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任何政党想要以健康的形式成长并长期存在，都需要其赖以生存的、持之以恒的阶级立场，以及能够以这个阶级立场为基础构成其坚定、无可动摇的支持者群体——要么是一个强大的独立阶级，要么是不同具有类似或完全一致利益的阶级共同组成的联盟。

历史上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在其意识形态无法巩固优势阶级的强大支持，其支持者无法团结、精神涣散的情况下保持组织建设与政治强大。中国共产党正是依靠其土地政策，将中国广袤农村中数以亿计的贫农整合为其绝对拥护者，通过强大的文官政府动员工人阶级，加以内战时团结国民党腐败的独裁统治下与国府离心离德的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集团，才最终得以完成1949年的中国革命，建立了中国这片土地上的首个工农联合政权。这一政权完成了驱逐帝国主义的经济蚕食对中国的政治操纵，结束了长达千年的中国旧社会时期土地与社会秩序，在一切层面上都实现了极度进步、瞩目的成就。

然而，随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右派官僚领导下发生的资本主义重建，中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失去了其曾经赖以建国、执政的国家体制。在毛泽东时期，虽然中共党内存在严重的官僚化问题，国家也没有完成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建设，但是许多抱有美好的社会主义愿景的党员与国家领导人仍不断尝试从这个体制内部进行改革，对抗官僚和资本主义重建的危机，并维持着工人阶级在经济与物质基础上占主体的领导地位。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共党内斗争愈演愈烈，引发文化大革命这一缺乏全国性政治纲领、缺乏先锋党的组织基础的群众运动，其被迅速击垮并转而为官僚利用为民粹主义的政治机器等事件，中国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了资本主义重建的进程。

随着国家的统治阶级发生重大转向，中共治下的党权与资产阶级政府的行政权责也随之转向，二者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中共从一个虽然官僚化，但是仍通过其施政方针维持强大基层动员与控制能力的政党，逐渐蜕变为一个腐化、保守、政策处处充满实用主义思想的威权主义执政党。这一转变是中共阶级立场重大转变的必然结果，由于官僚在政治对缺乏有效无产阶级民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制的绝对制约，其为延续特权并维护稳固统治必然逐渐放弃社会主义组织形态并转向私有制——因为随着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发展，逐渐掌握更多物质与经济发展果实的无产阶级必然动员起来，要求更多政治利益与民主权利。因此，官僚决心重建资本主义，并迫使占据绝大多数人口的无产阶级劳工丧失经济上的统治地位。资产阶级的出生和壮大与资本主义官僚的上台令所谓的“中央人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转向全社会劳苦大众利益的对立面，而使中共不得不加速朝着更加保守、充满剥削的方向疾驰——中国共产党不断蜕化，成为了一个由垄断资产阶级及其官僚拥趸掌控的资产阶级波拿巴组织。中共先前立足于工人阶级经济支持之上，为党内政治矛盾所限制的残缺体制，逐渐转变为依托自身政治权力，试图平衡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并以“仲裁者身份”试图维护体制稳定与官僚集团存续的资产阶级波拿巴体制。由于这一所谓的裁决者身份完全来自资本主义之中的阶级矛盾与冲突，其必然转而维护资本主义经济与剥削的存续。

这一变化终结了中共在执政前四十年中建立的，以无产阶级合作化和党干部领导下的经济集体化为主体，以党干部与地方官僚为政治主体统合群众的地方执政模式，逼迫其在诸多领域不断改变策略，一面在城市扶持资产阶级以创造新的支持者群体，一面在欠发达地区放任落后、充满剥削性的社会关系卷土重来以减少执政压力与成本。中国共产党自1980年以来的所作所为及其现状同它的老对手，在于1950年国共内战结束后走向彻底失败、崩溃的中国国民党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愈来愈相似。然而，中国共产党坐拥中国土地上所拥有的、全球最先进的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至今最丰富的物质条件，这一现状导致其必然不会像以买办金融资本的阶级利益为核心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一般固步自封、腐败颓废，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先后成为了全球其他资产阶级的“现代奴隶产地”、“盟友”与“头号竞争对手”。中共，正如世界上任何有组织的政党一样，其行为都符合物质现实变化所引发的连锁反应，随着中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从草创到繁荣再到位居世界之巅，中共在过去四十年不断变化、适应其经济基础，而其在未来的一切行为也必将符合这样的现实逻辑。

