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为什么我们需要学习唯物主义辩证法
哲学？一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嗤之以鼻：学究的东西！作为现实的革命家，我们现在应该干实在的工作！一些人就这么喊着喊着，最后不加思考地接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为其存在作辩护，说这是什么“符合现实国情、符合时代潮流”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实践”，或是只是单纯的表达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反对，又可悲地沦落到称呼假期打个工或者街上贴张海报就大肆宣扬自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了。但是，共产主义者需要学习哲学，在我们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战地是失陷的如此悲惨，以至于反对都成了上风了。
问学不学哲学前，必须理解不管你是否承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哲学”：这归根结底是理解世界、思考问题的一种方式，一套思维体系而不是什么“学科”。如果认为自己不需要研究哲学，跟着感觉干就足够革命的人，往往是直接拿目前社会的主流哲学——资本主义制度下推崇的哲学不假思索的实践了。
哲学不该悬在空中，和那些读一辈子书的胆小鬼一样当成自己高高在上看不起人的“本事”。这该是我们组织起革命者、教育同志们的思想武器，让我们理解当下的政治任务来更好的建立起一个革命党的工具，这该是我们分析一切理论的基础——不只要结论，而要能得出结论的过程。而正确的科学理论，则是我们进行革命工作的基础。
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句话：“一步实际运动胜过一打纲领”，似乎是在说实践比理论重要。然而这是曲解。列宁曾经很清楚地解释过这句名言的原意：“马克思严厉斥责了人们在说明原则时所抱的折衷态度：如果要联合的话，马克思当时向党的领袖们写道，——那末为达到运动的实际目的起见，尽可缔结条约，但决不要拿原则来讲交易，决不要作理论上的让步。”紧接着这段解释，列宁便提出了他自己的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便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因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代表一个人只能通过自己的实践才能得到真正的认识（不过这句话本身没有问题）。我们要明白，前人所犯过的的错误我们没有任何必要再犯了，而理论是对于过去的实践的总结，通过理论，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失败的原因又是什么，未来怎么走才能成功。没有总结与反思，并指望只通过当下的实践来解决这些问题，是打算把前人走过的错误道路全部都再走一遍吗？用科学预见来预防错误，远比盲动犯错后改正更容易取得最终的成功。
那理论从“古书”（即马列经典）里找然后强行套在今天吗？那就是一些教条主义者最狂热的幻想罢了。我们需要的是历史革命者的经验而不是指导，只有有了哲学，才能分析出我们自己的理论。
1.物质一元论
如何理解唯物辩证法中的“唯物”二字？
一般来说，人们根本不会想到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外部世界是否客观地存在着。人们“相信”外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不过这里面就产生这样一个问题：这种信念从何而来？很多人只是根据一般的经验断定外部世界的客观存在的，而它只是从常识的观点，即最琐碎的非批判的意义上采纳了关于外部世界的客观现实性的观念，它根本不怀疑它会遇上什么反对意见，事实上它早遇上了。
如果对这种观点加以分析，就会发现，要为这种按这种方式去理解客观的外部世界观点进行辩护是很不容易的。似乎有可能存在一种超历史和超人类的客观精神。可是这种客观精神的判断者是谁？谁能够把自己置于这种“自在的宇宙观”中呢？这种“自在宇宙观”又能意味着什么？事实上这只能被认为，我们在这里所论述的正是上帝概念的残余，是不可知的上帝观念的一种神秘形式。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早已瓦解了绝对时空观（这也就是“神”和“自在宇宙观”在自然科学层面上存在的根本基础）的基础框架：狭义相对论揭示时空测量具有相对性——高速运动观察者的时间流速会减缓，空间尺度会收缩，这种效应已被全球定位系统的相对论修正所实证。广义相对论更进一步将时空几何与物质分布相耦合，证明大质量天体引发的时空弯曲使“自在的统一坐标轴”失去存在意义，正如黑洞事件视界附近时空畸变导致传统坐标系完全失效。海森堡测不准原理也在量子层面给予“统一坐标轴”决定性打击：粒子位置与动量的不可同时确定性，本质是时空量子化涨落的必然结果。当试图以普朗克尺度（米）定位粒子时，其能量涨落将自发形成微观黑洞，使“精确坐标”概念在物理意义上自我消解。相对论从宏观结构否定了绝对参照系的存在，量子不确定性则在微观层面摧毁了精确坐标的操作可能，二者共同证明所谓“统一时空坐标轴”不过是经典物理学的理想化幻象。
