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

现在很多心急的革命者认为，在中国组织一场新的革命早没有历史里那么合适的条件了。在这里，他们担心的不是客观物质条件，因为没有人会认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相比于一个受帝国主义压迫的经济殖民地和农业国“更不可能进行革命”；他们说的是，中国工人阶级主观心理和反抗的意愿远不如以前了：大家都能吃饱饭，基本的需求都被满足，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就永远塑造不起来。因此这批革命者采取了一个战术：现在不应该为工人阶级争取更好的待遇，反而要刺激、等待反动派加大自己的压迫，这样工人急眼了就自动会革命。

这是一种极其机械且有害的思考方式，仿佛工人阶级只有在走头无路、就要饿死前才能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属性并被组织起来。俗话不假，官逼民反、狗急跳墙；但历史上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不只会在极端的压迫和赤贫下诞生，很多时候往往会在经济发展、社会改良后蓬勃发展。比如说俄国1905年后的白色恐怖并没有让工人阶级变得更革命或者增加他们的士气，反而让绝大多数人在恐惧中固守自己仅剩的一口气，对政治采取了完全的无感。相反，是1910年后的经济发展重新让阶级斗争浮上了水面。

这是因为，工人如不出卖劳动力就无法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存。在没有尝试以更高的价格出售自己的劳动力之前，他们不可能开展自我解放运动。右派讽刺左派时说，你们要推翻资本主义，却用资本主义生产的电脑在表达这些观点。这种可笑的思想以一种隐藏的方式渗透进了共产主义者的队伍里，有人同理认为，工人不仅不该为提高待遇斗争，还不能以任何的方式“支持”资本主义，比如购买市场里的任何商品或给哪一个资本家一分钱，“网易云音乐剥削，给它充会员就是反革命”。这是可笑的，工人用货币工资购买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再生产的关键因素，这个过程肯定会在工人的意识上产生某种影响。工人阶级得出必须推翻资本主义的结论、形成集体的阶级意识是不可能从石头缝里跑出来的，只能是从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日常参与中得出的经验总结而来的。阻碍或旁观工人为争取更高的工资而斗争显然不是答案。就像马克思所看到的那样，工人阶级如果太贫穷就没有士气推翻资本主义。

另一方面，工人同时也是生产者，他们在工作场所承受着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从一开始，工人运动就不单是为了维护和增加实际工资而斗争，同时也要求缩减每周工作时间和建立某种控制劳动过程的形式。他们这么做，便没有帮助资本主义再生产，便是不仅在客观上，也是越来越自主地向资本主义提出挑战。作为敢于维护自身权益的消费者，工人可以与资产阶级社会在一条战壕；作为顽强地反抗从他们身上榨取一定量剩余劳动，甚至反抗榨取剩余劳动的人为结构的生产者，工人便不可能与资产阶级社会诉求一致甚至没有矛盾了。他们动摇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很明显，在这种斗争中，工人群众会逐渐形成阶级意识，而所谓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就是工人们意识到自己是作为一个阶级，有共同的、普遍的利益，并意识到自己应该作为一个整体行动。这种行动的最后结果，就是工人民主专政的实现。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

“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劳动者。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我们 仅仅谈到它的某些阶段）中，这批人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而阶级同阶级的斗争就是政治斗争。”

我们理清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会在什么客观环境下发展。那么，工人阶级又是又谁进行塑造呢？很多现在投身于工厂的融工者说，这个阶级意识只能由革命者从外部灌输进工人阶级。根据列宁所写的《怎么办》中的看法，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不会来自他们自身，也就是说，列宁不认为工人阶级可以自己“造出”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阶级意识。这是因为工人阶级所处的环境使他们没有很多时间去思考、学习，真正能有效并广泛提升他们的意识的行为只能是实践，即罢工斗争、游行示威等，而这导致工人群众能产生的最高思想意识是工联主义。工人阶级真正正确的思想意识，即马克思主义，却要资产阶级中或是小资产阶级中的知识分子来“创造”。

这种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正确的，因为没有一群人不参与直接生产，吸取并改造资产阶级创造的一切知识体系，工人阶级就无法获得一个科学的纲领，就无法把革命进行到底。可以回顾一下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工人革命家，马克思出生于条件还不错的律师家庭；恩格斯不用说，他为了马克思一家的生计还当过资本家；罗莎·卢森堡出生于一个相当富裕的、有文化的中产阶级犹太家庭；列宁出生于一个富裕的知识分子家庭；托洛茨基出生于一个犹太富农家庭；毛泽东出身于中农至富农家庭……由此可见，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是由知识分子从外部启发和“灌入”的。我们在《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也说到：

“在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情况下，工人阶级运动没有能力建立与其敌人旗鼓相当的战略地位。这并不是说工人阶级只能听从无产阶级有机知识分子自上而下的指导，马克思主义不是来自天国的福音。革命意识欢迎工人阶级自发的创造能力，如工人在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下，形成各式各样的组织和机构。而是说无产阶级有机知识分子靠道德权威和理性讨论吸引并团结了无产阶级，他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无产阶级内部对行动的反思和推理，全部推演的成果又作为政治宣言，丰富实践的层次和范围。”

但是这只在一定程度上正确。后来1905的俄国工人运动让列宁的看法有所改变，他在《莫斯科起义的教训》（1906年8月）一文中表示：

“起义是自发的，斗争形式也是自发的……但自发性并不排斥计划性。相反，在革命时期，群众的直接行动会创造出最丰富的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我们的任务就是认清这种自发性，将其转变为有组织的运动……党必须学会在起义中领导群众，而不是落后于他们的自发斗争。”

在《关于1905年革命的报告》（1917年1月）中，列宁进一步阐释了他的观点的改变：

“工人阶级的直觉比社会民主党的理论预见更早地指向了武装起义的道路……群众在1905年以惊人的速度掌握了斗争形式，从罢工发展到街垒战。”

从列宁后来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列宁认为自发性是起义的起点，但强调需要一个工人政党通过灵活策略，才能将自发行动转化为有组织的革命。

工人群众的自发行动也可以取得非常大的成绩，如巴黎公社、1905年俄国革命、匈牙利1956年革命、法国五月风暴、葡萄牙1974年革命、1988年巴勒斯坦大起义等。（这些事件可以证明工人阶级是本能的倾向于进入更高社会形式——共产主义的）生产性工业的生产力提高、价格和利润率下降，商品的繁荣，这些的确或许能短暂迷惑一下工人阶级，正如今天也有人认为只要核聚变发电进入应用阶段，无限的清洁能源就会让每个人的生活变得有希望、不需要革命、只需要资产阶级给自己一点残羹剩饭就能活得很滋润。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依然没有变。如今甚至可以说多数人都买得起智能手机，可以随时随地直播、娱乐，这比马尔库塞说的“买凯迪拉克、打扮得和雇主女儿一样”不知道有趣了多少，互联网真是太精彩了，但是玩手机能当饭吃吗？当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失业到来时，即使免费的电还能做什么呢？难道这些电就可以满足所有失业者的一切生理需求？不只是经济衰退，就是经济上升时也是同样的，关键不在于穷还是富，而是客观环境的剧烈变化带来意识在经济政治层面从保守到激进的变化。