党权与党争——毛泽东时期的中共建制

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末的毛泽东时期，中共的党权不仅相对独立完整，而且在高层架构中明确区分了党机关与国家行政机构。这种布局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立足于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经济的物质基础之上，作为具有超然地位的执政党对国家进行政治领导，而不必直接介入如政府办公，审查核算，政策打磨与具体执行办法等由如“人民政府”或“某某部门”等“行政机关”，而非“某某地方党委”这些“党的政治机关”处理的日常事务——与今时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党委与地方政府机关基本分开，并不使用同一套官僚干部班子。在这一阶段，党的政务官指导和监督政府中负责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而不进行关键方针与政策决策的事务官；党的政治干部确保政策的执行和意识形态的传播与贯彻都能基本依照党中央的决策执行。具体到现实之中，则体现为党权与党的政治方针和讨论同日常的行政工作基本分离，方针性与导向性的文件与指导皆由省级与北京中央党组织发布，而市、县、乡、镇等各地方党支部依照这些政治方针，指导当地政府与合作社、公社组织出台、实施具体执行办法。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为一个整体在中央高层能够对绝大多数问题发号施令，掌握绝对权力的同时，中共省级以下的各地方党组织又能够以超然地位对行政工作起到关键的指导作用。

正如先前所提到的，在这一时期的城市地区的中共党组与党委，同今日中共党政完全一体、党组织溶解于行政机关与行政工作的状态完全不同：如1960年代的北京市政府，各部门设立专门的北京市党委驻外党组，这些党组几乎从不参与日常的行政管理工作，而是负责监督和制定政府部门的政策指导方针，并以类似督查的模式确保政府行政操作符合党的政治总纲。因此，这一时期的城市党组织仍然保持高度的政治独立性，此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们完全明白一个应当立足于政治领导地位的共产党溶于日常事务对其党权独立性的危害——即党的政治独立性与超然地位必将为日产的冗杂工作与官僚化的办公内容所僭越、空心化；因此，北京的党中央多以行政工作是否贯彻中共高层的“总体路线方针”为核心关切，而尽可能避免直接通过党组织干涉政府的事务执行。

而在这一时期占绝对人口优势的农村地区，中共成功利用1954年起直至1960年代中后期持续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农业集体化以及人民公社化运动等关键土地政策，将农村的领导权牢牢把握在以党干部为领导核心的地方单位中。通过消除落后的农村土地关系以及国民党执政时期农村宗族势力与行政官僚一手遮天的政治现实，中共成功将地方党委与政务官树立为社会治理与政策制定的核心：在土地改革中，约有300万地主被剥夺土地，而超过一亿的农民受益于土地的重新分配，完全打破了传统地主阶级对农村的控制；而在随后的农业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约97%的中国农民加入中共领导下的生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这些公社作为农村治理的基本单元，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基本担任了基层政府机关的职能。而随着先后发动的各类政治运动以及文革时期“知识青年下乡”运动，中共成功为农村生产和行政性工作集中了大量无产阶级劳工与知识分子，将近1700万城市青年被送往农村，推动农村教育和卫生等产业发展，进一步加强中共具有绝对控制的农村无产阶级力量；至1960年代末，中国98%的村庄设有组织工作清晰、完全受各县、乡、镇中共党委领导的农村党支部，动员农村人口在党的领导下实施具体的生产活动与基层治理。通过改变土地所有权和加强基层组织工作，中国的农村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态在毛泽东时代根本上消灭了落后的生产关系。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也同样巩固了其执政建制对于中国乡村的基层控制。

然而，正是由于这样的党政模式，中共内部的政治斗争可以十分轻易地外溢到地方，这一传统甚至直接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和各大“地方局”取消建制、各个“地方派”论功行赏的时期。在这一体系下，各地党委由一位书记所总领，而这位政工干部往往隶属于某一党内派系。以此为基础，此时的中国政治体系内飞速建立起了若干个巨大的官僚化的政工干部所形成的权力网络，并以此为基础阻挠任何工人阶级寻求民主的诉求。同时，由于中共内部有许多政工干部没有接触过系统性的社会主义理论，他们的政治认识仍然受到前现代皇朝社会与中华民国时期行政方法的影响，其往往轻易导向官僚主义的执政方针，并同先前的地方官僚实力派合流，形成一股中共内部反对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化的力量。尽管许多中共领导人曾经试过以政治运动和党内整风的方法处理党官僚不断堕落的趋势，但是官僚阶级结构化以后内生性的保护主义阻止了任何以城镇行政中心为基础的、自上而下地从官僚阶级内部进行改革的尝试；而由于此时的中共受到的政治和经济压力极大，其也没有能力将全部精力运用到党内的政治斗争和反对官僚的问题上。因此，中共执政体系的内生性危机便一拖再拖、直到社会主义制度被彻底推翻。