那么又如何在哲学上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先看一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说过的话：“……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由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所证明的。……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没有运动的物质和没有物质的运动。……如果要问：究竟什么是思维和意识，它们是从哪里来的，那么就会发现，它们都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不言而喻，人脑的产物，归根到底亦即自然界的产物，并不同自然界的其它联系相矛盾，而是相适应的。”恩格斯的这一观点包含着下列正确观念的起源：要想证实客观现实，必须求助于历史和人。所谓客观，总是指“人的客观态度”，可以把它看作“历史的主观”。换句话说，客观将意味着“普遍的主观”。认识与存在的统一，只有在存在于没有分化的人类，从而使人人的认识变得完全一模一样的情况下，才能避免陷入武断的相对主义的迷误。要证实客观现实，只能靠实践。（生活本身就是实践，证明历史的实在也得靠实践证明）因此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同时，马克思又说道：“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gegenständliche］活动。因此，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实践是人类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这一活动具有社会性、历史性。旧唯物主义忽视了人的主体性与社会关系的互动，本质上是一种被动反映论。将认识简化为个体经验的累积，是割裂实践活动中主客体辩证统一的关系的结果。实践不是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不同的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相互作用的过程。因此，认识实践必须超越本阶级的局限，例如，马克思主义者既要研究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也要深入剖析奴隶主、资本家等阶级的实践活动，因为这些剥削阶级的实践恰恰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客观环节。只有通过批判性考察对立阶级的实践，才能揭示其历史暂时性与内在局限性，从而在更高层次上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作出真正的科学预见。
对于人类来说，如果在世界上不存在人，也就无法想象“思维”和对世界万物的命名与其概念，同时根本不可能设想任何事实和关系，因为它们只是有人存在才存在。我们可以以语言表达为例。假设没有一群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而创造出英语这个语言，那么就不可能有人用“world”一词代指世界。的确，外部世界不依赖于人的意志存在（所谓物质就是不依赖于人的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实在），但是若是人不存在，即缺少一个对于世界的意识，那么对于我们人类来说，世界就是无法想象的。没有人的意识的世界对于人来说就是一团混沌，而这团混沌完全无法被描述，因此它也不能被视为“一个东西”。只有人赋予了“混沌”意义，它才能被人所认识。当然，没有人的意识，这团混沌仍然存在。因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表示：“世界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的所是，尽管世界的所是是它的统一性的前提。因为世界必须先“是”“某个东西”，然后才能“是”统一的。在我们的视野的范围之外，所是甚至完全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由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所证明的。”这里恩格斯的意思是：世界的统一性在于什么东西，是在于世界的“所是”是什么，由于实践证明世界的“所是”是存在，即物质，所以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其物质性。（“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
对旧唯物主义的批判也引申出了马克思主义对无神论的批判。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宗教从一开始就是超验性的意识，这种意识是从现实的力量中产生的。”无神论在历史上否定宗教意识超验性，对肯定人们自然界和人的实在性起到积极作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说明了自然界和人的实在性的社会物质基础之后，无神论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马克思主义不需要这个理论中介。既然自然和人已经成了一切研究的前提，那么其实就直接排除了神的存在。因此恩格斯在1884年总结说：“无神论只是表示一种否定，这一点我们自己早在40年前驳斥哲学家们的时候就已经说过了。但是我们补充说。无神论单只是作为对宗教的否定，它始终要涉及宗教，没有宗教，它本身也不存在，因此它本身还是一种宗教。”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把宗教批判视为一切批判的前提，马克思主义是把政治批判视为一切批判的前提，而宗教批判从属于政治批判。