所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抱怨工人意识如何。认为革命者的全部工作就和宣传机器一样提高工人阶级的文化、意识水平，才能号召长期停滞、丧失革命性的工人阶级重新进行经济政治上的运动、斗争乃至推翻资本主义的想法把事情颠倒了。这根本不需要额外的“推动”，工人自己的意识就是会在事实的推动下导致革命发生的——很多时候向工人做革命宣传的不只是革命者，更是反动派，就像让很多“兔兔”清醒过来的转折不是“境外势力”的渗透，而是祖国母亲和社会的铁拳。

在革命时期的很多时候，工人群众比工人先锋队还要激进。当然，这和工人政党的存在是毫不冲突的，因为即便是在最广泛，持续时间最长最激烈的工人斗争中，工人群众也很难对斗争任务获得决定性深入的理解，或者只是获得一些非常有限的理解。对于追求工人自我解放的目标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真正的任务在于把自己组织起来，并在工人阶级内部宣传他们的思想和目标，同时以无比的热情、忠诚和清醒投身到工人阶级和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的人们的斗争中去，以激发工人群众的自我能动性和自我组织。历史证明这一任务是艰巨的，但也是可行的。正如列宁说他所倡导的组织除了与‘自发起来斗争的真正革命的阶级’相结合外，没有任何意义。

因此结论是：思想意识上的真正矛盾只有在实践中，通过实际的阶级运动的发展，才能求得解决。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的先进形式，以及更高水平的阶级意识的相应形成，有利于将群众行动转化为对资产阶级秩序的直接挑战，但是建设一个先锋队式的党，是走向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基本条件。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根据革命意识把革命队伍内部分成这几个阶层：革命核心（一般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不排除有真正工人出身的知识分子）、先进工人（在每一个工厂、每一个街区，都有一些非党的工人积极分子，他们实际上在发挥先锋队的作用……党的任务就是发现这些先进分子，通过他们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工人群众（这个阶层还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相对先进的部分，一个是相对落后的部分）。把无产阶级的先进阶层提高到科学社会主义的水平，在先进工人中培养真正的政治领袖，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并把他们组织成一个集中的、纪律严明的政党是我们的任务。革命核心和先进工人构成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从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出，先锋队并不等于一个单一的政党，先锋队是工人阶级当中的先进部分和效忠于工人阶级的各背景的共产主义者。它们没有独立于工人阶级的特殊利益，指出整个工人阶级的共同利害，并领导工人阶级进行革命。列宁还指出：

“如果共产党真正是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就应当学会把不可避免的、不可避免的、为数不多的（最初是极少的）具有高度觉悟、忠诚、勇气和牺牲精神的优秀工人，同他们周围的、逐渐提高到他们的水平的广大工人群众结合起来。……党必须善于把无产阶级中所有优秀的、忠诚的分子都吸收进来……同时必须通过斗争和教育，把愈来愈多的工人提高到先锋队的水平。”

工人政党不能依靠行政手段控制群众来进行领导，工人政党本身就是从工人运动中生长出来的，它们通过引发群众对现实有进一步认识、理论说服实现领导。革命和解放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小撮人对大多数人的恩赐，因为革命和解放本质上就是针对群众自己来说的。如果群众不去真正参与解放自己的运动，他们就永远不可能对解放取得正确的认识，也不可能在“革命”后明白如何自己管理自己，而革命和解放的目的之一是要群众自治。

革命核心、先进工人和工人群众的行动逻辑和意识形成也是不同的。革命核心是先有意识，再因为意识的指导而去实践，并通过实践获得经验，随后再实践，再获得经验。工人群众是因为客观环境威胁到了他们的利益，从而进行自发斗争或是由工人组织领导的斗争，即实践，随后获得经验，并通过经验获得意识，然后根据意识继续实践。先进工人则是在实际工人运动中或者是对于社会状况的认识而获得经验，进而总结思考获得意识，随后参与实践。

工人阶级的党的建立就是革命核心的意识与先进工人的意识的结合的过程。革命的准备阶段的成熟是工人群众的斗争与先进工人的行动的融合。一个革命形势（即通过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只有在先锋队的意识和工人组织已经形成，先锋队和工人群众的行动结合在一起时才能产生。对广大的工人群众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矛盾所产生的初级的阶级斗争总是由于最迫切的物质需求而被激化。这样，工人群众的斗争发展为革命斗争就不只是一个量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质的问题。这需要在工人群众内部或者在工人运动内部存在一个足够进步的工人群体，在他们已经达到的觉悟的基础上，这些先进工人能够推动群众运动向着以挑战资本主义为目的的方向发展。这也强调了革命长期的艰苦的准备的极端重要性（办报社、散发不定期传单、游行示威等方式宣传革命），在传播革命方面受过训练的先进工人的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以及有一个革命的工人组织的重要性。因为只有这样的工人组织才能根据客观的历史条件和广大劳动群众主观需求制定出容易理解的革命纲领。只有在这些因素都结合起来时，一个成功的革命才是可能的。

革命政党一定会腐化吗？

上述理论中目前最有问题的便是先锋队理论。世界工人运动的发展表现了各种工人政党和工人国家的内在问题，从而让人怀疑工人政党甚至是工人先锋队是不是有独立于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因为很多工人政党和工人国家的“群众代表”都体现了很强的自主性，并做出了很多违背整个工人阶级利益的事。这些机构的自我保护就成了目的本身，而不是达到目的（即共产主义的实现）的手段。受莫斯卡和帕雷托“精英循环”理论的启发，罗伯特·米歇尔斯提出了一个影响所有政党的寡头统治的“铁律”；另一方面，就在第一国际与巴枯宁斗争时期，无政府主义者发展出了一套类似理论，这一理论在某种程度上被各社会民主党的左翼反对派（如德国人约翰·莫斯特，他后来变成了无政府主义者）所接受。这两种传统都强调党的领导不可避免地具有“独裁”特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潘涅库克和戈尔特周围的KAPD和“委员会共产主义者”都这样认为，但是之后道路出现了分岔，至少有一支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还有“委员会共产主义者”，强调群众运动和组织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而帕雷托-米歇尔斯学派则声称工人阶级群众自身没有能力完成自我解放。

工人运动和革命党中的官僚化问题是从全日制干部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据常设机关的中上层职位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只要常设的工人阶级的组织（包括但不限于工人学校、工会、政党）还仅限于一些小组，还不存在机关和全日制干部，这种现象也就还不存在，至多是有一个如何处理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关系的问题，后者是来帮助创立还处于萌芽状态中的运动的。很多业余性质、没有全职工作者的革命小团体、报社内斗时将彼此称为“官僚主义”因此也是危言耸听的，这顶多就是个人主义、办事作风和社交品质的问题。