历史的十字路口

随着中共地方官僚主义派系在原本的政治基础上掌控中共中央，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共内部坚持旧有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立场的党员失势，实用主义官僚集团的上台导致中共中央开始逐渐扑灭地方党干部与普通党员对社会主义的支持；党的实用主义化以及党本身的行政官僚化（即由党员愈来愈多地直接担任地方政府与行政单位部门官僚等措施作为起始，至今持续数十年）进而令先前的党政体制不再可行；随着一个完全放弃了任何意识形态原则、秉持彻底的政治实用主义的官僚集团上台，他们急切地希望同在当时已日益僵化的所谓“苏联模式”（这一所谓模式的僵化问题实际上全部来自于同一群官僚自身忽视工人阶级需求、镇压无产阶级的民主诉求所导致的）做出切割，并通过资本主义化政策为自身牟取现实的物质利益，希冀以放弃社会主义为筹码争取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在冷战与国际贸易中对华缓和，为自己所掌管的、因缺乏社会主义民主而千疮百孔的国家机器续命。在此基础上，中共急于转变其地方控制模式以巩固新党国体制下的乡镇基层掌控力。随着社会主义时代大规模工业化积累与计划经济体制的结束，中共地方组织的任务从动员无产阶级参与建设变化为安抚民众，重建资本主义市场机制与“增强经济效益”，中共的角色逐渐从一个主要依靠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政党转变为完全依赖经济发展与执政稳定性维系权利的纯粹技术官僚组织，在政治定义上更像是政府机关附属的人员选拔机构。1980年代起的中国共产党自这一重大历史转折开始，不断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内部裂痕不断扩大，进而不断堕入新的危机。

在经济与社会层面上，中共在自1980年代资本主义重建后的数十年内不断遭遇挑战。在准备结束计划经济的1982年，中国的城、镇、乡地区共有超过一亿五千万工人从事有组织的社会化劳动，这其中，有超过八成成的一亿两千万人属产业工人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蓝领工人”，占全国人口近八分之一，该年工业产值占中国全国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六十以上；这些工业产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基本能够保证相差不大的人均工业产品消耗，并且基本无法产生较大规模的生产过剩（主要指产能过剩，由于缺乏无产阶级民主，官僚指导下的计划经济经常出现产能分配不均导致的局部性产品过剩与产品短缺，但是一些工业品的生产计划问题并不会影响总体分配的相对公平）。施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首要条件是通过产能过剩与剩余价值剥削下的分配不均创造一个令资产阶级受益的资本主义市场，并以资产阶级为基础不断巩固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这一体系所需求的根本经济基础就是廉价劳动力与失业者后备军。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共官僚首先从庞大的中国第一产业开始，通过大规模的私有化政策与所谓的“国企改制”，令大量传统产业工人失业、下岗，产业工人数量从1982年的近九千万在十五年内锐减至1997年前后的约四千五百万。随着产业工人的大规模失业，中国国内同时出现了工业产品价格的飞升与劳动力价值和劳工收入的暴跌：以1982年为基准指数100，工业产品平均价格至1997年已经上升至240，而劳动力工资指数则呈下降趋势，降至70左右（这还是在不考察货币购买力变化与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购买力平价后的实际的工资指数应降至30左右），二者走势出现明显背离。这种背离正是由于在大规模国企改制和私有化过程中，产业工人大量失业导致劳动力供过于求，初步私有化的前国企为了弥补产能降低而推高产品价格的直接反映。这一物质基础直接在中国创造了一个劳动力成本极其低廉、工业品价格相对高昂的市场。

计划经济崩溃所直接导致的就是党独立于行政机关这一政治状态的终结。与毛泽东时期拥有超然地位，政治性领导一切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完全不同的是，在投身于威权资本主义的党内官僚领下，党的任务从探寻“如何在社会主义经济框架下建设国家”变为了“如何最大化利用资本主义体制，来者不拒地运用政策发展经济”。随着以上述的稀缺性为基础的中国资本主义市场在中央官僚的政策牵头下基本成型，资本主义体制的实用主义逻辑占据上风，中共不再需要维持一种持之以恒的意识形态总路线、总方针，也不需要各个地方行政机关在党的意识形态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于是，党官僚与政府行政官员的界限基本模糊了。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共所依仗的统治阶级变化，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党组、党委、各企业与经济部门党支部不再是政治中心或者“政治总纲”，而变为由行政官僚兼任的党干部职位以促进资本主义市场的繁荣并介入国企改制、加速私有化进程。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许多所谓的“党干部”与“党组成员”的帽子都戴在了那些行政官员的头上，他们用着中共党官僚的头衔领导一系列政府工作，如地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组，对外贸易的招商引资，1980年代末至将1990年代初的诸多国家和地方项目等等；在一些人的眼中，中共好似从一个伟大领袖、光辉政客的政党变为了一个“务实干部”、“青天大老爷”的俱乐部。原本占据重要领导地位的各级党委“一把手”（党委书记、党组书记等）却被中共高层要求“不再担任地方政府的行政一把手”，地方党支部与独立于政府的党员也被要求“不要干涉地方人民政府的日常行政工作”。这一现象充分说明在邓小平时代后期以及江泽民时代尝试进行所谓“党政分开”工作，实则是争取彻底取缔中共作为一个政党所拥有的独立政治意义和政治纲领，通过彻底弱化党官僚的独立存在以完整中共体制的彻底国家化并将中共深入社会各阶级、阶层的治理单位化为中国国家政府的一部分，争取将中共的党组织虚级化，变为一个完全让位于中国政府和中国资本主义体制，为其提供单纯的政治合理合法性的橡皮图章。只有这样，中国的资本主义重建才能在资本主义经济效益最大化的旗帜下，摆脱毛时代党组织剩余的最后幻影阻挠资产阶级官僚彻底拥抱其反动、反工人阶级利益的目的、残留至今的桎梏（无论是的社会主义外衣，还是党先前深入基层群众，以基层无产阶级党员作为主体的组织策略），开足马力为资本主义繁荣这一目的服务。对于此时的中共中央领导而言，最好的情况莫过于中国政府一直由一群“名义上的中共党员”所运作，把中共的一切机关弱化为一种仪式性的、赋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任命政府执政合法性的单位，并通过文官政府与各路资产阶级的直接合作达成他们理想中的“波拿巴主义”政权。因此，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共”与“中国政府”这两种术语几乎可以混用，而这在毛泽东时期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此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决策所带来的巨大负面效果，更是低估了帝国主义势力对于一个稍显弱势的国家与政党所能展现出的最大的恶意。由于资产阶级对于各级立法机关、地方文官政府等资本主义制度下代表其资产阶级利益的的国家机器先天具有极其强大的影响能力，中共中央领导们很快就会意识到，若是失去了一个强大、具有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某种独立政治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他们的一切政治地位都将迅速被资产阶级扫尽历史的垃圾堆，而这样的政治现实也将在十几年后彻底扭转先前的“既定方针”。