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的“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实为对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立场的转述。青年黑格尔派认为只要破除宗教幻想就能解决现实问题，而马克思强调宗教异化根源于现实的社会异化，必须转向对现实世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可见，当某些人将马克思主义类比为宗教时，其谬误源于对批判前提的误置。当马克思将政治经济学批判确立为根本方法时，其理论体系就获得了与宗教完全异质的内在结构。宗教的本质在于彼岸世界的超验维度，而马克思主义始终将现实物质生产作为历史发展的原动力。这种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决定了其批判路径必然指向现实政治经济结构而非精神领域。宗教批判预设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二元对立，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消解了这种对立，将人的解放理解为物质生产关系变革的必然结果。政治批判作为一切批判的前提，意味着所有意识形态问题最终都需还原到具体的阶级关系和物质利益分析，这种彻底的现实性取向与宗教的超越性本质形成根本对立。
马克思主义者向其他人论述自己对于宗教的态度时，可以用“唯物史观”这个词代替“无神论”。
接下来我们详细讨论一下“物质”和“意识”。
从神经科学视角看，人类意识本质上是高度组织化的物质运动形式。大脑作为有机物构成的精密器官，通过860亿神经元及其突触连接的电磁活动产生思维。即便是最抽象的哲学思辨，本质上仍是前额叶皮层与边缘系统协同运作的产物。2025年《自然-神经科学》关于意识本质的研究表明，主观体验的核心特征在于默认模式神经网络与镜像神经元系统的动态耦合，这种物质结构使人类具备反事实推理能力，能够构建超越当下时空的可能性世界。正如南非早期智人岩画中对未捕获猎物的仪式性描绘所揭示的，符号创造能力正是区分意识活动与机械反应的关键判据。
在生命起源领域，现代生物学通过基因编辑和合成生命实验，证实了生命现象的物质基础。2025年“合成细胞3.0”项目通过自组装脂质膜与RNA分子，构建出具备代谢功能的类细胞结构，证明生命完全可能通过自然化学过程诞生。跨物种基因比对显示，所有生物共享遗传密码，基因突变速率与化石记录的时间线高度吻合，这为自然选择学说提供了坚实证据。即使是看似神秘的利他主义行为，2025年对原始部落的基因-行为关联研究表明，其与特定基因变异存在显著相关性，完全可通过物质层面的自然选择机制解释。
关于物质不灭问题，爱因斯坦质能方程（E=mc²）早已揭示质量与能量的统一性。2025年引力波观测数据显示，黑洞合并时损失的质量精确转化为引力辐射能量，总质能守恒定律在时空弯曲条件下依然成立。至于量子力学中的“量子涨落”现象看似违反守恒定律，实则反映了虚粒子对的瞬时产生与湮灭，在足够时间尺度下仍满足整体守恒。这些发现印证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论断：“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物质既不能凭空创造也不会彻底消失。
就人类独特性而言，神经进化研究揭示了关键差异。2023年《自然-生态与演化》研究表明，切叶蚁群体虽能展现复杂协作行为，但其应对范式完全受化学信号和遗传程序支配，无法突破进化形成的固有模式。相比之下，人类通过前额叶皮层构建多维未来情景模拟，形成超越当下的改造方案，再通过工具迭代实现目标。这种基于物质器官的认知飞跃，使人类成为唯一能系统性改造自然界的物种。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种意识本身仍是物质长期发展的产物。
针对量子力学引发的哲学争议，则需明确区分认识论局限与本体论问题。微观粒子的概率性特征反映的是人类观测手段与微观客体相互作用的阶段性局限，而非否定物质第一性。正如经典力学在高速领域需要相对论修正，量子现象的特殊性恰是人类实践能力历史性发展的印证。将测量过程中的主客体相互作用曲解为“意识决定物质”，实质是将认识论问题错误上升为本体论判断，这种观点已被2025年柏林自由大学量子引力研究组的最新成果证伪——他们发现宇宙结构自组织过程中表现的“伪目的性”，实则是能–质转化方程在非平衡态下的涌现特征，与意识活动存在本质差异。
在自由意志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强调其社会历史性本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精辟指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这种自由建立在掌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现代认知科学证实，人类决策机制包含前额叶皮层的理性计算与边缘系统的情感评估双重过程，这种物质基础的复杂性使人能够超越即时本能，进行跨期价值权衡。2025年对乌鸦工具使用行为的研究显示，其决策过程始终围绕即时生存需求，缺乏人类特有的价值抽象能力，这从神经机制层面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意志历史性的论断。
关于生命体与非生命体的区别，关键在于物质组织形式的复杂度。金刚石与石墨的同素异形体现象已揭示物质性质取决于微观结构。人类意识的特殊性正源于神经网络的特殊组织方式：大脑皮层160万亿突触形成的动态连接模式，使信息处理具有非线性特征。这种物质组织形式量变引发的质变，在2025年麻省理工学院全脑连接组图谱中得到可视化呈现。正如工业革命从蒸汽机到超级计算机的发展历程，物质组织形式升级带来的可能性突破，不能简单等同于本体论层面的本质差异。