但是，如果没有全日制干部和职员，那么任何群众性组织、工会或政党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仅凭志愿劳动是不可能收集和集中管理几百万会员的会费的。机关的发展使工人组织具备了阶级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社会分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被安排从事生产劳动，而文化的生产和吸收以及积累的职能，则几乎为其他社会阶级和阶层所垄断。后一种劳动的性质（这种劳动非常消耗体力，而且这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决定了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不能够获得和吸收最先进的科学知识，或者在生产和直接的物质消费活动以外持续从事政治和社会活动。因此，在资本主义的统治下，工人阶级通常是处于文化欠发达的状况。这就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随着由专业干部组成的机关的产生（这些专业干部的专业知识对于弥补现代工人阶级的文化欠发达是不可或缺的）就出现了工人组织自身分裂为执行不同职能的不同阶层的危险。专业化会导致日益增长的对知识的垄断和信息的集中。知识就是力量，对知识的垄断将会导致对群众更深刻的统治，所以，官僚化的倾向如果不受阻止的话，将会导致出现在新的统治者和被统治的群众之间真正的分裂。

如果我们认为群众性工人政党的彻底官僚化是不可避免的，那就等于同时假设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迟早会不可避免地衰落下去，至少永远停留在一个低水平上。显然，与官僚化问题相比，还有更多的问题事关重大。整个现代工人阶级的命运以至于整个人类的命运都与此相关。因为，如果工人阶级不能自我解放，那么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实现。最多也只能依靠对资本主义不断改良来实现解决社会问题的需求，但是从历史和可以预测的以后来看，资本主义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灾难，而且也由于自身固有的特点实现灾难的“再生产”。单靠改良不能阻止希特勒上台，也不能堵住通向奥斯维辛和广岛、长崎的道路，而这种改良也不能彻底消灭极少数人占据极多资源并且鼓吹注意气候变化、保护环境、勤俭节约的现状。长此以往我们势必逃脱不了野蛮状态或自我毁灭的命运。

因此，如果像无政府主义者和委员会共产主义者那样只将注意力放在政党的特殊性上的话，那么实际上便是在回避这个问题。工会，包括由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领导的那些工会，在群众运动衰退时更加容易官僚化，而且官僚化的速度更快。苏维埃组织也一样。事实上，革命政党抵御这一趋势的时间通常最持久，这部分地是因为它的大多数成员积极持久地参与运动，部分地是因为它对这一危险更加清醒。

以下是一些具体的例子：乌克兰马赫诺运动（1918-1921）通过“自由苏维埃”实现农民自治，但在白军压力下被迫建立常备军。到1920年，军事委员会逐渐垄断决策权，马赫诺本人虽坚持反权威立场，但组织结构已出现等级化倾向；西班牙全国劳工联合会（CNT）作为无政府工团主义代表性工会，在1936年内战初期曾创造工人自治的奇迹：巴塞罗那80%企业由工人委员会管理，工厂实行集体决策制。但随着1937年共和政府加强集权，CNT被迫加入政府机构，其领导人加西亚·奥利弗开始接受政府职位。到1938年，CNT中央委员会已蜕变为官僚机构，基层自治被自上而下的指令取代；1923年德国革命失败后，德共（斯巴达克同盟）虽转入地下，但通过工厂细胞组织保持活力。1925年曼努埃尔斯基报告显示，德共65%成员定期参加理论学习，基层组织保持每周会议制度。这种持续的思想建设和组织生活，使德共在1929年经济危机中能快速动员50万失业工人，而同时期德国工会已完全被社民党官僚控制。

归根结底，只有摒弃简单的黑白划分，并用对具有矛盾和相互结合的各种过程的辩证理解，才能正确地提出并解决问题。可见，形式民主≠实质平等，“自治”的口号无法自动消除权力集中，配套措施（如指令代表制、轮岗、基层罢免权等）不可或缺，否定一切权威可能走向反面——无序催生强人，关键在建立受控的、可问责的权威形式。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在低潮的官僚化倾向确实不可避免，就像群众运动的周期性衰退那样，但是群众运动周期性的高涨同样是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矛盾的不可避免的产物：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它以革命行动的形式爆发。

这一过程越是展开，官僚化的趋向就越有可能被制止，在官僚化早期所产生的后果就越可能被扭转。20世纪中存在过的具体例证是：1.德国1917-1920：工人士兵委员会在革命中建立，推动工厂自治。社会民主党镇压左翼后，委员会被纳入议会制，导致民主化尝试失败；2.意大利1917-1921：工厂委员会运动（都灵）由工人直接管理生产。但是后被法西斯镇压，导致工会官僚与资本妥协。1969-1973年间，“热秋”运动导致工人占领工厂，通过基层议会争取工资与劳动条件自主权，倒逼工会激进改革；3.比利时1956-1962：大罢工中工人成立行动委员会，挑战传统工会官僚的权威。罢工失败后工会改革，部分吸纳基层参与工会；4.捷克斯洛伐克1968-1969：布拉格之春期间工人委员会尝试企业民主管理，但在苏联派兵镇压被扼杀；5.智利1970-1973：阿连德执政时工人建立“生产委员会”，接管停工企业，但皮诺切特政变后遭血腥镇压；6.葡萄牙1974-1975：康乃馨革命后工人委员会接管工厂与农场，士兵委员会挑战军政府，但革命失败后民主化进程中断；7.波兰1980-1981：团结工会通过全国罢工委员会实现工人自治决策，独立于党国体系，军管后转入地下持续抗争；8.巴西1985：民主化过渡中“新工会运动”（如CUT）突破国家控制工会模式，推动基层参与决策和直接行动：9.法国1934-1937：人民阵线时期罢工工人占领工厂，迫使资方接受带薪休假等权利，但是工会短暂激进化后被政府收编；10.美国1934-1939：大罢工浪潮（如明尼阿波利斯车队罢工）催生产业工会，打破行业工会官僚垄断，后遭麦卡锡主义清洗；11.阿根廷1973：总工会（CGT）与庇隆主义结合，工人参与社区管理，但庇隆死后工会官僚迅速转向威权合作；12.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后期工人俱乐部和罢工委员会涌现（如库兹巴斯矿工），要求经济民主，随苏联解体进程中断。