从“世界工厂”到“走向复兴”

既然中共的新官僚们为国际资本主义势力纳上如此丰厚的一份见面礼，以美国金融资本为首的全球垄断资产阶级和金融资产阶级寡头自然也投桃报李，于改革开放后开足马力在华投资，将中国建设成为了一个“二十一世纪的现代奴隶制国家”——正如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一小册子中所论断的，发展到顶点的资本主义国家会通过金融垄断的方式，将本土的工业与各劳动密集型产业尽可能地转移到工业基础较差、现代化产业刚刚起步的国家，以此来实现最大程度的牟利与安抚国内工人，通过本土去工业化的方式尽可能削弱最具有组织能力和革命性的产业工人的阶级力量——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初所扮演的角色就类似于二十世纪初期帝国主义国家所属“殖民地”的地位；只不过，由于全球的金融资本已经在上个世纪将全世界几乎每一份土地与每一个国家的财产瓜分殆尽，中国这最后一片劳动力极为丰富、工业品需求量极大、其官僚竭力谄媚国际金融资本，调节本国汇率以迎合外国资本的投资和商品进口需求的国家就成了全球资产阶级尚未开发的“处女地”。也正是因此，二十一世纪最初的十年成了中共官僚的“黄金十年”，随着中共着手于完善资本主义市场建设，吸引大量外国投资涌入，中国政府得以缓解极高失业率带来的政局不稳，并着手从1980年代末持续至1990年代末全国工人运动的余波中复苏。中共成为了“世界工厂”当之无愧的“厂长”，代替全球的所有帝国主义“股东”们牢牢锁住工厂里的每一名工人。

1994年是中国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财政包干制度逐渐转变为分税制开始实施的重要年份，标志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为了刺激资本主义化进程的前中期发展，通过将土地资源管理和以劳动力密集为特征的基础设施投资等财政权下放地方的方式，中央政府成功刺激了各省级行政单位在物质利益刺激下大规模发展资本主义市场、通过土地的迅速私有化与此后持续超过二十年的房地产与基础设施投资扩张为起点建设了一个极为繁荣的资本主义市场。然而，财权下放的同时也导致事权的下放，虽然这一时期的分税制相较于改革开放初期极为混乱的财政包干制度——这是一种近似于“财税联邦制度”的央地财政关系，各地的税收上交部分多以固定收入部分的固定份额为主，导致地方政府尽全力通过各种手段将收入从政府财税收入部分以私有化、社会募捐、特别基金的形式从应缴税账目上划去——通过1994年开始施行的分税制，中央虽然收回了部分对各地政府的财政控制权，确保了中央政府稳定的财政收入，但由于各级政府获得了除特定固定税种、增值税和其他几类消费税种外绝大多数财政收入的自助支配权，其不再需要像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前中期一般以花样繁杂、巧立名目的方式扩大财政收入，而是可以光明正大地发展本地经济而不必担心收入会流入国库、无法投资于本地并成为本地官员的实际“政绩”。通过将国税与地税区分并将绝大多数土地税收转入地方政府应用于本地财政预算的收入，辅以国有土地管理和经营权基本下放至各地方政府的措施，地方政府得以将全部土地增值带来的收入投入扩大再生产，这些政策与上一章所提到的广泛存在的工业品与传统产业供不应求与失业人口的大量增加产生了连锁反应：由于任何外国投资与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金融业繁荣的期冀都有赖于高速城市化与对良好基建的极高需求，房地产与基础设施建设行业成为全国各地所有政府机关“淘金”的行业，官员们疯狂地招商引资、鼓动政府内具有“良好商业能力的人才”“下海经商”，以期吸引尽可能多的外国资本来华，以全球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势力合作共赢的方式帮助他们稳固国内经济、并以一个繁荣的资本主义市场回击中国国内以工人阶级动员为主的一切反对力量。