马克思主义对自由意志的理解具有鲜明的实践特征。人类通过劳动改造自然的过程，本质上是将主观认知转化为客观存在的物质过程。这“对象性活动”既受制于物质规律，又通过规律运用拓展自由边界。正如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NSS）必须修正相对论效应才能确保精度。可见，人类自由的实现始终建立在对物质规律的认知与运用之上，而动物行为受限于遗传编程的应对模式。这种区别不在本体论层面，而源于物质组织形式的演化差异。
最后我们再提一嘴：不同的哲学家对世界的“所是”（即世界的本质或统一性基础）有不同的理解。唯物主义认为，世界的“所是”是存在，即物质。唯心主义认为世界的“所是”是思维。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在本体论意义，才有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意义。这种区分在哲学史上始终具有根本性价值。古希腊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与柏拉图理念论的对抗，近代机械唯物主义与德国古典哲学中先验观念论的角力，本质上都是对世界本原问题的不同解答。但必须警惕将这种本体论分野简单等同于进步与保守的对立——如日丹诺夫在《西欧哲学史》中的庸俗化解读实质上消解了哲学史的丰富性。它既忽视了唯心主义体系内部存在辩证法的革命性（如黑格尔），也遮蔽了唯物主义阵营中机械论的局限性（如18世纪法国唯物论），更是完全否定了笛卡尔、康德等二元论者的哲学价值。
本体论的划界意义在于确立不同哲学体系的基本坐标。当我们说贝克莱是唯心主义者时，是指其本体论承诺将感知作为世界存在的依据；当我们称费尔巴哈为唯物主义者时，则是基于其将感性自然确立为第一性存在。这种区分不涉及价值评判，而是哲学立场的定位方法。正如石里克所言：“形而上学的决定不是关于真伪的判断，而是关于采用何种概念框架的决断。”
在认识论层面，这种区分指引着不同的方法论路径。唯物主义强调经验观察和实证检验，发展出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唯心主义注重逻辑分析和先验演绎，为数学和形式科学提供哲学支撑。二者在人类认知体系中实为互补而非对立的关系。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正是要突破这种简单的二分法，并将实践确立为联结物质与思维的枢纽。
2.自然、社会和个人
首先，人类社会中不存在个人和社会的对立。所以，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三手稿）中写道：“甚至当我从事科学这类的活动……的时候，我也是社会的，因为我是作为人活动的。不仅我的活动所需的材料，甚至思想家用来进行活动的语言本身，都是作为社会的产物给予我的，而且我本身的存在就是社会的活动”。他接着说，应当避免把“社会”作为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因为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在人类社会中生活却又在客观社会经济条件之外的人不可能存在，即抽象的生物个性（即“不变的人性”）并不存在。一般不会有人把一个从出生就生活在人类社会之外的人视为一个健全的、具有人性的人，因为这种脱离社会的人只会存在动物的意识，而这种意识不会是所谓“邪恶”或“善良”的，因为邪恶与善良也是相对于人的东西，邪恶与善良也只能在社会中才能被理解。人性只能是社会总体的一部分，他是历史的一部分。动物只有生理上的出生，而人类还有社会出生。人的出生不只是单纯的诞生了一个生物体，而是说明降生了一个带有具体社会身份的人。任何回避社会出生的企图以及单纯由机体生存的生物学前提演绎出的一切“人性”理论都是不可信的，并且注定要破产。因为无论一个人的每一举动，无论一种具体思想意识的形成（想法、艺术形象、甚至是梦的内容）都不可能脱离社会经济条件来阐释和理解。甚至即使生物学的专门问题，如不充分考虑被研究的人的社会地位，也不可能得彻底解决。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所说的那样：“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因此马克思主义反对这个观点：“人仅仅是存在于世界中，而不是与世界或其他人一起发展；个人是旁观者，而不是再创造者。”当一个人思考矛盾时，这个人也处在具体的矛盾之中，其思维本身也不会超脱这些具体矛盾。
但是这不意味着历史因素就可以洗脱个人主观因素导致的罪行与错误，因为这贬低了人的主观能动性。马克思主义只是强调个人的行为不可能脱离客观历史的限制，历史只是奠定了个人主观的基调与大环境。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完全可以能动地创造自己的环境，这种新的环境反过来又会产生各种新的意识。（考虑人的躯体和大脑对人意识的影响时，要明白躯体和大脑是物质组成的，因而是自然的一部分，是“外部的客观因素”）实践唯物主义一向反对将复杂的社会运动简化为单一物质要素的机械决定论倾向。例如，机械唯物主义将历史进程等同于齿轮传动式的物理因果链，认为社会变革仅由技术工具或地理环境直接触发，例如认定“蒸汽机发明自动催生资本主义”而忽略生产关系、阶级斗争等环节。这种思维方式剥离了事物的普遍联系与矛盾转化（正如种子发芽既依赖基因也需光照、土壤的多维作用），如同将人体代谢仅还原为细胞分裂而漠视神经、循环系统的整体协同。机械唯物主义将多维动态系统降维至线性决定模型，既无法解释文艺复兴为何未在更早发明印刷术的中国发生，也难以剖析现代算法垄断背后技术、权力、文化的交织逻辑。实践唯物主义超越了这种形而上学框架，它在坚持物质第一性的同时，以矛盾分析法把握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与历史的具体性。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所说的那样：“自然主义的历史观（例如，德莱柏和其他一些自然科学家都或多或少有这种见解）是片面的，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