最终，工人组织官僚化的原因就可以概括为这段话：当工人群众越来越消极的时候，即他们不能积极地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从事革命的工人组织为了保证在下一次运动能有更好的基础和条件而尝试保存自身，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组织拜物教（即认为自身的保存和自身对于工人的领导成了最终的目的），从而导致官僚化。但是这丝毫没有证明，在先进工人的活动不断增长的时候，革命组织不是带来解放的有效工具，尽管他们的“独断”可以而且必须被阶级的独立活动所限制（或被它的先进部分）。这也没有证明，在工人群众消极时，工人组织就一定会官僚化，事实证明工人组织在群众消极时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间内避免彻底的官僚化的。革命组织是发动革命的工具。而且，没有广大工人群众日益增长的政治活动，工人革命和防止工人组织官僚化是不可能的。事实证明因为过去的一部分经验而推断出列宁的先锋队理论只会带来令人失望的官僚化的工人政党或是极权主义的工人国家是武断的，且不符合实际。

以集中化的工人组织有可能官僚化为由而摒弃一切这样的组织是一种拒绝科学的做法，他们就像是看到了现代医学有可能把人治死，就要求退回传统的巫医方法治疗病人。不管主张这种观点的人是怎样看的，这种退回到原始状态的做法从根本上排除了工人自我解放的可能性，因为工人的自我解放只有在社会整体的水平上才能实现。至少有一些反对任何工人组织的理论家们按照他们自己的逻辑最终将他们自己与资产阶级社会一体化了。

同时我们并不把民主集中制中“集中”这个词首先看作是组织上的问题，而且它也丝毫不是作为行政手段所必需的。它是一种政治原则。“集中”到底意味着什么？集中是经验的集中、知识的集中和对实际斗争的总结的集中。倘若没有这种集中，我们就会再次碰到一种工人运动的巨大威胁，这便是部门片面化和陷入分裂的危险，这种危险使任何人对有效行动的问题都不能得出充分的结论。

如果妇女只参加女权主义的斗争，如果青年只参与青年人的斗争，如果学生只参加学生运动，如果移民只忙于移民的斗争，如果被压迫民族只参加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如果失业者只参与反失业的斗争，如果工会成员只参加工会斗争，如果工人阶级的革命知识分子只忙于选举活动或出版报纸，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各自为战，他们就只是在非常有限的和零碎的基础上进行活动，从各自的经验中他们也得不出正确的结论（从认识论上来说）。他们只有局部的斗争，零散的经验和片面的认识。你甚至可以先验地说他们所得出的结论是不完全正确的。他们不可能对现实有全面的和总体的正确认识，原因是他们只能看到现实的一部分。

这就是“集中”的全部内容。这意味着至少，各个国家以及世界范围内的那些受剥削、受压迫和从事实际斗争的优秀分子走到一起将经验汇集起来并在这样一个范围内把这些经验教训做对比，据此用批判的方式对他们每个阶段的纲领和政治路线做反复的检验，以达到对整个社会、世界及其发展动力以及如何实现我们共同的社会主义目标的全面认识。既然阶级意识的发展是不平衡的，阶级的活跃水平也是不平衡和间歇性的，那么上面所说的就不可能由群众作为一个整体来做到。那种想法只不过是民粹主义的幻想罢了。

马克思主义者需要时刻保持原则么？

谁都承认，列宁是古今革命者中最看重原则的一个，他处处不忘原则，事事从原则出发。然而他却主张在革命斗争中我们不能不“采用机动手段”，即毛泽东所说的“纵横捭阖”手段；他承认应该利用敌人中间的利害矛盾，哪怕是暂时的矛盾。他还要我们同各种可能的同盟者（暂时的、不稳固的、动摇的、有条件的）有时通融一下，有时妥协一点。列宁不但这样主张，而且也在事实上实行了的。诚如他自己所说：“布尔什维克主义全部历史中，无论在十月革命前或十月革命后，都充满着它对其他政党，其中也对资产阶级政党采取机动、通融和妥协的事实。”

列宁采取“机动手段”时，总是十分勇敢大胆的，以致让许多“坚持原则的、清白的”革命者惊惶得瞠目结舌。最鲜明的例子有如：1917年二月革命后，为了要参加革命，不怕那些庸人俗子骂他“俄奸”，决定接受德国军方的提议，坐了“密封火车”经德军占领区回到俄国。再如，为了要让俄国革命获得喘息时间，他竟排除党内党外的一切反对，坚决与德国帝国主义签订“丧权辱国”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这些例子表示了什么呢？它们表示了：最坚持原则的伟大的革命家，同时可以是而且必须是善于应用机变手段的人。有了前者而没有后者，至少好像是定了方向而不真实地踏上道路，那是永远抵达不了目的地的。

那么，是否任何道路都能到达目的地？是否只靠“纵横捭阖的手段”，没有正确的战略大计，或根本没有这种原则性的方针，也一样可以促成革命胜利呢？为了革命胜利，革命者可以无所不为吗？

当然不是的。“条条道路通罗马”，却不是任何手段都能帮助革命成功。“为目的不择手段”这个耶稣会派的格言，并不能应用于革命政治中。对革命言，特别是对社会主义革命而言，目的与手段是相互辩证依存的。必须是何等样的手段，才能达到何等样的目的。有些手段使目的接近，有些手段使目的远离。有些能达到目的，有些却能断送这个目的。完全相同的手段，只因采取时候的主客观的条件不同，以致在不同时候它可能是对革命的很好服务，也可能是对革命的最坏叛变。关于这方面，列宁在《左派幼稚病》里举出过罢工中的妥协为例。“一种妥协是为客观条件所迫（罢工者储金涸竭，没有外方援助，饥寒交迫，困苦不堪），这种妥协丝毫无伤于接受妥协的工人们之矢忠革命的精神，以及他们准备将来斗争的决心，另一种妥协是叛贼的妥协，他们进行这种妥协，表面上也借口客观原因，而实际上却是贪图私利（破坏罢工的工贼也缔结“妥协”！）怯懦畏缩，甘愿向资本家效劳，屈服于资本家的威吓或劝说，或为资本家方面的微利所诱，甘言所惑。”列宁还说过：

“有时也可以遇到异常困难复杂的个别情形，使人们要费极大力量，才能正确地决定某种‘妥协’的真实性质，——如在有些杀人案件中，很难断定这种杀人行为，究竟是完全正当的，甚至是必要的行为（如必要的自卫），抑或是不可饶恕的粗野举动或甚至是精密布置的谋害。在政治上当然有时因各阶级和各政党间的国内和国际相互关系异常错综复杂的缘故，所以有许多事件，若辨别起来，较之辨别罢工时的合理‘妥协’，或者是工贼及叛徒领袖等等背叛阶级的‘妥协’的问题，要困难得多。”