在这些极其有利于外资进入中国的条件加持下，加以此时的中国如上文所述，是全世界资本主义投资目的地的最后一片“完美净土”，全球几乎每一个资本主义大国的每一个产业之中规模最庞大、技术最发达的一群企业代表都疯狂地在中国开拓业务，期待分得一杯羹。在二十一世纪的最初十年，外国资本对华年均投资额从九十年代末的三亿美元左右暴增至2012年前后的一百亿美元，且在此后长期维持在一百亿美元以上。由于外国投资伴随着科技进步带来的产业升级，新兴产业技术的应用（如高端装备制造、金融、信息技术及服务业）导致平均工业品价格指数相较于1982年的基准值100继续飙升，达到了2012年的约280。这一现象被2008年金融危机后胡锦涛与温家宝政府实施的四万亿元救济计划在经资本市场杠杆作用派生出的该年度新增约四十万亿以上现金流进一步刺激，形成了二十一世纪最初十五年中国市场经济极度繁荣、经济极度过热的所谓“改革开放黄金十年”。

由于各工业部门的产业升级与生产率提升，传统的制造业产业工人逐年递减，以从事出卖劳动力为生的蓝领工人和全体工薪阶层的数量却仍逐年增加，蓝领工人人口更是在2012年达到了超过三亿——这是由于各类新技术、新产品生产线引入国内所创造的新型需求所导致的，以个人消费品、第三产业等新型需求产业为主。然而，蓝领工人的购买力平价工资指数（仍以1982年的基准指数100为基期）却在这一年降低到了不到40，而全体工薪阶层的购买力平价工资指数也减少到约60（以1982年为基期）。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随着依赖生产过剩与不均衡发展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工人阶级生产的工业品从通过平均分配的方式满足绝大多数人基本一致的工业品需求和消耗转变为在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剥削体系下展现出远远虚高于其实际生产价值的交易价：随着全球人口在新世纪继续爆增，以欧陆和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工业品的需求愈加旺盛，而他们同中国官僚的政治联盟愈发猖狂，人民币同美元的实际兑换汇率从1982年的约2：1暴跌至2012年的约6：1，这一令人诧异的数字变化充分暴露了全球资产阶级伙同中共官僚以操纵汇率的方式剥削广大中国劳动人民所拥有的、以人民币为货币单位的每一分血汗钱，并将这一过程中获取的巨额利润全部转嫁到了中国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头上。

这一所谓的“黄金年代”的幌子更是中共不断分化工人阶级所创造的巨大谎言。中国政府通过利用市场繁荣带来的金融机构扩张需求壮大小资产阶级和生活更加富足的工人阶级人口，并通过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确保一群绝对拥护中共官僚机关的的“中间阶层”群体（即资产阶级学者常说的所谓“中产阶级”，不过所谓的中产阶级并不构成一个阶级，而是同上述所说的一般，由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内部生活更加富足的人口构成）。仍以1982年为基准指数100，中间阶层群体（包含收入较高的专业人员、企业中层管理人员、高技能工程师、高校和各类研究所科研人员与教授等知识分子，等诸多类别，涵盖工薪阶层中生活水平较优渥的工人阶级，从事小规模商业经营、零售、个体服务等经营活动的小资产阶级，以及银行、保险、证券、基金等金融行业内从事非柜台等服务性工作的的脑力劳动类金融从业者，包括没有实际产权的基金经理、信托管理人员等）的收入指数在1980年代和1990这一经济动荡、社会不稳，工人阶级收入同比下跌超百分之五十的时期仅下降不到百分之三十。在1990年代中后期，由于中国政府这一阶段鼓励“高知工人”与“前国企、政府职员”“下海”及“青年金融人才”的政策，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应届大学生、前普通工人阶级纷纷选择加入中国资本市场刚刚起步时的对资本主义市场极为重要的诸多金融机构（这一时期金融机构从业者由于资本市场起步导致的较高生活水平也是一大关键原因，1999年金融业从业者人均收入较同期的熟练产业工人人均收入高约百分之三十），如保险业、银行业、各国家交易所等，以个体户和中小企业所有者为主的城镇1小资产阶级人口在1990年代末较增长到超过一千四百万，较1982年增长约百分之八十到一百，而前述的脑力劳动类金融行业从业者人口则在1990年代末骤增至约三百万，较1982年（1980年代前中期，绝大多数金融行业从业者都集中在国有的四大银行系统，仍属普通工人，而到了1997年则已经有约百分之二十供职于私有的新型金融企业）的七十万左右有约百分之四百的令人震惊的增长率，到了2010年左右，狭义的脑力劳动类金融行业从业者已经超过四百五十万。在包括上述所有中间阶层的工薪阶级与自雇类个体户的统计中，大部分中间阶层人口的购买力里平价收入指数较1982年的基期仍有减少，只不过同产业工人骇人听闻的截止至2024年约20的指数相比，绝大多数中间阶层仍然能维持约75-80的指数，而金融业从业者的收入指数更是在2019年前后回升到了约100左右。截止至2024年九月，在中共大力鼓励金融业和个体创业者的政策推动下，城镇个体户、金融业从业者、自雇人员等群体所组成的中间阶层占总就业人口超百分之十五，具有一定的人口数量与类似的阶级利益。由于上述中间阶层相对于其他工人阶级更为富足的物质条件完全来自改革开放后较为繁荣的资本主义市场激发的城镇和金融、贸易等资本主义市场下的媒介型基础产业繁荣，他们的阶级利益极度仰仗中共镇压工人运动并“维护社会稳定”。中间阶层在这十年中的极速扩张与这一集团在各类社会群体，尤其是媒体产业中的大量存在，也创造了所谓“改革开放后物质生活显著提升”的谎言，事实上仅仅是一小部分掌控公共知识与发声渠道的中间阶层生活的相对生活质量显著改善的假象，与之相对的是无产阶级在二十一世纪开始的这十年中，如上文统计数据所展现的那般，所受的无尽剥削与压迫。

