景下，习近平及其所代表的技术官僚集团尝试通过镇压党内矛盾、整合中共作为执政集团的阶级利益，并通过行政机器与党内清洗继续树立控制力的尝试。
上述的事件随着中国在2017-2019年的中美贸易战中妥协、随后被第一届特朗普政府背刺，以及房地产泡沫达到高潮、中共反贪和中央政府加强治党引发的党内矛盾激化导致政治危机和生产过剩问题在2019年达到顶峰——这些危机总爆发的前兆无不向中共和北京的习近平证明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共的统治危机已经无法用内部改革和经济充足的方法解决。中国若是想要作为资本主义世界强有力的一份子生存下去就必须寻找另一条出路，一条国门外的出路。这条寻找出路的过程是缓慢的，最早从2013年“一带一路”的概念被提出而开始，随着内部危机的扩大而愈来愈被重视。显然，被剥削压迫到喘不过气的中国工人已经无法被压榨出更多利益。于是北京的双眼望向喜马拉雅山和五湖四海之外——那是追求帝国主义霸权、追求“世界民族之巅”宝座的道路。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随着中国国内矛盾的不断累积，再一次出现在亚细亚东部的平原与丘陵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