当那些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特别是列宁，采取“机动、通融和妥协办法”的时候，不论任何时候，或任何条件中，总抱着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借此来“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性、革命精神、斗争能力和致胜能力的一般水准，而不是降低这种水准。”列宁认为这乃是“全部问题”之所在。所以当他应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时，不管其暂时的与立即的原因是为了它能损害敌人，或为了它能保全自己，或为了环境所迫无法不作的屈服，或为了避免一场形势显然于己不利的战斗，或为了使主要敌人孤立而对次要敌人让步，或为了要并力克敌而与某些动摇势力联盟……不管为了什么，他们心目中却始终树立着这样一个标准：这样做会使工人阶级（国内的与国际的）的觉悟性及革命性提高呢，还是降低？怎样做可以提高？怎样做便会降低？这样的问题永远在列宁心中占据第一位置的。当他采用一个手段时，首先他总要问：它对工人阶级（包括全体劳苦大众）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们应如何借此进行教育？以便提高他们的革命觉悟？如果说，有一个手段，应用起来可以收得一时之利而却会模糊或甚至降低工人阶级觉悟的，他就决不采用。列宁是绝对主张用一切手段来打击敌对阶级的，但绝非毫无条件。倘能加害敌人而同时足以瘫痪革命者意识的手段（如个人恐怖之类），他就坚决反对，倘能欺瞒敌人但同时亦欺骗本阶级的那些手段，他更是绝不容许。在这方面，列宁的态度是大胆与精细相结合的最佳范例，是原则与手段决不割裂的最好榜样。

就拿我们上面提过的两件事来看吧。二月革命以后，亡命在瑞士的列宁，因为急于要回俄领导革命，而回国路程，除了取道当时与俄国处于交战状态的德国国境之外，别无它法，于是列宁便勇敢地向敌人申请过境，与敌人缔结条约，坐了“密封车厢”回去；但同时，一方面为了堵塞俄国政敌们诬蔑之口，另一方面（亦即主要的方面）要消释国内外无产阶级对于此事的疑虑，于是在动身之前，在瑞士邀集了几个外国革命家：法国的劳里奥与吉尔波，德国的保罗·雷维，瑞典的泼拉顿以及瑞典的左派代表，共同草就并签署了这样一份宣言：“俄国的国际主义者，他们……现在正要动身到俄国去，以便在那里献身于革命事业，他们将帮助我们唤起别国的无产阶级，特别是德国的无产阶级，去反对各自的政府。”列宁等借道德国，答允交付的代价仅仅是坚持释放同等数目（三十人）的非军事俘虏，他绝对不曾在事实上或形式上对德帝国主义者作丝毫让步。

布列斯特和约的情形则更清楚，为了俄国革命正处于无法作战的情况中，为了要取得喘息之机以待世界工人阶级，特别是德国工人阶级及时起来，因此俄国工人政府不得不暂时屈服于德国强盗的军事勒索之下。这个立场、这个说法，非但在对内解释和对外宣传中不折不扣地明言实讲，而且在正式谈判的议席上，也不许任何外交辞令掩盖了那个痛苦的真相。因此，俄国革命的此一“屈服手段”，非但不曾降低了国内外工人阶级的觉悟与斗志，反而将它大大提高了。

毛泽东曾经取笑不懂策略的革命者说：“和蔡廷锴握手，必须同时骂他一声反革命。”按照这个的意思，跟那些原来反革命的暂时同盟者妥协，就必须至少在形式上要做出客气姿态，必不能揭人家的疮疤，一定要亲善尊敬。和蔡廷锴握手的时候，纵使不称他为革命者，至少得叫他一声亲爱的朋友，在人前表示一下亲热。其实，这态度与列宁态度根本相反。依照列宁，当我们有必要和蔡廷锴或蒋介石握手之时，我们的责任必须同时以加倍力量告诉工人阶级以他或他们的反革命本质和原形，并向他们解释目前为什么要同这些敌人暂时妥协，以此提高而非降低本阶级基本革命群众的觉悟与斗志。如果照毛泽东的做法，一旦有必要与可能和反革命者“握手”，那就必须做得亲亲密密，非常“老友”，那么试问劳动群众看了这个表演将作何感想呢？知道蔡廷锴或蒋介石过去的人会发生莫大迷惘：究竟蔡、蒋进步了还是共产党退步了？不知道蔡、蒋过去的人则自会因此而相信他们真是很好的革命者。无论前一感想或后一感想，总之都不是提高而是降低群众的觉悟与斗志的。而且，这种态度就意味着把群众排除出政治，并认为革命家可以完全代替群众做决定，而群众不需要问为什么，也不需要对现实进行批判性思考，群众就只管遵守命令就可以了。而这就是中国革命留给我们一个必须不盲从，要吸取的教训之一。

革命的斗争步骤与形式

上面我们已经论述了工人阶级若是想要革命成功，那么就需要工人先锋队组成政党来领导革命。那么一个成功的工人革命是怎么样走向建立政权的呢？

革命的第一步就是工人的自发斗争，以及一些知识分子或先进工人先学习理论，然后写文章进行宣传。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工人党一开始基本上都是由先进工人、知识分子和革命学生组成最初的胚胎，因为党是工人运动的直接产物。在党处于胚胎时期，其成员的任务就是学习并宣传（即与人辩论、写文章和书籍、办网络报纸和杂志，甚至线下报纸和杂志），而不能将主要精力用于靠“融工”的手段扩展到工人群众中并领导工人从事改良斗争，因为不仅客观上缺乏能力这种尝试会变成一种拙劣的模仿，这会使得宣传工作无法正常运，比如为了宣传而收敛批判性质，这就导致容易落入改良主义。

这并不代表集中全部精力办报社或者读书会式的路线就是正确的。这种理论家高傲的小圈子，一定程度上都比不上鲁莽的融工者，因为后者尽管缺乏思考和计划，却仍有直的赞扬的勇气和行动的能力。这些理论家停留在舒适圈太久，如果任何人想要让他们动起来，总能编出一万个借口说明不是自己害怕、没能力进一步推进工作，而是“客观政治环境不适合”的问题。这种人就在古书里做着自己的革命大梦，等哪天亲爱的自由主义者兄弟们推翻了中共创建了一个更为“安全”的政治环境后自己再露出头来，用“先进的理论”一夜见赢得工人阶级的信任。

革命者自己一盘散沙的状况下，不存在“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带领工人阶级革命”。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和我们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向群众进行宣传和号召，也不是大开读书会研学理论，而是这两种手段应该作为我们的方法，用来统一服务于一个目标：统一起革命者、先进工人的力量，建立起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党，填补运动整个领导层的空缺，并在建设革命党中发动先进工人走进群众向群众宣传，组织理论教育培训干部。不能让成立党的手段取代了成立党本身成为了我们的目标。不能在手里没有斧头时想要空手砍倒树木，也不能静等着手里的斧头凭空变出来。

关于一个政党该怎么样设计党的制度，列宁有以下见解：“在根本上，当然，它们的成功是由于，工人阶级——其最优秀的代表成立了社会民主党——出于客观的经济原因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任何其他阶级相比拥有更强的组织能力。没有这个条件，一个职业革命家组织将仅仅是，一场游戏、一次冒险、一个单纯的招牌。《怎么办？》反复强调了这一点，指出它所倡导的组织除了与‘自发起来斗争的真正革命的阶级’相结合外，没有任何意义。……尽管有分裂，但是社会民主党能够早于任何其他党利用暂时的自由去建立一个合法组织，这个组织具有理想的民主结构、选举结构以及根据组织起来的成员人数形成的会议代表制。”