不仅无产阶级迎来了十年苦难，试图将中共在消除其意识形态与党的政治独立性后让位于行政机关和文官政府的进程也同样迎来了彻底的失败。由于中国当今政府的合法性不仅仅来自经济建设和民生发展（尤其是对上述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扶持）的成功，也同样来自第二次国共内战以及革命建设时代遗留下、得以团结无产阶级民众的巨大威望——这一威望完全归功于广大无产阶级党员与群众的政治与经济参与。显然在基层群众的心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绝对无法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赋权的。尤其是在二十一世纪愈加猖狂的资本主义市场剥削、压迫下（先前触目惊心的数据已然证明了这点），一个缺少健全基层党组织的中国政府更没有能力在缺少了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光环”庇护后，依靠官僚机构与隶属于新资产阶级的社会团体（如二十一世纪大量涌现的企业商会，各地方私企的行会等）完成对地方群众与乡镇地区的政治统合，尤其是在这些资产阶级团体已经发展出自立意愿，经常性同外国资产阶级沆瀣一气，利用一部分追求更多民主与个人权利的小资产阶级政治运动和工人阶级的动员与罢工等事件要挟中共向资产阶级与自由主义者“放权”。

2012年前的中央与各地人民代表大会与今日不同，其仍然能够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中国土地上有巨大缺陷的资产阶级立法工具，通过发表公开言论、各类议案、进行对政府机关的监督与调查等手段动员群众力量对中共构成一定压力，中共在此时为了安抚外国资本和同国际资本合作所必必要的本国资产阶级仍未完全掌控全国各立法机关；以许志永事件为例的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后期爆发的诸多事件都反映了小资产阶级民主化诉求和工人阶级的经济诉求被国内资产阶级通过人大、政协或是境外帝国主义势力利用，污名化为“反共反华”运动并试图以此向中共施压，要求其交出更多权力的方法。对于新产生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而言，中共机关就是一个“尾大不掉”的无用机构，一个所谓“完美”的资本主义体制和资产阶级并不需要它，而是希望借用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机关”，彻底瓜分中国的一切经济利益并防止一个对全社会一切方面有着强大渗透能力的中国共产党掣肘他们的食利——毕竟，这样庞大的统一国家、统一政府和统一政党可是随时拥有撕破同国际资产阶级势力之间的一切联盟并寻求争霸的能力。在改革开放后的二三十年中，由于工人阶级的动员还不够强大、小资产阶级提出的政治纲领还没有触及中共中高层官僚们作为一个管理全国的“高干特权集团”存在的根基，中共中央的领导们还能容忍为了发展市场经济、融入全球资本主义潮流而带来的工人阶级动员扩大与资产阶级力量壮大。然而，随着国内资产阶级日益强大，其愈发猖狂，甚至有妄图干政的行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愈发明显地期望通过国际金融资本势力颠覆中国共产党党员操办下的国家秩序、肢解或半肢解统一的中国国家官僚机器以增强欧陆和英美资本对华经济剥削的力度，而工人阶级又随着经济剥削的愈演愈烈加大了动员力度，中共各级机关在2010年后都逐渐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恐惧——中共与中国政府高层官僚自从重建资本主义制度以来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稳固自身的利益，并确保“中国政府”这一大集体下每一个官员能够永远以“世界工厂代理人”或是“国际资产阶级的好伙伴”的身份永持权柄：然而资本主义化措施导致的二三线城市没落和资产阶级实力壮大已经令许多地方党官僚丧失许多特权与许多利益，并正将矛头指向中央；中共官僚们惧怕资产阶级有朝一日当真和“境外势力勾结”，从他们手中夺取他们赖以生存的一切政治权力；他们同样惧怕那来自中国工人对一切帝国主义势力滔天的怒火喷涌而出，吞噬他们自1982年以来努力打造的一切供自己坐稳位置的物质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危机不仅来自外部势力的压迫，同样也来自党和政府内正酝酿的巨大矛盾。由于分税制的逐渐落实与固化，中央对各地政府的掌控随着财权转移与地方政府对大多数行政事务所属事权的全权负责进一步弱化。分税制明确将税收收入按比例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划分，但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却承担了大量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支出。这种“收入中央、支出地方”的格局导致地方财政收入往往不足以覆盖其庞大的支出责任，从而迫使地方政府寻求其他融资渠道，如加大对土地出让收入和各种地方融资平台的依赖。地方政府在自主筹资过程中的行为极大增强了其财力和决策自主性，但是也极大刺激了各级政府对当地资本家和民营企业的依赖性，直接增强了各地资产阶级对政府财政政策的直接影响。先前所提及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4万亿刺激计划，催生了地方大规模基建和房地产投资，迅速激化了财政收入与支出之间的矛盾，自2010年起，沿海发达地区和经济特区的地方债务总额占当地生产总值的比例在2010年已达到百分之十五左右，而隐性债务规模远远超出公开统计数据，根据一些估算后累计可达到百分之二十甚至百分之二十五以上。