另外，社会同自然界不分割，人类被认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人类一切活动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通过劳动和繁殖来生产和再生产，所以既是自然关系，也是社会关系（参看《1844年手稿》）。马克思主义不把社会看作独立存在的现象，并忽视它和自然界的关系，人类社会是自然的组成部分。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就已指出资本主义工业的扩张对自然环境造成了各种破坏性的后果，与此同时，马克思也指出“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转化同时表现为生产者的殉难历史”，而且“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技巧的进步”；从长远来看这种进步将“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出自《资本论》第一卷，第552—553页）。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又明确地指出：“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由此可见，生态保护从一开始就存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议论中。人类有为后代保护人类生活的生态先决条件的义务。人类应该在保持并大力发展大工业的同时注意生态问题。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自然科学是以人为中心的，以自然科学为依据所谈论的自然也必然具有人的因素，自然科学和自然本身因而也就具有历史性：“天文学中的地球中心的观点是偏狭的，并且已经很合理地被推翻了。但是，当我们在研究工作中愈益深入时，它又愈来愈出头了。……我们只可能有以地球为中心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气象学等等，而这些科学并不因为说它们只对于地球才适用并因而只是相对的，而损失了什么。如果认真地对待这一点并且要求一种无中心的科学，那就会使一切科学都停顿下来……永恒的自然规律也愈来愈变成历史的规律。”这其实也是自然和人在“实践化”。这种相互作用也说明作为主体的人的研究对象也并非是单纯的客体，人的研究对象也是主体，实践是主体与主体间的相互作用。
自然和人的“实践化”不仅意味着实践对自然和人的决定性以及自然和人在实践活动中的相互作用，而且也意味着自然和人在实践活动中的相互统一。正是在实践活动中，人不仅“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自然辩证法》）
对于人来说，真正未知的“自在之物”（即没有认识的事物）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只能理解经验和由经验组合而成的“为我之物”（即已经认识的事物）。例如龙，它本身就是人类已知的事物拼凑起来的想象物，它的一切内容仍然没有超出人类的经验。
3.逻辑学
对于如何描述客观世界里的事物，人们就需要逻辑。逻辑学是观察思维定律的一门科学，无论我们在思考什么思想，无论表达什么语言，都必须满足逻辑的要求。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我们至今仍沿用的形式逻辑系统，该系统是我们今天教育的基础。亚理士多德对以下方法进行了分类：我们应该如何正确推理，如何将陈述合并以得出判断，并从中得出结论。他提出了三个基本的逻辑定律：同一律（A就是A），矛盾律（A不能同时又是A又不是A），以及排中律（A要么是A要么不是A，没有折中的可能）。
形式逻辑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它是科学实验的基础和现代科学的巨大进步。形式逻辑看起来似乎是常识，它负责执行千万个日常事物，但是，尽管它很重要，但它仍有其局限性。当处理长远过程或复杂的事件时，形式逻辑就变成一种完全不足的思维方式。在处理运动，变化和矛盾时尤其如此。形式逻辑将事物视为固定的和静止的。当然，这并不是要否认形式逻辑的日常用处，但我们需要认识到它的局限性。常识在日常应用的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它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碰到极为惊人的变故。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虽然在依对象的性质而展开的各个领域中是合理的，甚至是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迟早都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会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记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记它们的生成和消逝。