列宁又表示：“工人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应当是统一的，但是，在这些统一的组织里，应当对党内的问题广泛地展开自由的讨论，对党内生活中各种现象展开自由的、同志式的批评和评论，……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方面，在保障任何少数和任何忠实的反对派的权利方面，在每个党组织的自治权方面，在承认党的一切负责人员必须由选举产生、必须报告工作并且可以撤换等方面，我们的意见都是一致的。……在党的纲领原则的范围内，批评必须十分自由……不仅在党的会议上应该这样，而且在公共会议上也应该如此。”

对于一个严肃的革命党，而不是中国几十年千千万万起个响亮名字的革命者小圈子，现在我们称呼的“组织”们。当多数意见通过民主程序形成决议后，全体成员就必须严格服从，中央的权威也应该被尊重，正如《怎么办？》指出党组织必须保持“统一的行动能力”。地方党组织享有自治权，但也必须服从中央的最终决定。但是必须保障一般党员有真正可以随时罢免任何干部的权力。维持这个组织运行的，必须是民主集中制而不是个人关系、情感和熟人小圈子；统一这个组织思想的方法，必须是通过教育和讨论达成统一的政治理解，而不是用行政、组织手段强加思想于成员之上；这个组织要名副其实，则必须是建立在严肃的、专业的革命者上，建立在优秀的革命干部之上。

一个政党之所以可以成为一个政党不是因为一个组织自认为是政党，而是因为这个组织在它所代表的阶级中有着一定数量的支持者。但是在一个组织还没有组成政党的时候，也可以领导工人从事斗争。在革命时期尚未到来时，工人组织或者工人政党也可以从事斗争。具体内容是宣传和改良斗争，即为争取群众的直接利益（如拖欠的工资、工资水平、工作时长、男女同工同酬等）和对群众有利的政策（如政治权利在法律上的保障、社保体系的完善、取消就业歧视的法律条文等）。列宁曾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说过一句话：“哪里有群众，就一定到那里去工作。”我们也可以说，什么事可以提高工人群众的革命意识，就干什么事。这便是工人先锋队的行动指南。这意味着工人组织的成员有的时候还去参与反动工会、议会甚至国会。原因很简单，有的时候群众的注意点就在这些地方，在这些地方最能取得群众的关注，而这丝毫不与我们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国家有矛盾。等到多数群众对这些机构失去信心，工人先锋队就可以尝试鼓动群众组织自己的代表议会（即苏维埃）。

反对改良主义不代表反对改良斗争，因为改良斗争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手段之一。而改良主义则是把这个手段当成了唯一的手段甚至是目的，所以他们错了。只要资产阶级国家一天没有被打碎，资产阶级就可以继续使用他们在社会上的势力来反对工人阶级：“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算计着：‘只要我还拥有土地、车间、厂房和银行，只要我还拥有报纸、大学和学校——最重要的，只要我还控制着军队，无论你们如何改组民主的机器，它将仍然服从我的意志。我在精神上征服了愚蠢的、保守的、懦弱的小资产阶级，因为他们都在物质上臣服于我。我通过我的建筑物、我给的好处、我的计划和我的罪行压制并将一直压制住他们的想象力。在他们不满和小声嘟囔的时候，我就会制造数十个安全阀和避雷针。我将在适当的时候召集反对党派，他们明天就会消失，但今天却会完成自己的使命，使小资产阶级能够在不损害资本主义的情况下表达愤慨。我将用普遍义务教育制度束缚广大人民群众，让他们在完全无知的边缘徘徊，不让他们有机会把知识提升到我们的精神奴役专家认定的安全水平之上。我将腐蚀、欺骗并恐吓无产阶级内部的特权分子和落后成员。我同时利用这些措施，只要还掌握着必要的征服和恐吓工具，就能阻止工人阶级先锋队掌握大多数人民的意识’”

由此可见，改良主义是不可能胜利的。

有的人可能认为，这些改良斗争会导致群众误以为资本主义下可以通过改良主义的方式走向美好生活。因此除了单纯的宣传和武装暴动外，工人组织不能从事其他任务。但这只存在于理论上，实际上没有经验可以证明这一点。罗萨•卢森堡和列宁都注意到了群众斗争对他们革命意识的提高有着辩证的联系。（可参考卢森堡的《群众罢工、政党和工会》）改良斗争会为群众直接展示他们的力量是多么强大。

在1937年芝加哥“阵亡将士纪念日大屠杀”的硝烟尚未散尽时，美国产业工人联合会（CIO）已将目光投向华盛顿的国会山。这种从街头抗争到议会游说的转变，标志着美国工人运动完成了历史性的政治蜕变。罗斯福新政时期，工会领袖们意识到单纯的经济罢工难以撼动垄断资本的权力结构，转而通过政治献金、立法游说和选举动员，在民主党内构建起强大的劳工派系。这也使得汽车工人联合会可以在1950年代推动《公平劳动标准法》修订。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期间，学生运动与工人罢工的意外合流，催生了法国总工会（CGT）与法共的政治联盟。当罢工工人占领雷诺工厂时，他们不仅在要求提高工资，更在车间墙壁上书写“想象力夺权”的政治口号。这种将经济诉求与意识形态斗争相结合的策略，使法国工会成为左翼政治不可忽视的力量，直接推动了1981年密特朗社会党政府的上台。德国金属工业工会（IG Metall）的演变轨迹更具制度性特征。这个拥有230万会员的欧洲最大行业工会，通过企业共决制将经济斗争转化为制度性权力。在监事会席位争夺中，工会代表熟练运用《共同决定法》赋予的法律武器，将生产领域的议价能力延伸至企业治理层面。

1987年韩国的六月抗争期间，现代重工的工人们突破“企业共同体”的意识形态束缚，将提高工资的经济诉求与废除独裁统治的政治目标相结合。全斗焕政权倒台后，韩国民主劳总（KCTU）的成立标志着劳工运动正式登上政治舞台。这个拥有百万会员的工会联盟，不仅组织罢工，更推举工人代表进入国会，直接参与《非正规劳动者保护法》的修订。南非矿工的斗争史更是堪称反种族隔离运动的缩影。1982年马里卡纳铂矿罢工中，挥舞铁镐的黑人矿工同时举着非洲人国民大会（ANC）的旗帜。全国矿工工会（NUM）巧妙地将提高矿工待遇的经济诉求，与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政治目标捆绑，使矿区成为解放斗争的前沿阵地。曼德拉出狱后，工会领袖西里尔·拉马福萨转型为政治家的人生轨迹，正是这种政治升华的生动注脚。印度茶农的抗争揭示了殖民地工人运动的特殊形态。在大吉岭茶园，采摘女工们的“工资运动”始终与反殖民斗争交织。1942年“退出印度”运动期间，茶园罢工既是要求改善工作条件的经济抗争，更是对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政治宣言。独立后，印度工会继续通过总罢工影响政策走向，2015年全印大罢工迫使政府修改劳动法草案，展现了后殖民时代劳工政治的影响力。