由此经济矛盾引发的中国共产党党机关内部的巨大冲突隐患也不容小觑。中共在改革开放前的以地方党干部为核心的执政传统以及数十年的宣传令中共党内仍留下一大批政治上虽然极度懒散，完全不愿捍卫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对于党的机构强烈守旧、坚定捍卫自身政治利益的所谓“老干部”；这批干部虽然迂腐，但是却代表中共基层治理体系最坚不可摧的一环，如果失去了他们的支持，北京的中共中央无法实现任何群众性工作，无论其是政治的还是行政的。在中央层面，邓小平等人可以通过“中央顾问委员会”等特别机关实现平缓过渡并建立新的权力交接体系，但是在中国庞大的地方政府中，他们完全无法做到任何“和平交接”——尽管经历过毛泽东时期的官僚一波一波老去、退休，但是他们只要仍在任上一天就必然会尽力阻挠着任何动摇官僚特权的改革深入地方，而他们的“接班人”也不遗余力地贯彻他们“先辈”们的宗旨，尽全力防止改革开发造就的新生资产阶级过度干涉党国内政与地方机关的治理体系。然而，正如先前所论述过的，市级以下的各基层单位的党政划分并不清晰，县委书记与基层各单位（村委会等）书记、主任基本隶属于党务官僚的范畴，资产阶级壮大与上级单位要求扶持民营企业的政令直接导致他们丧失许多先前所拥有的裁定权，而不得不与外来投资者与资本家协商本地发展事宜，这同他们维护自身权威与辖权的阶级利益严重冲突，进一步刺激各地官僚的严重不满并导致中共基层控制力减弱。在2010年前后，有许多反对江泽民、胡锦涛改革开放路线的中共内部反对派都曾试图利用各地党员与干部对这一现象的不满大做文章，其中最为经典的例子就是在重庆妄图通过动员并控制群众运动唤起无产阶级对过去社会主义时代怀念，进而巩固自身民众支持并要挟中共中央选择他成为国家领导人的前任重庆市委书记，“太子党”成员薄熙来。薄熙来是中共内部保守派干部将毛泽东时期社会主义元素与“父母官”身份糅合的代表人物，曾在重庆主政期间尝试打压外资与民营资本的无序扩张并重建国营企业的关键主导地位，并得以号召一系列重庆辖区内的地方官员效仿。尽管薄熙来在党内斗争中败于以习近平为首的诸多其他意识到他动员群众行为所具有的巨大不可控因素的官僚，他所引发的诸多政治事件事件仍然成为一个分水岭，既将中共党内斗争日益扩大的风险暴露在全中国人民面前，也另愈发恐慌的中共全体官员意识到即刻更改航线迫在眉睫的必要性。