看到它们的静止，忘记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我们在用辩证法分析问题时，必须搞清楚什么东西相对不变，否则我们就会落入一味强调无条件的变化的诡辩当中）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辩证法不过是自然，人类社会和思想的运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简而言之，这是动态的逻辑。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们显然不生活在一个静止的世界中。实际上，自然界中的一切都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只有变化本身永远不变）。恩格斯说：“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没有运动的物质和没有物质的运动。”，“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所以，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总画面，其中各个细节还或多或少地隐藏在背景中，我们注意得更多的是运动、转变和联系，而不是注意什么东西在运动、转变和联系。这种原始的、素朴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是古希腊哲学的世界观，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最先明白地表述出来的：一切都存在，而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生成和消逝。”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知道一个动物是活着的还是死的。但是，经过仔细研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反而不是一个简单直接的问题。直到今天，关于母亲子宫中生命何时开始的争论仍很激烈，同样，很难说确切的死亡时刻是何时发生的，因为生理学证明了死亡并非一个单一的事件，而是一个过程。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解释道：“对我们来说生命与死亡、睡眠与清醒、老与少，都是同一件事；每个都互相易位、转换。我们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我们同时是，也不是。”
不是每个事物都是事物表面上出现的事物。每个物种，有机生命的每个方面，每时每刻都是一样的，并且是不一样的。它是通过从无到有地吸收物质而发展起来的，同时也丢弃了其他不再需要的物质；一些细胞不断地死亡，而另一些则被更新，随着时间的流逝，身体被完全改造，从上到下更新，因此，每个有机实体既是自身，又是自身以外的其他事物，
那么物质究竟是怎么样运动的呢？这就得用辩证法的三个原则来解释：
（1）量变转化为质变，质也可以转化为量
大约36亿年前，地球海洋中单细胞生物的出现是物质演化的质的飞跃。大约6亿年前的“寒武纪爆炸”，复杂的多细胞生命爆炸性增长，是质变的又一次飞跃。在大约400至5亿年前的古生界后期，出现了第一条脊椎鱼类。这种革命性的进化通过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而变得占统治地位并得到了发展，最后分支成温血动物：鸟类和哺乳动物。这种革命性的飞跃最终导致了具有思考能力的人类。进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生物体内部和外部的变化积累会导致飞跃，从本质上讲是更高的发展状态。
2025年，基因编辑技术CRISPR的突破性应用印证了这一规律。科学家通过长期累积的基因序列微调（量变），最终实现Casgevy疗法的质变。该疗法已成功治愈镰状细胞病和β地中海贫血，并扩展至慢性乙肝等复杂疾病的临床治疗。量子计算领域同样展现了这一过程：谷歌Willow量子芯片通过数十年纠错算法迭代（量变），在2025年首次实现24个逻辑量子比特的稳定纠缠（质变），推动量子计算机进入实用化阶段。
巨大的地下压力积累周期性地以地震的形式突破地壳一样，劳工的阶级意识的逐渐变化也导致阶级斗争的爆发。工厂的罢工不是由外部“鼓动者”引起的，而是工厂内部积累的“量”的变化导致的，从而在最终导致罢工。罢工的“原因”也许很小，而且偶然，但以一句谚语来说，它已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它已成为量变转化为质变的催化剂。
“质”和“量”的层面在实际上代表一个具体的东西，而“度”的层面则是一个被抽象的东西。例如，商品的使用价值就是“质”和“量”的层面，而商品的交换价值就是“度”的层面；资本主义社会、邦统主义社会、封建社会等社会就是“质”和“量”的层面，而人类社会这个统称就是“度”的层面；具体的生命体、建筑物、星球等物质就是“质”和“量”的层面，而得以让物质存在的物质世界就是“度”的层面。
（2）世界存在普遍的矛盾，矛盾辩证统一并相互渗透转化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矛盾的统一，也可以说是对立的统一：冷热、明暗、出生与死亡、贫与富、正与负、繁荣与低迷、有限和无限、排斥和吸引、左与右、上与下、偶然与必然等。互相矛盾、对立的两个极点可以在整体上共存的事实被普遍认为是一个悖论。悖论是认识到两个矛盾的或相反的考虑都可能是正确的。这是对物质世界对立统一在思考上的反映。若一个事物不存在，其对立面也会跟着消失。例如偶然性，若是不存在必然性，那么你怎么知道什么是偶然性呢？“只存在偶然性”本身也是一种必然性！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表示：“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但是，矛盾不总是一一对应的，一个事物可能有多个事物作为其对立面。