国家暴力机器的镇压往往成为工人运动政治化的催化剂。1980年波兰格但斯克造船厂罢工中，政府军警的镇压促使团结工会从经济组织转变为政治反对派。同样，1990年代印尼苏哈托政权对工会领袖的迫害，反而推动了工人运动与民主改革阵线的结盟。当工厂大门被坦克封锁时，工人们意识到经济权益需要政治权力的庇护。同时，巴西无地农民运动（MST）将《资本论》的剩余价值理论与土地改革实践相结合，创造出独特的“占领-生产-斗争”模式。在菲律宾，共产主义新人民军与工会组织的联盟，使糖厂罢工升级为反对马科斯独裁统治的武装斗争。另外，2013年孟加拉拉纳广场工厂倒塌事件后，全球服装工会联盟（GLJ）推动的《孟加拉防火安全协议》，展现了跨国劳工政治的新形态。中国珠三角地区的“同乡会”维权组织，则通过社交媒体将讨薪纠纷转化为对户籍制度的政治批判。数字时代的工人运动，正在突破民族国家疆界，构建新型政治动员网络。

因此在总罢工或是武装斗争以前，长期的宣传工作与改良斗争工作很多时候是不可避免甚至是必要的。

此外，我们万不可认为军备竞赛和帝国主义战争是带来社会主义革命的最佳助推，相反，帝国主义战争大概率将摧毁工人运动成果，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避免这些灾难。社会主义革命是阻止战争的关键，不是战争的产物。在1890年致保尔·拉法格的信中，恩格斯写道：“这场战争如果爆发，将是一场闻所未闻的流血和浩劫……所有现存的政权都会被这场战争的结果所摧毁。”恩格斯又在《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中，恩格斯揭露统治阶级会利用民族主义煽动战争：“沙皇政府和其他列强的扩军政策，正在把欧洲工人拖入一场为剥削者利益厮杀的战争中……这将使国际工人运动倒退数十年。”恩格斯在1891年批判德国军国主义时也指出： “常备军制度使资产阶级能够以‘保卫祖国’的名义镇压工人运动……战争状态是巩固反动统治的最佳借口。”

恩格斯预言的“毁灭性战争”在1914年成为现实，战争导致2000万人死亡。虽然俄国革命（1917）和德国十一月革命（1918）证明：战争危机可能加速革命，即可以“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但，其代价有多大呢？20世纪的历史表明：若无强大的革命政党领导，战争更可能助长法西斯主义而非社会主义（任何一个法西斯国家的法西斯主义上台前，必然有一场流产的社会主义革命）。此外，现代的核武器很可能使得战争必然威胁人类整体的生存，这进一步凸显了恩格斯“预防胜于利用”的远见。不过，对于落后地区的民族对帝国主义的反侵略战争，马克思主义者支持落后地区民族的民族解放，同时支持落后地区的民族把帝国主义赶出他们的土地。要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在军事行动上支持民族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领导集团的军队，一方面依然积极地反对民族主义领导集团的反动政策和行动，在反侵略过程中，一步一步地向群众暴露它（民族主义领导集团自己的反动性也会暴露它自己在实际问题上的无能），教育群众，唤醒群众，提高群众的认识和政治觉悟力，发展群众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斗争），把群众组织起来，准备充分的力量，然后推翻民族主义领导集团，把反侵略的领导权握在工人政府手中，使这场战争转入一个胜利的民族革命战争。

另外，革命与战争不是同一件事（不错，阶级斗争在本质上就是阶级之间的战争，但是这里的战争特指军队之间的暴力行为），这是易明的，它甚至和革命战争都不是同一回事，这对许多人说就不甚明白了。按照德国兵学家克劳瑞维茨的说法，“战争乃政策在特殊方法中的继续”，革命战争便是革命政策在特殊方式中的继续。既然是“特殊方式”，既然是“继续”，那么很显然，本物及其继续之间，就该有形式的与实质的不同。革命战争是从革命中发生出来的，它却具有了自己特别的方式，而且具有了量的、因而也影响于质的差异点。一个革命发展成了革命战争，并不失去其革命性，但它主要将依照战争规律而非革命规律去进行。这不是两种相同的规律。革命是自下而上的，趋向过分民主的，群众意志占取上风的，破坏权威的，除精神的风气外不受任何强制力束缚的；而战争，即使是革命战争，则是自上而下的、集中的、少数领导者的意志起决定作用的，必须树立权威的，必须普遍行使强制力的。由于如此不同的规律，所以革命与革命战争即使为同一群人所进行，为着同一事业，趋向于同一目标，而其所得结果，却可能很为不同。生活决定意识，而到达目的的手段与目的的性质又有很大关系。

当然，革命可以不经战争而成功，或必须通过惨酷的战争才能胜利，并不视革命者的愿望而定。革命战争永远是被迫进行的——为了确保革命的胜利，不得不跟武装的反革命作战。所以赞成革命而反对革命战争，不是傻子，便是骗子。不过这不是我们目前讨论的问题。在这里我们要讨论的乃是：看不到革命与革命战争之间的差别，看不见二者可能造成的不同后果，也是不对的。至若以为没有群众的革命，单靠少数革命者的“起义”便能发动革命战争，而且这个革命战争又可造成革命，或代替革命，那是非常错误的。

在革命高潮到来后，就是工人组织鼓动工人群众夺权的时候了。一般来说，工人们都是通过罢工来建立工人管理社会的机构的雏形——罢工委员会。实际情况也证明了罢工委员会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工人国家的机构的雏形，因为它具有立法权和执行机关（如工人纠察队和工人民兵）。当工人们有冲击国家机关的信心和武器（武器不一定要枪，但是枪总归是最好的），同时统治者因为认为自己无法继续照旧统治而惊慌失措，他们就会进行暴动（一般是以全国总罢工的形式表现），并且有革命的工人组织领导工人们，工人们就可以把罢工委员会发展成完全的工人代表议会（即苏维埃），从而建立起一个工人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大量革命史实证明，工人阶级不一定需要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常备军（一支民兵部队——是武装起来的人民，而非所谓代表人民的武装）才可以夺取政权，这是因为统治阶级的军队也是会因为革命而部分导向工人阶级的。

资产阶级军队作为国家暴力的核心工具，其成员的阶级属性与意识形态矛盾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议题。大量马克思主义者均指出：士兵和下级军官在经济地位上属于工人阶级，但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军队是“国家机器中最具压迫性的部分”，士兵的服从性被等级制和纪律强化，形成追求“秩序”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革命中，当阶级冲突激化，士兵可能因物质利益（如欠饷、恶劣待遇）倒向工人，但需工人政党将其不满转化为政治行动。