中共在1980年代重建资本主义至2010年前中期这三十多年的政策基本完全忽视了工人阶级的任何物质利益诉求，尽管保留了诸如普遍的社保、医保与低收入群体较低税收等政策，但是工人阶级的实际收入与物质生活较1970年代末逐年下降；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在这三十年间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发展一个繁荣的资本主义市场以巩固自身作为一个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波拿巴主义集团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因此对帝国主义势力与国内资产阶级一再缓和，不断向他们的许多诉求屈服。然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这个成为资产阶级波拿巴尚不足半个世纪的统治集团在此时已逐渐慢慢意识到国际资产阶级吃人的本性，他们若是想要当这个“波拿巴主义的居中仲裁员”，那么就绝不能放任资产阶级与国际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无序扩张，尤其是当这一扩张已经威胁到中共自身的统治根基，动摇中国政府的合法性与中共作为一个政党的团结。中国政府必须中国工人十年以来由前所未有的经济压迫所带来的，愈发无法压制的滔天怒火泄至他处，更需要重新缓解党内矛盾外溢的巨大风险。2012年后中国共产党在十年内采取一些列重大转向措施，包括同邓小平、朱镕基等人更加“自由化”的资本主义政策分道扬镳等政策，就是中国的统治集团在以上所述的基础上被迫进行的。

2012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以及新一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被代表中共各地党员和官僚机关利益的党代表们在中共中央委员会指导下被确立。习近平在2014年以前曾被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内外不同政治群体（包括但不限于中共领导人、海外自由派、前民运人士、诸如达赖喇嘛等反中共的宗教人士等）广泛认定为“改革先锋”，“民主卫士”，期待中国在习近平的“带领”下继续深化邓小平、江泽民与胡锦涛时期持续并加强与国际资产阶级利益接轨的诸多国内政策；当时，绝大多数海内外自由主义者都认为习近平的上台是一个重要的风向标——一个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掌权者们愿意进一步向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新自由主义秩序妥协，继续实现中国的自由主义建设和资产阶级以同政府直接协商的半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成为真正的国际资本之天堂。然而，自由主义者并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官僚机构运行的内部逻辑——中国共产党并非欧式议会党，其党内官僚的升迁与履职并不依靠“个人魅力”或“人设”，而是依靠政绩与顺从整个政党的文官机关通过其有机的执政网络于无声之中做出的集体决策；中国共产党也绝非一个政治上持之以恒、坚定理论道路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其任何据有实权执委的领导干部们在资本主义重建后的中国都只需要坚持一条永恒不变的原则：那就是左右摇摆的“实用主义”本身。习近平的所谓“亲民主自由主义”态度是由全中国与执政党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倾向渲染的，是文官通过紧锣密鼓、环环相扣的执政机器，以海量文书行政工作与政治指导方针，在全国暴力机器支持下得出的政治道路，与任何个人的政治抱负或理论偏好都几乎毫无关系；或许身在北京中南海的几位大领导能够对这处国家机器的最终面貌打几个补丁，放上几块好看的牌匾，但最终，中国共产党把握地方实权的一切行政领导干部的唯一核心纲领，就是作为中共官僚整体的一部分忠诚地反映并执行这个机体通过上述的一切方法以集体思考下达的集体结论。很明显，既然亲自由主义的态度与一味迎合国际资产阶级的利益已经威胁到了这一执政机体的存续本身，既然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独立代表们已经开始公开发言、试图借用本国资产阶级和国际帝国主义势力的干涉，通过仅存的民主议会制度直接凌驾于政府的诸多秘密之上、指挥这个执政党和政府的施政方针，那么这些噪音当然不能被允许存在下去。官僚集团的恐惧已经出现，而如薄熙来等令这种恐惧继续深化的“鼠目寸光之辈”已经被执政党的自我清洁机制所击垮，那么习近平和整个中央自然不可能延续那上个十年的政策。

比起他的前辈，如胡锦涛和“团派”，习近平无疑是更具智慧、更加灵活的政客，他能够敏锐地捕捉到整个执政党内深深的不安，更能够意识到在国际资本主义于中国盈利的背后对整个中国共产党执政体系已经造成的巨大负面影响和破坏——2014年前后正是中国工人阶级罢工斗争运动的高潮，而这样的运动又和不在安分的国内资产阶级企业家们联动，对中央构成前所未有的压力。胡锦涛和他留下的老“自由派”班子没能认识到这一点，他们仍对帝国主义势力抱有侥幸的妥协心理，认为通过适当的政治自由化与言论管控的宽松能够换取一些喘息的时机；然而正如我们早就论述过的，中国的国内局势与资本主义力量之间尖锐的矛盾早已不允许任何缓和的空间——就像1914年的欧洲那样，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爆发已经迫在眉睫，第三世界国家资源持续被剥削、希冀获得本土工业化的目标与中国因生产过剩而竭力寻求新市场、输出劳动生产力的需求结合在一起，在2010年代中期已经开始促使中国资本涌入亚非拉地区进行投资，而这样的金融运作必然彻底摧毁欧陆和美国金融寡头输出矛盾、转嫁危机的根本方式——那就是以欧元和美元，以伦敦、巴黎和纽约为基础操纵全球货币的新殖民主义“全球治理”体系——当新旧两种资本主义处于利益完全针锋相对、且任何一方的失败都将导致其统治阶级彻底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时，帝国主义统治者们自然也就失去了任何妥协谈判的余地。习近平及其幕僚集团认识到了这一点，而这随后带来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奋力一击。