当古希腊自然哲学家以泰勒斯提出“水是万物本源”时，便暗含了对立元素相互转化的朴素辩证法，亚里士多德更在《物理学》中强调冷热、干湿等对立性质的相互作用构成物质变化基础。这种对内部矛盾驱动物质转化的认知雏形，在近代科学革命中得到系统化发展。牛顿力学体系中，惯性运动与外力作用的矛盾统一构成经典物理学的根基，物体保持原有状态的内在倾向与外部作用力的对抗，精准诠释了事物发展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9世纪自然科学的发现更充分揭示了矛盾多重性对发展的复杂影响。达尔文进化论指出物种进化既源于遗传变异的内在矛盾，又受自然环境选择的外部制约。同一物种内部不同变异个体间的生存竞争，与外部气候变迁、食物链变动形成多维度矛盾网络。孟德尔遗传定律进一步证明，显性性状与隐性性状的对立统一构成了生物遗传的内在动力，这种基因层面的矛盾运动与外部环境压力共同塑造了生物进化轨迹。热力学领域呈现的矛盾多维性更为显著，卡诺循环揭示的热机效率极限，本质是系统内部分子运动无序性与外部能量输入有序性之间的矛盾，而热力学第二定律指出的熵增趋势与环境负熵流的对抗，构成了开放系统演化的基本范式。
在现代自然科学中，量子力学中波粒二象性表明微观粒子自身包含着波动性与粒子性的对立统一，这种内在矛盾特性在外界观测条件影响下呈现不同表现形态。相对论揭示的物质时空属性，在高速运动参照系与强引力场环境中展现出截然不同的矛盾表现形式，证明同一事物的对立面会随外部条件改变而动态转化。生态学中的共生演化理论显示，物种间既存在资源竞争的对立关系，又形成协同进化的统一关系，多重矛盾的交织构成生态系统动态平衡的基础。
系统科学的发展尤其凸显了矛盾系统的网络化特征。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证明，开放系统通过内部非线性相互作用与外部物质能量交换的协同，能在临界点实现自组织演化。这种演化过程既包含系统要素间的竞争与协同，又涉及系统整体与环境的物质能量交换，形成多层次矛盾共同作用的演进机制。当代气候科学研究更清晰地显示，地球系统演变是大气环流内在动力、海洋热盐循环、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等多重内部矛盾，与太阳辐射变化、宇宙射线波动等外部因素交织作用的产物。
可见，内部矛盾是事物的发展根本动力，而外部矛盾是发展的必要条件。在自然界中，物质的演化遵循一定的路径，尽管这是如何，何时以及以何种形式实现的，取决于偶然的情况。例如，是否在地球上创造生命取决于一系列偶然因素，例如水的存在、地球与太阳的距离、大气组成等。恩格斯说：“今天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从前才能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被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而所谓偶然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这个世界存在绝对真理，例如这篇文章是我用一台笔记本电脑完成的，这就是一个无法置疑的绝对真理。一般来说，从经验中抽象出来的定理都是相对真理）
此外，A性质的矛盾，只有用A性质的方法才能解决，这句话的本身并不错。可是这个断言正和“A等于A，A不等于B”这个公式一样，其正确性是有限度的，是初步的，属于形式逻辑范畴。在较高级的逻辑上，即在辩证法上，“A不等于A，A可以等于B”，甚至“非A也是A”的公式，非但不是荒谬，却是更加正确，更加符合于客观的物理和事理的。因此，A性质的矛盾，有时偏偏不能用A性质的方法来解决，偏偏要用B性质的方法才能解决，虽然不合于形式逻辑的思维，但完全合乎辩证的思维方法。
例如，当人类试图用抗生素直接消灭致病菌（A矛盾），却发现其耐药性产生后，需通过恢复肠道菌群平衡（B方法）重建生物屏障。这种矛盾转移机制在热带雨林研究中更明显：单一树种虫害爆发（A矛盾）无法靠喷洒农药解决，科学家通过引入特定传粉昆虫（B方法）重建生态网络，使系统恢复抗性。量子力学揭示的EPR悖论更本质地展现了这种辩证关系：两个纠缠粒子看似存在位置矛盾（A矛盾），但解决方案不在局域性框架内寻找（A方法），而需引入非定域性理论（B方法）重构时空认知框架。
热力学系统演化同样印证该规律。19世纪工程师试图提升蒸汽机效率（A矛盾）时，单纯改进气缸结构（A方法）遇到了瓶颈，因此卡诺转而研究理想热机循环（B方法），通过构建温差与功的普遍关系破解困局。这种矛盾解决路径的跃迁，本质是把握了不同矛盾间的结构关联。就像石墨烯导电性缺陷（A矛盾）无法通过修补晶格解决，却能在引入应力场（B方法）诱导电子轨道重构后消除。自然规律反复证明，表层矛盾往往是深层系统失衡的显影，唯有在矛盾网络的动态联结中寻找杠杆解，才能真正解决矛盾。
近年来“时髦”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否定客观真理的普遍性，如福柯将知识视为权力关系的产物，德里达也强调文本意义的无限延异。然而，量子物理领域的最新研究显示，尽管微观粒子的观测存在不确定性，但量子纠缠的普遍性与量子场论的数学确定性揭示了物质运动的客观规律性。例如，2025年量子计算机通过大规模纠缠态验证了贝尔不等式破缺的普适性，表明微观世界虽具概率性，但其内在规律仍可通过科学实践逐步把握。神经科学对意识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人类认知虽受文化环境影响，但大脑神经网络的客观物质基础决定了认知能力的可验证性与趋同性，这与马克思主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相契合，否定了后现代主义的相对主义认识论。