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退伍军人以肉身保护抗议者，但运动因无政党领导而消散；在BLM运动（2020）中国民警卫队少数族裔士兵同情抗议者，但军方高层压制其政治表达。马克思的断言“种族压迫是阶级压迫的延伸”在此凸显，但运动未超越资本主义框架。在法国的“黄背心”运动（2018-2019）中，基层警察抱怨“被当作镇压工具”，部分士兵拒绝镇压命令，但马克龙政府通过分化策略维持统治。列宁的论断“国家机器裂缝可被革命利用”在此失效，因法国左翼未能构建替代性权力。在2010-2015年的希腊债务危机时，士兵薪水被削减至贫困线以下，但左翼政党Syriza放弃挑战欧盟，军队依旧服务于紧缩政策。”在英国反紧缩运动（2010年代）中，警察工会抗议薪资削减，却拒绝与罢工工人联合——他们本质是资产阶级代理人。历史表明，仅靠经济危机或战争不足以让整个军队倒戈，例如2011年“阿拉伯之春”中埃及军队的投机性干政。

那经典的理论在21世纪依然闪耀：资产阶级军队的士兵是“穿着制服的工人”，但其解放需革命政党用阶级斗争的火焰熔铸其意识。现在很多左派得出自己理论的方式不是去思考、调查、分析，而是单纯的找到当事人“采访”，认为革命之路可以从任何一个基层群众里得来。在军队问题上，他们犯下了同样的错误。采访退伍军人后，退伍军人告诉这些年轻人：你们渗透军队是不可能的，军人是不可能支持你们思想的。他们于是将这个奉为圣旨，去学着恐怖主义者（拿着武器的自由主义者）研究如何从国外运输来枪支弹药，“武装革命”推翻中国政府。他们不知道，革命的日历不是循规蹈矩，在历史的关键节点，几年没有发生的改变和进步，可以在几小时内完成 。长期以来沉默的军队，在革命的压力下，也会被唤醒制服下的身份。忧虑我们从哪里寻来武装力量而不关心我们最急迫的任务，是纯粹的浪费时间。没有政治上的胜利，就不可能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借助偶然因素或外力也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

当然，中国给出了一个不同于城市暴动的工人革命方式：农村武装斗争。在毛泽东开辟井冈山道路后，中国共产党就相当大程度上撤出了工人群众的活动范围，它的群众基础成了农民和农民出身的士兵。理论上来说，这种极大强调农民群众的政党不太像是一个工人政党，而是一个民粹政党。但是事实上，在解放战争后几年内，一个工人国家被建立起来了。

理论上来说，革命的工人组织或工人政党应该与工人群众同甘共苦，深刻了解工人阶级的生活、思想与感情，工人政党必须以工人出身的党员为基础并尽可能提拔工人党员参加领导机关；党必须不懈地参加与领导工人们的一切斗争，不管它们是日常的或不寻常的，属于经济性质或政治性质；为了做好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壮大自己的力量，党必须团结、加强或创造各种各式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只有这样，这个政党才能名副其实地成为工人阶级的政党，也只有这样，这些工人政党才能坚定、清楚、始终不渝地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而斗争。因此，植根在工人群众中，与工人阶级息息相关，和他们共患难，是一个工人政党存在与发展的首要条件，也是它在存续过程中不致堕落与变节的重要保证。这个见解，过去证明是对的，今后也不会变得谬误。

但是上面我们说过了，中国共产党没有根植于工人阶级，却完成了一个真正的工人政党才能完成的任务，这是为什么？

我们可以再举个例子：德国社会民主党（SPD）。这个党根植于工人阶级，有很多的工人党员，也完全符合我上述的情况。最重要的是，德国的工人阶级力量强大，斗争经验十足。但是在革命的关键时刻，SPD却背叛了工人阶级，出卖了革命。

列宁在他的著作中（如《怎么办？》）强调了工人政党对工人阶级与工人运动的领导作用，确定了先锋队与阶级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依据这个关系，工人政党必须在工人群众中根植的命题，只有在原始与根本的意义上才能成立。在发展了的关系中，工人政党的行动（即其行动及其意识）决不是它所代表的阶级的直接与简单的反映，二者的存在也不是绝不容许有任何离开的。

但是工人政党在和它应该代表的阶级长期分离之时，会使政党失去其工人阶级性质。长期脱离社会职业、长期过着军事集体生活、长期处于落后的农村环境中并长期习惯于对上级服从对下级指挥的作风（这些都是长期从事农村的军事斗争必然存在的情况）， “几十万”战斗员自能养成“集体意志”，但难于提高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他们的“组织性与纪律性”可能加强，但他们的民主性与首创性却势必减少，而上谄下骄、自命不凡的官僚主义倾向则一定会发生滋长。因此，当一个工人政党，倘为形势所迫，不得不暂离工人群众，转移到农业的落后地区去进行长期武装革命之时，党的领导者为了保证不失去其工人阶级的性质，必须在思想上进行坚决的保卫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同时必须采取具体步骤，不断反对官僚主义，设立明确的制度（主要是劳动大众的民主监察机构），以保证工人政党的纯洁性。再若这个全身武装的党革命成功了，以胜利者资格回进城市，与长期分离的工人阶级重逢，那时，党为了要确保与巩固其工人阶级性质，更应如何面向工人，如何设法以工人民主来解决党内的官僚主义，那是不容说的。在所应采取的方法中，第一是要尽量吸收广大工人群众入党，藉以改变党员成分上不利于工人阶级的比例，第二必须尽速废止党内生活与政治生活中的军事统制，尽量创设党内外的民主监察机构，使党内外的工人大众真能发挥对于其阶级代表的督促、监视、批评与拥护的积极作用。

很多人问：那为什么现在要讨论这个呢？我们现在又不可能被打到农村搞游击。事实上，同等僵硬的思想在今天也有体现：很多原子化融工的倡导者所依据的重要理论，就是“如果我们组织上不贴近工人阶级，就不可能理解工人阶级，就不能懂得我们的任务”，最后沦为一种工人崇拜，只要花五分钟和工人聊天，就是大彻大悟了。这种学生式对工人阶级和革命组织的关系的机械看法的后果就是，我们不仅不能系统性的理解工人阶级和革命任务，更不可能把自己组织起来。另一类宣传要在“工人阶级之外建立革命组织”，因为中共早期就是由脱离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精英组成，认为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安心在海外搞一个秘密干部团体的，则和工人崇拜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理论家的空想。必须意识到，我们的革命路线不是融入工人或孤立于工人，必须是组织起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将革命者与先进工人培养成能和资本主义卫道士交锋的干部，提升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领导整个阶级作为集体行动。

不能光说，要做。现在一同组织起来，是我们每人都不可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