此外，后现代主义者德勒兹的“块茎”理论强调去中心化的流动本体，否定社会结构的稳定性与本质性。然而，复杂系统科学的最新成果表明，无论是生态系统还是社会经济系统，其动态演化始终受内在矛盾驱动，并呈现阶段性规律。例如，2025年全球气候模型通过非线性动力学分析，揭示了碳排放与气候突变之间的阈值关系，证明量变到质变的辩证规律在自然与社会领域的普遍适用性。这呼应了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的论断。此外，人工智能对社会生产关系的模拟研究表明，资本积累的逻辑仍主导技术应用方向，数字平台经济的垄断化趋势印证了马克思对资本集中规律的预见，而非后现代所宣称的“去中心化乌托邦”。
另外，量子不确定性反映的是物质运动形式的多样性，而非规律性的缺失。混沌理论研究表明，看似随机的气象变化实则遵循确定性方程，其不可预测性源于初始条件的敏感性而非超自然干预。2025年《天体物理学期刊》关于宇宙结构自组织的研究表明，星系分布的模式完全可由引力相互作用和暗物质分布解释，无需引入非物质因素。这些成果印证了马克思提出的“物质运动有其固有规律”的论断，说明偶然性始终存在于必然性的框架之中。
运动、空间和时间不过是物质存在的方式而已。正如我们所解释的，运动是一个矛盾，即同时处于一个位置和另一个位置。亦即对立统一。黑格尔说过：“运动意味着物体在这个地点同时又不在这个地点；这就是空间和时间的非间断性——正是这种非间断性才使运动成为可能。” 要理解某事物本质，就有必要找出这些内部矛盾。在某些情况下，个体可以是普遍，普遍也可以是个体。事物变成相反的东西（原因可以变成结果，结果可以变成原因），因为它们仅仅是物质发展中永无止境连环中的一节。旧事物被否定的同时也是对旧事物有生命力的部分和对新事物的肯定。
对人类来说，血糖等级对于生命至关重要。血糖过高可能会导致糖尿病昏迷，过少会导致人无法进食。该安全等级受通过碳水化合物消化而释放到血液中的糖的速率，所储存的糖类，脂肪或蛋白质转化成糖的速率以及糖的去除和利用速率所调节。如果血糖水平升高，则通过从胰腺释放更多的胰岛素来提高利用率。如果它降低了，更多的糖会释放到血液中，或者人会感受饥饿并且进食糖分来源。在这种对反向力，正反馈和负反馈的自我调节中，血液水平保持在可容忍的范围内。
但是要明白一点，一个在“质”和“量”的层面上的事物虽然存在“正反”两个方面，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强行消除“不好”的一面并保留“好”的一面，要明白“好”与“不好”的方面的综合才构成一个事物，消灭“不好”的一面等于要消灭这个事物本身。（有的时候“度”的层面上的事物也是如此）
（3）否定之否定
历史发展的模式不是直线上升，而是复杂的互动，前进总伴随着相应的后退。反过来，这些退步将在接下一阶段的发展中得到纠正。否定的定律解释了某些特征在较高级别的重复，以及较低层次的特性和过去特征的表象重现。形式与内容之间以及内容与形式之间一直存在着不懈的斗争，最终导致旧形式的瓦解和内容的转变。
2025年肠道微生物组研究表明：早期抗生素治疗（否定1）虽抑制病原体，却破坏了菌群平衡；益生菌疗法（否定2）试图恢复平衡，但过度依赖外源菌种；最新研究通过CRISPR编辑宿主自身代谢通路（否定之否定），既保留抗生素疗效，又重建内源性菌群稳态，使治疗效率提升三倍。另外，传统核电站因安全问题被质疑（否定1），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通过标准化设计提升安全性（否定2），而2025年液态钍基反应堆结合AI实时监控系统（否定之否定），在安全性与效率上实现螺旋式跃升。
我们最好将整个过程描绘成一个向上漩涡，在这种情况下，运动返回到开始时的位置，但位置变得更高层次了。换句话说，历史的进步是通过一系列矛盾实现的。如果否定了前一阶段，则并不表示前一阶段已完全消除。它并没有完全消除它取代的阶段。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一书中以一系列示例来说明否定的否定：“我们以大麦粒为例。亿万颗大麦粒被磨碎、煮熟、酿制，然后被消费。但是，如果这样的一颗大麦粒得到它所需要的正常的条件，落到适宜的土壤里，那末它在热和水分的影响下就发生特有的变化：发芽；而麦粒本身就消失了，被否定了，代替它的是从它生长起来的植物，即麦粒的否定。而这种植物的生命的正常进程是怎样的呢？它生长，开花，结实，最后又产生大麦粒，大麦粒一成熟，植株就渐渐死去，它本身被否定了。作为这一否定的否定的结果，我们又有了原来的大麦粒，但是不是一粒，而是加了十倍、二十倍或三十倍。”大麦通过回到起点来生存和进化，但进入了更高的层次上。一粒种子产生了许多种子。同样随着时间的流逝，植物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在进化。连续几代内就可发生出变化，并且变得更加适应其环境。
由此可见，唯物辩证法的原则是从自然和社会本身的发展规律中抽象出来的，即自然和社会的辩证法反映到了思维上，形成了思维上的辩证法。就像牛顿发现万有引力不是发明了引力规则，而是揭示苹果落地背后的客观联系，辩证法总结的是自然界普遍存在的矛盾转化现象。这完全不可能是各代哲学家靠单纯的“逻辑思维”的结果。
当我们看到种子发芽是胚芽与种皮对抗的结果，观察到昼夜更替源于地球自转与太阳辐射的矛盾，这些自然规律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前已存在数亿年。工人要求提高工资与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冲突，在资本主义制度形成初期就自发产生，而非理论家刻意制造的规则。辩证法提供的不是“模具”，而是认识复杂现实的“探照灯”——它承认每个矛盾体都有独特结构，就像水的相变同时受温度、压力、杂质等多因素制约，绝非简单套用公式就能预测的。
有人说我们认同辩证法就是“辩证法强加规则”，但他们同时的意思就等于否认科学规律具有客观性。量子纠缠现象颠覆经典物理认知时，辩证思维反而比机械决定论更能解释微观世界的矛盾统一性。真正会强加规则的恰是那些将历史简化为线性进步、历史循环、神学宿命的学说，而辩证法始终强调具体矛盾具体分析，这种开放性恰恰证明其源于现实而非凌驾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